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朋

　　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时代，发生过各行各业“放卫星”的奇迹，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曾经瑰丽无比而后果不堪回首的一页。近来翻阅旧报章，见有不少奇闻，兹录数则，以为共赏同鉴。

　　“红领巾钢铁厂”

　　1958年，为“让钢铁元帅升帐”，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城市乡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12所小学，联合建成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新华社10月25日电讯称，这个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土炼钢炉和两个小转炉，可日产钢40吨。自9月21日至10月21日的一个月中，已产钢130吨，“产品质量良好”。参炼的小学师生4700多人，常驻工厂的201人，其中117人为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在校生，且都是少先队员。有4个少先队员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任车间正副主任。“红领巾钢铁厂”，名副其实。至于七八岁的低年级小学生，则在厂外干辅助活，如拾废铁，淘铁砂，拣木柴，收瓦缸片之类。10月20日，西工区12所小学全部改名为钢铁小学，师生们决心在年末70天内，超额完成产钢1500吨的任务。

　　小学炼钢“树起一面红旗”的洛阳“红领巾钢铁厂”，引起了大人物的关注。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亲临工厂参观，还开了座谈会。听罢汇报，康生对于小学生“成为我国最年轻一代的冶炼工人”大加赞扬，夸他们炼钢、上学两不误的“方向对头”，“真正是模范小学”。康生要求全国各地小学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炼出的是一砣砣毫无用处的死疙瘩；康生别出心裁，还要“炼人”，那能“炼”出什么样的“人”呢？

　　沼气山药与“三割”肥猪

　　“高产卫星”在1958年的中国农村，灿若繁星，争相辉映。湖北麻城县早稻亩产36956斤，广东连县中稻亩产60437斤，山东寿张县水稻亩产75190斤、玉米亩产51865斤、红薯亩产618000斤，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达120434斤。众多“卫星”里，河北徐水县的山药亩产和湖南华容县的“三割”肥猪长肉纪录，尤令人叹为观止。

　　作家康濯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写的“新闻特写”称，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曾发现，有种粪堆形山药，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堆上栽满秧子，一能提高土地利用率，二又肥力厚实，堆顶插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端往下面浇水，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以养育土壤和作物，名叫沼气山药。该县漕庄建有一个沼气山药试验场，地块南端的一个拱圆堆堆，折合平地1.3亩，地下铺两尺厚马粪，上盖粪土混合层，表层是选过的好土，栽插山药秧子75万株。一株山药长一二斤本是“值不得一提的低产”，75万株山药便能保证亩产量120万斤，所以“这一颗‘卫星的上天应该说是毫无问题”。另外，还有平地沼气山药，一亩地种植6000株秧子，上面搭棚架，并向地层灌下4条狗的肉汤，增强发酵效应，搭架山药“已长成了茁壮的‘卫星模样，看来同样会直上云霄”。作家妙笔生花，沼气山药的“高产卫星”呼之欲出。

　　“三割”催肥是生猪仓库职工郭玉等人发明的。7月22日，他们选择一头体重173斤的生猪，割除其甲状腺，切去一截尾巴，再剪开其耳朵，在5天中增重42.5斤，平均每天长8斤,至8月14日，猪重达248斤。8月7日，又用原重101斤的另一头生猪做试验，到8月15日宰杀时重148斤，8天之内长肉47斤，日均增肥约6斤；由于试验期天天秤重，其中有一天即增长14.5斤，创下生猪长膘最高纪录，“发射了生猪催肥的第一颗‘卫星”。当时的《新湖南报》报道，华容县委决定在全县推广，实现生猪“三割”催肥化。

　　躁动的大学和全民“写作运动”

　　工农业生产大放“卫星”，文化教育界自然也按捺不住。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名牌大学率先唱响了“跃进再跃进”：北京大学师生倡言“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暑假”，苦战40天，用出色成果向国庆献礼。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三个系，拟定尖端科研项目1300余个，据说其中“相当一部分项目是准备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清华大学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师生们既当老师、学生，又当工人、技术员，水利系师生在一月之内便“搞出了170多个研究项目”，数量、质量超过以往三年的总成绩。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花三个多月即集体编成《汽车修理学》。半年里，清华全校共建工厂、公司61个，完成科研及新品试制844项，完成设计212项，承担工程任务50项，并编著各类教材18种，科技读物77种。天津南开大学更不甘落后，提出“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从8月10日起，掀起了群众性的大搞科研、大办工厂的高潮。就在10日开始的第一夜，全校提出科研项目20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有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至8月23日，已建成工厂、车间25个，仅仅半个月即完成科研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全国首创的新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两种。文科各系编写各类教材、专著58种，达数百万字。“大跃进”的中国大学了不得，眨眼间便登上世界科学高峰！

　　与“知识分子劳动化”相应的，还有“劳动人民知识化”，“向文化科学技术大进军”，遍地兴办红专大学。7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登封县在6月23日召开30万人广播动员大会后，只用两天时间，全县办红专大学35所，各种研究学院212处，参学人数11万多。这些红专大学按需要设院系，一般有工业、农业、宣教卫生、行政、财经、马列等学院。利用早、晚时间，每周一、二学政治，三、五学技术，四、六学文化。在校就读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会者为师，不会者为徒，同学习、同进步，车间、田头做课堂，结合中心搞生产。“又红又专”的红专大学，就这样遍布于神州赤县。

　　劳动人民有了文化，灵感大爆发，理论文章、诗词歌赋样样都来。在江西省，“出现了一个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中心的全民性写作运动”。省长邵式平说，江西对革命文化有过巨大贡献，毛选第一卷写的全是江西发生的事，马列主义为工农群众所掌握，也是在江西发扬起来的，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江西更要力争上游。于是，江西200万工农登上文坛，写出文章400万篇。都昌县平均每一农户写一篇文章。有人瞧不起农民，说他们不是秀才、举人，怎能写文章，农民反驳道，“秀才、举人能写不能做，我们能做得出又能写得出，他们是秀才，我们是天才”。有位工人写下这样一首诗：“写起文章信手来，如今工人成秀才；肚里文章千万篇，写得李白也发呆。”写作成为全民运动，产生如此众多的“天才”，牛气冲天的诗歌，诗仙李白除了甘拜下风、两眼“发呆”，还能说什么呢？

　　上面抄录的荒诞奇迹，只不过是“大跃进”年代的一鳞半爪。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当时的狂热、愚昧和可笑。穷根究底，问题自是出在高层。我见过一则材料，记述毛泽东和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李达的对话，时间便在“大跃进”的1958年，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当毛表示持肯定态度后，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其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此时，有旁听者示意李达不宜再讲下去；或许是当天心情好，或许因为李达是老熟人、老朋友，所以毛发觉后颇为大度地讲，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就不留情面地批评道：“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这场争论过去，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曾请人传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