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

　　

　　

　　感谢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推荐与中国戏剧家协会评委的厚爱，我与肖留合作的大型历史话剧《董其昌》有幸获得第25届曹禺戏剧文学奖。作为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之一，话剧《董其昌》首次将一代画坛宗师搬上戏剧舞台，希望借此演绎董其昌晚年的心路历程，表现知识分子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心理镜像，回应艺术家应如何突破自身局限，“从高原走向高峰”这一时代命题。

　　其实，锁定陆机、徐阶、陶宗仪、陈子龙、侯绍裘等一个个本土历史名人，以戏剧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犬牙交错的精神密码，去描摹他们跌宕起伏的生命经历，去复原他们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肌理，是我近年在松江区委、区政府领导支持下力推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创作演出、打造“戏剧之乡”文化品牌的一件心心念念的大事，《董其昌》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因为命运老人的安排，我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与戏剧创作沾上了一点边，后来又有幸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接受正规的学院派戏剧教育，毕业至今，一直与戏剧为业。在从事戏剧辅导、戏剧教学与戏剧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坚持业余戏剧创作，并以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材，先后创作了几十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从政的朋友建议我，能否写写松江的历史名人。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我自知读书甚少，历史知识浅薄，显然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位懂历史、懂戏剧的朋友来合作。我选择了肖留教授。肖留原先是儿童文学作家，后拜著名戏曲学者宋光祖教授为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肖留就读期间，光祖教授为了让他的弟子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上都有所建树，嘱咐我与肖留一起切磋戏剧创作的要义，这样说来，肖留也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了。肖留虽是“半路出家”，但她极有慧根，很快就克服了从“外行”到“内行”的种种障碍，努力尝试着摆脱固有的文学思维，并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创作姿态。在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实践中，她的戏剧思维日益完善，但也时时会有“逾矩”之处，好在这种逾矩最终收在戏剧叙事的大框架之下，化作文本内的历史哲思，以及在形式上对戏剧创作定势的突破，久而久之，成了其创作上的一大特色。

　　说到历史哲思与形式创新，这正是我作为一个编剧学的老师、一个剧坛的老兵对学院派戏剧的探索初心。当然，形式创新与历史哲思必须互为表里，没有形式创新，历史哲思难以焕发新意；没有后者，形式创新则有新无根，显得轻浮且哗众取宠。而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事实上就是践习这一创作原则的些许收获。

　　《陆机》力图书写才华之士在封建专制下的历史困境。陆机陆机，何者为“机”？人生有限而机遇难得，倘若生非其时，是隐逸终老呢，还是迎着不可知的命运毅然前行？倘若与命运的碰撞最终一事无成、声名俱毁，这种徒劳无功的选择究竟值得还是不值得，又或者是别无选择呢……我们多么希望伟大的诗人能停下他的脚步啊！然而，当他真正停下时，我们又会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又会感到失望！为了表达这一哲思，剧作文本中增加了能够预知未来的一黑一白两只仙鹤，它们像观众一样殷殷切嘱，希望所喜爱的诗人能化险为夷、抽身而退、珍重人生，而陆机们却“执迷不悟”地迎着人生走上前去，因为，一个有志家国的知识分子，谁也不甘心仅仅是“独善其身”！更何况命运安排的前程看上去如此诱人呢？！

　　比陆机晚了一千年、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他甘心隐逸，以教书授徒为人生的目标，可是，一心要网罗天下人才，为政酷虐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坚持要他应召做官。陶宗仪时年已近七十，人生来日无多，而且他的老友刘基、宋濂，夫人的表哥王蒙，皆因这样或那样“过错”，或被贬，或抄家，或下狱而死，在这种情况下，陶宗仪该应召还是该逃遁，看起來是不难做出选择的事。然而，陶宗仪不光是个隐士，他也是个师者，负有“传道”“解惑”的人生使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哲学，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历练，毕竟是空洞、虚无的，所以，这位仁者没有逃遁，而是选择了应召，勇敢地到社会上去实现自己的道德哲学。这部作品我们没有追求太多的形式创新，更多遵循了时空集中的三幕剧形式，以体现封闭式结构给人物带来的情境压迫。

　　徐阶这一人物生活在大明由盛转衰之时。他的前半生斗严嵩、拯朝政，大半时间活得谨小慎微，宏图稍一大展，即告老还乡，可谓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了。难得的是，他在百难之中培养了张居正这样的改革派，替倾颓大明增加了一缕希望。然而，告老还乡之后，徐阶的声名却被儿子的贪横不法毁于一旦，重蹈了政敌严嵩的覆辙。这种结局颇令人反思，也愈发唤起人们对法治世界的渴望——如果海瑞们能早一些依法把徐阶之子绳之以法，又何必等到抄家流放呢？在剧作形式上，这部作品采用了一种“叙述”的结构，将历史上有过交集的人物同置一台，“鬼魂”的出场超脱了历史真人的桎梏，叙述话语的存在有助于时空的转变、情节的描述，形成一种流转自如、松弛有度、集中与开放一体的艺术空间。

　　董其昌生活的年代又比徐阶更晚一些。在看到了徐阶、张居正等人家破人亡、人亡政息的结局，见识了明末党争、宫廷内斗的腥风血雨之后，这位香光居士寄情于翰墨之间，生活得颇为悠游自得、进退从容；可他晚年却闹出“民抄董宦”的丑闻，致使声名扫地。我们写作董其昌，在刻画他在世事上精益求精之时，并不否认历史对他的两面评价，同时，这种评价的认知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民”是“饥民”和“流民”，这正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士大夫沉浸于个人世界、不问世事间接造成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蝴蝶效应之下，董其昌们放弃了对社会对人民应有的“教化”一职，也就等于将自己人生置于不可控的命运之中。“民抄董宦”是对所有想要抽离世事、独善其身的知识阶层的严重警告，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认知艺术家的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应该也有些启迪意义。剧作在形式上采取以董其昌的视角观察世象，勾连关系，将其的意识流叠现在舞台上，正是为了回应人们对他的多重认知，给予人物剖析自我、发展认知的机会。

　　侯绍裘牺牲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是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创作当中生命最短的。既然是青年，他的处世便不会像前面所述的人士那般瞻前顾后、三思而行。而且他所生活的1896年至1927年，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新青年们呼喊着打倒旧有的传统，可旧有的传统影响依旧很深，新的世界只是个遥不可及的诱人幻影。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充斥着他们的耳目，亲人的劝慰，师长的诱导，同伴的激励……究竟何去何从？从旧文化中耳濡目染过来的侯绍裘面临的困惑可想而知。所幸他是一往无前的青年，有兼听则明的虚怀若谷，以及并不“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成为松江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对于这部作品，为了更多建立与时代的联系，唤起“为什么读书”的思考与共鸣，采用了叙述层与故事层并行的结构模式，在叙述层中，侯绍裘穿梭在2021年与1927年之间，展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腥风血雨，人们在2021年对烈士的质询与回应，而在故事层中，讲述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上下求索，走向共产主义的历程，以及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

　　必须承认，每一部剧作要在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内，去写尽历史人物的一生，是极为困难和富有挑战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每个历史人物，给予他们足够的尊敬，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的一生，去理解他们历史选择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移花就木、妄加揣测，更不可因为历史人物的个别缺点，就因噎废食、因人废言。从陆机、陶宗仪、徐阶、董其昌等传统知识分子，再到共产党人侯绍裘，人物的政治理想和价值取向或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却是一样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松江这块土地上，人们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怀从来没有消退过，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也一直存在着，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脊梁所在！

　　计划中的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列戏剧一共有30部，第一阶段拟完成10部，目前已完成了7部。第二、第三阶段的创作，只能由年轻人去担纲了。我清楚地知道，几乎每一个松江历史名人都有戏可挖，有话可说，这一系列题材的戏剧值得写，更值得演。我相信，这不仅是松江建设“戏剧之乡”的要求，同时也是繁荣上海戏剧创作的要求，更是当代观众丰富精神生活，从历史文化的养料中汲取人生智慧与精神动力的要求。我更相信，年轻的剧作家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