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年轻时以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著称；后来潜心向学，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中年参政，任国民政府参议员，其间深挖腐败、不畏强权，炮轰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傅大炮”之雅号享誉全国；1947年，他针对蒋介石小舅子、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雄文，成为现代史上文人论政的经典。

　　傅斯年参政以威猛著称，那么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与交友如何？人们通常认为，傅斯年性格刚烈，近于古代狷介之士，所以不太通人情世故，与他同事或做朋友是要格外小心一些的，否则说不准何时就会让你尴尬甚至难堪一下。在这方面的确有过一些经典故事，最轰动的是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拒收伪教员，拍案大骂“文化汉奸”，一时成为学界热点新闻。

　　

　　日本投降后，百废待兴，文化教育事业也不例外，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当然是教育复兴的重中之重。傅斯年的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想请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强调此次任命不仅是教育部，也是蒋介石的旨意。然而在傅斯年心目中，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应该非远在美国的胡适（胡适抗战中曾任中国驻美大使）莫属，遂上书蒋介石，除陈述自己“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以及身体状况“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外，力主由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蒋介石表示认可，但因胡适还在美国，傅斯年答应其归国之前的北大校务由自己暂为代理。

　　傅斯年之所以愿意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除政府方面盛意难却，还有一个原因，即他决心替亦师亦友的胡适出任校长扫清障碍。其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新北大对沦陷时期北大伪教员如何处置问题殊感棘手。抗战期间北京沦落敌手，北大等高校迁移到大后方，一些教职员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南迁而在伪校任教，现在抗战胜利，对这些教职员如何处理，不仅事关民族大义，也牵涉到纷繁的人事关系。傅斯年深知，以胡适温和的性格，对这批出任伪教员的学界旧知不可能完全不顾情面。基于此，傅斯年对朋友说，为了不让胡先生以后为难，那现在只有让他自己来当“恶人”了。他宣布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立即于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北大方面派员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来人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那人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对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要请司法部门将劣迹昭彰者捉拿归案，严加惩处。面对特地前来为伪教员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不受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席话让说情者尴尬至极。

　　傅斯年的雷霆万钧震动了知识界。当时这批伪教员中不乏名人，不少是傅斯年的老朋友，有的甚至是其就读北大时的师长，如周作人、著名翻译家钱稻荪、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等。论私谊，傅氏和他们关系都不错，像容庚，当年傅斯年筹备史语所时，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容庚名列第11位，可见傅氏对容庚学问的看重。但私情归私情，公义归公义，在原则问题上，傅斯年拒绝任何通融。这批教员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北大，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量四处活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容庚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为自己辩护：“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但傅斯年毫不妥协，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他还表示，不录用伪教员，不仅是他个人，也是原校长蒋梦麟、即将回国的新校长胡适的意见，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当记者提到沦陷区的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一定要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容庚的万言书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又找傅斯年当面理论，哪知傅氏一见他，拍案而起，指着其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次日新闻媒体登载此事，大字标题赫然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

　　傅斯年的刚烈四座皆惊，但他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对真正的朋友，他不但多情，而且总是尽责到底。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傅斯年是北大同窗，友情甚笃。在傅斯年的怂恿下，1920年，俞平伯和他搭同一条船踏上了赴英留学的航程。旅途中，二人高谈《红楼梦》，成为俞平伯后来研究红学的契机之一。不料到达伦敦仅住了十多天，世家子弟出身的俞平伯因不习惯无人照顾的生活，又思念家人心切，即决定回国，并很快登船启程。傅斯年闻讯大惊，当俞平伯乘坐的日本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时，傅斯年也从伦敦匆匆赶来，加以劝阻。

　　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当时是怎样进行劝阻的呢？俞平伯回国后，曾赋诗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有两个人站在船头甲板上，絮絮地说着，带哭声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底朋友，还对不起你自己！”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记中仍满怀深情地写道：“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可见傅斯年力谏这感人的一幕给俞平伯留下了极深的记忆，然而俞平伯归国之心终究无法扭转。

　　傅斯年深知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训练对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故而极力劝说俞平伯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很难想像，如果傅斯年不把帮助朋友提升学养和境界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会在俞平伯归国的问题上如此惶急，并一掬素少轻弹的男儿热泪。没能让俞平伯回心转意，傅斯年非常失望，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说俞平伯“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这是一个真诚对待朋友者的心声！世上朋友多矣，但如傅斯年这样的又有几人？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傅斯年展现了强硬倔强、不讲情面的一面，但在与朋友的日常交往中，其身段却如此柔软，真诚而又尽职尽责。“百炼钢”与“绕指柔”结合得如此完美，今人不能不发一声由衷的感叹：前辈风流，自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