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

　　

　　

　　

　　1960年6月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首批应聘画师中，张聿光（1885-1966）和谢之光（1900-1976）是两名艺术多面手，引人注目的他俩是一对师生。张聿光比谢之光年长十五岁。张聿光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已是闻名的漫画家和工商美术家，又是中国新戏剧（话剧）舞台美术的开拓者和美术教育家。谢之光就是跟随张聿光在上海“新舞台”学习绘制舞台美术布景。随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张聿光参与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出任第二任校长。张聿光为了使贫穷的谢之光接受正规的西洋美术教育，便安排谢之光以半工半读方式入学上海美专。对此，谢之光回忆说：“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整天吃喝玩乐。我是个免费进校的穷学生，有时连基本的绘画用品都买不起。好在有些同学待我不错，经常会送一些纸、笔、颜料给我。但同时还附有一个条件，就是帮助他们代做作业。虽然辛苦一些，但帮别人做作业也是一个深入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在学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刻苦努力，不停地画画，终于在毕业时刻脱颖而出，考出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而离开自己的母校。”谢之光就是如此刻苦学习，打下扎实绘画基础，为其日后在绘画艺术领域全方位发展提供无穷的潜力。

　　壹

　　话说张聿光和谢之光师生，先说老师张聿光。

　　张聿光，字鹤苍头，浙江绍兴人。因曾筑画室“冶欧斋”于上海斜土路，又号冶欧斋主。

　　早年在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场所——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学习西洋画，练就了扎实的西洋画基础。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入上海华美药房专事橱窗商品广告布置画设计绘制。同年，为倡导新戏剧（话剧），与夏月润、刘艺舟、王钟声等热衷新戏剧的朋友，集资在上海十六铺建筑了一座可以转动舞台的新戏院，名为“新舞台”。在新舞台启演的新戏剧有《秋瑾》《波兰亡国惨》《阎瑞生》等，都是反映国内外题材的现代戏，演员都是时装打扮，对白用京语或方言，剧情有头有尾，表演处理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生活化”，使观众感到亲近，也就接近了当代的话剧，或者说，就是中国话剧的先河。在新舞台演出的新戏剧舞台布景，起初几年都是由张聿光一人包揽绘制。后来演出的新戏剧愈来愈多，张聿光一人绘制舞台布景已实在应付不过来，于是又邀了关系甚密的画家熊松泉（亦为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之一）参与绘制，同时收了谢之光这名徒弟帮忙。有时上演的新戏剧，角色多，一时演员不够，张聿光亦客串参演。

　　1908年，新舞台由十六铺迁至城内的明代露香园故址九亩地，建造规模更大的新舞台（曾失火烧毁，又重建）。由于城内居民集中，观众多，新舞台的戏剧演出盛况不衰。张聿光接连二十年马不停蹄为新舞台的戏剧绘制布景，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聿光志趣广泛。他在为新舞台绘制舞台布景的同时，还在1909年至1911年（清宣统元年至三年）间，兼任上海《民呼画报》《民吁日报》《民立画报》的文化记者，经常创作针砭时弊、为新时代呐喊的漫画，在这些报刊上发表。如《中饱》（1909年）一画，揭露清王朝贪官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饭桶》（1911年）一画，讽刺清王朝腐败无能，犹如饭桶。《袁世凯骑木马》（1911年）一画，则揭示国贼阴谋家袁世凯玩弄权术的本质。1912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及后来的“五四”爱国新文化运动中，又创作不少支持拥护建立民主、科学、平等、博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漫画作品，是当时盛名而有影响的漫画家。

　　张聿光又是美术教育家。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他与乌始光、刘海粟、王亚尘、丁悚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新型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任校长为乌始光，张聿光出任第二任校长。上海美专自创办之日起，至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改为南京艺术学院）止，四十年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建设新美术的人才。多年连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程十发，早年就是求学于上海美专。

　　张聿光离开上海美专后，又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他在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期间，深感教育工作攸关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所以亦关注到教育少年儿童的读物，1921年起，为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文学丛书”创作过不少插图和封面画。例如为“儿童文学丛书”故事类第二十集《人道》一书创作插图，并作封面画。在封面画上，借助简练奔放的线条，描绘故事的主人公——一位男孩，戴着草帽，在烈日下的草丛中，聚精会神弯腰埋头观察研究自然生态的情景，颇为引人入胜，童趣盎然。

　　张聿光早年所作的药房橱窗商品广告布置画和为新戏剧作的舞台布景画，因难以保存，已不能见到。但就上述的漫画作品和为少年儿童读物所作的插图、封面画来看，他因有西洋画素描基础，造型能力很强，能驾轻就熟地刻画不同的人物，通过特定情节的设计，恰如其分地表现主题，是令人信服的。无论是毛笔线条或钢笔线条，那自由、奔放、洒脱、流畅的神韻特点，予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张聿光的中国画，师法任伯年，构图不落陈套，风格鲜净简略，饶有天趣，能融合中西，其画室命名“冶欧斋”，正是表明他要将欧洲西洋画融入中国画的旨意。作画题材广阔，凡花卉、翎毛、山水、人物、走兽、时事风情等都有表现，尤善绘仙鹤孔雀，有巨构《百鹤图》。上海中国画院收藏其作品有《黄山云海图》《孔雀图》等。1935年出版有《聿光画集》第一集和第二集。

　　张聿光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关注中国新美术事业发展的精神是贯穿其一生的。早年，他深感西洋画颜料和工具材料靠英国、美国、德国等国进口，价格昂贵，不利于中国新美术事业发展。为此，1918年他与赵国良等几位朋友在上海创立“六合公司”，专门研制生产西洋画颜料，但因不擅经营，一年多即关闭公司。随后，1919年5月，他与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洪季棠、徐宝琛、谢镜堂、朱文魁、施萸舟，任职于上海五洲贸易公司的沈学文，连同赵国良等朋友，又合股创办“马利工艺厂”，继续研制生产水彩画、水粉画、油画、色粉画、蜡笔画等西洋画颜料，以及水彩画纸、油画布、油画笔等西洋画工具材料，获得成功，注册“马头牌”，产品销向全国，受到美术界、美术院校、中小学美术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委实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过程中做了雪中送炭、功德无量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美术事业的发展。马利工艺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成为具国内外影响的名牌产品。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马利工艺厂与创办于1926年的上海金城工艺社合并为上海美术颜料厂，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又改组为国营，厂址设于上海西康路850号，并设分厂于上海康定路，聘张聿光为顾问，并聘张聿光之子张修平担任经理兼厂长，以高科技全方位研制西洋画颜料和中国画颜料以及油画布、水彩画纸、画架等工具材料，产品牌名统一改为“马利牌”，在物质上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产品远销各国。1993年，上海美术颜料厂又发展为中外合资的“上海实业马利画材有限公司”，厂址设于上海西区程家桥路158号，以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研制中西绘画颜料和工具材料供应国内外美术界。

　　新中国时期，张聿光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贰

　　谢之光，别署栩栩斋主，浙江余姚人。14岁从擅长古典人物的“月份牌”画家周慕桥习传统人物画，继从张聿光习西洋舞台美术布景画。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攻西洋画，以第一名优秀成绩毕业，素描人物和毕业油画作品甚得老师称道。他天資聪颖，加上系统学习西洋画造型技巧，几乎随意戏笔都能把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画得栩栩如生，所以后来他干脆将自己的画室取名为“栩栩斋”。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工商业的发展盛期，亦是为推销商品服务的商品广告画“月份牌”画的高峰期。当时，凡绘画高手从事“月份牌”画创作的，经济收入都甚可观。谢之光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就瞄准“月份牌”画作的职业路子。西洋画科班出身的他，从事“月份牌”画创作，真是得心应手。

　　1922年，谢之光22岁，创作出版了第一幅月份牌画《西湖游船》，描绘对对情侣轻划游船，荡漾于明媚春光的杭州西湖碧波中，充溢诗情画意而引人遐想。作品以扎实的人物造型和细腻生动的刻绘情致，立即引起工商美术界的注意。首先，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优厚酬金盛情聘他入该公司美术广告部，专绘配合香烟广告的月份牌画。接着上海华成烟草公司不甘落后，以更高薪金聘他担任该公司广告部主任。

　　华成烟草公司推出中档的“金鼠牌”香烟和高档的“美丽牌”香烟，经谢之光的装潢设计和广告画设计，而成为销往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名牌香烟。尤其是“美丽牌”香烟，由谢之光寻觅、选择、确定和设计商标形象，为华成烟草公司引来滚滚财源，却亦引起要付出巨额商标肖像费的尴尬局面。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既然确定高档香烟的牌名为“美丽牌”，那么必须寻觅一位美女形象作为商标形象，这件事就全权委托广告部主任兼设计者谢之光办理。于是，一连几天，谢之光都在上海街头的各家照相馆寻觅美女形象的照片。一天，在当时贵州路一家名为“有德照相馆”的橱窗里发现一位大家闺秀，长着甜滋滋的鹅蛋脸型，秀气文雅，梳妆刘海复额，戴着耳环，圆领且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名为吕美玉。这幅美女肖像深深地吸引着他，于是他便采用这一美女的形象设计了“美丽牌”香烟商标形象，同时还设计了一幅“美丽牌”香烟的广告画，拟出“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广告语，凡“美丽牌”香烟的广告均相伴刊出。广告一炮打响，“美丽牌”香烟名声大作，行销全国和东南亚，老板由此发了大财。

　　当然，采用吕美玉的肖像照片作商标形象，华成烟草公司与吕美玉之间是达成付酬金的协议的。当初付酬金的标准并不高。至1940年代初，吕美玉嫁给了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魏延荣，由魏出面向华成烟草公司索酬金，数额大大提高，每年华成烟草公司要付吕美玉黄金二百两。华成烟草公司碍于魏延荣在上海滩的势力，只得每年如数付出，而老板内心难以名状的尴尬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谢之光创作月份牌画，表现题材广，出手快。他善于借用老题材来表现社会现实时尚。1935年创作的月份牌画《洪武豪赌图》，把朱元璋、沈万三等人在豪赌时的表情、性格、气氛表现得淋漓入微，这正好迎合了当时上海滩不少市民喜欢搓麻将牌的风尚。

　　更可贵的是，谢之光在月份牌画中也表现了鲜明的抗日斗争题材。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悍然进犯上海，淞沪战争打响，激起了上海人民的爱国抗敌高潮。谢之光也义愤填膺，创作了月份牌画《一挡十》，讴歌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一带奋起击败日军的英勇气概。这幅《一挡十》出版发行量很大，广泛进入学校、军营、商店橱窗和家庭，大大地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战决心。后来这幅《一挡十》又多次再版。日军情报部门派员收购这幅画，妄图清除其影响，又以恐吓手段向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销毁这幅画，然而实际效果倒是更加促使上海军民珍惜这幅画。后来1937年日军全面侵略中国，上海沦陷，日军情报部门千方百计搜寻到了这幅画的印版而彻底销毁。敌人如此重视要销毁这幅画，从中亦可使我们认识到在重要时刻充分利用宣传载体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工商业发展受影响，随之与商品广告相结合的月份牌画亦相对清淡，这时谢之光便转向中国画的仕女人物画创作。他师法任伯年，上溯八大、清湘，亦学吴昌硕、齐白石。他有扎实的西画素描基础，造型能力强，一旦驾驭中国画传统笔墨技巧，便能如鱼得水地创作中国画。他的仕女人物画，造型准，立体感强，形象俏丽多变，雅俗共赏，所以往往一在艺术市场出现，就很快被喜爱者购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传统的中国画一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一度销路不景气。而月份牌画以其擦笔水彩画的细腻画法表现新中国的新生活，成为一种风格独特的畅销全国的新年画，发行量惊人。仅1958年，上海的新年画初版和重版近600种，印数达一亿三千多万份，占当年全国新年画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谢之光则热心于以月份牌画细腻的擦笔水彩画法创作年画，他既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又有通过深入工厂、农村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的生活而展现的新题材。他创作的新年画销路相当好，尤其是《洛神》一画被公认为优秀年画，连年再版。他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年画特约作者之一，稿费收入颇丰。所以他乐观地说：“我是用月份牌年画的稿费来养我的中国画。”这样，他不愁经济来源，对于创作表现新中国新生活的中国画便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探索。他曾经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创作有多幅气势浩荡的表现造船厂风貌的中国画。

　　谢之光的中国画同样题材多样，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乃至现代都市风景，他都表现。他的中国画笔墨、构图、造型、色彩，与他的细腻擦笔水彩画法的月份牌画大相径庭，而求豪放、简略、随意、奇特，用色很少，却具灵性。晚年更趋怪诞，有时以棉团、布团、纸团、竹筷、柳条、手指、手掌作画；有时则手握画笔，侧过头来不看画纸一边与人说话，一边向背作画；大块用墨，大块留白，大块淌水，别出心裁，而有“沪上一怪”之称。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收藏有谢之光晚年多幅中国画作品。

　　他为人豁达乐观，好结交青年朋友，笔者就是他的忘年交之一。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发给他政协文化俱乐部的用餐优惠券，他多次邀我去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用餐。他长期居于山海关路一条老式弄堂的50号（现该地区改建成静安雕塑公园），常邀我去观他作画，前楼便是他的画室。谢师母特别热情好客，总是茶果招待。一次邀我去他家做客，他以“一笔画”的戏笔方式，画了多幅《猫》赠我，神态各异，着实可爱。可是，这几幅《猫》后来都转赠友人了。

　　叁

　　记叙画坛前辈张聿光和谢之光两位师生，给我们甚有启示。

　　其一，老师张聿光对谢之光这位学生的关怀是深切的。试想，如果不是张聿光以半工半读方式安排谢之光进上海美专得以接受西洋画正规的训练，打下扎实的西画基础，就难以有谢之光后来在绘画艺术的多方面发展。可见，老师对学生在关键时刻的扶持，对于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张聿光和谢之光这对师生在绘画艺术上都有多方的发展。老师张聿光对学生谢之光的培育，是启发诱导式的，不死硬规定怎样学，而是在客观上创造提供条件，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学，这样更有助于学生在绘画艺术上向多方面发展。实际上，张聿光是把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经验贯穿到了对学生的教育中。

　　其三，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前辈师生关系的优良传统，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并贯彻到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