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硝烟早已消散，但有些事情是永远也忘却不了的。1932年4月24日， 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红军东路军在漳州城区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漳州工农兵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怀着激动而又庄重的心情出席会议。这些代表中，有中央红军的一些代表，一些观察员，还有地方的，包括各种商会的列席代表。邓子恢和罗荣桓为大家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会上，成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推选王占春任主席。
会后的4月27日，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布告，指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是“目前闽南劳苦工农群众的临时政权机关”，“任务是发动和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团结和组织武装起来消灭反动势力的残余，没收地方豪绅的物产粮食分配给劳苦群众。工人组织自己阶级的工会，实现苏维埃政府劳动法，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救济失业工作。”
在市区青年路与新华西路交叉路口，有一座西式老教堂特别显眼，因为附近的古建筑中，就属它最高了。初春时节，走进东坂后礼拜堂，树木葱茏，干净整洁，灰色的教堂静静地矗立着，巍峨壮观，在周边车来人往的街道和闹市中，显得如此静谧和与众不同。谁也没想到，这座外国人办的教堂里，会与中国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它有关的故事相当精彩：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曾经有过短暂的“省政府驻地”的历史，蔡元培在这里演讲过……百年东坂后礼拜堂，见证闽南革命烽火，它的红色故事也慢慢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有些人还专门去实地踏访参观。
位于中山公园西门不远的这座教堂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1923年美国基督教会出资重建，建成现存的建筑。礼拜堂为两层仿哥特式砖木结构建筑，可容500人，特别是其下部有与大厅等大的地下室。教堂有一个独自的院子，院子的主大门就设在十字路口的角尖处，门顶呈一个拱起的三角形，周边是一溜围墙。院子中央，有一座长方形的教堂主楼，坐北朝南，沿着10级的台阶走上去，就是教堂大厅，教堂主楼是两层，在大堂上面还建了一个主塔，主塔四面是三角形，上面立着一个庄严的十字架。
1932年3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红军应“东征入闽，直下漳州”的意见。在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挥戈东进，向闽南大举进军。
4月2日，红军东路军从罗塘附近跨入福建，经过激烈的战斗，于4月10日攻克龙岩，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4月19日打响漳州战役总攻战。4月20日，红军胜利攻克漳州。为了推动漳州地区的革命向前发展，毛泽东决定成立闽南工農革命委员会。事实证明，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促进闽南革命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协助东路军完成东征三大任务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攻克漳州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粮食补给，红军在漳州城区搜索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反动的外国商人和教会的物资。当时，耿飚同志担任东路军五军团第九师参谋长。他的部队发现了一座外国人办的教堂（基督教东坂后礼拜堂），红军战士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很多粮食、罐头食品、布匹、设备和机器。当时大家只认识食物，却不知道那些机器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于是，领导就指挥大家只把食品运走，其他东西不要。
耿飚曾在湖南的水口山铅锌矿当过工人，矿是德国人开办的，因此他见过也熟悉一些外国人用的机器设备。他发现在一个大箱子里，放着好几部照相机和其它的设备，还发现地下室有几辆自行车，他在矿上曾看到外国人骑过。当他看到机器设备的时候非常兴奋，立刻让战士们把这些设备全部搬到师部他的住所。
当晚，干部们开完会后已是半夜，其他人都回去休息了。师部的地点设在一个小楼里，楼顶是一个平坦的天台。夜深人静，耿飚把那辆从教堂里找出的自行车扛到天台上练习。经过多次练习，在天亮之前，他终于熟练地在天台上来回骑行。等部队吹号起床时，干部和战士们发现，师参谋长耿飚竟然神奇地骑着从教堂里扛回来的铁家伙来回飞奔。
至于他搬回去的那几个怪头怪脑的机器，大家更不知道是什么名堂了。耿飚拎着从教堂里搬回去的大箱子找到了一家照相馆，推门进去，把大箱子放在桌子上打开，非常客气地对摄影师说：“师傅，我想请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教我怎么照相，怎么冲印相片？我付给你五块银元学费，这两部照相机也送给你。”摄影师看到箱子里的东西，两眼发亮。原来箱子里有4部崭新的照相机，拿起来看，竟是德国照相机！盒子上印有德文，箱子里还有全套的定影、显影设备和药水，一个用厚厚的黑布做的暗箱手套，可以把双手伸进黑套子，在里面完成所有的定影和显影过程，直到照片形成、取出。摄影师极为兴奋：“你要送我两部照相机？”耿飚诚恳地说：“我就是想学会照相技术，我不需要这么多相机，自己只留两部就行了。”摄影师听后，便非常认真仔细地教授，耿飚也认真地学习，不懂就问。凭着他当过机械工的功底，经过3天的学习和实践，耿飚算是掌握了一门新技术。耿飚对照相机爱不释手，还在其中一部相机右下角刻下“耿飚”两字。
在以后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不论生活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耿飚都把相机带在身边，记录了无数红军英雄光辉的战斗历程。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耿飚从西北转战到晋察冀、陕西和宁夏。他的物品多次辗转，那部刻有他名字的相机也不慎遗失。
直至1980年，四川日报社在整理堆积着物品的仓库时发现一部旧相机，上面刻有“耿飚”两个字，报社立即将这部相机送到北京，转交给耿飚。他一眼就认出了这部1932年在漳州教堂缴获的德国照相机，欣喜万分，经过近半个世纪，这部丢失的相机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一段传奇。
一个插曲是，牧师当年也不知道这里还是一个红军驻点。有一次，耿飚的女儿到漳来访，讲述了当年父亲和礼拜堂的一些逸事和特殊感情。牧师听后很新奇，没想到教堂和当年红军进漳还有这么一段渊源。过后，教堂就和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联手，在边房开辟了一间红军进漳光辉历史图片展览室，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漳州悠久的革命历史。
大家知道，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东坂后礼拜堂召开，而办公场所就在不远处的中山公园里的仰文楼，漳州工农从此走上武装革命道路。耿飚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了红军队伍的感人故事和美好记忆，红军故事也因此永远记录在东坂后礼拜堂的史册里，加深了人们对当年红军东征进漳的了解。
岁月悠悠，教堂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它在无声地叙说着，看起来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
民国时期，漳州境内除并存的国共两种政权、两种政区外，还产生一个短期的行政区域。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年12月13日，将福建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4省及福州、廈门两个特别市。漳州为龙汀省政府所在地。
漳州地方史志记载，1934年元旦，在东坂后礼拜堂召开龙汀省政府成立典礼，出席的有李济深（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陈铭枢（文委主席）、蒋光鼐（财政部长）、蔡廷锴（军委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徐以清（经委主任）、陈友仁（外交部长），龙汀省副省长徐名鸿率全体政府官员就职宣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驻榕代表黄一青为驻龙汀省领事。龙汀省下辖闽西南共21县。
同是这一天，蒋介石调动10万重兵，分三路向福建进攻，13日，蔡廷锴等率军队从福州向闽南撤退，通电全国以漳州为临时陪都，21日，蒋军从嵩屿登陆，直逼漳州，徐名鸿与守城独立团撤往闽西，漳州作为陪都的短暂历史如昙花一现，却留下“漳州当了8天国都”的趣谈。2月7日，“闽变”历史终结。
教堂作为龙汀省人民政府旧址于1988年6月被列为漳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还出了不少文人逸事。《芗城区志》记载，民国期间，漳城文坛寂静。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外地读大学的龙溪县籍大学生组织龙溪留外学生会，会址先后设于文川里和下营街，在此基础又组织嘘风学社。1927年初，嘘风学社筹划出版《嘘风》。恰逢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和马叙伦、顾颉刚先生来漳州讲学，“龙溪留外学生会”出面迎接，邀请蔡元培在东坂后礼拜堂演讲，并请他为《嘘风》题签。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稠，漳州战役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也留下了不少红军走过的光辉足迹，教堂就是其中一处。当年在教堂召开的漳州工农兵代表大会，除了在会上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还确认了漳州八县区为中央苏区县。时光荏苒，共同见证了那段革命历史的东坂后礼拜堂，已成为漳州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教堂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承载着这方土地历史变迁的印记，记录和见证红军进漳的光辉历史，红军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