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

　　新诗呼唤大诗人。一个时代有大诗人领潮，是时代的幸运，也是诗歌的幸运。大诗人是时代的良知，其发自社会和历史深处的歌唱，是吹号者发出的召唤。对于诗歌，大诗人是诗歌艺术的探寻人，诗歌史会因为他的领军而翻开新的一页。新诗刚过百年，已经涌现了不少优秀诗人。但是我们还得耐心等待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淘洗，等待时间最后的发言与馈赠。

　　从中国诗歌史看，大诗人是一种多样性的丰富存在。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以“忧生”与“忧世”来概括两种诗人情怀，这两种情怀就是生命情怀与社会情怀，或者说，人生情怀与人间情怀。两种情怀就是两种干预和两种代言。两种情怀的分量轻重其实和时代有关。当社会处于相对安静、繁荣的时期，诗的生命情怀的分量就会重一些；诗人从此时真切的人生体验出发，说破千百万人彼时的类似心态，诗人的体验集中了、提高了，唱出了许许多多人的所感所悟所思，审美地说出人们未曾说出的体验。当民族处于战争、革命、动乱的年代，诗的社会情怀就会成为那个时代诗歌的第一要素。书写社会情怀是中国诗歌的显著特征，千百年来以家国为本位的优秀篇章数不胜数，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一个时代，两种情怀的诗都会存在。但是新时期以后，“忧生”的抒情诗很“火”时，“忧世”的抒情诗就很“衰”，这样新诗就“失重”了，这是不正常的诗歌现象。

　　一位诗人往往更长于书写某种情怀，于是，诗人就可以大致分为“忧生”和“忧世”两种类型。唐代的三位大诗人中，李白“忧生”，而杜甫、白居易“忧世”。同时，不管哪种类型的诗人，他的风格也是独出机杼、千差万别的。就像《沧浪诗话》讲的那样：“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所以，大诗人绝对不是一个模式化的称谓。

　　大诗人的产生需要长期的积累。首先是人生积累——人生体验的丰厚，人生苦涩的富有，是大诗人的必备条件。“愤怒出诗人”，对人生只有肤浅的了解；“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新词”必定经不住时间的淘洗。其次是文化艺术修养，诗对诗人的文化艺术修养是很苛刻的，按照德国学者黑格尔的说法，诗是最普遍的艺术，最高的艺术。从雕塑到绘画，从绘画到音乐，诗集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为一体。它是流动的空间艺术，它是具象的时间艺术，它是艺术的高峰，没有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犹如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很难出现优秀的诗人。因此，诗人绝不能只读诗。提高文化艺术修养就要读诗，虽然这种说法在寻找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主要途径上是正确的，但是，就它的完整性而言，却是错误的。《而庵诗话》说：“学诗而止学乎诗，则非诗；学三家之诗而止读三家之诗，则犹非诗也。”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句名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化修养会帮助诗人走向宽阔与纵深的生活，帮助“本色演员”式的诗人走向“性格演員”式的诗人，帮助诗人抛开局促与肤浅，去打开生活的新天地。

　　诗歌的深层结构是哲学。人生体验总是仰赖哲学得到诗美的升华，诗往往回避直接说理，但是诗与哲学是近邻，诗的深处就是哲学。大诗人必定是思想者，是思考人生与人间的哲人。思想的侏儒和诗人无关。

　　诗是诗人内心的展览，诗人的心灵首先就应当是美的。因此，人格建设不可回避。除了语言策略、技巧能力之外，如果不能将日常生活经验提升为审美体验，如果不能用终极关怀代替世俗关怀，如果不能赋予个人普世性光辉，诗人就没有真正进入诗人状态，就不可能得到优秀诗作。世间有两种写诗的人离诗最远：一种是缺乏本色的俗人，一种是遮藏本色的伪诗人。唯大英雄能本色，唯大诗人能本色。这里讲的是审美人格。当然，由于抒情诗通常是诗人心灵的直写，所以对于诗人而言，审美人格和现实人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果审视生活，就有日常生活和价值生活之分，诗是倾心于价值生活的。如果审视自然，就有事实性存在的自然和审美性存在的自然之分。自然一经入诗，就总是从事实性存在转换为审美性存在。如果审视诗人，就有作为“常人的诗人”和作为“诗人的诗人”之分。“诗人是常人”，这是就其现实人格而言。但是当诗人作为诗人而站立在人群中的时候，他就必须通过非常人化去获得审美人格，只有这样，他才能寻觅到感应世界和反躬内视的诗心。诗的“性情”既不是先天的自然感情，也不是后天的社会感情，二者都不能直接入诗。中国诗论讲的“情兴”，就是心物冲突消除以后的一种升华与净化，诗人如果没有人格精神，就很难获得这种升华与净化。中国诗坛流行的“诗人就是常人”的命题，除了在调整诗人与读者的关系、认同平凡生命有一定意义外，可以说没有任何诗学价值。“诗人就是常人”是一种后现代季候病，其病根就是对诗的道德审美理想的拒绝。

　　积累是渐进，是耐心的储积，是最后达到质变的量变。积累是不显眼的，对于诗人而言，有时甚至是无意的。这需要时间，需要“不竞”之“心”。同时代人的评判往往不可能是最后的评判，那些圈子鼓吹、题材投机、商家搭台，都是过眼烟云。大诗人的权威评判人是时间。新诗诞生才过百年，若以现代汉语取代几千年的古汉语写诗，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

大诗人的基本艺术特征

　　大诗人的辨识度是很高的，他们各美其美。翻开中国诗歌史，一代大诗人除了人品、天赋、诗才等因素外，似乎都具有三个共同的艺术特征。

　　1.拥有代表作的多产者

　　“必须多产”，这是英国诗人奥登提出的大诗人的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大诗人当然应该多产，但是，只是多产而没有代表作，就是一般意义的诗人，甚至是面目模糊的诗人。没有《将进酒》就没有李白；没有《登高》就没有杜甫；没有《琵琶行》就没有白居易；没有《锦瑟》就没有李商隐；没有《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就没有李煜；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没有苏轼；没有《声声慢·寻寻觅觅》就没有李清照；没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没有辛弃疾。多产的不一定是大诗人，但大诗人必须拥有享誉广泛、流传后世的代表作，这是大诗人的艺术高度和身份象征。

　　2.民族传统的承续者

　　新诗是现代中国的诗歌形态，究其来路，它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因此承续来路，承续民族传统是新诗的必由之路。传统诗歌文本是不变的，诗歌传统却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一代代诗人改造与丰富。因此，大诗人又都是传统的有生命力因素的承续者，是诗歌传统发展链条中的一环。中国新诗绝对不能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隔绝。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精神，有自己的审美方式、运思方式与语言理想，有自己的形式技巧宝库。现代诗人的使命是对民族传统进行现代化处理。沉郁顿挫的闻一多与杜甫同调，潇洒飘逸的徐志摩与李白唱和，苦吟不休的臧克家与贾岛相通。推掉几千年的诗歌传统，新诗只能成为轻飘、轻薄、轻率的无本之木。“抛却自家无数藏，沿街持钵效贫儿”的诗人必定成为不了大诗人。

　　3.读者的代言人

　　最好的诗人善于将读者变为合作者，变为半个诗人。“不考虑读者”的人永远成为不了大诗人。诗人不但为读者创造诗，也为诗创造读者。一代读者的追求影响诗的审美取向，一代读者的理解提高诗的审美价值。大诗人不但在时代精神上与读者相通，而且总是力求赢得从读者层面产生的共情状态。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从读者角度指出“大诗人之秘妙”：“字字为我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这里的“我”指的是读者，诗人“能言”读者之“欲言”，通过表现自己去表现读者，这就获得了大诗人的那种亲近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星星诗刊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