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初中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同桌。
　　
　　那个女孩长得还不错，衣着鲜艳，给人孤傲的感觉，其实她一点也不孤傲，还很有点“八婆”，特别爱说小话。
　　
　　我们坐在一起的第一天就有点不和谐。我是读死书那种人，上课铃一响就一本正经，那个小女孩却如坐针毡，东摸摸西摸摸，好象有许多东西需要准备。等她把她那些文具和书本全部摆弄一遍后，一节课就过了一半。这时，她开始找我说话，而我在听课，对她的问话基本置之不理。
　　
　　终于，熬到下课时间，她对我说：你怎么一个男孩像个女孩，不会说话呀？
　　
　　我说：你怎么像个八婆呀，一直叨叨不停。男孩就应该像个男孩，不能当八婆。
　　
　　她也没在意我说什么，接着没话找话：你最喜欢什么事情呀？
　　
　　我说：我最喜欢读书。
　　
　　她说：别说读书的事儿，比如最喜欢什么运动，像爬山呀……？
　　
　　我说：我每天上学都要翻两座山，一点也不喜欢。
　　
　　她有点生气了，说：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游泳呢，你会吗？
　　
　　我说：我家是养鸭子的，经常有鸭子不回家，在河里打转。我时常下河去追它们，甚至是冬天，我倒是希望不会游泳。
　　
　　她对我这种冷笑话式的幽默一点也不感兴趣，从此，我们两个就结下怨了。她总回头与后面的同学嘀咕，不怎么再找我，我也落得清静。
　　
　　我们那种教室不大，但每个班能坐四五十人，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课桌都很小，还两个一桌。在这种高密度的教室里，时常会发生同桌之间争抢地盘的战争，我们俩也不例外，何况我们俩还是很不和谐的一对。
　　
　　开始是我坐左边，所以比较“霸道”的就是我。经常写着写着作业时，胳膊就占了大半个桌子。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尽管她可以向旁边让一让，但她却把那只本在桌下面的左胳膊也放到桌上，就为了与我抢地盘。在挤来挤去之后，我们爆发了第一次小规模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经过高度精确测量之后，在桌子的正中央画上了一条“国界”，我们称之为“三八线”。自从那条三八线诞生之后，我就吃了不少苦头，经常会在上课特别认真之时，或者自习课写作正酣之时，被她猛推一下，打一下或者用笔扎我，而哑巴吃黄莲，只能愤恨地等待复仇的时机早点到来。
　　
　　我说的复仇时机是很快就来临了，在我们那儿一个月调换一次座位。这种调换是一横排的同学平移，同桌互换。为这个机会我到来，我准备得太久了，而她对此毫无知觉。所以，那个换座位后的第一个晚自习课（白天我就注意到了她越界，但上课时间不好发作），哈哈，机会来了，她已越线三厘米了。我拿起一本书，从高处对着那条线狠狠砸下去，正正地打在她的胳膊肘上。
　　
　　她立即跳起来，眼泪刷地出来了，对着我咆哮起来：干什么，你！
　　
　　尽管我有理，但还是觉得有点过分，只能小声说：你越线了。
　　
　　她见我有点底气不足，立马上劲了：谁越线了，我根本就没有越线，才过了一点点，你能保证一点都不过线嘛。
　　
　　我看她不依不饶，非常不爽，也把分贝提高了八度：一点也不行。告诉你，保证不越线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远离那条线。
　　
　　这次战争被老师终止了。老师把我叫去谈话，当然，大道理是同学之间要相互爱护，团结友爱，小道理是那条线应该擦掉，不要斤斤计较。
　　
　　我对老师说：我不想再和她坐一起了，要求换个同桌。
　　
　　老师说对我说：这个不行，她爸爸是镇长，因为她爱玩，所以叮嘱学校帮找个爱学习的同桌。你以后要多关心她，监督她，共同学习。
　　
　　接着老师又把她给叫过去训了半小时的话。回来红着眼睛，还向我吐舌头。
　　
　　那次战争之后，我们两个反而好了，真有点亲密无间了。她小话也少了些，比以前爱学习一点，经常问我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而我为了表现得更优异一些，学习更加刻苦，成绩还一直不错。那条三八线依然清晰，我时常忘乎所以，而她则刻守着那条线。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分班了。和她呆了一年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那个“笨女孩”竟然多才多艺，十八般乐器（不知道有没有十八般）样样精通，所以她上了艺术班，等着初三的时候考艺术学校。
　　
　　有一个早操课上，我们很巧站在了一起，她对我说：很怀念以前和你同桌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你，非常开心。
　　
　　我说：你现在的同桌不好吗？
　
　　她说：是个体育生，成绩一般。
　　
　　我说：好吧，你以后有问题还是可以来找我。
　　
　　她说：好，不过你们那种班学习太紧，可能会不方便。
　　
　　初二的那个元旦我们竟然又呆在一起了。全区的中学组织了一个迎新年文艺汇演活动。我们学校就选送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她的二胡《二泉映月》，另外一个就是我与我班的同学曾涛的相声。为了集中训练，带队老师领着我们提前三天就到区里住下了。那几天我们互为观众，天天听她的《二泉映月》。
　　
　　最后一天的下午，曾涛和带队老师去看舞台去了，宿舍就剩我们两个了。
　
　　她突然说：我好紧张。
　　
　　我说：我觉得你拉得太好了，没问题的。
　　
　　她说：天太冷了，我的手都不听使唤了。
　　
　　那一天确实很冷，我看她的嘴唇都冷得发紫了。
　　
　　我说：我帮你暖一下吧。
　　
　　她很自然地把手伸了过来，我用双手握住那两只发抖手，很长时间，依然冰冷，只是抖动慢慢稳定下来。
　　
　　曾涛和带队老师回来的时候，她的双手还在我的手里。他们两个看到后非常奇怪。
　　
　　她忙把手抽回去，呐呐地说：我的手很冷，让他帮我暖一下。
　　
　　我也很不好意思，说：她说有点紧张，我帮她稳定一下情绪。
　　
　　老师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先认真搞好表演。
　　
　　在去演出的路上，带队老师单独对我说：那是镇长的千金，你可别有什么想法，把自己学习抓上去。
　　
　　还真是，老师没说之前，我还真是愣愣的，说了之后，我倒有一点涩涩的感觉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她上了师专，再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只知道她毕业后又回到镇上的中学教音乐了。
　　
　　在我读大三的时候，校园流行起《同桌的你》。第一次听到那个歌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一遍又一遍地吟唱“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在一种莫名的情感驱动下，我把这个歌词抄了一遍，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我把歌词装入一只信封，信封上写上了我们镇中学的名字和她的名字。但十年过去了，那封信石沉大海，我一直不能确认那封信是不是寄出去了，也不能确认贴没贴邮票。
　　
　　若干年后的一个早上，我在镇上见到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长得跟她一样。在经过确认之后，竟然真是她的女儿。在那个女孩带领之下，我在镇中学见到了她。这是我们二十年后重逢，但双方没有任何惊讶，就象见到了一个经常来往的老朋友。
　　
　　我问她：这些年还好吗？
　　
　　她说：挺好，老样子。
　　
　　我说：确实是老样子，笑都像从前。
　　
　　她说：生活在老地方的人当然只能是老样子，不像你，变化不小，像个老板了。
　　
　　我说：你真该骂，既然是老朋友，就不应该说这么生份的话。
　　
　　我和她在校园里走了走，学校变化非常大。曾经低矮的教室，实验室和食堂都被漂亮的教学楼代替了，校内的小池塘也被填平做停车场了。除了原来池塘边的两棵老树，很难再找到以前的痕迹。
　　
　　我若有所失地说：学校变化太大了。
　　
　　她说：学校都重建过两次了。
　　
　　我不无遗憾地说：找不到一点以前生活的痕迹了。
　　
　　她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有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
　　
　　我跟着她来到了一个办公室，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张与别的老师都不一样的办公桌，因为它特别旧。
　
　　她说：这是我的办公桌。
　　
　　我想她的话一定有什么意义，认真一看，天啦，是我们初一时的那个课桌，那条三八线已经很模糊，但依然还在。
　　
　　我非常感激地说：谢谢你，你让我找到了从前。
　　
　　她说：不是因为你，这也是我的过去。在我重回这儿教书时，我就把它当成了我的办公桌。
　　
　　我随意问了一句：你老公姓什么？
　　
　　她很诧异：你还不知道我的老公呀，他是曾涛。
　　
　　我大惊，忙问：他现在怎么样？
　　
　　她很平静地说：以前在镇派出所，前两年抓赌博被别人打了，走了。
　　
　　我们的谈话陷于一个莫名的寂静中。对于我曾经的同桌，我曾经一直关注的女孩，如此的伤痛却被我无意间再次揭开。
　　
　　我连忙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她一脸平静：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情，你也没有必要知道。
　　
　　我们的谈话走入一个死胡同，我只好岔开话说：对不起，我该走了。
　　
　　她说：嗯，走之前，我有一份东西要还给你。
　　
　　她从那个课桌里翻出了一个发黄的信封，递给了我，那是一封没有开启的信封——我读大学时寄给她的。
　　
　　我问：怎么知道是我的？
　　
　　她说：我们一起同桌了一年，信封上的字我太熟悉了。
　　
　　我问：为什么没有开？
　　
　　她说：那时候我已结婚了。
　　
　　我问：难道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她说：那时候我们非常幸福，什么都对我们不重要。
　　
　　我问：为什么后来也没有开呢？
　　
　　她说：那时候你一定也结婚了，开不开对你也不重要。
　　
　　我说：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就一首《同桌的你》的歌词，你可能想得严重了一点。
　　
　　她说：你我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你曾经告诉我，保证不越线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远离那条线。
　　
　　也许她是对的，我们的生活是平行的，我们之间不会有故事也不应该有故事。我们像朋友一样挥手而别，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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