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打交道过的老太太们,不知其数。有些老人家我碰面了,赶紧道一声阿弥陀佛,问个好,飞快跑掉。因为我如果不马上敬而远之,就得被念叨得头疼脑热。还有一些老人家,截然相反,轻松有趣。尤其是有个老太太,挺有意思的。
我的大学时代,读的是法学院,上课的时候,每每昏昏欲睡。因為我爱的是文学,碍于父亲的压迫,不得不选择了法律。
直到有一天,我特意找了一个位于阶梯教室中间的位置,打算偷偷摸摸的吃完我的早餐——三鲜豆皮和鸡蛋米酒,就开始享受我的回笼觉。“有的同学其实很笨,他们以为坐在教室后面几排就可以离开老师的目光。其实在最后面特别容易被发现,反倒是躲在中间,刚刚好。”
我刚刚把自己的教科书竖立起来,就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说:“后面的同学,统统给我坐到前面来。有的同学想睡觉可以,但是不许打呼。”
我被逗乐了。隔着十几排座位,望见一个小老太太。
说她小,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不是她满头飞雪,白了无数头发,脸上些许皱纹和雀斑,看她的身形轮廓,就跟一个女中学生没两样。她矮矮的,大约只有1米5几的样子,身材特别小只。可是她偏偏把头发留得特别长,都过了腰,绑了一个长长的马尾巴。
这小老太太一脸笑容,开腔继续说: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你们想睡觉,我不反对。听我的课你还能睡得着,那是我讲得不好。学生听不进去老师的课,不是学生的问题。我保证不处罚你们。这学期开始我教你们的中国古代法制史。
哇,好牛气,居然不反对上课睡觉。我顿时佩服她起来。教室里其他的同学,同我一样,冒出一片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台下有调皮胆儿肥的同学,居然还接话:“真的吗?”
老太太瞪了他一眼,哈哈笑了,说道:“那当然,我一直说话算数。你知道我是谁吗?”
第一次上她的课,大家还真不熟悉她。那同学茫然摇了摇头。
老太太也乐了:“你连我都不知道?我是你们法学院的院长。”
这下所有人都哄堂大笑了。那个学生很识相,哎呀,院长的课,赶紧坐直了,拿出一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样子。
玩笑归玩笑,她马上就转到课程内容,“在古代,这叫教而后诛,我们研究法律的人,包括制定法律的人,决不能不教而诛。先得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什么?规矩是什么?然后才能惩罚违反法律的人。”
老太太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平时喜欢跟我一样打瞌睡的兄弟,这会儿也听得精神抖擞。
上了几周她的课之后,大家都对她熟悉起来。法学院的顶梁柱之一,响当当的老教授。做学问厉害,给本科生上课,也不同凡响,有口皆碑。
平时听别的教授的课,真的是催眠曲,轻而易举就见了周公。但是听她的课,一条又一条的段子,夹杂着古代法律制度的知识点,实在是挺有趣的,这觉没法睡了。
其实,自从我毕业弃法从文之后,学过的绝大部分的法律都忘光了。可是这个老太太的风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把学问做透了的老教授,原来可以这么自信,这么挥洒自如。
一个人拥有幽默感,学识渊博,即便是个子那么矮,堪称小巧玲珑的老太太,也能令你见识到什么叫学问的力量,师者的尊严,她是我见过的最潇洒的老太太。
我开始觉得学法律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并不都是枯燥坚硬的。
等到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毕业论文是电脑随机选择安排导师的。
“别的老师可能马马虎虎,懒的看那么多字,放你一马。我这可没这么容易过关,不许抄,要认认真真自己写。”她把话一放出来。我们这些恰好分到她手里的学生,吓得战战兢兢。我心里哀叹,我怎么就运气这么好呢?
好在当时的我已经见过大世面,全校号称才子,在中央级的国家大报发表过法学文章,还有老牌子的文学名刊,也频繁地露脸儿。于是我酝酿了好几天,又是查资料又是打腹稿,洋洋洒洒写了五六千字,第一时间交上去。自我感觉挺良好,心想拿去发表也够格了。
很快,我的论文被她打回来了。她的批语是,文采很好,格式不对,像随笔,不像法学论文,要修改。
最搞笑的是,我手把手教我宿舍的几个同学写的论文,他们反而过关了。我的同学们,简直笑掉大牙,请我吃了两顿饭,才平息我的懊恼。
我痛定思痛,照着她的批语,换了个选题,重新写了一篇,忐忑不安地再度交上去。这次她没有通知我什么,一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后来我的一个学妹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告诉我,她翻阅到我的论文。
原来,她把我的论文推荐到那一届毕业生优秀论文集里收录了。
来年,她退休年纪一到,就卸任了。但是因为讲课太好了,又被学校返聘,本科生积极主动的想上她的课。我偶尔回到学校做讲座,经过法学院,远远的,看见她和她家的先生,在南湖边慢慢地散步,有说有笑。
夕阳夕斜斜地照下来,这老太太背着双手的样子,仍然很有院长范,但她的脸上表情却是一派温馨从容。
我没有去打扰她,只是微笑远望着。人的一生,少年夫妻老来伴。暮年时分,跟老伴一起散步在湖边,自有岁月的温柔意味。
毕业多年后,我写了很多的文章,出了很多的书,我的同学们都在公检法,我却在作家队伍里厮混。有一年,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在一个群里征集教师节的感受。我顿时想起了老太太——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前法学院院长,授课严肃活泼又个子小巧玲珑的邓红蕾教授……还有她标志鲜明的长长的马尾辫。
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段感言,写到了她,当时我也就是抒发一下回忆青春校园年代的感情,并没有想太多。无巧不成书,那段文字被同学老师看到了,又转告给了邓教授。
再后来,我就间接收到了一本老太太的著作,赠送给我以作留念。内页里的题赠落款,那熟悉的笔迹,让我想起了当年,她在毕业论文打印稿上的批语。
老太太是哲学专业出身的,她是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然后在我的母校任教。
说真的,如果我年纪再小一点,读书再晚一点,或者高考考得更好一点,就不会在这个学校遇到有趣的老师。
作家是一个更靠个人天分,讲究缘分的职业,不管在哪个大学念书,我都会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现在的自己。虽然我有很多机会去还不错的司法单位、新闻单位工作,最终,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了杂志社。
有了一定年纪之后,我开始理解何谓“师之道”。学问的背后,站着的是那个人。有个性的人,才能做出有意思的学问,留给学生特别有意思的青春回忆。
这篇短短的纪念文字,就是我回赠给一个有趣教授的岁月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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