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雪耿

　　苏南地区从1953年起先后组织了互助组，1955年下半年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10月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9月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直到1983年春，苏南地区全面开始了第二次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同年8月，建立了25年的人民公社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当时，曾有农民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谓“解放前”，意思是结束了三十年的大集体生产，重又回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就像走了一个圆圈，从起点走到终点，却又仍然回到了起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集体生产时，在我的家乡——苏州城东阳澄湖畔的跨塘人民公社的干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意思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共产党来了召开的会议实在太多。

　　农村大集体生产时期，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是如何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劳动的呢？其方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开会”。上面召开一个会议，下面层层传达贯彻其精神，最后落实到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身上。从公社到大队、到生产队，干部们几乎成天钻在会议堆里。

　　1965年有关会议的统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辍学回乡务农，二十来岁即担任了生产队长。因为有一个做作家的梦想，为了积累素材、练习写作，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写了整四十年的日记（计200多万字）。2009年我开始学打电脑，在一位作家前辈的鼓励下，我把日记全部打印了出来，并把它编辑为《一个苏州农民的四十载日记》。这个过程让我似乎又重活了一遍，尤其那段我亲历过的大集体生产的日子，对我感触很深。现在，我把1965年吴县跨塘人民公社（现在属苏州工业园区）召开的两级（公社、大队）干部会议、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大会等情况，单独辑录成《1965年跨塘公社有关会议统计》；把我家所在的前庄大队召开的生产队长、会计、积极分子（生产队骨干）、社员大会等也单独辑录成《1965年跨塘公社前庄大队有关会议统计》。我想，把开会这笔账整理出来，也把实行责任制前后的粮食产量对比账理出来，也许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这段三十年大集体生产，正确理解三十年来农民为什么没有富裕起来，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关于《1965年跨塘公社有关会议统计》，简单归纳如下：

　　一、公社两级干部会议：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开两级干部会（简称二干会）16次，累计实际时间共20天；跨塘公社25个大队，合计大队干部参加会议共花去1125个工日（按一天一个工日计算）。

　　二、公社三级干部大会：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简称三干会）24次，累计实际时间共54天，合计大队干部参加会议花去6875个工日；跨塘公社335个生产队（其中一次3人参加、二次2人参加、其他每次1人参加），合计生产队干部参加会议花去19765个工日。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共花去26640个工日。

　　三、公社贫下中农代表大会：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5次，累计实际时间共17天。参加代表1150人次，列席代表（大小队干部）710人次，累计14天；合计参加会议的代表共花费29490个工日。

　　四、县委、县政府召开的三干会、四干会：1965年2月5～11日，吴县县委政府召开四级干部会5.5天，跨塘公社出席每个大队干部4人，计100人；每个生产队出席生产队长1人，计335人；合计为435人X5.5天=2392天。9月17～27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三干会10天，跨塘公社出席每个大队书记1人，计25人，合计为250天。两次会议共花费2642个工日。

　　以上总计59897个工日。没有计算公社干部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没有计算民兵、共青团、妇联等其他条线召开的会议。

　　关于《1965年跨塘公社前庄大队有关会议统计》，简单归纳如下：

　　前庄大队共10个生产队，1965年全大队总人口约800人。

　　一、生产队长会议。1965年召开队长会43次，每次折0.5天或0.3天，累计实际时间22天，合计220个工日；每次队长会，大队正副职干部基本上都会参加，每次按7人参加算，合计154个工日。共计374个工日。

　　二、生产队会计会议。全年统计到8次，累计时间7天，计70个工日；加上大队会计，共计77个工日。

　　三、积极分子（骨干）会议。全年召开21次，每次0.3天或0.5天，每次每队参加3～5人不等；合计小队干部536个工日，大队干部80个工日，共计616个工日。

　　四、全大队社员大会。全年召开大队社员大会14次，有时男女社员分别召开，每次按0.5天计算；每次参加人数按400人计算（其中男160人、女240人），则全年为1960个工日。

　　五、其他会议全年召开贫协代表会、农技员会等5次，计52个工日。

　　1965年前庄大队召开的有关会议时间，总的累计3079个工日。以上统计同样没有计算民兵、共青团、妇女等条线单独召开的会议，以及纯粹的大队干部会议。

　　关于以上两个统计中有关干部参加会议的频率，再作一个简单的归纳：

　　大队支部书记：以上两个统计中，1965年大队支部书记参加公社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参加大队召开的有关会议，共计130次，平均2.8天开会1次；共计参加会议145.5天，平均2.5天开会1天（不包括纯大队干部会议）。

　　生产队长：以上两个统计中，1965年生产队长参加公社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大队召开的有关会议，共计108次，平均3.38天开会1次；共计参加会议113天，平均3.23天开会1天（不包括几乎每天晚上要召开的生产队社员会议，包括评工计分等）。

　　我为什么选择1965年统计呢？首先，因为我是1965年1月开始担任生产队长的，日记记录得比较准确；其次，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公社、大队召开各种非生产性的会议时间就更多了。

　　会议的实际功效

　　首先，会议的经济代价不小。

　　1965年跨塘公社召开的有关会议，共花了59897个工日。拿大队来说，光一个前庄大队自己召开各种会议，花去了3079个工日；前庄在全公社来说，属于规模中等的大队，全公社25个大队，以此推算（只能算个大概），全公社就相当于76975个工日。公社和所有大队召开会议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是136872个工日，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明显地看出，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对农民种田管得太细也太辛苦了。

　　据我的日记记录，我所在的前庄大队第一生产队，1965年年终分配水平是0.90元（1个工日单价），在当时全公社的分配水平中，也属于中等。若136872个工日，按我队的分配水平折算，便是123185元现金。

　　1965年，跨塘公社的农业人口是20938人（《跨塘镇志》126页），这笔开会的人工费摊到每个农民身上就是5.88元。1965年，农村总户数5139户（《跨塘镇志》316页），平均每户摊到23.96元。看起来这数字很小，但是，1965年就跨塘公社来说，相当多劳力不强的农户年终分红拿到手的现金也就几十元，而这几十元需应付全家下一年度的各种开支。六十年代初，农村青年去参加社教工作队，月工资也只有20～22元。

　　以上仅算了会议参加者的人工费，并没有计算会议组织者开销的各项费用。

　　其次，从开会的实际情况来看会议的功效。

　　参加会议的人并不认真听和学。1965年7月7日～9日，跨塘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8日，我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话：“开会当然有益处，但像今天这种会议效果不大。比如，下午的大会，我估计有40﹪的人在会场外，在会场内的也只有约60﹪的人在听；在认真听，做记录的则极少。又比如，上午参观现场，许多人不好好看，有的抄近路，看到走在前面的人在回来了，后面的人立即转身向后走，反当了先锋。不是想学点什么，而完全是应付、赶任务。”7月11日，前庄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当天晚上我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一句话：“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到会的人不多，妇女更少，时间拖得很晚。”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大队主要领导对于社员大会最怕两件事：社员带小孩来和妇女带针线活来。社员大会，男人视作休息的机会，妇女则利用来做针线活。

　　各级领导都寄希望于通过召开各种会议把上面的精神贯彻下去，两干会、三干会、骨干会、社员会等，层层开会，反复灌输；干部开会后又要进行检查、评比，以求得最好效果。其实不然，会开得越多，基层干部和社员越容易产生疲劳感，甚至于逆反感。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反正种田人做什么、怎么做，我们自己都做不了主；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就是了，听不听都一样。

　　三是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影响了会议的效果。1965年1月18日，在我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今天的讨论，我感到有些队长不够认真，发言不热烈，有的根本没有正式谈过，但倒是大多很会说笑。我对老X的印象也不够好。我是指他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连讨论的题目都说得不恰当。说话杂乱无章，没经过认真思考。虽然，不能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要求过高，但作为当了十多年干部还是目前的水平，不能不说平时在工作上很不钻研，而是应付。”10月31日前庄大队召开了队长会，当天晚上我的日记中也有如下一段话：“对于下午的会议，我和其他队长都感到无次序，没有好好解决问题，尽瞎扯了一些别的。这是因为开会前大队干部没有好好商量统一。”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

　　贯彻上面会议的精神，应该结合本地（公社或大队）的实际，事前应认真研究统一，做到切实可行，心中有数。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本身文化水平低、能力差，如果加上责任性又不强，那么，在贯彻上级会议精神时，许多内容就被层层“贪污”掉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干部本人，客观上当时的农村干部基本上都是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初期涌现出来的比较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有的虽读过几年私塾，但大多数是文盲，仅在建国初的夜校、扫盲班和工作实践中学会了几个字。以我家所在的前庄大队来说，三名主要干部，书记和大队会计是道士出身，对农业生产较外行，大队长是没读过书的。当时公社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状况，大体上也与前庄差不多。他们去参加上一级召开的会议，很少有记笔记的，记也记不多，大都是凭脑子硬记和会议参加多了养成的一种记忆的本能，回来传达贯彻自然难免会打折扣。大队干部的总体水平尚且如此，生产队干部的文化水平则更低。总之，鉴于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能对各类会议的实际效果有过高要求吗？

　　四是最终结果影响了干部的责任性和群众的积极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层层开会最后都落实到生产队长这个针眼里；一个生产队，一百多个人，天天要见面，各种矛盾又都集中在队长身上。生产队长是农村里官衔最小、责任最大、做得最苦，却又是最不讨好的人。因此，在大集体生产那段时间内，生产队长“掼纱帽”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些生产队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轮到过当队长了。大忙中公社下乡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掼纱帽”队长戴“帽子”。

　　大集体生产，如何做到“按劳分配”？靠的是评工计分制度。然而，农业生产大多是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采用的是传统的生产方法，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制定规范精确的操作流程，所以任何评工计分的方法总有空子可钻，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人或多或少会有私心，况且是习惯于小农经济的农民。当时农村里流传有这样一些顺口溜：“出工一条龙，生产大呼隆，干活磨洋工”……

　　责任制前后的产量对比

　　1983年春跨塘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作为一级生产组织和核算单位已不再存在。体制改革后，解放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农村工作的重点开始向乡镇工业转移，在我的日记上，已经没有了“三级干部大会”的记录。即使是乡镇两级干部会议，也是开得少之又少；涉及农业生产的会议，与大集体生产时期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个乡镇设立农业服务公司和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各个村设立农业服务队（站），为承包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较大的农机具归村服务队，平时做好维修保养，大忙时保证给农户耕地、灌水、水稻生长期的水浆管理和粮食作物收割等。对于三麦、水稻种植、管理中的一些有利于提高产量的科学方法和措施，农民们会自觉执行，无需干部来反复检查督促。

　　根据《跨塘镇志》记载：责任制前的1982年，跨塘公社水稻面积36195亩，单产428.7公斤，总产15520吨；加上三麦总产5240吨，全年粮食总产20760吨。

　　责任制后的1984年，跨塘乡水稻面积36835亩，单产453.8公斤，总产16716吨；加上三麦总产6188吨，全年粮食总产22904吨。

　　1984年比1982年水稻总产增加1196吨，三麦总产增加948吨，全年粮食总产增加2144吨，增10.3%。

　　1982年上交国家粮食9110吨，1984年上交国家粮食9590吨，增加480吨。增5.3﹪。

　　不争的事实，1983年分田到户以后，跨塘公社（乡镇）与全国各地一样，不仅粮食产量继续稳步增长，同时，乡镇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粮食持续双丰收；并不因为干部很少管农民种田了，不再召开那么多会议了，粮食产量就受到影响。■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