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承德文津阁

　　《四库全书》原有七部，其中藏于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三部毁于战火；传世的四部（大内文渊阁、盛京即今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文溯、文澜二阁本已有残缺）中，文津阁本原存于避暑山庄，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现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件现存台湾）已经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影印问世以后，仍然有必要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者，是因为这两种本子的《四库全书》差异实在很不小。在《四库全书》的七个本子中文渊阁本成书最早，名气最大，该本一向藏于皇宫（即后来称为“故宫”者）之内，因此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四库全书》的首席代表；而文津阁本钞录最晚，所据的版本亦有所变化，包含了若干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颇有后发的优势。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民国初年由承德避暑山庄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一直原架原函原书收藏至今，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年代久远，已出现某些氧化现象，非加以抢救不可了。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也只有复制多份，广为流传，才能垂之久远。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能够入藏京师图书馆并延续至今，与鲁迅先生有相当的关系。当时他在教育部任职，图书馆事业正在他管辖的范围之内。《鲁迅日记》1913年12月29日载：“在部终日造三年度（按指民国三年，1914）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这里的记事虽然简单，其实关系重大，其中包括早已在筹划中的调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这件大事。到1914年1月6日，《日记》载：“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按即今承德）文津阁书已到京，促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电话），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这部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已经决定入藏京师图书馆，而内务部来插手，这就添了不少麻烦，前后交涉了一年多，到1915年8月内务部才终于同意交出这三万六千多册手写本；于是教育部于当年8月30日开出一份致内务部的公函道：“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9月1日午后二时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希即查明为荷”（原件现存国图）。9月1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

　　经过鲁迅等人的艰苦工作，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终于入藏京师图书馆；1931年该馆迁至北海西岸，其门前之路改称“文津街”。

　　鲁迅先生对《四库全书》有他独特的见解，见诸文字者往往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曾从版本学的角度指出《四库》本“有删改，有错误”，未必即为“善本”（《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多次指出《四库全书》“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但是鲁迅对这一大笔文化遗产的保存又不遗余力地工作，这在鲁迅看来是并行不悖的。古代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乃是不能再生产的宝贝，非珍惜保护不可，即使是我们个人一时不甚以为然的东西，也应当如此。

　　归安陆氏皕宋楼

　　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六（后收入《华盖集》）一文中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其例证之一，是陆氏皕宋楼藏书其子女难以世守，东流至日本。这曾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凡关心传统文化者无不感到惊心动魄。

　　皕宋楼为归安（今浙江吴兴）陆心源的藏书楼。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清末官至福建盐运使。陆氏于咸丰末同治初大规模收藏古籍，“方是时，受丧乱后，藏书之家不能守，大江南北，数百年沉埋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陆氏趁太平天国乱后江南藏书纷纷散出的机会大批收进，藏书多达十五万卷左右。当时号称藏有宋椠达二百多种，元椠至四百余种（实际略少于此数，宋版书约一百二十部，元版书一百五十多部，共约四千册），因号其藏书楼为“皕宋楼”，表明比嘉庆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丰富一倍；另有“十万卷楼”藏明刻善本及手钞本，“守先阁”藏普通刊本及部分抄本，一时称盛。心源先后刊行《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及《十万卷楼丛书》（凡三编，五十种）。皕宋楼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光绪八年（1882）李宗莲为陆氏作《皕宋楼藏书志序》云：

　　先生博闻缀学，偶见异书，倾囊必购……十余年来，凡得书十五万卷，而坊刻不与焉。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者，储之皕宋楼中。

　　可惜的是自光绪二十年（1894）心源死后，皕宋楼日见荒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人岛田翰登楼观书，顿生鲸吞之心，至次年全部藏书被日本财阀岩崎小弥太购去——岩崎家族早已开始大规模收购“文化财”。居中经手的岛田翰写道：

　　乙巳（1905）丙午（1906）之交，余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数登陆氏之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太息尘封之余，继以狼藉，举凡异日之部居类汇者，用以饱蠹鱼。又叹吾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吾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吾邦。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由标价五十万元杀至十万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成交，“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该文库的归属屡经变化，现由三菱财团管理。

　　当年“皕宋楼之书既至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此，世有贾生，能无痛哭！”（董康《跋〈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其时鲁迅正在日本，当然知道此事，其痛心可知。他后来论及此事，不仅着眼于古籍之外流，又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问题，得出了非改革不足以保存古代文化典籍的深刻结论；国家太弱了，要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也就为难，这样的教训是太多了。

　　《十万卷楼丛书》鲁迅曾购藏一部，《鲁迅日记》1914年2月8日：“出观书店，买得新印《十万卷楼丛书》一部一百十二册，直十九元。其目虽似秘异，而实不耐观，今兹收得，但足以副旧来积想而已。”由此可见鲁迅对陆氏藏书及所印书一向十分重视，更可见他不惑于虚名而唯求其是的版本学眼光。

　　《皕宋楼藏书志》鲁迅也曾认真读过，他在整理《嵇康集》时曾通过该志了解旧钞本的情况，因为陆心源曾过录吴宽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并用此本校过明刊本。在《〈嵇康集〉著录考》中，鲁迅全文照录了《皕宋楼藏书志》中所录妙道人吴志忠的有关跋语和陆心源的按语。此后不久他作《〈嵇康集〉考》时，又曾摘要地引用了陆心源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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