赖晨

　　

　　黄伟经，1932年生，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历任记者，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主编、编审，著名学者、作家，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小说、诗歌的著名中译者。他在广州《随笔》杂志社任编辑时认识了杨绛，后来和她建立了亲切的友谊。

　　初次相识

　　上世纪80年代初，黄伟经当时是广州《随笔》杂志的编辑，他每年都要到北京为杂志组稿，有时候一年还要去两三次，一般住在人民日报社的招待所。

　　1984年5月初，52岁的黄伟经再次来到北京组稿。他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和袁鹰（田中洛）、姜德明等人打听杨绛、钱钟书家的地址，表示要向他们约稿。袁、姜表示支持，把杨绛夫妇在三里河寓所的门号和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不过，他们郑重其事地提醒他，杨绛夫妇一般不见来客，尤其不愿意见记者编辑，就是他们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都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接见，很难得到他们的稿件，何况他是从广东来的一个地方刊物的编辑。但他们最后还是鼓励他去试一试。

　　黄伟经认为约稿是编辑的责任，决定亲自登门拜访杨绛夫妇，一来表示诚意；二来万一对方在电话里一口拒绝了，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了。

　　那天是个星期日，早上9点多，黄伟经打的来到杨绛夫妇的宅门前。他轻轻地按下了门铃，开门的是钱钟书，隔着铁栅栏门问他找谁，当他得知对方是从广州来的编辑之后，客气地让黄伟经进入家门。

　　黄伟经踏入屋内，从过道走进一个约30平方米的厅堂，即是后来杨绛回忆录《我们仨》写的“起居室或工作室”。她和钱钟书就于此看书、写作、闲谈和待客。厅里的水泥地板未装修，非常整洁、朴素、雅致。除了一大一小两张写字台，几个书橱的字典书籍和墙上两帧条幅之外，还有两个单人沙发和夹在中间的小茶几，再无其他陈设。杨绛见有客人来，便请他在左边沙发落座，钱钟书也随之在右边沙发坐下。杨绛给他端来一杯茶，置于茶几，她自己就坐在钱钟书旁边的木椅上。

　　黄伟经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就向他们开门见山约稿。杨绛表示要看看《随笔》杂志之后，再决定能不能投稿，并问他有哪些作家、作者为《随笔》投过稿。黄伟经介绍有廖沫沙、李健吾、黄药眠、曹靖华、端木蕻良、钟敬文、叶君健、林林、荒芜、严秀、唐弢、杨沫、魏荒弩等人。杨绛突然来了兴趣，表示该刊品味不错，名家如林，并问他是不是南方人。黄伟经说：“我是客家人，家乡在广东梅县。”杨绛问他是不是黄遵宪的本家，因为他们都是嘉应州人。黄伟经说自己家在梅县山区，而黄遵宪的故居在梅州城郊，两家相距一百多华里的路程。杨绛说：“我认识一些客家朋友，他们都很热情好客。”杨绛夫妇的随和热情和平易近人，让拘谨的黄伟经放松了很多。

　　交谈约两个小时，黄伟经起身告辞。杨绛开门送他离开，下楼前，黄伟经向她鞠躬告别，并委婉地表示过几个月还会来北京组稿，到时候再来看望二老，不知他们欢迎否。杨绛要他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约好时间。显然，杨绛表示欢迎他再次来访，黄伟经心里十分高兴。

　　一星期后，黄伟经回到广州。他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将已出版的《随笔》1984年第一、二期和1983年全年6期共8册包好，航寄给杨绛夫妇。

　　再次拜访

　　过了三个多月，1984年8月31日下午3点半，黄伟经依电话约定，准时又来到钱、杨住家。

　　这次开门的是杨绛，她轻声细语地说：“你可真守时！”钱钟书起身招呼，大声说：“远客！”招呼他在沙发上坐下。杨绛像上次那样，给他端来一杯茶，并说：“北京天气干燥，先喝喝水。”黄伟经高兴地表示自己很荣幸能再次来拜访二老。杨绛接话，叫他别说“拜访”，已经见过面，就已经算朋友了。黄伟经谦虚地说，《随笔》是小刊物，无法和北京上海的大刊物比，所以无法拿到老作家的好稿子。杨绛则说别妄自菲薄，大刊物牌子大、名气大，但不见得一定有好东西。她看过《随笔》，很多文章都很有味道，值得一读，并表示可以为《随笔》提供两份稿子。说完，她面带微笑，从木椅上站起来，从小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她还未发表的《老王》《林奶奶》两篇稿子，然后坐下，将两篇稿子给了黄伟经。

　　黄伟经心满意足地把稿子小心地放入随身的小提包里。还有什么比约到好稿子更让编辑高兴的呢！离开杨绛家后，他开心得就连空气都觉得特别清新，人行道边上的景观树也绿油油的。回人民日报招待所的路上，黄伟经一直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能再次得到杨绛夫妇的接见，真是上天的关照。他没想到举世闻名的大鸿儒夫妇，原来是这样的随和、谦虚、坦荡、真诚；他一个普通的编辑，竟然能得到他们的信任；《随笔》这本地方杂志竟然得到了他们的好评。

　　从此，杨绛夫妇对《随笔》的支持，对黄伟经本人的帮助、鼓励和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从《随笔》退休，历时七年之久。

　　支持退休

　　1991年秋，一天上午，黄伟经按约定的时间，又来到钱、杨二老家里。交谈中，黄伟经说到自己退休的事。他说，明年自己满60岁了，打算从编辑岗位退下来。这几天，他已见过好几位老作家和同辈作家，跟他们谈起此事，他们都希望自己别那么快退，继续干。但是，他还是想，到时就退吧。

　　讲到这儿，杨绛说：“很对，伟经！你明年就退下来，多一天也不要干了！你是实实在在地‘为他人做嫁衣。你自己并不是不能写作。当编辑，就好比树叶！一到气候变化，大风一吹，许多树叶就簌簌往下掉。你自己怎么不做一棵树呢？”她又摊开双手说：“你有两只干净手，尽可以做你本人乐于做的事。”杨绛接着说：“你退下来，有个自由自在身，你自己写点、译点东西，更好。”

　　真是大智诲人，润物无声！二老推心置腹的话，令黄伟经感激不尽，铭记于心。他办退的决定，更加坚定了。于是，此次从京返穗以后，很快就写出《告别〈随笔〉》初稿。黄伟经随后就将600余字稿《告别〈随笔〉》，航空邮寄钱、杨二老，请他们看一看。二老看后，改了稿中一个字和一句话。

　　接着，黄伟经就将自己这篇“告别词”《来者大可为——告别〈随笔〉》，刊登在他退休前最后一期签发的《随笔》1992年第六期。当读者读到它时，他已如释重负，实现了退休的心愿。■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