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New ideas sometimes have to wait for years before they are fully accepted.
有时候，新思想要等待多年以后才为人们完全接受。
——英语谚语
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如造谣文化是一种害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很流行（治病要找准病根，讳疾忌医只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从意识形态方面理解文化，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话题，且作悬念。
但十七大报告中有些新名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需从文化角度深入推敲：我们还没弄清社会主义价值是什么，就冒出一个核心，这种“跨越式”提法会混乱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认真分析相关阐述，才知与马克思主义有些关连上的笼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发扬光大。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剩下的都是一些空口号，再向群众宣扬马克思主义，谈何容易？十七大报告紧接着要求，“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从哲学角度审视某个价值体系或创造某个模式，这点比较可取。这里的哲学应该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只有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的哲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引点争论：中国哲学之有无
争论产生哲学。意识形态看不见，摸不着，不通过争论，我们无法辩识得清；争论中，思想的火花更能不断地闪现，推动意识形态的发展。哲学也得益于有益的争论，才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智慧，形成自己的理论成果。据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争得脸红脖子粗，并因此奠定伟大的友谊。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同样的道理，中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派生出自己的哲学——而不仅仅是理论成果，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哲学就是有扬有弃。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有着巨大的贡献——她搅动了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使20世纪的人类社会形成两大对立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而且马克思主义从侧面改良了资本主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被剥削阶级的顽强反抗，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逐渐消弭。但马克思主义的先天不足使社会主义阵营于20世纪末期纷纷瓦解，中国只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剩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穷困潦倒，国力弱，骨头硬，专制现象时隐时现。我的哲学功底不深，不能系统地找出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哲学对人性的塑造十分欠缺。（《参考消息》5月17日3版：俄罗斯哲学家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观点与我相近，“马克思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哲学因注重实际得以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极大地改变全球面貌的主要思想。马克思对文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忽略了这种精神现象。”）比如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人最丑陋、最肮脏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专政了无产阶级（弱势群体），无人再提该名词；比如计划经济在全球已基本破产，市场经济遍地开花。放眼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者只剩下几个躯壳。“物极必反”。现在，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社会主义国家文明、进步得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在历史舞台继续站住脚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向前发展？我们党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我们必须繁衍适合于马克思主义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欠缺哲学环境，国人自古好中庸，好统治，好争吵恶斗（潜意识里这种状态更加明显），不好文明的争论、科学的研究和学术的探讨，无法产生自己的哲学，更没有出现一位被世人公认的哲学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是不是哲学家，这有很多争议。他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称“道生万物”，好像早就窥透了宇宙的奥秘。老子的“道”之有无历来让人争论不休，争得不明所以，糊里糊涂，与哲学要义背道而驰——哲学应该是析事明理的。因此，中国人要解决哲学问题，不能学老子故弄玄虚，而是要把中国文化中的笼统之言、含糊之意去掉或厘清，解决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问题，不能让人正说也对，反说也对，是非难辨，对错不分。
或许正是含蓄委婉这种语言特色和性格特色，才造成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笼统，你看“意思”这个词，就知道笼统不愧是一种“国粹”：“你是什么意思”、“老跟着做，有啥意思”、“你需要意思意思”、“这个人真有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她对你没有意思，你是不是对她有点意思”……分析罗列下去，20多种不同的意思都概括不尽。而且古汉语词义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改变，如“东西”、“不求甚解”等；现在有些称呼变得更快，如“小姐”、“公仆”等。有些话反着说、绕着说，更给谜语、歇后语文化带来了回味空间。这些还是易于理解的，有些让人费解的，更令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说一个人年轻，既可以指这个人年轻有为，又可以指他少不更事。这要看说话者话里面的意思，有时话是对的，意思不对；有时意思是对的，话不对。又比如那句用人“名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中国的词语本身也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把原来的意思又增加一层。说话时还有弦外之音，所以“听话要听音”，特别是领导定的调，不能听错；如果领导定的调本身就模棱两可，那么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或意思都可以充满变数，变得很玄虚。因此，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好坏也可以变得很笼统：善良常常等于软弱，诚实常常等于愚蠢，“坏人欢、好人冤”的现象更属平常，似乎至善生来被至恶所治。人们常用“纸包不住火”来形容坏事藏不住，但谁是纸谁是火得由风气说了算，最后也就不知谁烧了谁。
前段时间在一家正规书店看到一本书，称南宋宰相秦桧是忠臣，岳飞之死是因其抗金途中12次被召才复皇命，有通敌嫌疑，被打入大牢，终以“莫须有”罪名处死。本来早已昭雪的大冤案，被弄得是非不明。央视《百家讲坛》中讲明末大将袁崇焕，正在关外抗击清兵，突然被召回，以“阵前通敌”罪凌迟处死，全国上下对其一片唾骂之声。史学家有几句评论让人深思，“仁者易遭奸人的攻讦（jié），智者易遭庸人的嫉妒，勇者易遭敌人的仇恨，廉者易遭贪人的不满”。袁崇焕是不该具有“仁、智、勇、廉”的品质啊！昏君崇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亲手酿成了一宗千古奇冤！他上吊自杀，大概认为自己气数已尽了。从这些惨不忍睹的历史教训来看，中国不可能有什么哲学，不然怎么清浊难辨？难道“水至清则无鱼”是贪官庸官们的哲学？中国是非混淆的程度，不是哪一朝哪一代能迅速改变的。而其中大多数的庸官并非真糊涂，多半为了明哲保身，装糊涂而已：当清官容易遭人排挤、陷害，更容易掉脑袋。郑板桥因此感言：“难得糊涂！”
有人搬出道家的“道”、儒家的“仁”，名曰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实为后人的概括：今人承认孔老夫子未将“道”、“仁”定义，拿出来当哲学讲，只能是笔糊涂帐。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也是为了“愚民、顺民、教化民”，不是为了开化民众，最后造自己的反；道家思想则被道教承袭，只能成为封建迷信的代表。但因千百年来儒道之学被那些“吃了没文化亏”的人误引误用，才有了中国的“酱缸文化”（柏杨称）。“酱缸文化”搅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①造成政治与文学不分。文学以官话（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当然只为官方服务，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汉初以策论取仕，本身继承的就是儒家“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的思想；隋以后的科举制度更把这种“文治”体制推向了巅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明清的“八股文”更为典型。②造成艺术与娱乐不分。名曰雅俗共赏，实为对艺术的亵渎——古代的艺人地位低下，多出现在青楼，偶为朝廷官府取乐用，造成“伎”与“妓”时通用，而民间艺术多以行乞的方式存在；现代的中国裸体艺术更绝，裸体“艺术家”们带着淫荡的心理作画，然后与性模特淫乱，一点也不蚀本；近代诗坛明星顾城，用其淫诗打动了多少懵懂无知的少男少女，最后却因爱恨情仇酿成凶杀案，堪称一绝。中国的演艺界又叫娱乐圈，导演、演员把演戏当作娱乐，自娱自乐；融艺术与娱乐于一身的相声、小品以及港台的搞笑片、东北的二人转更是越来越火，性激素的作用不能低估。东方民族的生育能力是否与此有关，是值得考究的。③造成哲学与思想不分。哲学是思想体系。中国自古没有思想体系，容易把古代的思想当成哲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多，但都没有形成体系。我想，可能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分类和提纯，总觉得笼统些更富有意味。你看现在的领导人提出什么观点，从来自己不作解释，手下人帮他解释了一大堆，意思增加了一层又一层，基层背都背不过来，而领导人觉得只要是顺着他的意思来的，都不算错。这种人文环境指望思想能形成体系，那女娲拿泥土造人就不是神话了。刘亚洲说，“有的时候，（中国的）现实比历史更历史，历史比现实更现实。”刘亚洲无疑是个思想家，但不是哲学家。光有思想没有体系，思想会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唯独儒家的三纲形成了自私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牢牢掌控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尚存（正文中有详叙）。
又有人搬出中国古代的“中庸哲学”。“中庸”是孔子为克己复礼、兴盛周室而创造的思想禁锢之术，为封建礼教的鼻祖。孔子身为贵族王胄，为维护周王室以及自身的利益奔走呼告，却到处被人驱赶，终于恨恨地抛出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因后人的尊孔尊儒，中庸思想才作为一种文化被承袭下来，对中国的保守政治和窝里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是十条虫”）的为人处世风格产生深远影响。中庸文化造成谁和谁的水平都差不多，认不清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差距；造成人与人之间盲目攀比，甚至作人身比较，以满足其不健康的心态；造成“领导谁都能当”这种错误认识，当了“领导”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谁；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嫉妒、勾心斗角，见风就是雨，严重损害社会风气；也造成见风使舵、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的政治环境，社会的发展，只能靠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在大乱之后的大治促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的宦佞，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宋代以来汉族统治者（包括清末统治者）的奴性，抗战时期的汉奸群体，都因中庸文化功不可没啊！因为汉族内部因汉文化形成的这种丑恶风气，袁崇焕才能殒命于拙劣的反间计。尽管中庸使多数人“随大流”，埋没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甚至潜意识里变得龌龊不堪，但少数政治家能从中生出韬光养晦的智慧和谋略。中国能被誉为“礼仪之邦”，也得益于中庸。
从哲学家的行为特征来说，哲学家都是户外型的，而且思想激进（历史上好像没有保守的哲学家，而中国的思想家多趋于保守），富于牺牲精神，敢于维护正义。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无论生前死后，总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激烈的反对者（《世界通史》）。而像老子那样游离于世事之外，抱着小国寡民的消极思想，是不大适合称作哲学家的。不过欧洲倒像是老子的理想王国，特别是古希腊的城邦制。人类的哲学、科学也源自古希腊文化，这点倒耐人寻味。当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也有很宝贵的哲学思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为而治”等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使中国的哲学思想摇篮被无情践踏，以至于中国历史上没几个明白人：忠者不知为谁忠，愚者不知为谁愚；贤者可能为国家，奸者知道为自己。——笼而统之之过也。
有时候，新思想要等待多年以后才为人们完全接受。
——英语谚语
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如造谣文化是一种害人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很流行（治病要找准病根，讳疾忌医只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从意识形态方面理解文化，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话题，且作悬念。
但十七大报告中有些新名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需从文化角度深入推敲：我们还没弄清社会主义价值是什么，就冒出一个核心，这种“跨越式”提法会混乱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认真分析相关阐述，才知与马克思主义有些关连上的笼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发扬光大。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剩下的都是一些空口号，再向群众宣扬马克思主义，谈何容易？十七大报告紧接着要求，“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从哲学角度审视某个价值体系或创造某个模式，这点比较可取。这里的哲学应该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只有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的哲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引点争论：中国哲学之有无
争论产生哲学。意识形态看不见，摸不着，不通过争论，我们无法辩识得清；争论中，思想的火花更能不断地闪现，推动意识形态的发展。哲学也得益于有益的争论，才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智慧，形成自己的理论成果。据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争得脸红脖子粗，并因此奠定伟大的友谊。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同样的道理，中国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派生出自己的哲学——而不仅仅是理论成果，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哲学就是有扬有弃。
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有着巨大的贡献——她搅动了两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使20世纪的人类社会形成两大对立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而且马克思主义从侧面改良了资本主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被剥削阶级的顽强反抗，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逐渐消弭。但马克思主义的先天不足使社会主义阵营于20世纪末期纷纷瓦解，中国只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剩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穷困潦倒，国力弱，骨头硬，专制现象时隐时现。我的哲学功底不深，不能系统地找出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哲学对人性的塑造十分欠缺。（《参考消息》5月17日3版：俄罗斯哲学家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观点与我相近，“马克思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他的哲学因注重实际得以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极大地改变全球面貌的主要思想。马克思对文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忽略了这种精神现象。”）比如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人最丑陋、最肮脏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专政了无产阶级（弱势群体），无人再提该名词；比如计划经济在全球已基本破产，市场经济遍地开花。放眼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者只剩下几个躯壳。“物极必反”。现在，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比社会主义国家文明、进步得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在历史舞台继续站住脚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向前发展？我们党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我们必须繁衍适合于马克思主义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
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欠缺哲学环境，国人自古好中庸，好统治，好争吵恶斗（潜意识里这种状态更加明显），不好文明的争论、科学的研究和学术的探讨，无法产生自己的哲学，更没有出现一位被世人公认的哲学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是不是哲学家，这有很多争议。他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称“道生万物”，好像早就窥透了宇宙的奥秘。老子的“道”之有无历来让人争论不休，争得不明所以，糊里糊涂，与哲学要义背道而驰——哲学应该是析事明理的。因此，中国人要解决哲学问题，不能学老子故弄玄虚，而是要把中国文化中的笼统之言、含糊之意去掉或厘清，解决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问题，不能让人正说也对，反说也对，是非难辨，对错不分。
或许正是含蓄委婉这种语言特色和性格特色，才造成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笼统，你看“意思”这个词，就知道笼统不愧是一种“国粹”：“你是什么意思”、“老跟着做，有啥意思”、“你需要意思意思”、“这个人真有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她对你没有意思，你是不是对她有点意思”……分析罗列下去，20多种不同的意思都概括不尽。而且古汉语词义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改变，如“东西”、“不求甚解”等；现在有些称呼变得更快，如“小姐”、“公仆”等。有些话反着说、绕着说，更给谜语、歇后语文化带来了回味空间。这些还是易于理解的，有些让人费解的，更令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说一个人年轻，既可以指这个人年轻有为，又可以指他少不更事。这要看说话者话里面的意思，有时话是对的，意思不对；有时意思是对的，话不对。又比如那句用人“名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中国的词语本身也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把原来的意思又增加一层。说话时还有弦外之音，所以“听话要听音”，特别是领导定的调，不能听错；如果领导定的调本身就模棱两可，那么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或意思都可以充满变数，变得很玄虚。因此，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好坏也可以变得很笼统：善良常常等于软弱，诚实常常等于愚蠢，“坏人欢、好人冤”的现象更属平常，似乎至善生来被至恶所治。人们常用“纸包不住火”来形容坏事藏不住，但谁是纸谁是火得由风气说了算，最后也就不知谁烧了谁。
前段时间在一家正规书店看到一本书，称南宋宰相秦桧是忠臣，岳飞之死是因其抗金途中12次被召才复皇命，有通敌嫌疑，被打入大牢，终以“莫须有”罪名处死。本来早已昭雪的大冤案，被弄得是非不明。央视《百家讲坛》中讲明末大将袁崇焕，正在关外抗击清兵，突然被召回，以“阵前通敌”罪凌迟处死，全国上下对其一片唾骂之声。史学家有几句评论让人深思，“仁者易遭奸人的攻讦（jié），智者易遭庸人的嫉妒，勇者易遭敌人的仇恨，廉者易遭贪人的不满”。袁崇焕是不该具有“仁、智、勇、廉”的品质啊！昏君崇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亲手酿成了一宗千古奇冤！他上吊自杀，大概认为自己气数已尽了。从这些惨不忍睹的历史教训来看，中国不可能有什么哲学，不然怎么清浊难辨？难道“水至清则无鱼”是贪官庸官们的哲学？中国是非混淆的程度，不是哪一朝哪一代能迅速改变的。而其中大多数的庸官并非真糊涂，多半为了明哲保身，装糊涂而已：当清官容易遭人排挤、陷害，更容易掉脑袋。郑板桥因此感言：“难得糊涂！”
有人搬出道家的“道”、儒家的“仁”，名曰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实为后人的概括：今人承认孔老夫子未将“道”、“仁”定义，拿出来当哲学讲，只能是笔糊涂帐。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也是为了“愚民、顺民、教化民”，不是为了开化民众，最后造自己的反；道家思想则被道教承袭，只能成为封建迷信的代表。但因千百年来儒道之学被那些“吃了没文化亏”的人误引误用，才有了中国的“酱缸文化”（柏杨称）。“酱缸文化”搅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①造成政治与文学不分。文学以官话（文言文）的形式存在，当然只为官方服务，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汉初以策论取仕，本身继承的就是儒家“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的思想；隋以后的科举制度更把这种“文治”体制推向了巅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明清的“八股文”更为典型。②造成艺术与娱乐不分。名曰雅俗共赏，实为对艺术的亵渎——古代的艺人地位低下，多出现在青楼，偶为朝廷官府取乐用，造成“伎”与“妓”时通用，而民间艺术多以行乞的方式存在；现代的中国裸体艺术更绝，裸体“艺术家”们带着淫荡的心理作画，然后与性模特淫乱，一点也不蚀本；近代诗坛明星顾城，用其淫诗打动了多少懵懂无知的少男少女，最后却因爱恨情仇酿成凶杀案，堪称一绝。中国的演艺界又叫娱乐圈，导演、演员把演戏当作娱乐，自娱自乐；融艺术与娱乐于一身的相声、小品以及港台的搞笑片、东北的二人转更是越来越火，性激素的作用不能低估。东方民族的生育能力是否与此有关，是值得考究的。③造成哲学与思想不分。哲学是思想体系。中国自古没有思想体系，容易把古代的思想当成哲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多，但都没有形成体系。我想，可能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分类和提纯，总觉得笼统些更富有意味。你看现在的领导人提出什么观点，从来自己不作解释，手下人帮他解释了一大堆，意思增加了一层又一层，基层背都背不过来，而领导人觉得只要是顺着他的意思来的，都不算错。这种人文环境指望思想能形成体系，那女娲拿泥土造人就不是神话了。刘亚洲说，“有的时候，（中国的）现实比历史更历史，历史比现实更现实。”刘亚洲无疑是个思想家，但不是哲学家。光有思想没有体系，思想会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唯独儒家的三纲形成了自私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牢牢掌控了中国两千多年，至今尚存（正文中有详叙）。
又有人搬出中国古代的“中庸哲学”。“中庸”是孔子为克己复礼、兴盛周室而创造的思想禁锢之术，为封建礼教的鼻祖。孔子身为贵族王胄，为维护周王室以及自身的利益奔走呼告，却到处被人驱赶，终于恨恨地抛出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因后人的尊孔尊儒，中庸思想才作为一种文化被承袭下来，对中国的保守政治和窝里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十个中国人是十条虫”）的为人处世风格产生深远影响。中庸文化造成谁和谁的水平都差不多，认不清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差距；造成人与人之间盲目攀比，甚至作人身比较，以满足其不健康的心态；造成“领导谁都能当”这种错误认识，当了“领导”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谁；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嫉妒、勾心斗角，见风就是雨，严重损害社会风气；也造成见风使舵、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的政治环境，社会的发展，只能靠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在大乱之后的大治促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的宦佞，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宋代以来汉族统治者（包括清末统治者）的奴性，抗战时期的汉奸群体，都因中庸文化功不可没啊！因为汉族内部因汉文化形成的这种丑恶风气，袁崇焕才能殒命于拙劣的反间计。尽管中庸使多数人“随大流”，埋没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甚至潜意识里变得龌龊不堪，但少数政治家能从中生出韬光养晦的智慧和谋略。中国能被誉为“礼仪之邦”，也得益于中庸。
从哲学家的行为特征来说，哲学家都是户外型的，而且思想激进（历史上好像没有保守的哲学家，而中国的思想家多趋于保守），富于牺牲精神，敢于维护正义。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无论生前死后，总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激烈的反对者（《世界通史》）。而像老子那样游离于世事之外，抱着小国寡民的消极思想，是不大适合称作哲学家的。不过欧洲倒像是老子的理想王国，特别是古希腊的城邦制。人类的哲学、科学也源自古希腊文化，这点倒耐人寻味。当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也有很宝贵的哲学思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为而治”等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使中国的哲学思想摇篮被无情践踏，以至于中国历史上没几个明白人：忠者不知为谁忠，愚者不知为谁愚；贤者可能为国家，奸者知道为自己。——笼而统之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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