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季一开学，扬中县中学就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师生投入大炼钢铁的浪潮。夜晚的校园灯火辉煌，炼铁炉旁，人头攒动，炉火熊熊，鼓风机呼呼作响，好一派忙碌的景象。但是，半个月下来，却没有炼出一星半点的合格铁块，用杨斐然校长的话说，“这是刁难接生婆”。
这时，学校领导果断作出决定，将高三两个班师生近一百人派往大路镇五峰山，开山铲土脱坯烧砖。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一天早上，由沈传荣、余清逸、华世同三位老师和学生党员丁国香、朱善庭带领我们按民兵编制方式组建班排单元，肩扛简单的行囊，乘坐姚镇班（姚桥镇至镇江市）客轮，浩浩荡荡奔赴目的地。临近中午，抵达大路镇码头，上岸后扛着行囊，赶往宿营地王家祠堂。
我们一跨进祠堂大门，顿时傻了眼。祠堂早已荒废，蜘蛛网层层叠叠，真是“兔从狗洞出，雉从梁上飞”，五味在胸中翻腾，但是谁也不敢讲半句埋怨的话，草草地吃完中饭，就动手打扫卫生。祠堂前后两进房屋，前一进是做男生宿舍，后一进东边做个教室，西边做女生的宿舍，前一进的两边厢房分别是办公室和老师厨师的下榻处。整整一个下午，全体师生清除院里院外杂草，搬运垃圾，个个忙得蓬头垢面，才算安顿下来。晚饭后，我们到厨房里打一盆热水，掺上井水，在宿舍里擦了把澡，挪动几乎散了架的身子上床睡觉。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哨音一响，我们就起身，简单地洗漱一下，急忙赶往操场参加队列训练。吃完早饭，一个班的学生留下来上课，另一个班的学生到工地上开山建窑。我们到了工地，拿镐的刨树，拿铣的除草铲土，拿水桶的到江边担水泡土，聘请来的烧窑师傅领着年龄稍长的学生顾宪成和施大福清理场地，垒起埂子，准备堆放砖坯，还安排一些学生搭建工棚和砌工作台。
准备工作才有点头绪，我们就开始脱砖坯了。那时没有搅拌机拌土，我们就顶着骄阳，赤着脚和泥踩土。这里的山土特别粘脚，一脚踩下去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拔出来，累得汗珠直滴。这时，铲土的铲土，扒土的扒土，挑水的挑水，踩土的踩土，很少有喘气的时间。等到太阳落下山，班长吹哨收工，这一批文弱书生已是面目全非，个个脸庞晒得红通通，有的手上磨起水泡，有的小腿的汗毛已脱光，皮肤皲裂了，有的肩膀上肿得像馒头，但是谁也不敢吭一声。要是谁发一句牢骚，准得召开民主生活会挨批判，上纲上线，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我记得，睡在我上铺的蒋开诚同学，他家就在三茅镇上，是个走读生，为人内向，有点木讷，功课非常棒，后来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他刚开始过集体生活，一时不适应。一天清晨起身集合，他起床后又忙着整理床铺，磨磨蹭蹭，跑到操场已迟到了，被班长叫到队伍前训话，弄得他灰头灰脸。
1959年7月我们就要毕业参加高考，功课也不能落下来，只能轮班上课。事实上，我们已经累得腰酸背疼，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自习课，上床甚至要抱着腿挪上去。晚上只安排了六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因此，上课时经常有同学打瞌睡。上立体几何课的是曹文崇老师，泰州人，我们亲昵地叫他曹老。他原是福建某市教育学院的讲师，接近花甲之年。1958年底调进扬中县中，接替顾以聪老师给我们讲授立体几何课。曹老个子矮敦敦的，冬天穿呢子中山装和呢子大衣，戴顶呢子鸭舌帽，迎风往往会淌眼泪。当时，他的工资最高，月薪120多元，常常接济贫困学生，口碑颇佳。因为年事已高，他便住在学校里，隔夜坐轮船赶到王家祠堂休息，次日上课。他上课特别风趣，有时将数学公式编成顺口溜，用地道的苏北话哼出来，逗得学生哄堂大笑，但是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例如“奇（即奇数）要改偶（即偶数）不改，定符号相间来”。他上课发现有学生趴在课桌上睡着，涎水滴了一滩，也不吹胡子瞪眼睛呵斥学生，只是风趣地说什么“春天的汉子，挑不动两黄烂泥罐子，哈哈睡着了”。这一句话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打瞌睡的也惊醒了，又振作精神听课了，不知不觉就到下课的时间了。
曹老在文革期间，身心备受摧残，没有熬到改革开放的春天就病逝了。因我在文革期间也作为全县四个反动学术权威（华世同、余清逸、朱务清、李茂隆）之一，失去人身自由，挨批斗，感同身受。（华老师文革初期就无缘无故地去世，却被安上自杀的帽子。）上立体几何课，我们既轻松又愉快。那时，每节课五十分钟，曹老只讲三四十分钟，留下十五分钟左右，让我们当堂做作业，每次三五道题目。下课的钟声响了，作业也完成了，由后边传到讲台上，曹老带回去批改，从不布置课后作业。1959年7月，我们到省镇江中学参加高考。那时镇江地区只设了一个考点，省丹阳中学的学生也来这里参加高考。吃过晚饭，在校园里散一会儿步，理科学生就到一个教室里，听曹老作考前辅导。教室里坐满学生，省丹中的三五个考生正巧路过这里，就站在室外听课。曹老一踏进教室，就引起学生的一片笑声，他先是莫名其妙，后来自己也笑起来了。原来临走时，师母为先生准备衣衫时，把她的汗衫错给了曹老。曹老洗澡换衣裳时，也没在意，就套上汗衫来上课。那时，女式汗衫有一根丝带好扣紧领口，避免袒胸露乳的。因此，学生们一眼就看出曹老穿错了汗衫。曹老也笑着说：“不好，不好了，老太婆把汗衫拿错了，真好玩。”那天晚上，一个多小时，曹老讲了六道典型的题目，第二天上午开考，居然有五道考题如出一辙，让我们着实高兴了一番，也让丹中的那几个考生沾了光。现在，我们也步入耄耋之年，聚会时还常常有人谈及这桩趣事，深切缅怀曹老。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脱砖坯了。一人一个工作台，先把踩好的泥土铲到台边，再分别切割成一小块搬到台上，反复摔打搓揉以增加它的粘度，然后搬起来掼进砖坯的模子里，最后用钢丝制作的弓沿着模子边沿从前往后拉一下，这样多余的泥土就分离出来了，一块砖坯成型了，翻过身倒在一块木板上，卸下模子的边框，砖坯就制作成功了。这样一次制作5块，再端起木板将砖坯搬到晒场上的埂子上码好，砖坯之间有一块木板的间隙好通风透气，让它风吹日晒，晒干后挑进窑里烧成砖头。我们高三两个班的学生轮流半天上工地脱砖坯。刚开始，技术不熟练，半天只制作出百把块砖坯，已经算不赖了。我们请来的那位烧窑师傅带着顾宪成和施大福两个同学，在工地上来回走动，指导脱坯和检查质量。一个月过去了，技术熟练了，每个工作台一天能脱出四五百块了。
晒场上码满砖坯。这时决定盘窑烧第一窑砖头了。砖窑紧靠江边，为将来砖头烧成后浇水提供方便。在烧窑师傅的指导下，高三学生轮班去运砖坯。女生搬砖坯，男生挑砖坯，还安排几个男生听从师傅的指挥码坯盘窑。由于大伙儿干劲大，工地上时时出现竞赛的热潮，用不着个把星期，窑盘成功了。杨斐然校长专程从学校赶来点火烧砖。这一天，全体高三师生望着耸立在江边的砖窑顶上冒出淡淡的青烟，顾宪成和施大福两人不时铲煤块送进窑里，红彤彤的火苗不时窜出来，煞是一道风景线。这一段时间，烧窑师傅和顾宪成、施大福就在窑旁搭建个工棚，轮流值班添煤和看火候。
他们忙着烧窑，我们依然是开山拌泥脱坯。进入初冬，秋收秋种也结束了，我们还是轮番上工地。这时，我们经常要赤着脚踩泥，小腿开始皲裂了，甚至沁出血迹，晚上用热水洗脚时有阵阵钻心的疼痛，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但是，在那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谁也不敢叫一声苦，喊一声怨，担心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犯下抵制教育革命的错误。
第一窑砖烧好了，用水泵从江里抽水浇到窑里，让砖头渐渐冷却。砖头出窑的那一天，杨斐然校长陪同县委书记朱维中一行赶来剪彩。王家祠堂门前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师生们穿着整齐，列队两旁，兴致勃勃地迎候县委慰问团。他们是乘“跃进号”小轮船而来，停靠江边，穿过小山谷，走到王家祠堂。我们早已选派师生代表前去迎接。朱维中书记一行还带来两条猪肉犒劳我们。他们来了稍事休息，就到工地上为第一窑砖头剪彩。工地上也是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朱维中书记剪彩，还致以热情洋溢的贺词，并题名为“红专窑”。这时，工地上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这一天，中午饭菜比较丰盛，济济一堂，朱维中书记一行和杨校长频频举起酒杯向师生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严冬悄悄走来，河面开始结冰了。一天夜晚，老师组织我们到江边挑稻草回来铺床。月色朦胧，回来时路过小山头，远远看见山头上狼三五成群地走动的影子，吓得我们脚直打颤，但是有惊无险，安全回到王家祠堂。又过两个多星期，寒流光顾大地。我们不能上工地铲土和泥踩土脱坯了，而且晒场上又码满砖坯，第二窑也开始点火了。这时，学校领导决定高三师生返校上课。
元旦前夕，出窑的砖头运到了沙家港码头。学校组织高三学生轮班去运砖头。我们推着橡皮轮的独轮车去装载砖头，来回一趟个把小时，每趟能运五六十块，二百斤左右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下午我运了五趟，脚板底下已磨出了水泡。一次班级按小组开劳动小结会，既要讲劳动成绩，说劳动体会，还要找出问题，最后民主评议劳动等第。那时，家庭政治背景有所谓问题的同学，只能听人摆布。在小组会上，由组长最后裁定，我被评为丙等。我一听，肺都快气炸了，站出来申辩：“在工地上，我平均一天能脱出五百多块砖坯，运砖一个下午跑了五趟。为什么干得少的还能评上甲等，我却评为丙等，这真是欺人太甚！”晚饭后，我气冲冲地找到班主任余清逸老师，陈述意见。后来，余老师找了班干部谈话，他们勉强同意，将我的劳动等第改乙等。这样的结果，我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
我们高三学生烧出来砖头运回来，让学校建造了一排6间的学生宿舍。
1999年国庆节之后，由在扬的校友苏洪康、孙德培和我三人发起，借座扬中宾馆举办县中首届高中毕业生联谊会，师生近一百人。开幕那天，市委领导陆朝银、孙金林、张达明和特邀代表原县委书记、时任常州副市长的朱维中出席会议，朱老书记还即席发表诚挚的讲话。在会议期间，我们组织师生乘坐游艇重游大路镇的王家祠堂，昔日的村庄已兴建为居民点，青砖琉璃瓦的别墅鳞次栉比，工地上矗立一座现代化的砖瓦厂，一派繁荣的景象。在返程途中，大家说说笑笑，突然有人提议唱起那首勤工俭学歌，嘹亮的歌声“高三健儿志气豪，横渡长江去烧窑……”回荡在宽阔江面的上空，飞向远方。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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