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笔记本小说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六朝的志怪小说，更是一向被视为唐人传奇的重要铺垫。但人们对它自身的评价却大都低调，除了肯定为数极少的“民间优秀故事”之外，其他几乎全被作为“糟粕”抛弃。然而这样简短粗糙的判断对于一代人的心知之花，难免有失偏颇。本文试图通过仙话、鬼话、怪话三个方面对志怪小说中仙鬼怪故事的悲剧意蕴进行探讨，从一个侧面来体现志怪小说的价值。
　　
　　关键词：仙道飘渺  鬼恋难长  物怪邪恶  时人沧桑
　　
　　一、仙话
　　
　　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人不段地探究他自身的存在，时时刻刻查询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而对于人的梦想和人的现实处境的关心，对个人、宇宙的注视，往往带有无可排解的忧伤——尤其是在那些社会动荡而心灵敏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仙界，就是一个忧伤故事的展开。
　　
　　中国的仙人来历久远，而在魏、晋、南北朝使其迅速壮大，组成了一个星汉灿烂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一批文人化的方士或方士化的文人虚构而成。对身处乱世的他们而言，求仙自然是为了人世间的苦难、局促和彷徨，因此原动力本身就富于悲剧性。
　　
　　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相信仙的实有，也正是因为确信仙界的存在，感情投入才显得真切、厚重、执着。也依凭这些世俗的情感，他们满心快意的展开了仙界世俗化的诗意，构造了一个居于尘世之上的富贵闲适的天地。在这里，女色、财富、权势一样不少，例如《神仙传》中《沈曦》（1）一段的描写：
　　
　　“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
　　
　　富贵奢靡，一至于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仙的世界其实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享乐欲望的延续。然而，这些“虚妄浅薄”的背后却有着深层的备悲愤与忧虑。
　　
　　其悲愤和忧虑主要呈现为两个层次：
　　
　　第一，仙故事的创造者们对仙界怀有对人世一样的不信任感。面对仙境的诱惑，他们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向前。他们满怀耽忧和疑惧。按照他们的理解，并不是每个成仙者都可充分享受仙界之乐：这里也有等级。如彭祖所说：“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非一，但更劳苦。”（2）弄得不好还会受罚。这哪里是仙界，分明是剥削升级版的人间。因此有些人就只求长生而不愿升天，如白石先生“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3），何其乐哉。
　　
　　不仅学道者不升天，就连升天者也络绎不绝地回到人间，而女现下凡成亲则是思凡中最富情趣的部分。仙人下凡，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无异是告诉世人：仙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然而下凡以后又如何？譬如七仙女和董永的仙凡永隔、劳燕分飞，又如《弦超》中的女仙知琼因为泄露形迹而不得不与弦超乖隔。（4）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暗示了创造者的两难心态：无论人间，还是仙界，俱不足以安顿此生。追求成仙，是对人世的否定；下凡则是对仙界的否定。总而言之，人无路可走，只有逃避：从人世向仙界逃避，又从仙界逃往人间，循环往复，疲于奔命，无法安息。
　　
　　第二，即使以深信仙界的方方面面完全令人惬意为前提，那也不足以使他们欢欣鼓舞。因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绝不是轻易就能到达的。最逊的路途上充满了艰辛。
　　
　　仙有天仙和地仙之别。就通例而言，成地仙靠服药，或服云母，或服“松脂茯苓松实”，或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磺”，或服“百草花”；成天仙就非服丹药或受道吞符不可。除此，成仙还有“尸解”一法，有如蝉蜕如蛇蜕，不仅死相惨烈痛苦远甚常人，而且死后异象纷呈，稍有不小心便有走火入魔形神俱消之虞。
　　
　　无论服药吞丹还是尸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极其细致的功夫，这已经是很为难普通人了。更何况即便如此，成仙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绝欲，戒绝一切人世间的欲望和情感。这个必要条件即使是有着天仙相佐也不可回避。就如费长房虽有天仙壶公的相助，历经虎口磨牙之苦、巨石悬顶之危，终因为无法生啗屎蛆而面不改色，功亏一篑。（5）
　　
　　六朝志怪对于求仙之艰的设想，寓含了作者对求仙理想的可能性的强烈怀疑。他们一方面认为神仙生活不受世态纷乱之扰，是从动乱中得到解脱的惬意状态，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实现的可能，既追求而又怀疑，这就陷入了赶上的泥淖。然而，在对地上的人间社会感到绝望以后，继而又对天上的神仙世界感到绝望，就意味着悲剧已经无可解脱，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正视它，承担它。
　　
　　二、鬼话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他具有想象力。在人类生活中，唯一能与生相提并论的只有死亡，于是自古以来有关死亡的想象也就格外活跃。特别市在重智慧然而更重情感的魏、晋、南北朝，关于死亡和鬼的故事也就份外庞杂了。但总的来说，这个时代关于鬼的想象是笼罩在一片悲伤和忧郁之中的，多愁善感构成了鬼故事的基本基调。
　　
　　许多魏、晋、南北朝作者都相信死亡几是回家，例如陶渊明在《游斜川》中写道：“开岁攸五十，吾生行归休”。
　　
　　然而，这样一种以死亡为归的想象并非一种豁达，而是一种悲剧性的人生态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感受到。一、以死为归的心理前提是在人间生活中的漂泊感；二、阴间即人类的“故园”在这些人的意念中并非只有温馨和甜蜜，一如阳间有着阴暗与绝望，甚至比阳间更甚。
　　
　　从汉末到整个魏、晋、南北朝，盘踞在人们心灵的一个巨大的痛苦便是人生的不安定感。这是失去了规范的年代。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大红大紫的渲染和刺激，加上频繁的国内动荡，外部入侵，无论上士大夫还是平头百姓，都处在动荡不宁的生活的冲击之中。
　　
　　祸患无端，更兼人生短促，这就促使不少人产生了集中体现其漂泊感的心境。如陶潜《归田园居》中“人生似幻化，终当是空无”，又如曹丕《善哉行》”中“人生如寄，多忧何为”，然而无论”是“人生如寄”还是“人生似幻化”无不流泻出一种找不到安宁的人生归宿的悲哀。
　　
　　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人世，死亡不是用来反衬人生的意义，而是用来宽解和安慰自己，该是何等的令人心酸！当整个人生被视做一次旅行，一次漂泊，家自然是不复存在的了。以死为归的他们渴望的是从阴间——另一个家中获得慰藉，享受宁静。这是动荡时代的悲剧性的渴望。
　　
　　于是鬼故事的创作者门开始设计这样一个并非以恐怖和万籁俱寂的真空笼罩一切，而是浓妆涂抹几笔令人心向往之的亮色的永恒的“家”——阴间。这里的死人们，也就是“归人”，亦即“鬼”们，一如阳间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点可以从大多数讲述人鬼交往的志怪小说中侧面折射出来。
　　
　　但是，阴间的美好毕竟是有限的。正如志怪作家既惧怕人世的险恶又珍视人间的真善一样，他们一方面认为阴间能给予漂泊的心灵某种程度上的抚慰，另一方面又对这个“故园”的信赖程度很低：
　　
　　第一，“归人”比生人肩负的人生重任更要沉重。
　　
　　一方面，他们尽管离开人世，却依旧为活着的亲友们牵肠挂肚，对故交、对妻儿、对情人，一概放心不下。比如庾崇（6），死后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径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身入异域，仍念念不忘妻儿，无能为力而又丢舍不开，这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笔墨，足以催人泪下。
　　
　　其二，鬼还得为自身的生计而奔波悲愁。鬼同样有饮食之需，为了“一瓯饮食”，不得不到人间“作怪”（7），而且鬼似乎比人更易生病，不仅生前的病会带到死后，而且尸骸随时有受伤之虞，鬼身亦会受损，一如《周氏婢》中的女鬼，因草生至骷髅眼中而疼痛不堪，且自身无能为力，须托梦活人为之救治。（8）
　　
　　其三，许多鬼希望重返人间而希望渺茫。大量的女鬼追求男子的故事表达了这一意象。然而这些结局往往不遂鬼意，嘘叹而终。例如，《紫玉》中的紫玉生前与韩重相“悦”，死后仍深情绵绵，“嘘唏流涕”的邀请韩重光顾其坟，奈何人鬼只得“三日之缘”，为了不伤害韩重，只得“留三日三夜，成夫妇之礼”而“涕送其归”（9）。又如《列异传*谈生》中的那位腰上已生肉如人的鬼妻，也因为谈生一不小心“以灯照之”而失去了生的机会（10）。
　　
　　第二，阴间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一面。如同人世间混杂着不贤不肖一样，鬼的秉性也是各种各样的，有善良仁慈的鬼，有才华横溢的鬼，也有品行不端的鬼，或“偷食”，或无故伤人（11），有些甚至类似与黑社会的阴贼之徒，如《搜神记》卷十六《琵琶鬼》中的琵琶鬼等。
　　
　　综上所述，阴间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未能给人提供足够的温馨和甜蜜，反而构成了新的不安定的因素。由人世到阴间，又从阴间而人世的辗转不已的逃避，却找不到一片略胜于人世的乐土，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的讽刺和悲哀。
　　
　　三、怪话
　　
　　与仙、鬼形成对比，物在世界总体上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不信奉人间伦常的异邦。仙，人艳羡之；鬼，人同情之；而物却站在一个尴尬的地位，几乎没有人对它有好印象。
　　
　　物，是指各种“年老成魔”的动植物或无生命之物，也就是怪物，或称物怪。这些“物”，在后世习称为妖怪或妖精。
　　
　　之所以说物怪的地位尴尬，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志怪小说中，天地间的邪恶和卑鄙，大都与物怪相关。它们没有道德感，没有羞耻心，一切正直的人所遵循的生活秩序和奉行的准则，它们都视之若无，并似乎故意践踏之，毁坏之。它们不像鬼一样信守人间伦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对淫人妻女之事格外感兴趣，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惨痛的悲剧；其他坑害人的事，物怪同样爱干，神通不大的多来一些小恶作剧，神通大的物怪则往往有拿人命当儿戏的恶劣嗜好。
　　
　　物怪是邪恶的，但是人们并不惧怕，有的只是厌恶和蔑视。一是厌恶。这一点在物人相恋的故事中尤为明显。男子对于女物怪，一旦发现其真正身份，往往弃之如弊屐甚至亲手恪杀。这是因为，作者们认为物怪意味着邪恶，与人是格格不入的。二是蔑视。在他们看来，物怪尽管都获得了某些灵性，但并不可怕，因为植物怪或器物怪神通有限，易于征服，例如《张奋宅》中的钱怪（12），即使是神通较大的动物之怪，百年内可以用犬加以识别，千年老怪如《张茂先》中的斑狐，“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现”（13），也是可以治服的。
　　
　　第二，人们虽然厌恶并蔑视物怪，却又能以一种超于善恶之外的壮伟气度来欣赏它们，尤其是欣赏它们的神通和智慧。特别是狐狸之类的精怪尤获青睐，还是拿《张茂先》中的千年斑狐为例，书中说它“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辉”，“论及文章，辩校声实”，“比复商略三史探颐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等（13），时人能够欣赏邪恶者的聪慧，该是何等的豪迈！
　　
　　六朝小说中所显示的对待邪恶的态度，具有一种矫矫脱俗的开阔气象。这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魏晋风度：旷达、超然，似乎与悲剧无关。然而并不。魏晋风度本身几是一种悲剧，是悲惨世界的产物，是自觉意识的一代知识分子与现实抗争的产物。
　　
　　六朝乱世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置身乱世，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深发感喟是必然的，但不一定流于诅咒或呼天抢地。正如鲁迅所言：“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的多了，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14）这种平和，体现出“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历经沧桑的浑涵与成熟。
　　
　　这种苍桑的成熟与睿智正是一种悲壮的历程。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个历程的终点和纪念碑——魏晋风度，而忽略了历程背后的悲伤与艰辛。
　　
　　仙、鬼、怪是支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三种基本形态，通过对这三种形态故事的悲剧意蕴的粗略的扫视之后，有理由可以说对六朝小说的评价不能太低。
　　
　　参考资料：
　　
　　（1）出自《太平广记》卷五，原出《神仙传》，第30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2）出自《六朝小说》第79页，原出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3）出自《太平广记》卷七，原出《神仙传》，第37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4）出自《搜神记》卷一，第31则，干宝著；吉林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月第十一版；
　　（5）出自《太平广记》卷十二，原出《神仙传》，第67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6）出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原出《幽明录》，第2140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7）出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一，《新鬼》，原出《幽明录》，第2134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8）出自《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周氏婢》，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9）出自《六朝小说》第126页，原出干宝《搜神记》；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10）出自《六朝小说》第24页《谈生》篇，原出曹丕《列异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11）出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九，《刘他》、《王戎》等篇，第2123页，中国盲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
　　（12）出自《六朝小说》第28页《张奋宅》篇，原出曹丕《列异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13）出自《搜神记》卷十八，第四二一则，第480页，干宝著；吉林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月第十一版
　　（14）出自《六朝小说》的《前言》；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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