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我的父亲原名良瓒，字璃璋。关于他后来为何改名为“力展”，大哥曾告诉我，那是父亲有一次去见阎锡山，阎对他说：“不要叫璃璋了，就叫力展吧，把力量展开嘛！”按照五台方言，璃璋与力展谐音，从此父亲就改名为智力展了。为什么父亲与阎锡山会有如此交往呢？这还要从他的学生时代说起。

　　救亡青年

　　1912年农历五月初七，父亲出生于山西定襄县南西力村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祖父是位举人，曾在本县分管教育和书院事务。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是一名秀才，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父亲1919年入学，1925年小学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不能继续读书，便在本县德和永布庄当了小伙计。

　　1927年，他离开家乡到了省城太原，准备投考国民师范学校。因为免收学费，该校的学生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所谓“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年秋天，父亲考入了国民师范。入学不久，他就参加了一个名叫“中山学社”的团体，接触到三民主义。从此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此期间，父亲在学校担任了抗日救国会委员，并参加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2月18日，全市学生一同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父亲以国民师范纠察队队长的身份领导同学们参加了这一行动。这次学生运动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有个名叫穆光政的学生在人群中被枪击毙，史称一二·一八惨案；二是因为酿成血案，迫使国民党省党部撤离山西。

　　1932年暑假，父亲经国民师范校长冯司直介绍，在太原绥靖公署梅山会议厅参加了阎锡山举办的讲座。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阎锡山在大连下野时与一些理论家讨论的话题和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其中有“中的哲学”和“物产证券、按劳分配”。比如他认为向民众发放“物产证券”，就可以避免因阶级斗争所导致的流血牺牲，从而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33年父亲从国民师范毕业，冯校长又介绍他去找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梁化之。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负责掌管阎锡山的私人印信和特别经费。当时阎锡山拿出了一大笔经费支持山西青年的团体活动。为此，父亲与郭庆华、张以忠等同学成立了“太原植社”，并顺利地从梁化之那里得到300元的开办费和每月150元的活动津贴。太原植社成立后，开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办了一个名叫《生生半月刊》的杂志。从此，父亲与梁化之逐渐熟悉起来。第二年秋天，父亲考取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形势日益严峻，所以他虽然考上大学，却没有安心读书，而是致力于抗日救亡的活动。

　　投身抗战

　　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受到当局支持，所以北平的青年学生便纷纷来到太原。不久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父亲先后担任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教务处干事、民训干部团政治处干事、军政训练班指导员等职务。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阎锡山要求牺盟会向军队派遣政工干部。于是，父亲担任了阎锡山警卫师第六十六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不久阎锡山被迫放弃太原退往临汾，并成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政治处，父亲被调到行营政治处工作。

　　1938年秋，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移驻山西吉县，行营政治处改为政治部，父亲担任该部组织课副课长。紧接着，他被调到第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简称随营总校）担任代理教育主任。1939年初，父亲又被调到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担任副教育主任。民大是1938年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校长阎锡山，办公厅主任梁化之，实际负责人是任教育主任的共产党员梁膺庸。由于山西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又是“模范战区”，因此民大在成立之初，李公朴曾被任命为副校长，侯外庐、杨献珍、杜任之、丁玲等人都在这里工作过。

　　1939年3月底，阎锡山在秋林召开高干会议，要在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中取消政委制，遭到薄一波等人的坚决反对，从此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1月下旬，梁化之乘开会之机把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留在秋林。但是韩钧却乘梁不备从小路秘密返回驻地。不久，也就是西安事变三周年的12月12日，韩钧发表通电和致阎锡山的公开信，其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语，公开表示与阎锡山决裂。阎锡山立即宣布新军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晋西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爆发。

　　对于这一事变父亲是很痛心的，他认为韩钧反对王靖国、陈长捷等人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就反对阎锡山。因为阎锡山是抗日的，是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的，所以韩钧这样做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基于这一认识，父亲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韩钧是盲目的冒险行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梁化之看了以后，把文章印发各地，以图扭转不利局面。

　　“民大”起义

　　晋西事变以后，梁膺庸带领一部分民大的干部学生去了延安。于是梁化之让父亲在民大收拾局面。当时父亲发现民大还有一些人愿意到延安去，便尊重他们的意愿，先后送走一二百人。这件事引起了梁化之的不满，不久他便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了陕西韩城。

　　1940年夏秋之間，父亲以第二战区政治部组长的身份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培训，一同前去受训的还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赵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且担任过该校的党支部书记，被称为“红色大少”。1948年太原被围困时，他因为窃取太原城防图被梁化之逮捕，但阎锡山念及其父赵戴文的临终嘱托没有加害于他。1949年以后，他长期担任太原工学院院长。“文革”初期，他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跳楼自杀。

　　1940年冬，根据国民政府铨叙部的命令，所有抗日军政干部都要加入国民党、授以军衔并进行备案。这时父亲已经从重庆返回第二战区，于是他率民大全体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1年夏，阎锡山在克难坡举办“洪炉训练”，梁化之要求父亲参加训练。在此期间，阎锡山以“循环检举”、“突击密报”等手段，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与此同时，只要有人提到“会长”（阎锡山是1938年2月成立的山西“民族革命同志會”会长）二字，在场的人都必须肃立致敬；只要阎锡山露面，大家必须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服从会长”等口号。这让父亲非常反感并难以接受。

　　不久，阎锡山派密使到汾阳与日军谈判，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返回太原，这让父亲对阎锡山彻底失望。洪炉训练结束以后，父亲一方面把民大从陕西韩城迁到离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稍远一点的山西大宁县三多镇，另一方面在干部学生中加强反对投降的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1年11月，父亲率领民大全体师生从大宁县三多镇转移到吉县五龙宫的山沟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一天夜晚，他正在窑洞里主持会议，梁化之突然带着一个卫士冲了进来。事后父亲才知道，原来是民大的一名军事教官在转移途中逃离队伍向阎锡山告了密，于是阎锡山派陈长捷率部队包围了民大的宿营地。陈本来要发起攻击，将上千名师生一举歼灭，但是被梁化之阻止。随后梁潜入驻地，将父亲抓获。

　　民大起义失败以后，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集团主张除掉父亲，但梁化之表示反对。为此，阎锡山召开同志会高干会议进行讨论。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赵戴文说：“会长本来不是投降日本，为什么要处死一个反对投降的人呢？处死一个智力展不要紧，但处死以后岂不是证明我们真的要投降吗？我看智力展还是年轻，不了解会长的苦心，才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赵戴文的话说得王靖国等人哑口无言，于是会议以“免于制裁，戴罪图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为了淡化民大起义事件，便恢复了父亲的自由。听父亲说，当时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便经常去找住在附近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聊天。

　　审讯抗二队

　　1943年冬，父亲奉命为阎锡山编写《建组手册》，内容是如何在军队中建立同志会的组织。1944年秋，阎锡山以“肃伪”为由，成立了流动工作队（简称流工队）。流工队由梁化之兼主任，张亦山任代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因为不得不审问抗二队而备感痛苦。

　　抗二队的全称是“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其前身是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著名词作家张光年是这个剧团的主要发起人。因为受山西抗战的影响，他们于1938年冬天来到山西，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前往延安。在这期间，张光年与冼星海联合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随后他们又回到第二战区，由第二战区政治部直接领导，住在政治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听母亲说，当时我们家与抗二队住得很近，与他们相处非常愉快。

　　抗二队来山西时，已经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张光年担任书记，归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对于抗二队里的地下党员，梁化之早有察觉，只是碍于抗战大局不便动手。到了1944年开展“肃伪”活动以后，抗二队的共产党员就成了“肃伪”对象。1945年1月，梁化之突然包围抗二队，扣留了王负图、赵辛生、蓝光、彭后嵘等人。

　　随后，梁化之派父亲审讯抗二队主要领导王负图和赵辛生。为此，抗二队的另一位负责人田冲去找赵宗复商量。赵让他放心，说智力展不会加害他们。听父亲说，当时他审讯赵辛生的时候，与赵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装模作样地动了一下刑具，便草草收场。父亲内心对这种斗争非常反感，所以他心里其实很痛苦。抗战胜利后，抗二队回到太原，不久又去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主力成为了中国戏剧界的领军人物。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成立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准备全面接管太原并对市民进行慰问。该团由梁化之兼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参加“随部工作团”的有民大和进山中学的干部、学生。随部工作团解散以后，父亲担任了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简称市分会）主任。随后，他让大部分人回到原单位工作，只把少数人留在市分会工作。

　　多年前我在太原南宫旧货市场买到一份《青年导报》，看到该报发行人是我的父亲，主编是著名学者张颔，便去拜访他。张先生告诉我，他是经杜任之介绍与我父亲认识的。当时杜任之交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这个合法阵地，搞一些民主文化活动。至于具体工作，杜任之从来没有过问。他还说，当时报纸上重要文章都是我父亲和赵宗复写的，大部分通讯员由赵宗复领导的进山中学学生担任，其中有个“特一号通讯员”卫兴华，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革”期间，就因为这个“特一号”头衔，他曾经被当作特务遭到批斗。除了《青年导报》之外，父亲还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该俱乐部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开展拥护和平、反对内战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各种活动。

　　进入1947年以后，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阎锡山提出了“兵农合一”和“三自传训”的政策。所谓“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自清”就是要老百姓自己肃清伪装分子，“自卫”就是在肃清伪装分子以后组织起来保卫自己，“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谓“传训”，即传习集训的意思。因此“三自传训”往往要把群众集中起来，编成训练小组，互相揭发，互相监视，造成一种恐怖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小组揭发之后，还要召开群众大会，坦白好的可以“转生”，拒绝坦白的则继续批斗。

　　当时父亲是太原市三自传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这种作法虽然极其反感，却又无能为力，所以无论大会小会他总是派自己的助手焦实吾参加。有一次焦实吾在电话中说，有人发现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不知该如何处理。父亲赶到现场以后，估计这人是从阳曲县潜入太原的地下工作者，但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

　　1948年3月，正当太原市各学校开展三自传训的时候，父亲以国大代表的身份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大会。由于这次大会以后就要行使宪政，因此被称为“行宪国大”。5月，父亲从南京返回太原，担任了山西省训练团教育长。省训团是一个专门培训县长、专员的临时机构。因为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山西各地县长、专员先后逃回太原。为了死守太原，阎锡山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逃离太原

　　这时，阎锡山为了固守太原，在太原周围挖战壕、筑碉堡，准备决一死战。眼看一场恶战不可避免，有点办法的太原市民纷纷逃到外地避难。因为北平是文化古城，估计战争不会过于激烈，因此父親让我们全家乘飞机逃到北平。父亲送走我们以后，便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当时梁化之学习希特勒的办法，给所有干部都发放了剧毒药品氰化钾，准备与太原共存亡，并发誓永远不与共产党见面。

　　由于不愿意为政治斗争殉葬，父亲决定逃离太原。当时他有开路条离开太原的权力，因此送出去很多学生，但是他自己要走却是很难的事。为了离开太原，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印制《告太原市人民书》等宣传品。1949年月2月8日，父亲将上述印刷品秘密送到邮政局以后，于当天晚上化装成伤兵，秘密逃出太原。当他到达大南门外王村一带的封锁线时，被站岗的哨兵拦住。这时早有准备的父亲从鞋里拿出两根金条，塞给对方才获准通过。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向前走了不远，又听到身后响起枪声。父亲以为是哨兵反悔追了上来，或者有什么变故。仔细一听，好像是对空鸣枪。直到顺利通过第二道关卡时，才估计这是两个哨兵之间的暗号。意思是说，我已经收了买路钱，你可以放他过去。过了封锁线之后，就到达解放军控制的地界，于是父亲很快被送往驻扎在榆次的解放军攻城总指挥部。随后，不少媒体对这件事作了报道。有人从新华社的广播中听到父亲出走的消息之后，偷偷告诉了母亲，并为我们一家感到庆幸。

　　1950年初，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太原市文瀛湖畔（今儿童公园）的人民大礼堂召开，父亲在大会秘书处负责会务工作。会议闭幕后，成立了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简称省协商会）。协商会成立以后，机关里很多文字出自父亲之手，为此他经常熬夜。大概是工作太忙吧，当时父亲一直住在机关，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回来。父亲不仅是文章高手，书法也堪称一流。当初机关门口的几块牌子，都是他写的。

　　教育子女

　　大约在1956年春季，我们家从普通民居搬人机关宿舍。宿舍里住着许多名人，包括协商会副主席冀贡泉、支应遴、张隽轩、刘少白以及十来位驻会常委，其中年纪最大的池庄先生已经年过九旬。为此父亲专门把我叫到面前约法三章：第一，不许随便去办公区玩耍；第二，不许在院里追逐打闹；第三，见了老先生要主动打招呼，至少要点头致意。当时我才十来岁，对于前两条还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第三条却感到难以适从：一来是怕打了招呼以后对方不理睬我，二是不知道该如何点头致意。第二年反右运动开始，山西的两个最大右派王文光和梁园东也搬进了机关宿舍。这就让我更为难了，便问父亲，在院子里碰上这两个人要不要点头致意？父亲好像被我问住了，想了片刻才含糊地说，他们点头你就点，他们不点你就不要点了。

　　反右运动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回家路过太原市最繁华的柳巷一带，看到商店的橱窗里都是大右派王文光的漫画。于是在我印象里，王文光就是个青面獠牙的魔鬼。但是见了真人以后，才发现他是个瘦弱的白面书生，与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紧接着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为了响应实现全国钢产量突破1080万吨的号召，街道干部挨家挨户收集废铜烂铁。他们到了我家以后，母亲上缴一个老式火炉还不行，还要撬衣柜上的黄铜饰件。那一对衣柜是名贵木材做的，母亲舍不得让他们毁掉，就让他们把一个铜火锅拿走了。

　　母亲捐献火锅的另一个原因，还与正在热火朝天地大办食堂有关。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在当时是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以为公社化以后就不要在家做饭了。于是母亲把家里保存多年的一大批精美餐具都捐给了机关食堂。

　　父亲当时工作特别忙，节假日很少休息，难得与我们亲近。有一年秋天，他想出去逛逛，便骑车带着我去了迎泽大桥。正好桥上有个农民卖葡萄，父亲买了一大串给我吃，从此我就爱上了吃葡萄。还有一个星期天，4岁左右的小妹突然不见了。她平时常被送到大姨家照看，父母觉得她很可能去了那里，便让我去看看。我从大姨家把她找回来以后，突然想搞恶作剧，便抢先一步进门，说妹妹不在那里。话音刚落，我又忍不住笑了。父亲见此情景，便说我不会说谎。这话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让我这辈子宁肯吃亏，也不说谎话。

　　后来我上了初中，在学校住校，只有周末和假期才回家。当时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是时代的潮流，对于这一点父亲也非常推崇。于是只要我回到家，他就让我早点起来打扫院子。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很大，打扫起来特别费劲。除此之外，为了让我们多参加体力劳动，他还从机关借来小平板车，让我和二哥去煤场拉煤。母亲是满族人，不仅爱吃，还有一手好厨艺。在母亲做饭的时候，父亲总是给她打下手。有一次吃馅儿饼，父亲对我说：“你要是把你妈的手艺学到手，将来不吃亏。”从此我在母亲做饭时便经常问长问短，终于把大部分厨艺继承下来。后来我经常在家请客，就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诲。

　　1964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下乡插队，并告诉我机关党组负责人专门找他谈过话。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我表示愿意下去。

　　惨遭批斗

　　两年以后，我从乡下回来复习功课，准备再次参加高考。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彻底粉碎了我的大学梦。

　　那年8月的一天，父亲正在省民革参加学习，被手拿钢丝鞭的红卫兵带到一个大会议室。在场的都是山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头面人物，经过批斗，许多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随后，这些人被押上大卡车带到大北门街的天主教堂准备游街示众。这个天主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曾被烧毁，后来用庚子赔款重建，没想到多年以后，它再次遭到洗劫，不仅被拆了尖顶，还成了批斗全市“牛鬼蛇神”的地方。

　　与此同时，大院里许多人被抄家，各种家具堆积在家门口，让人不寒而栗。等到红卫兵撤走以后，我骑上自行车向天主堂驶去。到了附近，周围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喇叭里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不一会儿，游街的大卡车开了出来，我害怕父亲受到污辱，便疯了似的挤过人群，把大卡车两边的“牛鬼蛇神”都看了一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我的父亲。回家以后，母亲也下班回来，我们都不知道父亲会是怎样的命运。

　　一两天后，听说红卫兵让各单位去领人，于是统战系统的“牛鬼蛇神”被统一认领回来，安排在机关大礼堂楼上的小房间里。有人通知我们送点被褥和衣物，我才觉得可能还有一线希望。随后，又听说参事室把他们的人都领走并放回家了，但省政协和民主党派却迟迟没有动静。大约又过了20多天，滞留在小房间里的人都被赶出太原遣送农村，只有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后来我分析，参事室大多是起义人员，我父亲处于起义与投诚之间，被遣送农村的大多是被俘人员，所以才会被区别对待。

　　正当我为没有被抄家暗自庆幸的时候，母亲单位的红卫兵却把我们家抄了。他们以为我父亲当过大官，家里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没想到我家什么也没有，让他们特别失望。这件事以后，冬季供暖开始，父亲被安排到锅炉房监督劳动。当时他已经55岁，不过他特别乐观，说自己一辈子没有参加体力劳动，正好借此机会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说实话，当时他真的以为这场运动很有必要，尽管红卫兵有些过激，但也是革命的需要。随后，机关造反派以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父亲的工资由130多元降为50元。这样一来，我们家的生活突然感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没过多久，革命群众又下令让我们搬出高级宿舍。

　　就在父亲被监督劳动的时候，北京红卫兵造反组织纷纷找他调查“薄一波叛徒集团”的情况。由于外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到烧锅炉工作。于是父亲又被安排到传达室值班，顺便接待他们。当时政协机关几乎瘫痪，但是为应付外调人员，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接待他们。1967年夏天，父亲突然失踪，我到处寻找也没有音讯。正当全家人焦急万分的时候，父亲捎回话来，说他在山西省委党校，让我星期天去看他，顺便带些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我去了党校以后才知道，是造反派组织让他写阎锡山的材料。

　　落实政策

　　1968年夏天，全国上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父亲是统战人员，不在清理范围之内，但是母亲却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其中包括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的斗争大会上，以“喷气式”姿势接受群众批判。时隔不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先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后是机关干部下放劳动。

　　从此以后，省政协机关因为留守人员太少，所以对我父亲的监控形同虚设。大约在1970年春节之前，由于形势有所松动，父亲被扣的工资居然全部发还，总数在5000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扣发工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遣送回家者，他们的工资已经被财政厅扣发上缴国库；另一种是没有被遣送回家的，他们的工资仍然由财政厅按月发放到所在单位。父亲属于后者，所以省政协只好把扣发的工资存入银行。时间一长，他们觉得这也不是办法，就把这些钱如数发还给了父亲。

　　没过多久，父亲和一批统战对象被安置到山西稷山县居住。这时他才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开始享受无事一身轻的日子。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的大妹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很大刺激，以至于患上了精神性疾病。父親闻讯后马上返回太原，带她到处看病。等到病情稍稍稳定之后，父亲带她到稷山疗养。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妹妹的病情明显好转，可没想到一年以后她的病又犯了。为此父亲在来信中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会是这样！随后他又匆匆赶回太原。由于妹妹的病情越来越重，我力主把妹妹送往专门医院治疗。

　　妹妹住院之后，家里安静了许多。但父亲由于操劳过度患了感冒，并发现痰里有点血丝。去附近的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胸膜炎，并建议去肿瘤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当时x光片特别紧俏，但是去了肿瘤医院以后，放射科的大夫却非常热情地给父亲拍了好几张很大的x光片。当我对这位大夫表示感谢时，他告诉我：他因为外调找过我父亲，觉得父亲是山西的活字典，所以才这样做。随后，父亲住进了山西省肿瘤医院。

　　父亲住院以后，主要是通过静脉注射使用一种名为环磷酰胺的药品。这种药品副作用极大，父亲使用一周以后，食欲明显下降，两周以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为此我和母亲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济于事。临终前父亲留下遗嘱：一是捐献病体，以供研究；二是葬礼从简，遗体火化。

　　1973年4月26日下午，父亲在医院里顽强地抗争了整整100天之后，终于败下阵来。这一年，他还不到61岁。3天以后，我们根据父亲的遗愿把他送到太原龙山火葬场火化。父亲去世后，山西肿瘤医院和龙山火葬场，成了我永远的伤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