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先天的自然禀赋和自古以来的发达经济，人口稠密的江苏并非自然保护的大省，但却拥有一张闪亮的野生动物保护名片——麋鹿。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前夕，正式发布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麋鹿通过人工繁育扩大种群，并成功实现放归自然，与大熊猫一并列入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成果。
曾经在野外灭绝的麋鹿如今在北京南海子、江苏大丰和湖北石首分别建立了三大保护种群，总数已突破8000头。其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共有人工圈养、半散养及野生麋鹿6000多头。
麋鹿回家：从围栏内到大海边
麋鹿在中国的大众认知度可能仅次于梅花鹿。《淮南子》一书中就用“麋沸蚁动”来形容战争导致的骚乱，可见历史上麋鹿活动的繁盛。但麋鹿依赖的温带平原湿地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也最早被开垦成为农田。人进鹿退，加上高强度的狩猎，以及气候冷暖周期的变化等影响，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
得益于英国第十一世贝德福特公爵将此前从中国引入、散落在欧洲各国动物园内的18头麋鹿搜集起来，并饲养在自家的乌邦寺庄园内，麋鹿种群的血脉得以延续。现如今，世界各地生活的所有麋鹿都是这18头麋鹿的后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大门再度打开，野生动物保护成为中外合作的先锋领域，麋鹿回归故土被正式提上日程。1984？年，十四世贝德福特公爵决定让更多麋鹿回到故乡，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将38头麋鹿从乌邦寺送回南海子，进行繁育和野化研究。1986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支持下，另外39头麋鹿从英国坐专机抵达上海，再运到江苏大丰，这一行动的使命很明确：在麋鹿原生地恢复能实现自我维持的野外种群。
重引入：为何选择江苏大丰？
麋鹿重引入计划实施前，各方面进行了漫长的选址调研。江苏大丰的这片滨海湿地为什么能最终入选呢？谈起当年选址的原因，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员丁玉华印象深刻。他说：“大丰附近曾出土15处麋鹿化石，证明这里历史上有野生麋鹿生活。而且大丰的滨海湿地与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麋鹿生活环境高度吻合，加上这片海岸是宽广的淤泥质海岸，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所以最终选择了大丰。”
1986年夏天，39头麋鹿飞抵上海，次日下午就到达了保护区。始料不及的是，丁玉华和同事们还来不及体会初见麋鹿的欢欣，问题便接踵而至。为了让麋鹿适应水土环境，它们刚刚抵达大丰时是圈养的，每头都有单独的棚舍。但他们发现麋鹿们情绪烦躁，不吃不喝。大家思来想去才意识到麋鹿是群居动物，不能彼此分开。麋鹿的保护工作就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从零起步。由于天气炎热，多数麋鹿患上了严重的腹泻症。回到故乡的麋鹿一系列的“水土不服”，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丁玉华只能凭借作为兽医的临床经验和野生动物的用药原则进行治疗护理。
幸运的是，麋鹿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环境，远离了各种病害侵扰。之后，大丰保护区圈出了足够大的林地和沼泽，让麋鹿从棚舍里放出来，让它们在半野化环境下过渡。同时也让它们逐渐适应海堤公路、车辆往来等人为活动的干扰，学习如何在野外获得充足的食物、优质的水源和良好的栖息环境等。
从8头到2600多头，麋鹿成功野化回归
江苏大丰的麋鹿重引入计划设计了三个阶段：引种扩群、行为再塑和野生放归。经过两年的引种扩群和十年的行为再塑两个阶段后，到1998年，大丰麋鹿总数达到354头，麋鹿回归野外的计划终于有了厚实的数量基础。大丰保护区认为麋鹿放归大自然，恢复野生种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8年11月5日，保护区挑选了体质强壮的8头麋鹿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内进行野放试验，这是100多年来麋鹿第一次走出人工围栏，回归真正的野外环境。经过一冬一春的考验，1999年春天，一头野外放归母鹿产了第一头小崽。2003年3月3日，在野外出生的第一只雌性麋鹿又生下了小崽，此后连续3年鹿群都有个体成功产崽，而且全部成活。野化的麋鹿具备了种群繁衍的能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野化放归成功。
截至目前，大丰保护区的野生麋鹿种群已扩大到2600多头，成为世界麋鹿种群扩大的先锋。不仅如此，大丰的麋鹿还沿着海岸线向北逐渐扩散到大丰港，向南一直扩散到了长江入海口的南通启东，它们不仅在那里的滩涂湿地内活动，甚至会靠近人类的村镇，到农田内觅食和活动。
麋鹿“闯祸”，该怎么办？
大丰保护区技术员俞晓鹏是土生土长的大丰人，2016年开始在保护区工作。2021年，麋鹿在南通启东被发现后，他和同事就第一时间到那里进行现场监测。
从大丰港到启东，直线距离有180多公里，沿海岸线都出现过麋鹿活动的踪迹。随着麋鹿种群数量的增加，对当地农业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当地虽然也有相关的人兽冲突补偿机制来补贴受损的农户，但申请周期长，手续也烦琐，有限的财政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损失。为了防止麋鹿啃食农作物，有的农户在农田安装了尼龙网。但是麋鹿的鹿角很容易被这些网缠住，如不及时救助，极易发生伤亡事故。万幸的是，这些年保护区周边地区的农田和苗圃，都由政府投资修建了金属围网，麋鹿“闯祸”的频率明显降低了。
除了与周边人类社区的冲突之外，麋鹿的数量增加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也给同域生活的其他动物造成了一定影响。例如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生活着300多头麋鹿，它们的活动已经干扰和影响到人工繁殖放归野外的丹顶鹤夏季在保护区内的孵化和育雏。
丁玉华认为，要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待麋鹿种群的增长和扩散，水鸟和哺乳动物都是物种多样性的一部分，？不能从单一物种的角度去简单评估好与坏。况且湿地物种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动态的变化中。
谁来扮演控制麋鹿种群数量和健康的捕食者？
健康的生态系统像一座金字塔，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位置，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并互相制约，没有哪一个成员会过度发展。像麋鹿这样的食草动物且保护到位，种群数量就会爆发式地增长。没有足够数量的天敌调控数量，它们的领地肯定会不受限制地扩张。
当前麋鹿种群扩张带来的人兽冲突、局部栖息地过载等问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动物保护拓荒者们始料未及的甜蜜“烦恼”。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先行者的远见和努力，以及接力者的专业和诚意，让麋鹿重引入成为人类拯救濒危物种的经典案例。
保护的终极目标绝不是拯救单个濒危物种那么简单，最终要实现的是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和野生动物种群的科学管理。想要麋鹿之歌在中国的湿地荒野中传唱下去，还需要人们更长远的眼光和更持久的努力。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2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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