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笑梅

　　对于诗人而言，自身的文学意志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着不同的表现，而由文学抱负和写作才能所组成的文学意志往往明显地体现在作品中投射的那个强烈的自我身上。傅天琳的一生步履不停，努力成长；诗中的“爱”已经远远超越性别立场，饱含深切的“生命意识”及“使命感”，始终追寻着人性和人类之爱，在她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其文学意志始终与历史和时代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随着自身文学意志的不断调整，她的诗歌风格发生了深刻转变，特别是1990年代的作品，在主题呈现和写作技艺上都让熟悉和热爱她的读者感到有些不适。对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每一次写作行为的发生都是一次历险，傅天琳创作中期的代表作长诗《结束与诞生》就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冒险。此诗在学界获得高度好评，但在大众传播层面，此诗与她创作中期的其他几首长诗或组诗一样，接受度并不高。究其原因，专业读者的学理性认定与普通读者的接受程度之间始终是存在距离和隔阂的。本文以长诗《结束与诞生》为主要线索，将傅天琳的创作冒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个人经验之中，探究其诗歌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的缘由，以及傅天琳诗歌传播中“片面接受的合理性”。

　　文学话语权首要争夺的就是命名权，即最先对新的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言说和阐释的权利。1985年夏，傅天琳在德国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一位德国朋友告诉她：“我们知道，你属于半朦胧派的诗人。”傅天琳大吃一惊，竭力否认：“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其实，我从没想过属于哪一个流派，也不愿意属于哪一个流派，我只属于我自己。”诗人幾乎都不愿意轻易被划归某个流派，但研究者往往乐意。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之初的中国大陆新诗诗坛主要存在着四个诗人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和非群落诗人。其中一群刚刚涌现出来的诗人被命名为“朦胧诗派”。有一张1986年12月摄于四川成都望江公园的黑白老照片，前左起依次姿态各异地站立着舒婷、北岛、谢烨、顾城、李钢、傅天琳，他们都是当代诗坛的风云人物，而“朦胧诗人”无疑成为此照片的关键词。“朦胧诗派”这个命名现在看来很值得质疑，因为他们当中不少诗人在当时的创作上实在谈不上什么“朦胧”，其中傅天琳的早期诗作更是如此。“朦胧诗”的命名和“朦胧诗派”的存在都缺乏实在性的立足点。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命名并非是带有命名者主观意愿的行为，而是一个“无心之举”，是产生于“批评命名”的随意性之中，伴随的是深深的“文化焦虑”与“命名焦虑”。

　　朦胧诗选本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四十年来的诸多选本看似繁杂无序，但从“现场观照”到“重新确认”，尽管每个阶段都有范本性的诗选奠定朦胧诗经典文本的基本标准，却依然存在重新解读和重新确认的趋势。在朦胧诗概念和界限已经愈发清晰和固定的时期，依然有编选者对选本的选录模式做出了改变而非微调。如海啸编选的《朦胧诗精选》增加了严力、哑默、徐敬亚、林莽、吕贵品、傅天琳的诗作，其中傅天琳入选的三首诗是《梦话》《母亲》和《六月》，也是后来各种诗集和朗诵选用频率很高的篇目。入选的诗歌是关于母亲和孩子的，这是“果园”之外，贯穿傅天琳创作生涯的写作资源。此外，傅天琳写有多首《母亲》同题诗，诗风单纯而严谨、清新而深刻、丰富而随意，亦如诗人一直所追求的。由此可见，“朦胧诗”的命名由于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社会语境和文学重建焦虑，依然存在诸多被学界反复质疑和讨论的含混不清的问题。

　　纵观“五四”以来对文学流派及文学现象的命名行为，其所依据的标准可谓繁多，但在看似繁杂的背后可见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预设型”命名，另一种则是“后置型”命名。前文提及的另一个文学命名“新来者”和“朦胧诗人”的命名标准显然不同，但其命名均属第一种。此种思路主要依据既有的历史经验，对初露头角，还没形成完整生态的文学现象进行命名，带有一定的敏锐性和即时性，有一定的预言意味，同时因命名对象的未完成性和不完整性，也存在着显见的弊端。“新来者”诗群主要指使命感上和“归来者”亲近，生命感上和“朦胧诗人”相通，但创作道路又有别于二者的青年诗人，其代表诗人有雷抒雁、傅天琳、叶延滨、李琦等。巴蜀诗人在“新来者”诗人群中地位斐然，不仅在于人数比例上占据优势，更指无法被其他地域诗歌所覆盖的“独一性”，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傅天琳。从早期的访谈中可以得知，傅天琳本人更认同“新来者”这个称呼。巴蜀文化表现出一种“重实际、黜玄想”的风格，傅天琳在新时期之初的早期诗歌中表现出的描写生存状态的写实之风，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反映。进入1990年代之后，傅天琳诗歌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变得较为强烈。这种倾向与以往源于直接经验的意象相比发生了变化，她的创作不管是主题抑或语言反而愈发倾向“朦胧”。

　　在总结作家与文学流派的关系时，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典型情况：（杰出作家）前期有机会生活在他们当时最为优秀的文人群体之中，充分接受群体的影响，并常常置身于文学发展的主流之中，吸取了时代的基本的文学精神，并将时代的文学风格融化在个人的创作中；后期或者说是趋向成熟的时期，则常常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脱离了群体，走上了以个体独立发展为主的创作阶段。傅天琳的创作有幸起步于新诗的一个黄金时代，充分依靠同行者和前辈们的赋能和牵引，凭借自己的文学意志和写作能源占据了在新中国第二代诗人群体中的独特地位。

　　通常来说，人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写作，诗人尤其如此。诗人的写作总是与社会现实、时代风尚、个人境遇等因素发生深刻的联系，“知人论世”仍是文学研究的有效路径，在研究诗人及其作品时，就需要回到由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具体情境中来。傅天琳的写作变化是从1987年开始的，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的变化，以及对傅天琳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打破固有印象，丰富我们对傅天琳在“果园诗人”和“母爱诗人”等称谓遮蔽下的真实写作面貌的理解。

　　长诗《结束与诞生》是1990年代傅天琳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写于1992年至1994年之间，由十九章组成，共六百行；完成后，于1997年10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诗集《结束与诞生》首次公开发表；之后部分章节在《诗刊》1998年第11期刊出，引起了中国诗歌界的关注。有评论家认为这部长诗不仅代表了傅天琳诗歌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当时的重要收获之一。1998年1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傅天琳诗选》再次全文收入此诗（本文后面引用此诗文本以此版本为准），但在2015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傅天琳诗集》和2021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傅天琳诗歌99》的诗歌选本里，《结束与诞生》却改名为《海之诗》，并变成十二章，文字删改颇多，同时独创的“茵梦海”改为“海”，并隐去了个人痕迹。在长诗首次发表时的诗集和后来的选本最后，傅天琳都特别注明：1992年第1稿（1600行），1993年第2稿（1200行），1996年第3稿（600行），2012年第4稿（300行）。现在看来这是怎样百转千回的心路历程啊。

　　从《太阳的情人》（1990年）和《另外的预言》（1992年）两部诗集的部分作品中，便可以发现傅天琳诗风变化的端倪；1997年诗集《结束与诞生》出版，成为她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文学标识。长诗的创作除了和个人经历有关以外，与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不无关系。1980年代中期“朦胧诗”开始退潮，社会层面上“文化热”开始兴盛，诗人们的写作也在发生变化。热烈的诗歌氛围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震动，使得这一时期的青年诗人们更倾向于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表达；追求冷峻的诗风、史诗风格和“大诗”气质，写作长诗和组诗成为诗人施展文学抱负的重要表达形式。傅天琳受“文化热”的影响，对中外文化进行综合吸收，创作出《结束与诞生》等作品，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创作在自我的心理世界和对自然的关注中转进。

　　傅天琳戴上“果园诗人”和“母爱诗人”的桂冠后也面临一定的写作困扰，需要改变和突破。1985年随中国作协代表团的西欧之行，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傅天琳熟悉的巴渝文化乃至东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无疑包含着许多新的文化元素。西欧归来，傅天琳的诗风变化在诗集《红草莓》中初见端倪，其中《一个夜晚的感觉》这首诗可算是代表。1990年10月，诗人的自选诗集《太阳的情人》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五辑就选录了这一变化之后的代表作品，短诗有《太阳的情人》《孤岛》《风花雪月》等，长诗有《逝川》《艾柔巴伊》和《海》，詩作由温软到激昂，由轻快的抒情到冷静的思考，由短章到长构；三首长诗则是傅天琳对宇宙、对人生某些较为恢宏的思考，让人震撼不已。1992年出版的诗集《另外的预言》中，这三首长诗再次被收录，但有些诗作仍浸染着朦胧诗派的艺术色彩和精神症候。风格的变化引来不少善意的批评，但是一个有强大文学意志的诗人必须完成这样的“文化蜕变”。比如《麦地中的一种情形》中，“我们麦苗，青青/青青的一片女性感情//镰刀闲了一冬又一春/……//我们齐刷刷倒下/我们女性的血，绿得发黑/它正好蘸来写诗”。其语义表达呈现出意象多义、结构跳跃和内蕴不确定的现代主义特征，在文化反思上显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表现出中国社会转型后的思想和文化变迁。

　　除了一些文化和社会意味较浓的诗作，傅天琳还一直不断调适自身的文学意志，将其写作定位在对大自然和自我内心世界的关注上。对《结束与诞生》的阅读、推崇一直只限于少数诗人和诗评家，但首先对这部长诗表示重视的还是诗人自己。在《路的结束，方是人的诞生——关于〈结束与诞生〉的对话》访谈录中，傅天琳向李元胜表示，当一个诗人是非常幸福的，在命运压过来的时候，写诗是治疗心灵创伤的方法。她说：“在1991年初春，我觉得我进入了自己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一切糟糕透了。这件事是我个人的事，我不愿详谈其中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感觉有精神几乎被摧毁的感觉，身体也非常不好，总是在午夜被心绞痛痛醒。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进入1992年的。到了1992年底，我终于能使自己变得宽容些了，看到了恢复的可能，我必须写一部长诗来结束这一切，向痛苦告别，才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的自己。所以我开始写这部《结束与诞生》。”由此可以看出，傅天琳是在命运的打击下写作了《结束与诞生》，并在这过程中解放了自己，找到了新的自己。

　　《结束与诞生》这首长诗叙述的对象不仅是生活或命运的某个局部或某个侧面，而且是人类的整体命运；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且是无数人的命运；不仅是生命的诞生、毁灭和重生，而且是一部命运交响曲和一部关于命运的诗歌情景剧。《结束与诞生》贯穿着人的命运注定是漂泊这一主题，诗人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为的就是“告诉你人是什么”“告诉你女人是什么”。大自然万物之一的“鸥”作为诗歌“我”的叙述者，在变化和抗争中寻觅遥不可及的理想世界“茵梦海”。自创词“茵梦海”在诗中多次出现，比如：“序一样的波涛白茫茫/湿得磅礴而逶迤/茵梦海，微微掀起涛声”“举烛祈问自我/昏黑的茵梦海何时才有亮色/才有女巫一般救世的灯”“鸥群饿死不再往茵梦海飞/我们沉默的光辉/早已无荣无辱无忧”“当茵梦海，长满鱼类和树叶，永不污染/当椰子树自洁成仙/礁石苍苍修道成神/那只鸥，梳理羽毛/成人”“并抚慰最弱小的梦，最强大的人格/超人格的海，茵梦海，生命之露/又缀满衣襟”“最后我要告诉你人是什么/……/只有茵梦海，将这一切，一切的一切/融为一体”……这些诗句表现出诗人对于理想的宇宙生命境界和心灵故乡的向往与追求。诗人是世界的猜谜者，以诗歌为阶梯去接近宇宙和生命的秘密，似乎是诗人的宿命；也许徒劳无功，但相信秘密、探究神秘，是诗人的天性。灵魂在浮世之上，仰望星空，复归赤子之身，通往自由之境。

　　奥登在《希腊人和我们》中写道，“游荡于烟酒茶之间/烟不为诗/酒不为歌/茶不为友情/谁下了/谁又上了”。今天，没有人在每一次行动中都是完整的人，人总是分裂成不相关的碎片，就像诗中所说，诗人群体在自然和虚无中找寻生命的意义，以此来反思现代文明对生命个体的异化。现代人被不断分裂成碎片，丧失了统一性，如庄子所说的“入于非人”。而理想世界在俗世之外，“浪花们蓬头垢面/不堪承受的奇耻大辱/来自海，我们泪和血的故乡/我们盐和生命的发源地”；远在远方，比远方更远，“茵梦海”是别处，是故乡以外的远方，是梦想所指向的理想之地。遭受过苦难的人类，需要踏出追寻人类灵魂栖息地的脚步，寻觅理想家园和意义空间以安顿在现实生活中漂浮的灵魂；聆听心灵最深处“你”的呼唤，洗净现实困顿带来的忧伤，去到辽远纯净的别处；在奔向远方的路途中找寻生命的本性，“总是诚挚而无知的抒情诗人/带着隐痛飞翔/飞翔，就是活着和受伤”，更需在过程中领悟生命的韧性，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其变化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有一种原始的最亲密与最直接的情感，在面对自然的变化时，人类会本能地萌发出对自然最初美好模样的追忆。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与自然的逐渐疏离，必然会使诗人乃至生命群体从“原乡愁”到“源乡愁”，直至最终生发出浓郁的“元乡愁”，并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去探寻生命的意义。

　　长诗具有“独白”的性质，常采用倾诉的语调。诗中使用的“你”“我”等人称代词，既可以将“我”的感受、痛苦、忧伤、喜悦和欢欣倾诉给“你”（可能是理想中的“我”或其他），又不使“你”“我”成为固有特指，而是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你”的运用使诗仿佛在一场场对话中行进，且随诗歌的场景转换而指代不同，增强了诗的表现容量。傅天琳的诗歌经历了由浅唱低吟的有韵诗到泛着阵痛独语的无韵诗，由注重诗歌的外在音乐性向注重语言的弹性和张力转变，更多地采用散文化的抒情方式对情绪节奏进行把握和对思想性进行挖掘。正如著名诗评家吕进的评价，“天琳的诗明显地走向广阔，在前期作品所展示的爱中增加了对人生真谛的探寻与言说。对人的终极关怀必然导致感性因素的适度减弱，而理性光彩赋予天琳后来的作品以成熟、大气与现代气质”。

　　长诗《结束与诞生》正式发表后不久，傅天琳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柠檬与远方的歌》（2000年）。经历了1990年代的系列探险后，她的创作又部分回归最熟悉的主题：果园和母爱。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是结束与诞生。重庆北碚缙云山果园十九年的生活成全了傅天琳的第一部诗集《绿色的音符》，并由此获得了1983年全国首届优秀诗集奖等多项奖；她后期的诗作对音乐性的节奏美与散文化的思想美进行高度融合，其组诗《六片落叶》 荣获2006年《人民文学》优秀诗歌奖，诗集《柠檬叶子》于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能取得成功，在于她技艺精进的同时实现了自我的文学意志和大众有效传播之间的一种平衡。

　　當代诗人余光中被授予“乡愁诗人”的桂冠，而《乡愁》开篇那枚小小的邮票几乎遮住了余光中的大半张脸；伟大作家叶芝在诗歌、戏剧、散文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但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就是他早期的《当你老了》。从“绿色的音符”到“六片落叶”再到“柠檬叶子”，生命的“果园”成就了傅天琳，但小小的柠檬叶子似乎也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傅天琳的诗歌在经典化过程中主题被强化的同时也被窄化，学术界、多媒体传播和学校教育中主题的强化和延续逐渐内化成普遍的诗学话语，对其作品的解读与诗人的创作都产生了持续的导向作用；“果园”和“母爱”主题因满足大众的现实需要而被选择并被反复聚焦，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传播着诗歌，但普通读者均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解读和使用诗歌，这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傅天琳的诗歌在大众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被固化和窄性理解，看似影响了普通读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以更灵活的方式去理解诗人的作品，但这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已具有可论证的正当性，而这正是傅天琳诗歌阅读效果考察的独立学术使命和意义。

　　星星诗刊 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