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山

　　1500件辛亥革命首义和民国初期文物，由江苏无锡人沈良富、沈汉生父子两代人秘藏了七八十年。近年破壁公开展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辛亥革命文物展”曾在上海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展出，数以万计海内外人士前往参观，有人留言：“司马迁用《史记》留住了历史，沈家父子是用实物留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历史的民间第一人。”

　　沈氏父子保存的上述众多原始文物，其含金量可与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同类文物媲美，其中绝大部分昔日从未面世，其中有些极品、孤品连国家博物馆都没有，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

　　一件件辛亥革命文物，再现了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革命风云，向世人展示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革命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博大胸襟与壮烈史迹。

　　同室为邻 喜获宝物

　　沈良富早年远赴南洋经商，后来成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氏兄弟的管家。上个世纪初期，简氏兄弟回国创业，在武汉市建造了上下五层一幢大楼，取名“南洋大楼”。沈良富家与国民政府中央机关同在此楼，成了邻居。与革命党人朝夕相处，彼此很熟。1927年，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和孙中山之子孙科等也在南洋大楼办公、居住。同年4月12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许多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辛亥老人义愤填膺，纷纷离开南洋大楼。行前，他们将保存的千余件辛亥革命实物，赠送给沈良富留作纪念。沈良富如获至宝，激动不已。

　　在所赠的革命文物中，有孙中山先生挂过的“共和第一刀”——大元帅指挥刀、他在广州发动起义时用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战旗、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使用的手杖、纪念章和其著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总司令吴兆麟发布的《告民众书》和《军令法》，他亲笔所写雕刻的“棠棣联辉”四个大字的镀金大匾；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帅印；山西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阎锡山上级）发布的《告民众书》和《军令法》；推翻清政府的五色共和旗和十八省宣布独立大联合的十八星旗及纪念性花瓶、花轿（全国仅存一台）。此外，还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使用的胸标、袖章和起义参加者名册、“辛亥革命同志会”会员证等大量文物。摄于中华民国元年4月10日，为纪念鄂省各联合会欢迎孙中山先生的一张合影照片弥足珍贵，照片上孙中山先生及其女儿坐在中间，左右分坐着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其他50余人大多为国民党元老。

　　沈良富对其妻说：“国父孙中山先生是我们最崇拜、敬仰的伟人，他领导的革命造福中华，让我们终生难忘！这些辛亥革命纪念物比我们家财产重要，要十分珍惜，不能流失一件。”

　　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日军侵华，辛亥革命文物成了违禁品，查出来轻则坐牢，重则砍头。沈良富仗义壮胆，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保存，他将文物藏于夹墙内，不让妻子以外任何人知道。

　　1951年，沈良富因病谢世时，其子沈汉生年仅8岁。弥留之际，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再三嘱告：“儿子年幼，尚不懂事，今后靠你挑起家庭的重担，保护辛亥革命纪念物了。你要当好‘守护神，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辛亥革命的物品！”

　　广交朋友 四海觅宝

　　沈汉生读完高中，1964年年满二十，标志着他长大成人了。一天夜里，母子对坐灯下，促膝长谈。母亲轻声慢语地对儿子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家有上千件辛亥革命文物，藏在夹墙内。你父亲临终前嘱咐，他冒着危险保存了30多年，要你接班，稳妥守护，万不能用它换钱。”沈汉生明白事理，牢记在心。

　　同年，沈汉生进入武汉汽车运输公司，当了驾驶员，驾车奔驰在湖北、广东等地区。他性格外向，耿直、豪爽、仗义，结交了四海朋友。一次，他驾车驶抵湖北一个小县城。在茶馆里歇脚，遇见一位赶集的老农。闲谈中得知老农子女多，生活困难，沈汉生顿起怜悯之心，为他付了茶钱，还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分手时又塞给他10元钱。老农感激涕零，无以回报，小声对沈汉生说：“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保存了几件清代和辛亥革命的遗物，传给了我，我没文化，留着它没用，你读过书，就送给你吧。”沈汉生听说是辛亥革命文物，一下来了劲，迅即用汽车送老农到他家里。老农翻箱倒柜，取出已陈旧的文物，他说：“这些东西是我父亲离开南洋大楼时带走的。”沈汉生哈哈一笑：“原来你父亲还是我家的邻居。”

　　老农相赠的文物中，有清康熙下的两道圣旨原件：一件出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下旨嘉奖徐州守备王怀运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让他升官，并封赏其妻为诰命夫人。一件出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成功的孙子归降，清政府收复台湾，康熙下旨在台湾设府，归入大清中华版图。与圣旨相配，还有一块收复台湾后制作的木质地图模板（上刻台湾、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地形图和荷兰人占领台湾150多年的“红毛城”图形）。两道康熙圣旨，反映了清的残酷统治和收复台湾的业绩。沈汉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创建“辛亥革命铁血文物博物馆”和举办“辛亥革命文物展”时，将康熙两道圣旨和慈禧太后下懿旨的护书（包装品）列入展览内容。孙中山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确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奋斗了一生。展览中有清政府圣旨、懿旨，印证了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从而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

　　老农相赠的一张被害的辛亥革命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照片，分外珍贵，它记载着1911年10月10日上午清政府在武汉行刑的场面和内容。刽子手将刘、杨两人的头砍下，放在左右两边凳子上，等待杀头的彭坐在中间。这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当天下午5时，愤怒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起义指挥部将三烈士照片和辛亥革命领导人赞扬他们的文章合在一起，又拍了一张照片，用以教育国民，推动革命斗争。年代久远，照片虽很陈旧、色彩泛黄，形象不很清晰，但这是极品，显得更有历史价值。

　　沈汉生经过数年寻觅，找到数百件辛亥革命文物，充实了收藏内容。

　　敢冒风险 顶风隐藏

　　“文革”狂飚袭来，到处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机关、工厂到街道，充满恐怖气氛，吓得沈汉生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成天胆战心惊。

　　是上交辛亥革命文物，还是继续隐藏？沈汉生左右为难：上交长期隐藏的辛亥革命遗物也有罪名，不上交一旦被查抄出来，更加逃脱不了“妄想翻天”的罪过。想到父亲临终时的嘱咐，沈汉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横下一条心，再走“华山一条路”——继续隐藏！一家人守口如瓶，镇定自若，一点口风也不向外透露。

　　他彻夜难眠、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保护的办法：将辛亥革命文物伪装起来，掩人耳目。

　　1912年元月1日晚，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副总统黎元洪请人在一块横披大匾上仿刻孙中山先生书写的“天下为公”4个大字，（匾上还雕刻“大总统立国纪念”字样）赠送给孙中山先生作纪念。此匾当日曾悬挂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大厅上，庄重夺目。沈汉生将此匾当做床板，背面朝天，盖上被子。其他伪装手段也十分巧妙：将有“双十节”会徽图案的木板翻过来盖在米缸上；将红色油漆涂在有国民党党徽标记的花瓶等瓷器上，将绣着五色共和旗、十八星旗图案的花轿轿帘拆下，缝进棉被里层；将辛亥革命首义参加者花名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同志会”会员证和花名册藏入护墙板内……上述花名册、会员证已成孤品。在一本有1430人各自用毛笔签名、并盖上私章的花名册中，出现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大名。证实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爱国志士。此外，在另一本花名册上，有国民党元老居正、程潜、熊秉坤、夏斗寅、万耀煌等人的签名。熊秉坤就是在辛亥武昌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勇士。

　　经历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特别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和“文革”的浩劫，沈氏父子终于将辛亥革命文物保存下来。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报刊上重新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与伟大功勋，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沈汉生松了一口气。他将隐藏多年的辛亥革命文物从夹墙里、从地下取出，用汽油洗掉瓷器上的红漆，还其本来面目。1998年，他回到出生地武汉，在这座辛亥革命首义发源地城市，首次举办了“辛亥革命文物展览”。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闻讯，亲笔写了两幅题词：“首义精神为民众服务”、“辛亥革命首义老人墨迹印鉴展”，从台湾寄给沈汉生。

　　此后，沈汉生又在广州、深圳、北京、长沙、上海等地举办巡回展，吸引了包括海外人士、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十多万参观者。盛况空前，好评如潮，许多人称赞沈氏父子是“民间弘扬辛亥风云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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