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没有时间的概念。只记得日历的影子短了又长，我的头发增了又删。只有看到跟前蹦蹦跳跳的儿子时，才猛然惊觉原来自己竟拥有过那么多从前。在不经意间，它们走远了，就像那惊鸿一瞥的“年”。
　　
　　最初的“年”，在我心里是一把糖块一身新衣服还有几个“二踢脚”。那时是极渴望过年的，往往在刚进腊月的时候，就扳着指头开始倒计时了。家里的东西逐渐多起来，有豆包年糕面包馒头，还有香喷喷的包子。按照惯例，这些东西要留到年三十才能吃。每每我和哥哥垂涎三尺而不得。那种感觉真是很难过，像有一百只小猫在挠心。妈妈知道我嘴馋，于是将食物们藏得格外严实。可是，我的鼻子天下第一，离老远就闻到面包的香味了。面包是批发的，圆圆的，像满月的脸。本来很软，放在西屋一冻，就石头般硬邦邦了。面包放在大抬筐里，很安稳的样子。看见我，它们都有点凛然就义的姿态了，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开始我不敢多吃，每天偷着啃几口。可是那味道太诱人了，如此几天后，我终于囫囵吞掉了一整个面包。妈妈忙于家里家外的事，暂时顾不上监视我的行踪，于是我放心大胆地大吃特吃。到了腊月二十八，面包只剩两个了。妈妈发现后，大骂了我一顿。我低头受着，心里可还在回味面包的香。也许，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吧。多年后，再吃奶油的夹心的种种面包，都没有当初的那份美好了。不知道变味的是时光还是心情。

 

    那时最爱的是年三十晚上。妈妈煮饺子，哥哥和我就趴在窗玻璃上看爸爸放鞭炮，手捂着耳朵，可是耳根子还是被震得生疼。放完鞭炮，打扑克，玩“414”。我玩得最不好，爸爸可是很会算计，所以总是我输。打扑克是看春节晚会的前奏，等晚会一开始，我们就休战了。听相声看小品，然后哈哈一笑。我拼命撑着眼皮，就是为了看赵本山。对啦，还有幽默的赵丽蓉老太太。大年初一，哥哥和一帮小孩一起挨家拜年，我当跟屁虫。其实，依照我们这儿的风俗，女孩子是不出外拜年的。可是我不管，东家进西家出，转眼兜里就装了一大把水果糖。那时一分钱能买一包糖。我记得走到西头姑奶奶家时，她给我泡了一碗炒米，里面加了白糖，可甜了。印象最深的是10岁那年，我去班主任曹老师家拜年。临出门时，毛毛躁躁的我居然一下撞在她家门框子上了，脑门上当时就起了一个包。我一边揉一边往上看，这一看不打紧，我乐啦。原来啊，她家门上赫然贴着一幅小字——“抬头见喜”！呵呵，这可真是抬头见喜了。
　　
　　上小学四年级后，我对年的渴盼渐渐减弱了。当时，港台电视剧正流行，用张爱玲的话说，是“满坑满谷”。那年正热播《楚留香传奇》，男主角是郑少秋，很英俊倜傥，扇子一开一合都见风流。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那会儿的电视台不像现在老爱插广告，一天连播8集电视剧，真是过瘾哪。于是，从大年初一到初七，我整整看了一星期电视，两眼爬满了红血丝，看啥东西都是双的。爸爸责令我不许再看电视了，可是电视剧的主题歌一开唱，我还是忍不住心痒痒。看不了就闭眼睛听声儿，这精神够执着吧。初八，医院上班了，爸爸带我去看眼睛。小孟大夫说是假性近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果然，“闭关”几日后，眼疾有所好转。但是，我是一个记吃不记打的人，若干年后，还是因为电视的缘故，变成了真正的近视眼患者。
　　
　　上中专后，我家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可是，因为哥哥和我都上学，而挣工资的只有爸爸一个人，相对来说，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屋子里的那对儿沙发是看着我长大的，找木匠打制的大衣柜几乎跟我同岁。岁月的刻刀在我家的门窗上一下一下地划着，末梢拐弯儿的地方是一年一度的除夕。16岁的我不再羡慕新衣服不再偷吃面包，对年的记忆仿佛只剩下三十上午贴对联了。妈妈负责扫棚，哥哥打糨子，爸爸站在凳子上粘贴，我负责传递对联和横批。因为天冷极了，往往刚刷上糨子的对联拿到门外就变硬了，贴不上去。于是，只好重刷。再不行，就用电熨斗熨一下再贴。我爱干的活是贴福字，到处贴，比如门上水缸上还有窗玻璃上，我喜欢看那喜庆安详的红颜色。看着它，我心底会温柔地浮动起很多本已遗忘的人和事。
　　
　　现在的我，一过年就犯睏。去年三十晚上，不到21：00，我已经搂着儿子眯着啦。楼下的鞭炮震天响，儿子刚睡着就又被惊醒了。我开始埋怨起这个叫作“年”的东西来。老公在客厅看晚会，我则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来。不知何时起，开始不太喜欢这道文化大餐了。一色的零点钟声念电报发短信，年年都是那几个熟面孔。倒是范伟的出现常能令我乐不可支。可是，自打老范获得“影帝”称号以来，很少露面了。老公独自包饺子煮饺子，招呼我起来吃时，已是23：30了。
　　
　　午间，忽然梦见了童年。我裹在一支流动的拜年大军里，满口袋糖果笑得合不拢嘴。走到一个岔道口时，忽然走不动了，阳光一点点拂着我的脸，在前方画了一道道斑马线。时光倏忽张大了眼，跟我一样踟躇在它边缘的还有一个虚虚的影子，那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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