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坤

　　

　　2006年11月1日，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哀恸万分的日子。就在此日，北京大学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褚斌杰先生不幸逝世。光阴荏苒，而今，褚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但是在这期间，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像电影似的映现于我的脑海心田，先生的人品学品亦每每温润我怀，令我感佩不已。褚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太多太深了，限于篇幅，兹就先生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之三事略作回忆，以聊表对恩师的追思与悼怀之情。

　　鸿雁蕴真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从中学调入县电视大学任教，担任汉语言文学专业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辅导教师。当时电视大学课程的主讲教授，都是由中央电视大学聘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校名师担任。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即担任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讲教授。我每次随堂听课，都被电视中褚先生那春风满面、和蔼可亲的形象与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讲解所深深吸引，使我又一次享受了极为难得的高质量的大学中文专业的教育机会，甚感快乐与幸福。从此，褚先生的名字便深铭于我的心中。

　　由于学校图书条件的限制，我在辅导该课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总是难以解决，颇感惆怅与郁闷。万般无奈之下，我便想直接请教褚先生。但转念一想，褚先生是北大名教授，教研任务甚重，而我则是与褚先生素昧平生且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师，岂敢贸然打扰先生？然而，难路虎却横梗面前，使我身心困扰、寝食难安。思来想去，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感，激发我勇敢地拿起了笔，斗胆向褚先生寄去了第一封求教信。信虽然发出去了，但我却忐忑不安起来。谁知，就在我疑惑不定之际，发信后的第六天，我即收到了褚先生的回信。褚先生不仅认真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而且还复印了有关材料供我参考。末了，褚先生还为有我这样虚心求教的“助教”而感到高兴，并且感谢我这个“助教”为他这个“主讲”教授解决了实际问题。我面对如此乐于助人而又虚怀若谷的褚先生之回信，不禁潸然泪下，满脑子尽是“感动”、“感激”的词汇在交替浮现。想不到作为名校名师的褚先生，竟如此热情友善，直令我顿生得遇明师的喜悦之情。此后，除了向褚先生请益教学问题外，大凡有关我研究之设想、工作之困惑、前程之忧虑等问题，都一一向褚先生汇报请谒，而他总是不厌其烦，每信必复，给我以精心指点与热心开导。即使在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期间，回复也从未间断。先生给我回复的几十封信中，其“寄信人地址及姓名”一栏，一律写着“北京大学畅春园52楼409号褚缄”的字样，直到乔迁新居为止。畅春园，是一个多么值得记忆多么令人神往的温馨之地啊。正如其园名“畅春”所示，褚先生对我无私而热情的关怀犹如怡畅心扉的三月春风，使人倍觉无比温暖。

　　为写作此文，日前我将褚先生给我的所有回信又细读一遍。捧读这些信件，犹如和煦春风扑面而来，暖我心胸畅我精神，字里行间充盈着一位学术名师对年轻后生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策励之深情。在一封信中，褚先生热情地写道：“看到你的著作目录，你的确很用功，写了不少论著。我看搞古代文学，也没有多大条件限制，不外是读、思、写而已，常用书备一些也就行了。你参与县志工作，搞地方文化倒是个好条件，如来信所述，不妨在这方面做些研究，正是别人所难及之处。”既有热情的鼓励、切实的指导，又有客观的分析、精辟的见解，给我影响甚大。有时，在先生那些看似自然轻松的文字中，总是流露出似淡实浓、耐人寻味的夫子自道的深厚情味来。在一封信的结尾，先生这样写道：“天气渐暖，江南水乡，风物佳丽，当已另番景象；北方仍在春寒之中，特别是北京，每至春天就刮大风，身体也不好，故很少外出，蛰居斗室，看些杂书自娱而已。”透过这些清淡如茶的语言，我们不难感受到先生那种不畏天寒老病、依然勤学不辍只争朝夕之执著精神。是啊，褚先生硬是凭借这种争分夺秒、刻苦奋斗之精神，千方百计地去弥补过去非常时期自己学术研究上的损失。从粉碎“四人帮”到先生逝世30年的时间里，褚先生以顽强的毅力抗争着严重的高血压等疾病，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纲要》（一）、《中国古代神话》、《白居易评传》、《古典新论》等十余部专著及百余篇论文；在担任繁重的本科教学任务的基础上，精心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及访问学者、进修生等高级人才数十人；同时还担任着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等国家级学会的领导与组织工作，对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真可谓黄昏奋蹄、鞠躬尽瘁焉。彼时彼刻，拜读褚先生信中那清秀雅重的文字，只觉一股股真情暖流传遍全身；而我，惟有铭记褚师恩，力报春晖情。

　　访学见挚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我有幸调入江南某高校任教。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教学水平，以适应飞速发展的高教形势之需要，我想到北京大学跟随褚斌杰先生做高级访问学者。因为有了向褚先生请教多年、深得厚爱的感情基础，我写信向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先生立即回信，表示非常欢迎我随其访学。就这样，我由原来电大“主讲”教授褚先生的“助教”身份，成为褚先生的入室弟子——高访学者。在这脱产学习的一年里，遇到问题，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写信向先生请教，可以面对面地亲聆先生教诲了。为此，褚先生甚为乐意，而我则更是万分喜悦。此前，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褚先生，直到这次访学，我才得以一睹先生尊容。先生身材高大，面容较之电视所见似乎更为清癯，然却精神矍铄，蔼然可亲。先生谈吐幽雅，笑声清朗，面对先生，如沐春风。

　　访学期间，在褚先生全面而热情的指导下，我不仅完成了《风骚比较新论》专著初稿的写作，而且完成了由褚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近代诗词”部分20余万字的撰稿任务。此外，还选修了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吴小如、费振刚先生的诗经学，张少康先生的文论学，叶朗先生的美学，袁行霈、葛晓音先生的唐诗学，陈平原先生的小说学及海外著名学者如陈抱一等先生的专题学术讲座等具有一流学术水准的课程。置身北大这座具有优良传统的学术天堂里，我犹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与飞翔花林的蝴蝶一样，总是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地奔走于教室、讲堂与图书馆之间，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古今中外的知识琼浆。如此火热的求学之情，除了我原有的向学之志外，主要还是我亲受褚先生置老病于度外而日夜苦坐书斋钻研不已可贵精神的感染。每次，我去请教褚先生，总见他满案是书，或开或合，或折或叠，潜学之景，动人心魄。尤其感人的是在炎夏季节，褚先生于畅春园住在顶楼，楼为平顶，太阳直射，室温甚高，加之空调质量欠佳，降温效果不够理想。在这样坐着都冒汗的书房里，褚先生却依然研读不止，乐在其中。先生这种固守斗室、执着科研的顽强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的求学之志。后来，先生在《风骚比较新论》拙著所作序言中评价我的访学表现时说道：“访学期间，李君心无旁骛，选课（共选修硕士、博士课程十余门，远远超过规定要求）、读书、听讲座，广采博纳，全力‘充电，诚笃敦厚，勤勉好学，并着手从事《诗经》与《楚辞》的比较研究。”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完全是因为先生忠诚学术之精神对我鼓舞的结果。我打心眼里钦佩褚先生，感激褚先生。

　　在亲受先生教诲的过程中，褚先生十分真诚地传授读书与科研之法，金针度人，毫无保留。先生常说，做学问，搞研究，无非是材料要真、方法要新、观点要明三者而已；切忌随人后，炒冷饭，凑拼盘；与其修补大厦，不如另起茅屋。先生甚为注重学术研究的创新价值与意义，其一版再版、屡获大奖的开山名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便是这方面最好的榜样。此外，褚先生还告诫我说，做学术争鸣与商榷类的文章时，要以理服人，宽厚谅人；不要以势压人，出口伤人。体现了先生一以贯之的对古今学人所抱有的同情之理解的宽人律己、敦厚睦好之学术风格。记得有一次，我做了一篇与当代某楚辞学者商榷的文章，文中指名道姓，言词激烈，冷嘲热讽，火气颇大。小文面呈褚先生面审后，即建议我将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文字全部删去，甚至连姓名都无需提及。接着，褚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术争鸣，在无权威定论出现之前，我们都不能轻易肯定谁或否定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对谁错，自有公认。”褚先生这种以诚待人、友好争鸣的和谐学术风范，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而作为亲聆謦欬的入室弟子，我受其影响则自然是直接而深远的。

　　作序寓深情

　　在北大做高访一年，我的收获是很大的。除了听取国内外许多名师的专题学术讲座、与导师褚先生合作完成了有关科研项目外，还初步撰成《风骚比较新论》拙著，这是我随褚先生访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北大访学结束后，我遵照褚先生的具体意见，花了几年时间，对拙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增删修改。访学初定下拙著这个题目时，褚先生就甚为赞许，认为拙著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诗经》与《楚辞》的全面比较研究，是一项具有开创性、集成性的全新工作，意义重大，希望我认真做好，并主动提出要为拙著作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褚先生对拙著纲目的设置、材料的收集、方法的运用、观点的提炼等方面，都作了全面而切实的指导，先生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当我把拙著将要出版的消息告诉褚先生时，他极为高兴，嘱我赶快将清样寄他，以便写序。拙著是《诗经》与《楚辞》比较之研究，而褚先生是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能得褚先生作序，无疑是件极其难得之幸事。但我后来才从方铭兄处获悉，其时褚先生已患绝症，且已处于二度化疗阶段，可此前先生却未漏一丝风声。先生重病在身，不能作序，于情于理，作为学生的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十分理解的。可是他却只字不提，还让他的家人一起瞒着我，毅然坚持为我作序。到了如此地步，先生还是一如既往的为他人着想，这种忘我树人的崇高品德，怎不使我感激涕零，羞愧难当！我实在不忍心让先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序了。我知道，先生允人之事，是从不食言的。不让作序，他是绝不会同意的。我就委婉地换了一种说法，告诉他，序总是由先生写，拙著不急出版，待先生康复后写序不迟，现在养病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我以为这样就能让先生安心养病了。谁知，先生还是在化疗过程中坚持写完了序。我清楚记得，先生在电话的那头，以虚弱的声音对我说，要不生这个病啊，序会写得更从容更深入一些……聆听师言，电话这头的我早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

　　拙著如期出版了，许多读过褚先生序言的朋友都说，序言写得诚实中肯，评价到位，慧眼独具，语朴情深，是时下难得之佳序。先生序中如此评价说：“李君在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上重新审视《诗经》与《楚辞》之关系，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像李君将《风》与《骚》作系统整体研究并撰成专著者，目前尚未幸见。李君此项研究是甚有学术价值与意义的。”我知道，褚先生给予拙著如此高的评价，完全是出于对我的鼓舞、鞭策与呵护。此外，先生对拙著的创新之处、研究方法与个人素养等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它不仅是褚先生对我个人学术事业的奖掖、鼓励与厚望，而且也代表了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学术研究的褒扬、激励与希望。先生殷殷之情，后晚“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后来，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沿着自己《风》《骚》比较的研究格局与路径，完成了博士论文《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将《风》《骚》精神对唐诗的影响作了颇为全面而深入地探研，开创了《诗经》、《楚辞》与唐诗研究的新领域，彰显了《诗经》、《楚辞》这中国诗歌两大源头的艺术精神之无穷魅力。博士论文受到了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不久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现在，四十万言的博士论文已经正式出版。抚书思人，褚先生当年亲自指导我做《风》《骚》比较研究的动人情景便油然映现脑际。没有北大随褚先生高访的经历，没有褚先生的倾情引导，就没有我今天的学术成果。每念及此，我便不禁潸然泪下。先生九泉有知，一定会为我博士论文的出版而颔首微笑、甚感欣慰的。■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