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一个逃避者的命运
　　
　　一
　　
　　三十八年前的一个冬夜，我百无聊赖地斜倚在房间里那张木板床的靠背上，下半身盖着棉被，耳边只听得北风在窗外狂啸。灯光暗淡，伶仃寂寞，但还是觉得安全舒适。因为这个小楼成了我躲避另一种彻人肌骨，无法抵御的风暴的港湾。相形之下，北风算什么，它再猖狂也只不过能搅起一场大雪。我至少可以关紧窗门，拥被面壁，自由地胡思乱想。
　　
　　其实，我又并不幸运，因为我母亲的关节病比先前严重了，我才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家侍候母亲。暂时离开“革命师生”队伍做了个浪子回乡，无缘投入如火如荼的伟大斗争。
　　
　　我之所以能获准回来，全赖我叔父帮的忙。
　　
　　我叔父叫吴中道，乡亲们都亲热地叫他“老道”。他当了将近十年的大队干部，虽然也是党员，但从来上不了书记或者大队长这个台阶，老是担任调解、民政或者财务保管之类的职务，但很有威望。毛病就是为人过于耿直，敢于打抱不平。比如有一次一个社员的老婆生了小孩坐月子，因家里没有了婆婆，她男人侍候她半个多月，生产队长杨兴浪竟以他无故旷工为由，扣了他家二十多斤粮食。我叔父听了愤愤不平地直接找那个杨兴浪说理，用他那震动得堂屋都嗡嗡响的声音，把那杨兴浪斥责得无言以对，最后退回了被扣的粮食。
　　
　　头年三月初我回到家里，我叔父对我说，小云，你母亲的病日见严重了，我和你婶婶有时照顾不上，你还是请个长假回来，好早晚照看。说到这里他还补充一句，目前这形势……口气有点沉重。他还答应替我到公社弄个证明。
　　
　　后来我就拿着我叔父帮我搞来的那张盖有公章的公函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家里。
　　
　　我母亲的关节病已有好几年了。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患肺病不治去世，母亲挑着全家的重担。生活贫困，“早上工，晚收工”地没日没夜劳累，身体虚弱不堪，得了个关节疼痛的疾病，叫做关节炎。特别是遇到天气变化时，痛得更厉害。曾经用中西药治疗，但时好时坏，缠绵不愈。
　　
　　这次我回来听说有位老中医医术不错，便去请了他。
　　
　　这位老先生面目有点“古董”，一副很慈和的样子。说话慢条斯理，切脉也很认真。他跟母亲诊了脉后便取出处方开药。我一看那处方的左上角还盖了个公章，问其原因，他告诉我说，这是“国营”医生用的。他解释说他是国营药店的坐堂医生。如今凡带有“国营”字号的才算正统，比如“国营”饭店、“国营”商店及“国营”药店等。“国营”医生的医疗技术当然也是“国营”的、正统的、一流的。于是我也就有了信心。
　　
　　他对我说，你母亲的病所以叫“关节炎”，是因为炎者热也，乃阴虚火旺所致，故必须滋阴降火云云。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母亲的两个关节常常又红又肿烧灼疼痛，可能就是炎症严重。开完方后，他又滔滔不绝地大谈中医之道的艰难深奥。在一声声浩叹之后便说，读熟《汤头歌诀》和《药性赋》起码要三年工夫。我不想学医，对他的话我不感兴趣，只当他自言自语。
　　
　　说话间我发现他眉梢上有一根白色的长眉毛在翕动，便很觉奇异地问，先生，哪是？他笑呵呵的甚为得意地说，没什么，据说叫智眉或者寿眉。别听那些人胡说，不可信，不可信。原来这是一根象征智慧和长寿的眉毛，我不禁对他更加肃然起敬起来。
　　
　　后来我母亲服了他开的几包中药，非但症状未见好转，反而胃肠不适，肚子时时冷痛。我只好另请了一位中医，那医生说，我母亲的病是劳损所致的肾虚，寒湿乘虚而入所致，治宜补肾祛湿，通经活络。他也开了个方子，说要连服十剂后复诊。
　　
　　街上只有一家国营药店，中药调剂员是个女的，和颜悦色，长得十分清秀，细看她那气质竟像我的女朋友曹敏。特别是面颊那一对浅窝和那带点忧伤的眼神。
　　
　　通过交谈了解，她也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身世飘零。
　　
　　她姓杜，叫静玫，真是一枝静静的玫瑰。二十多岁，和曹敏的年龄差不多。她说起话来，那清纯又稍为低沉的声音都极像曹敏。我确实喜欢她，但不是爱她。虽然爱和喜欢之间很难找出什么差别，但是我爱的还是曹敏。我可以发誓，永不变心。我只是觉得见了她就像见了曹敏，就像和曹敏娓娓交谈。我总是昵称她小杜。为了能每天和她见面，我把原来三天去抓一次药，改成每天去一次。
　　
　　我家离街上还有一段路。到了街口要绕过一条直街再拐个弯，走进另一条横街，靠公路旁边那间便是国营药店。
　　
　　我经过这些大街小巷总会惹来许多怪怪的目光。毕竟我离乡多年，很少人知道我是吴中道的侄子，尤其是戴了一副眼镜。当时人们的看法，凡是戴眼镜的便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大都有反动的一面，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于是我老是有点局促不安地低头走路。
　　
　　有一次，我经过一堆大声说话的人的身边，他们在津津乐道地讲述一桩新闻，我听了却大吃一惊。他们说某造反派揪出了一个女的游街。那女人年轻貌美，说她是“坏女人”，罪名是瞧不起革命群众。游街时还把她的长发剪得短短的，并且跟她剃了个阴阳头。
　　
　　我不禁毛骨悚然，精神上接受不了这一恐怖残忍的现实。不知这个女子是谁？我越想越害怕。如果静玫和曹敏也这样……剪掉长发，剃了个阴阳头，被一群人推着游街……我全身颤抖，失魂落魄地朝横街那边飞奔。站在药店门口一看，静玫正在认真发药，安然无恙。我平静了一下呼吸，心想，但愿曹敏也安然无恙。这时，脑子忽然浮现起曹敏那亭亭身影。
　　
　　我和曹敏认识时是同在一所中学教书，我教高一某班的语文，她教这个班的数学。她矜持娴雅，不太喜欢言笑。我们有时见了面只是客气地打个招呼。我觉得她很纯净优美，像一团明月。
　　
　　她曾经有个男朋友，是大学的同学，英语专业。那男的有个亲戚在县委当领导，推荐他到省外事部门当翻译。上面派人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时了解到曹敏的家庭出身地主，便要他们解除婚约。那男人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便和曹敏分了手。
　　
　　像这种人，我认为根本不值得和他相爱，但曹敏的心灵却受到了刺激，特别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
　　
　　我非常同情她，但无法找到合适的机会安慰她。有一次相遇，我动情地对她说，我知道你的事情，大可不必难过……说到这里，往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没勇气再往下说。她似乎很感激地望了我一眼，便低头挨我身边过去。
　　
　　此后我们每次路上相遇，两人的目光都会闪电般地相碰一下，心灵好像开始默默沟通。
　　
　　五月杨梅熟了的时候，几个女同学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包杨梅送到她房间里，师生们嘻嘻哈哈地吃着。我刚从她房门口经过，她叫了我一声，吴老师，吃杨梅吧。我踏进了她的房间。一会儿，那些女同学都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她突然问我，你摘过杨梅吗？我回答说我没有摘过杨梅，半响，我又灵机一动，用调侃的口气说，但我摘不到杨梅不会说杨梅是酸的。她莞尔一笑，用筷子夹起一个硕大的杨梅，望我一眼，轻轻地往我嘴里送来，我高兴地张开了大口……
　　
　　以后我们便悄悄地相爱着。
　　
　　离开学校的头天晚上，我和曹敏在房间里话别。天边一钩弯月和数颗寒星，暮春的夜风从窗外袭来有一丝凉意。喧嚣了一天的校园，还断续传来藉藉人声。我们沉浸在离别的悲痛之中。我为突然别她而去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好像同栖一条小船，而今竟一人抽身上岸，留下她驾着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我无法宽恕我的自私和冷酷。但她很能理解我的现状：母亲有病无人照料，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她说她可惜无家可归，我长叹一声说，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归不得！
　　
　　她泣不成声，似个泪人。我唯一可以安慰她的方式只有不断地轻轻为她揩泪。夜深了，万籁无声，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彼此感受生命中爱情的真正幸福……
　　
　　第二天，我们只是在楼道里轻轻说了声“再见”，便悄然作别。因为那个时代不允许那种“举手长劳劳”表示难分难舍的儿女缠绵，也不能尝试长亭折柳，含泪话别的资产阶级悲情浪漫。
　　
　　我无限惆怅地回忆着这些往事，非常想念她，不知她近来怎样。我决心回学校去看看。
　　
　　当我正准备动身时，忽然接到曹敏寄来的一封信，我喜出望外，急忙拆开。
　　
　　信的开头是一条语录：在阶级斗争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下面这样写道：
　　
　　吴云，学习忙吧，身体好吗？分别有几个月了，十分思念。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灯下共同学习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讨论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都被文章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斗争。”我们一定要遵循这一教导，继续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天涯若比邻”，让我们共同勉励，携手前进。
　　
　　我们天天都心向北斗，也看着北斗旁边那些小星，那些星星中有你也有我。我夜夜都看见你，你看见我了吗？愿我们心星相印，革命感情永存。
　　
　　学校已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学校的革命师生成立了“新五中九七六红太阳公社”，对学校原来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进行了批斗。每人都写了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通过大批判，使我经受了一次思想改造的革命大洗礼。
　　
　　新的领导考虑我的身体状况叫我在油印室打印材料，有时帮助张贴标语。我一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感谢革命师生们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伯母的病好了些吗？祝她早日恢复健康。希望你也要好好保重。
　　
　　现汇上人民币20元给伯母买点补品，略表心意，不要见笑。
　　
　　纸短话长，以后再叙。……
　　
　　她用一种特有的话语方式，倾诉她的心曲，字里行间蕴藏着脉脉深情。
　　
　　读完信后，我低首沉思，默默地为我们的爱情祝福，也祝福她平安无事。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一些，医生调整了处方，加了些滋补药，嘱咐继续服用。于是我仍旧每日去一趟药店。
　　
　　想着想着，我渐渐觉得疲倦，便躺下入睡，希望今晚做个好梦。
　　
　　……
　　
　　二
　　
　　第二天起来，打开窗户一看，昨夜北风果然卷起了漫天大雪。田野山岗全是白茫茫的。
　　
　　我起来站在门口一瞥，对面大队部那幢楼房真是银妆玉砌。大门两边墙壁上，那二八一十六个漆涂的大字标语，鲜红夺目，与白雪争辉。左边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右边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感叹号像悬在空中的铁球，落地便会把人砸死。
　　
　　房子前面有一座门楼，周围支着栏杆。站在门楼上可以看得很远。平时只有书记或大队长他们常在这里凭栏远眺，居高临下，心旷神怡。
　　
　　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杨兴浪每日都要在这里留连徜徉，他从肉场的屠夫一路攀升成为这楼房的主人，确实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所以他一有空便要来这里打几个哈欠，伸伸懒腰也好。
　　
　　忽然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寒颤，立即回屋。
　　
　　吃过早饭，雪花还零零落落地飘洒，我想借跟母亲抓药的机会到外面散散心。这时，隔壁的老孙头从门口经过，他喊我一声后递来一张纸条，说是老肖给我的。我打开一看，第一行是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下面写道：
　　
　　老吴：为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今天约几个朋友到草舍聚会，畅谈大好形势和学习有关文件。买有狗肉几斤，准备午餐招待。见字请立即前来，幸勿推辞。
　　
　　下雪天能与朋友围炉相聚，欢谈畅饮，且有狗肉下酒，真是人生乐事。我和母亲说了一声，便往街上的方向走去。
　　
　　今天是农历的十二月初八，正是我们这里逢“二、五、八”的圩期，临近年关了，上街的人比平时稍多一些。
　　
　　我穿行在人群中间，端详这些人的脸部并无明显的悲乐表情，多是一副渴望得到更多一点原始物资的窘态。
　　
　　市面上没有什么很起眼的商品，街道两边檐下分别摆了一些小杂货摊子，地上或蹲或坐的一些乡下农民面前放着些包心菜、萝卜之类的冬令蔬菜。供销社小卖部门口那个小砖灶面上支了个铁锅，锅里熬着猪脚碗豆。那只猪脚已熬得发胀，鼓囊囊的澄黄透亮。四周的碗豆像珍珠一样翻腾滚动，冲起一股香气直扑行人鼻孔。每碗汤舀些碗豆，四毛钱一份，据说味道颇鲜，但很多人还舍不得吃。那猪脚在汤里泡了几天之后才捞出切开炒菜，当然是比较高级的盘肴。
　　
　　从前那些油炸米果、煎薯包、油煎豆巴等一律不准上市，因为是粮油制品，属统管物资。只有一两处角落里蹲着那乡下的妇女，面前放个小小的有盖的竹筐，里面装了些沙炒花生，用个小竹筒量着卖，一毛钱一筒。有人买一、二筒放进口袋里边走边剥着吃，香喷喷的倒也吃得有滋有味。
　　
　　不经意间，迎面走来那个市管会的马泰昌。他留了个小分头，双目朝天，两肩故意高耸，走起路来像企鹅那样一摇一摆，加上老伸着脖子，人们私下里叫他“长颈鹅”。
　　
　　他专管查处投机倒把和贩卖粮油那档子事，也叫打击资本主义或者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很有权，所以趾高气扬。
　　
　　马泰昌原来是个混子，仗着他叔父是退休老兵，有个安置指标，他叔父老了，没有儿子，就把这份指标给了他。刚好街上新成立了市管会，还缺一个人，上头看马泰昌此人有股冲劲，合适搞这样的工作，便把他补了这个缺，还安排他负责。
　　
　　每逢圩期，他总是穿着他叔父给他的那套军装，有时还配上一条两边各镶一道红布条的裤子，高视阔步在街头巡查。人们说他心特狠。
　　
　　有一回，一个中年妇女在街头一角卖油煎豆巴，冷不防被他看见了，他冲上前去，不由分说，抡起拳头把人家一团箕豆巴砸得粉碎。那妇女嚎啕大哭，骂他做绝人种。还有一次，他为了表示“大义灭亲”，把他母舅蹲在街的偏僻处，摆的一斤多茶油也被他没收了，气得他母舅口吐白沫地喊他畜生。人们十分厌恶他，见了他便远远地朝他吐唾沫。我今天和他狭路相逢，也不失时机十分明显地给了他一个白眼，有意让他知道我鄙视他。反正我永远不会搞粮油买卖，也绝对不会卖油炸米果和煎豆巴之类的东西。
　　
　　三
　　
　　我正为自己回到家乡以来一直低着头走路今天竟在大街之上公开昂首怒视一个颇有权势的鼠辈而得意忘形地站在街心踌躇满志时，霎然，街上的行人纷纷闪往两边。举目一看，一长列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这边开来。谁家死了人啦，敢举行这般规模的葬礼？我只记得曾在某城市见过这样的送葬场面，当时据说是一个大官逝世。而今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啊！我正疑惑间，忽看见走在前面端着木牌披着麻衣的那个孝子竟是地主张乐天。这又奇了，我明知他的老爷子早已过世，他又为谁戴孝？而且还敢公开大兴封建礼教，明目张胆地“抬死佬过街――摆臭脸”？再一定睛，八个人每人脚穿一双草鞋，吃力地抬着一副棺材缓缓而行，谁知那幅大棺材竟是用白纸扎的，上面写着中国赫鲁晓夫之灵柩。旁边的人告诉我说，今天有关部门通知那些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及那些牛鬼蛇神为中国赫鲁晓夫“送葬”，因为他们都是他的“孝子贤孙”。果然，棺材后面跟着一大批男男女女“孝子贤孙”，他（她）们每走几步便要跪下俯伏尘埃致哀。整个“葬礼”很是庄严肃穆，气势磅礴。
　　
　　那个地主张乐天真个满脸悲伤，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他老婆跟在他身后也好像在掩面哭泣。灵柩旁边有一个人在大把大把地向空中撒米，据说是驱除煞气。还有位道士身穿道袍，表情十分严肃地仰天高声祷告，一会儿口中念念有词。两个吹唢呐的乐师呜啦呜啦地高奏哀乐。另外，还有一个人负责现场指挥，他喊一声“哭！”，“孝子孝孙”们便立即嚎啕大哭，真是哀声动地，有几个围观的妇女竟被感染得眼圈儿发红。
　　
　　到了十字路口，送葬的队伍在道士的一声吆喝中便停了下来，“孝子孝孙”全部“涮”地跪下。说要举行“路祭”了。顿时香烟缭绕，纸灰飞扬，哭声震天。那道士手之舞之念着经文做了一回“法事”后，两个“礼生”便上前司仪行祭，他们两人一个喊“跪！”，一个喊“起！”，孝子孝孙便照着指令爬起或跪下，礼毕，其中一个“礼生”便手捧一纸祭文，高声朗诵，我听他这样念道：
　　
　　维，公元一九六八年，岁在丁未之冬，吾等孝男孝妇孝孙等祭某公讳中国赫鲁晓夫一位生魂于太平乡东风街十字路口之灵前，而告以文曰：
　　
　　呜呼，寒风凛冽，地暗天昏，皆因你掀起一股修正主义妖风所致，幸有浩荡东风，终能压倒西风，驱散阴霾。
　　
　　公生于1898年，虽曾投身革命，但违反真理，竟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著书《修养》，散布谬论，全国声讨，鹤唳风声。
　　
　　公不识时务，推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疯狂反对社会主义。流毒全国，祸及儿孙。
　　
　　公人虽未逝，但魂已离体，孤魂鬼影，何去何从！魂已不存，体将焉附，行将就木，挣扎无益。今日祭你奠你，吾等悲哀至极，仰天长号，魂兮归去。
　　
　　幸当今谥公为中国赫鲁晓夫之封号，享此殊荣，应无遗憾，地下安息。哀哉尚飨。
　　
　　这时全场肃静，鸦雀无声，“孝子孝孙”们俯伏在地，不敢抬头。
　　
　　围观的人们都在欣赏、议论，那光棍吴阿七更是乐不可支，他挤在人群中俯仰顾盼，指这指那，忽然，他指着一个正弯背跪在地上的女人眉飞色舞地嚷道，你们看，屁股真大。他看得起兴，一会儿又喊道，嗨！好家伙，肉都露出来了。逗得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四
　　
　　“送葬”的队伍渐渐远去，一看时间已近中午，我急忙往老肖家走去。
　　
　　老肖家住下横街，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厅堂进身左边一个房间，中间是一条通往院子的巷门，再后面便是厨房。
　　
　　一踏进他家，抬眼便看见厅堂正面搭了个“忠字台”。偌大一个“忠”字，浓黑遒劲，台上摆着红宝书。小小的建筑，竟给人一种威严神圣的感觉。
　　
　　我快步上了楼，老胡、老朱他们都已坐在那里，彼此点头打了个招呼。老肖递过一支“欢腾”，我把它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十分写意地吐着烟圈。
　　
　　我们几个人都是教师，除了我在外地，他们都安排在家乡附近。老胡、老朱他们两人有点艺术细胞，懂得些做、唱、念、打的基本功，被物色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老朱个子高挑，脸庞瘦削，导演叫他扮《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老胡胖而且矮，还有络腮胡子，干脆叫他扮那个胡传魁。人都说别看这老兄憨态可掬，却善于沟通，戏里戏外都和阿庆嫂配合得很好。老肖擅长美工，负责搞舞台设计、布景等。
　　
　　楼上放了一个火炉，室内暖融融的。大家随便聊着，我把在街上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提起那“葬礼”盛况时，老肖说，这叫做“寓乐于哀”的新鲜事物。
　　
　　狗肉香气从楼梯口上散发开来，转眼，肖嫂子把满满一钵狗肉送上放在那张小方桌上。我们立即围桌就位。老肖给每人倒了一杯家乡白酒，呷一口，味道不错。我们还在品酒，老胡便已把一块肥肥的狗肉送进了嘴里，边嚼还边说，我本来是不吃狗肉的。直使我们大惑不解。正要责问他时，他呷了一口酒便开始细说原因。他说他曾经听人说过，吃过狗肉的人身上会残留狗肉的气味，出门遇上了狗一被它们嗅到，马上就会对你狂吠甚至攻击。所以有一段时间，狗肉再好吃他都不敢吃。有一次，他经过某处，那里站着几只狗，他从容不迫，认为无需防备。怎料那些畜生一齐呼啸追了过来，吓得他拔腿夺路而逃。说到这里他毫不客气地再夹起一块狗肉，愤怒地说，我不但要食其肉，还要寝其皮。对他的话我们似信非信，知道其中八成是为他自己狼吞虎咽寻找借口。这时老肖正色对他说，老兄有所不知，其实狗们并不因人们吃过狗肉没有而友好与否。因为人本是来源于动物，人身上都附有动物灵魂，或狼或虎，或兔或狗，或猪或羊，只有狗眼才看得出来，然后它们就会相应地表示友善、惧怕或者怒恼。老胡忙问，那么我是什么？老朱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狗。老胡正欲举起筷子抽他，老肖劝住说，就算兔崽子吧。我和老朱大笑。这时老朱又收起笑容说，我来跟各位讲一个狗的故事如何？大家酒酣耳热，正在兴头上，于是老肖便说，姑妄言之吧。
　　
　　老朱说，我要讲的是当今那位大队革命会主任杨兴浪他家那条狗的荣枯悲欢命运的故事。我会心地一笑。他说，当年杨兴浪还在卖肉的时候，有一天他卖完了肉，正准备回家，肉案下那条狗还对他摇着尾巴不想离开，最后紧跟着他直到家里。杨兴浪细看那样子，知道不是附近谁家养的，肯定是一条野狗。一身皮包骨，黑不溜秋，还有几块癞疤。一副可怜听话的模样。这时杨兴浪倒也心生慈悲，想把它留下，而且听人说过“来狗富，来猫穷”，也图一个吉利。
　　
　　这狗善解人意，对杨兴浪夫妇百般奉承，常在他们面前摇头摆尾，伸腰作揖，很讨杨兴浪喜欢，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乌龙”。
　　
　　那时附近有人家养了条白母狗，全身白毛，体态丰腴。一白一黑，和“乌龙”正好天生一对。但当“乌龙”和它接近时，那白母狗却不予理睬，还做出讨厌它的姿态。这与“乌龙”那几块难看的癞疤不无关系。“乌龙”自知形秽，只好作罢。
　　
　　时过境迁，“乌龙”由于生活改善，身体逐渐焕发青春，两眼也炯炯有神，一身狗毛浓密亮黑，把那些癞疤几乎全遮了。当它再次向白母狗求爱时，白母狗也不像从前那样拒绝，不过还有些犹豫。“乌龙”一再“攻心”，对她叙说主人对它是如何如何的宠爱有加，还答应每天带白毛狗到主人家共享美味佳肴。说得白母狗思想开始动摇，后来便跟着它到塘边篱笆下面和它亲热起来。……
　　
　　得宠的“乌龙”添了漂亮的伴侣，真的成了一条幸福的狗。
　　
　　自从“乌龙”投奔杨家以来，给杨兴浪也确实带来了好运。不但当上了生产队长，还一直升到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因此杨兴浪对“乌龙”厚待有加。“乌龙”有时尾随杨兴浪外出，跑前护后，像一个贴身保镖。有一次随杨兴浪到大队部，在房门外守着杨兴浪和他的情妇李木英在房间里幽会做爱。事毕出来，“乌龙”不但对主人例行伸腰行礼，还对李木英摇尾点首表示亲热讨好。杨兴浪格外高兴，从此对它更加器重，不许任何人损它一根毫毛。“乌龙”对主人也竭力报效。守家看门忠实机警，终日竖着两个耳朵。仗着主人之势，对路过的人都要大吠几声显示威风，有时还追得你掉魂。
　　
　　某天，有几个学生从杨兴浪门前经过，“乌龙”对他们疯狂嘶吠，还追了过去，吓得他们拼命逃走。其中有个年纪较大的学生情急之中捡起一块颇有份量的石头用力打去，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了那狗头，还破了一块皮，痛得那厮在地上打了个滚。杨兴浪老婆跑出来大叫大喊一阵。杨兴浪一回来，她还添油加醋地告诉一遍。杨兴浪大怒，当他听说打他狗的学生是地主杨三保的儿子，他更加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地宣称这是阶级敌人的报复行为，要把他揪出来坚决批斗。杨三保听了吓得要命，他连忙上门向杨兴浪道歉，杨兴浪不依不饶。后来杨三保请吴中道（我的叔父）从中调停。吴中道认为这毕竟是小事，不宜上纲上线，劝说杨兴浪差不多算了。叫杨三保赔了五块钱，请兽医跟“乌龙”涂了点红汞，打了一支消炎针才算罢了。末了，杨兴浪还命那个地主儿子向“乌龙”下跪谢罪。
　　
　　天有不测风云，狗也有旦夕祸福。在他那重新出山的老上司赵成邦准备到到他家吃饭那天，“乌龙”便厄运临头了。
　　
　　早饭后，杨兴浪和往常一样，用猪油拌饭喂饱了“乌龙”，“乌龙”也依例向他摇尾摆首，嬉戏讨好。接着杨兴浪便呼它一同进了厨房旁边的柴间。
　　
　　柴间不算大，开了个小窗透光，里面堆了一些柴。“乌龙”跟杨兴浪进去以后，杨兴浪随手把门关了。“乌龙”不知就里，还拼命对他摇尾巴。杨兴浪看了它一眼，便从柴堆上拣了一根较粗的木棍。如果别人手拿这些棍棒之类的武器，“乌龙”便会有所戒备地作出反应。对杨兴浪此举它绝不会往坏处想。因为主人对它实在太好了，自己对主人也一向忠诚，并无过错。它马上又向他摇尾作揖，伏地致敬。抬头一看，杨兴浪已把那根木棍高高迎起，“乌龙”大惊，身体本能地往后一退，心想，不好了！说时迟，那时快，木棍已像一朵乌云压顶落到了它的头上，它顿时天昏地暗，脑子“嗡”的一下便完了。
　　
　　听完这个故事，席间一片唏嘘。
　　
　　碗里的狗肉已吃完了，只剩些蒜叶和辣椒末儿在残汤上面浮动。我和老朱、老胡起身离席，老肖叫我们稍等。他拿来一个本子，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学习记录的字样。并注明1968年1月7日。第一条写道，会前四宣（宣读四句誓词），学习五条最新指示。其余内容是学习《人民日报》1967年9月15日文章《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及《人民日报》1967年9月20日题为《要无产阶级党性，不要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最后叫我们各自签上名字。
　　
　　我们佩服老肖想得如此周到。
　　
　　五
　　
　　我还是取道街上回家。这时已下午三点多钟，将要散圩，还有一些人在街头徘徊。雪也开始融化，檐前滴水声十分清脆。
　　
　　这时，我忽然想起要跟母亲抓药。
　　
　　我急忙往药店那边跑去，到了药店门口往里面一看，店堂里空荡荡地已没有了顾客，只静玫一个人还在收拾柜台上的东西，我一进店门她就问，今天怎么这样晚才来，我告诉她我在朋友家聊天去了。
　　
　　抓完药付了钱我刚要离开，静玫却把我叫住，问我今晚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到店里坐一会儿，她好像有什么苦衷要对我说，看她那样恳求的目光我点头答应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到底她有什么事找我，一不留神竟撞倒一部横放在路中间的自行车，车主跑了过来冲我发火，骂我戴着眼镜四只眼睛都看不见路上的东西、臭老九等等。我不想和他争吵，便弯腰把车子扶起，端祥了一下他的尊容，便立即离开，身后还传来一阵嘲笑。
　　
　　冬天的日子很短，吃过晚饭，夜幕便已降下，我加了件衣服，挽了条围巾便准备动身。
　　
　　走出门外一望，凭着云层透着的朦朦夜色，还可以辨认街上的景物，那些木柱、石凳，好像或站或卧的幽灵，叫人看了有些悚然。街道两边的铺子里还有人声，门缝中透出了微弱的灯光。
　　
　　那些在街上蹿来蹿去流浪的狗，本已悠然自得，但还要向我狂吠几声，以发泄对人的本能的敌意。
　　
　　我只顾疾走，一会儿就到了药店门口，那大门只是虚掩着，我轻轻推门进去，但见店堂左侧那间值班房的房门敞开，煤油灯正亮。静玫已站在那里，她客气地向我打招呼，我走进房间，顺便在靠门边那张木凳上坐下，煤油灯的灯光把我的身影拉长，横卧在门槛上，头在店堂，脚在房内。静玫倒过一杯开水，我有点口干，一口就喝了半杯。彼此开始说着些今天天气很冷之类的话。
　　
　　这个值班房（也即是杜静玫的卧室）约八平方米左右，一张床，一张两斗办公桌，桌上放着几本书，靠墙的一只四方木架上放着一只装衣服的箱子，墙上贴了一幅宣传画，画了一个女青年，身穿军装，头戴红星帽，雄纠纠的样子。画题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画中人的风度与房主人的气质显得格格不入。
　　
　　临街的窗门关着玻璃，依稀仍然听见街头夜行的人和狗的声音，室内倒也暖和，似乎有股幽香。她坐在离灯光较远处，样子惨淡秀丽，我痴痴地望着她，揣摩她的心思。相视良久，她忽然问我，曹敏近来还好吧，我告诉她目前还好，最近来了信。她长吁了一声说，你们这样很幸福。好象很羡慕我和曹敏那种“两地相思”的爱情模式，我想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平时在交谈中我从来没有问过），话说到嘴边又打住了。
　　
　　此时，她动情地说，吴老师，我们相识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你跟一般人不同，我早就想和您说一件事……似乎欲言又止。我想，我虽然并没有“跟一般人不同”的特别之处，但在她心目中我至少是诚实的，有同情心的人。对于她的器重，我感激之余又有点不安，我说，小杜，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心里不要难过。她沉吟了一会，便断断续续地叙说原委。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今年三月间，本地有一个回家探亲的军人到药店买药，静玫和她聊了一番，谈话间知道他的职务是营长，气质不错，说话也和气。但回到部队后便给静玫寄了一封信向她求爱，静玫无意于此，没有给她回信，不久他又接连写了几封信寄来，静玫只好婉词回绝了他。以后他也就再没有来信了。
　　
　　岂料这事不久便传了开来，说她和一位军官谈恋爱，正在书信往来。最使她难堪的是公社那个妇女主任见了她竟满脸堆笑地说，静玫同志，祝贺你呀，我们准备把你评为公社的先进青年突击手了，尤其了不起的是你已经是革命军人的未婚妻，多么光荣啊！静玫听了又惊又急，慌忙解释说没有这回事，妇女主任又说，瞒什么？姑娘们都挺羡慕你哩，有地位、有前途，你真幸运啊！，静玫只好告诉她说，她和那个军人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妇女主任嚷着说，怎么吹了？这绝对是错误的，大错特错啊！她还想要说些什么，静玫背过脸走了。
　　
　　后来，那妇女主任还不断上门纠缠，说什么党委和公社妇女青年组织都非常关注重视这件事，甚至说这是政治立场问题，等等。
　　
　　静玫显得十分无奈，她千万没料到不经意间会惹起这场荒唐纠葛。尤其使她痛苦的是她还另有一番心事。
　　
　　她含泪告诉我说，家乡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很穷，成份也不好，但人品很好，我们发誓情愿在一起过一辈子，接着她眼泪汪汪地叙说着他们的爱情经历。他嘱咐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并说连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
　　
　　面对这位对爱情如此执着的女子，我非常感动，但我又为他们纯洁美好的爱情的前景担忧，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阴影笼罩在他们头上。
　　
　　除了我，她不敢把这桩心事告诉任何人，绝不敢对妇女主任他们直说，也不敢和亲友们表述她心中的意愿，因为肯定会遭到打击、嘲笑、诟骂。今天她只有向我这位弱者知音倾吐，想求助于我这个无用的逃避者。但我目前这般窝囊的处境，我能帮她什么？我只有一颗祈求正义、渴望人性自由的心，在急促地博动、拍打自己的胸躯。我不禁大声地说，小杜，自由伟大，真正的爱情伟大，你应该勇敢起来，努力实现你的理想，大胆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我仅能用这标语口号式的豪言壮语来表达慷慨激愤的心情）。
　　
　　静玫激动地说，吴老师，在这方世界我算是举目无亲，你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我知道你帮不了我的什么忙，但有你这番话就够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她脸上泛起了红晕，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
　　
　　夜色已深，四周寂静，我要回去了。
　　
　　我刚走出大门几步，身后忽然蹿出一条狗向着对门巷口狂吠，我顺着狗吠的方向望去，忽见有个黑影在拐弯处一闪便进了巷子，那狗也追了过去。
　　
　　六
　　
　　母亲的病已好了许多，医生开了一个滋补调理的方子，我仍旧拿着药方到药店抓药。
　　
　　有一天，我看静玫的脸色苍白，眼睛有点浮肿，还带着泪痕，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摇头，再问眼泪就会掉下来了。我只有戚戚地离开。
　　
　　回到家里，我跑上小楼，心里感到十分迷茫。
　　
　　忽然楼下有人叫我，我急忙下楼，那个人便走上前来，说他是公社的干部，叫我随他去公社一趟，我还没问明原因便莫名其妙地被他带走。
　　
　　一会儿就到了公社那栋大楼门口。以前我没有来过这里，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高大威严的样子，而今走近它更觉有点阴气逼人。大门两边挂着写着那些红字或黑字的牌子，像站着一排卫兵，个个把眼睛盯着我。
　　
　　那个干部把我带到院子里面一个光线不太好的房间门口，向里面一指，叫我进去，我一脚踏入，看见里面坐着一个比刚才那位更象干部模样的人，旁边还有一个人陪着。他命我坐下，我和他只隔着张办公桌，此人面瘦无肉，颧骨突出，脸色铁青，他看了我一眼后便点燃了一支“大前门”，神气十足打量着我，我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叶牌香烟，划根火柴点燃，以镇定一下精神，沉默了几分钟，他示意旁边那个人把一个本子放好，大概是准备记录。然后，他干咳了一声，便用他那浓重的鼻音问我，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吴云。接着又问我的年龄、住址、职业等，我一一作答，并把因母病请长假回来在家照顾母亲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问我在家干些什么，我说，主要是为母亲求医、抓药、熬药。他又问我平时和哪些人交往，我说都是些旧时相好。他紧逼一句，还有谁？特别是女的。我说，因为常到药店抓药，所以认识那位店员杜静玫。他冷冷地问，你和她什么关系？我镇定地回答，是顾客和店员的关系。这时他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责问道，你知道她是军人的未婚妻吗？听他这样一说，我不禁愕然，又觉好笑。我只好回答说，不知道。他马上又吼道，你犯法了！我反问，我犯了什么法？他喝了一声，你破坏军婚！“破坏军婚”，我被这四个字震惊了。我大声说，这简直是捕风捉影，岂有此理。他说，证据确凿，有人检举，你抵赖不了。你要好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这分明是陷害！他把脸一沉，颤动着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脸上，狠狠地说，告诉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回他一个冷笑。最后他对我说，你今天既然不想交待，那就给你回去考虑一个晚上。说罢，他叫那个人把记录本送到我面前，命我打了手印，出门的时候，他“砰”地一声把房门关上。
　　
　　我顿觉天昏地暗，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
　　
　　黄昏时分，叔父来到我家里，他已料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没有责骂我，因为他了解我。他知道这分明是诬陷，但无计可施。他陷入痛苦的沉思，最后，浩叹一声说，我害了你，我不该叫你回来，说罢低头走了。
　　
　　这晚，我一夜没有合眼，愤怒、悲伤交织在一起。我担心静玫会因此崩溃，担心曹敏她……天亮前，我迷迷糊糊地梦见曹敏和静玫两人抱头痛哭。
　　
　　我度日如年地捱着时光，整天蜷缩着身子孤坐在楼上，守着窗外的寒风凄雨。
　　
　　第三天傍晚，忽然楼梯响了，房门被人推开，站在面前的竟是静玫。我大吃一惊问道，静玫，你怎么来了，你不怕他们？她目光直视我说，我现在还怕什么！说罢她立即坐下伏在桌子上抽泣。我不知怎样安慰她，一会儿，她仰起头来对我说，吴老师，是我连累了你，我对你不起，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说，静玫，我们谁都没有错，都是受害者，我只是没有想到，终究逃避不了。我嘱咐她转告曹敏，告知我们的委屈，叫她不要难过。
　　
　　话刚说完，她忽然“哇”地一声扑在我身上，把我紧紧搂住，两张脸上的泪水汇成一条泪河，彼此的身躯已融为一体。朦胧间，听她在耳边呻吟着说，云，我们不如就这样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