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中起，我在学习上就是典型“跛子腿”，一腿长一腿短，长的是语文，短的是数理化。那些数学公式和计算方程与我而言无异于天书，不懂，也不感兴趣。逢数理化课，老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我在座位上满脑子跑飞机，书上凡空隙处皆留下天马行空的“墨宝”。自然，理科的考试成绩基本处于垫底状态。
回家后，父亲坐我斜后方“监学”，看我抓耳挠腮连基础题也做不出，气得手执钢笔“嘣嘣”几下，我的后脑勺一阵疼痛。可他越敲，我越厌学，脑子也越笨。终于有一天，看着不为所动的我，父亲气急败坏。我闭上眼，等待拳头的到来，可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学习不是苦差事，有机会学习是天大的幸福，你却不懂珍惜。”看我一脸困惑且不以为然，父亲叹气：“对，是幸福的，至少对我来说是。”
这是父亲第一次郑重地谈到他的故乡，他的青少年时代。
父亲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安徽利辛县一户农家，上头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是黄淮平原的南部，偏远且穷困。父亲五岁时，爷爷去世，家里没了壮劳力，只剩下奶奶靠一点田地苦苦拉扯几个孩子。父亲十一二岁时，操劳一生的奶奶也不幸离世，父亲的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家中光景，凄凄惨惨。
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父亲从小喜欢读书，一边吃着野菜一边学习考入初中。可是，家中实在无力承担他念书的费用，又正值抗战末期，兵荒马乱，动荡不安，他不得不第一次辍学。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地慢慢恢复教学，父亲如愿进了初中。那时百废待兴，乡村仍然很穷，尽管学校给贫困人家的孩子每月补贴一块钱助学金，但父亲还是凑不齐每月四块的饭钱。眼看又要停学。
姑妈和伯伯心疼最小的弟弟，见不得他哭闹着要上学。他们把家中稍稍值钱一点的物什全卖了，又把地里的红薯切片晒干磨成面，让他帶着充饥。每天中午，下了午学的父亲跑校外野地里搬石垒灶，将红薯面煮成糊，囫囵填饱后又回教室读书，直到三年后读完初中，考上离家一百二十多里的重点中学蒙城县中学。可家里实在没钱了，无奈只得第二次辍学。
连回家路费都没有。一百多里地，穿草鞋的父亲从早到黑，一路走回去。途中饿了，在地里挖红薯啃。一边啃，一边掉眼泪。
父亲品学兼优，体育成绩也出众，是班长。他的校长兼班主任听说他辍学回家，就急了，马上托人叫他回去。父亲哪想休学呢，听到这个消息又火急火燎地跑回学校。路上，脚磨出泡流出血，他拿块破布包包，继续走。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读书！一定要读书！
打量着面带菜色的父亲，看着他包着破布，血水中带着泥污的双脚，校长心疼。他从衣兜里不多的饭票中掏出两张，嘱父亲先吃饱肚子。当时，老师与学生的饭票颜色有区分。食堂团长怀疑父亲的饭票来路不正，无论他怎么解释，就是拒绝卖吃的给他。校长闻讯，去食堂一顿咆哮：“我的学生没钱吃饭，饭票是我给的！”
父亲用那两张饭票换了二十个馒头，这足以支撑他未来几天的吃食。后来，在校长的沟通下，学校食堂同意让父亲先赊账，等日后毕业了，有收入之后再行结算。校长则成了担保人。伙食费解决了，可问题才解决了一半，学费还没有着落。姑妈为了父亲的学费绞尽脑汁，除耕种薄田卖粮换钱外，她跑去山里捡地木耳，全然不管山里还有野狼出没。
父亲争气。1957年秋，他考上安徽淮南矿业大学，择校原因很简单：既能读书还不用交任何费用。四年后，父亲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炭研究院，每月工资四十多块钱。“我能挣钱了！可不能再欠着学校了！”父亲手握工资，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还账。对于这个刚刚毕业的穷困大学生，父亲的单位很照顾，给了部分资助。父亲顿顿吃白饭咸菜，其余全部攒着，一年多以后终于还清当年在食堂欠下的账。他松了一口气，压在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卸掉了。
远离老家数千里，每隔几年，父亲都会趁探亲的机会拜访校长。后来他才知道，校长是老革命，打从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致力于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校长是我的大恩人！都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一点不假！”说到这儿，父亲眼含热泪。
案台上的烛火，摇曳闪烁，发出盈盈烛光，我仿佛看到了那位校长高大的形象。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明白了学业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康庄大道。我收敛起以往吊儿郎当的态度，端坐在桌前，一遍遍想着父亲的话，回味着父亲的故事，内心涌起求知的渴望。
程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作品散见于多家报刊。
编辑 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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