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2023年3月，海燕出版社推出了薄暮的诗集《我热爱的人间》，全书由“铁器”“摆渡”“空谷”三个小辑组成，收录诗作近百首。诗集的主题是在亲情、日常感悟、传统与当下、现象及本质的思考等维度展开的，在文本里我能读出薄暮诗歌的透明之美、意蕴之美，诗歌的成熟表达技巧和“在场及物”的现代诗性呈现。诗评家霍俊明曾说：“诗人，一定是同时具备人格高度、精神难度和写作深度的共时性的综合体。”在我看来，薄暮的诗歌在语词使用、具象与意象转换和多元技法的杂糅使用等方面显示出诗学实验写作上的创新性。

一 语言推进诗歌具象向意象转变

　　诗人林莽对语言的变革有个观点，“语言及表达方式上的变革，是一个诗人时刻要关注的，也是诗歌创作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对于现代诗歌的塑造至关重要，优秀的诗人无时无刻不思考着语言使用的多变性和再生变异性等。因为语言是诗歌生存的第一要素，如人离不开氧气和水一样。薄暮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得以驾驭“语言锤炼”和“极致使用”这两匹战马驱动的“诗战车”驰骋在诗国疆域，游刃有余地使用动词、名词，并且是放在一定语词被改造后的语境里使用，而少用形容词。如《社庙》里，他写“爆竹声撵走河水”；在《清明》里，他写“我穿着一双灌满旧事的鞋子/跌进今年的清明”；在《盛夏葬花人》里，他写“那个人独自焊在广场的台阶上”；在《摆渡人》里，他写“暮色一层一层盖在渡口/湖水慢慢缩回船尾//黑暗一下挤了过来，猛烈地咳嗽几下/夜色被烫着似的，抖动//他似乎等自己变宽一些/或者，回家的路变短”。这些诗里的“撵”“灌满”“跌”“焊”“盖在”“缩回”“挤”“烫着”“抖动”以及“变短”，都是动词和名词的极致使用，使诗作产生异质的美感，起到变异和再生的效果，让人读后有新的多歧性的体验。

　　薄暮在具象向意象推进转变方面做到了独具匠心。我们知道现代诗是具象推动意象，意象和意象叠加，再完成思想性、哲理性、情感性的表达；同时，抵达意境的最后塑造是诗意塑造的艺术，所以具象向意象的推进十分重要。薄暮在诗歌创作中十分注重这点，尝试运用通感、变形、跳越、时空多变和闪进闪出等多种手法来处理和完成具象到意象再到意境的转变。如《父亲的铁器》一诗，“父亲把铁，分成两种/一种用来打制/斧头、柴刀、凿子、钉子/一种是我/用来打//终于把我打造成一类铁器/像斧头、柴刀一样锋利”。我们可以看到他运用娴熟的技法，先写父亲打铁与打我，从具象的“铁”推导出“打铁”“打制斧头”等农具；再推进到“我”“用来打”，转而推进到诗结尾的“终于把我打造成一类铁器”；最后，这“一类铁器”又转回到诗开头的“像斧头、柴刀一样锋利”。整首诗具象转意象再到意境，写出了父亲对自己的管教和锻造使自己成了有用之才，完成“父爱重于山”的主题塑造。在《暴雨来临》中，“蝉叫得一阵比一阵凶/替所有突然失语的人/号啕大哭”；在《淡水鱼》中，“星星”变为“淡水鱼”；在《空谷》中，“草”“树叶”“板栗和油栗”等具象的多次转变，最后转为“琴声”“马的响鼻”和“落叶的清响”。这些诗作中，具象向意象N次方的多极转移和推进，使薄暮的诗呈现出生动、多姿、多变的态势，这也是他诗歌技法多方试验的结果。

　　评论家邱华栋在评价孙甘露的小说语言特色时，认为“在对语言的把握上，孙甘露十分精微地扩展现代汉语的丰富性，他仿佛拿着一个炼金的坩埚，不断地烧煮着汉语的词汇，并混合了个人的经验和记忆、欲望和挫折，然后放入模糊的人的脸面和故事，烧煮出来一种奇怪的东西”。我认为，薄暮在诗歌语言的处理上也是如此。

二 诗歌创作的多种艺术技法介入

　　现代诗歌需要细节、情节、戏剧化和故事吗？从但丁的《神曲》、悉尼的《挖掘》、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昌耀的《慈航》和于坚的《O档案》等许多经典诗作来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应该用开放的姿态吸纳不同文体及其他艺术形式的艺术技法，越是多元的吸收，多维度的借鉴，越能丰富诗歌美学，最终形成现代诗歌的独特表达方式，这也是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应该持有的艺术观。薄暮在诗歌创作中就大胆地吸取小说的诸多要素，如细节捕捉、情节制造和故事叙事等。小鱼“吮食阳光”是北方常见的生活细节，在《烤龙河》里，“小鱼在冰下/一口一口地吮食阳光/便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融化”。在《这半生：雷雨之夜》里，“炸雷引爆的雷雨之夜”，我奔跑着并面临“我不敢躲避在树干、桥下”的绝境，最后“终于找到一片屋檐”，观察到“小小窗口，灯光橙黄/碗筷间细碎的方言/凳子磕上桌腿。一把勺子/刮着铝锅。放下，又刮”。诗中既有细节更有情节，让我们看到雷雨之夜里个体生命的无助和绝望，以及找到“屋”的喜悦。诗人用“灯光、碗筷间的方言、凳子磕上桌腿、勺子刮铝锅”这些细节说话，让场景、动作、语言、声响等生活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带我们与“雷雨之夜寻家的无助之人”走进了一个独特的、有诗意的“雷雨之夜”。这首诗揭示出了现代人生活和精神的窘境，尤其是诗的结尾，“我不敢出声，我如此害怕/他们突然打开门”，更是揭示了这一主题。我渴望他们开门，又怕他们开门。这里的复调指向是多重的，如能用马原的小说技法来归纳，这便是开放式小说结尾，也是迷失式结尾。

　　薄暮也从戏剧艺术中“拿”东西，反转、冲突、抖包袱等技法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得自然生动、不露痕迹，在不伤诗情的同时反增添诗性，有回甘之味和锦上添花之意。如《牲》这首诗，用拟人的手法写村庄里黄犍牛与猪的生活，“小年后”猪被杀，牛去河边饮水，“它贴着墙根，走得很快/似乎故意不看那口大锅/在河边上上下下地跑/不肯回家”。黄犍牛的不安与反常态，让我们想到那头被宰杀的猪的命运。诗里的戏剧化反转落脚在牛的状态上，我们会突然感到人的无情和世态的炎凉。再如《前提》一诗中，“如果一定要拿走（讨论）什么”，包括：拿走生命，拿走不胜酒力，拿走对形而上的纠结，拿走尊严的假想，拿走右手写字的习惯等；最后，“请不要拿走沉默/这是全部的自由”，则是该诗主线叙述的反转，或者说诗主题的瞬间揭示，诗歌内核的爆燃。这种反转是内在逻辑推进过程中的逆反转，是常人意料之外的，突然而至，让人深思。此外，薄暮还在诗中自设矛盾冲突、情感冲突、情与理的冲突等。如《命运》一诗里，“它一定有阴影吧/万物都有，此刻/它神一般没有”。前面肯定命运有“阴影”，后面又设定“此刻/它神一般没有”，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在《某个时刻》中，“你突然对孩子说：找个日子去看看那个傻子/这时，我就会在遥远的地方听到/就让头顶上的野草花早一点发芽/你们来时就会看到/有些东西/生与死都改变不了”。这里的傻子是“我”吗？“我”听到他们的话为何要让头顶上野草花早点发芽？再如《小坐》里，有一句矛盾的诗句，“让我惊讶，感到羞愧/并且，不知为何羞愧”。诗作中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出现，使诗产生了更多隐喻性和多义性，让人们读后有更多联想和参与作品二次创作的可能。萨特说过，“人们并不是选择说某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是選择以某种方式来说这些事情而成为作家的”。为此，我认为薄暮是睿智的。

　　

三 观念上的突破与发现

　　小说家石一枫在论小说写作时有两个观点：一是，在旧题材上有观念上的突破；二是，在新题材上有观念上的发现。这里说的观念上的“突破”与“发现”看似很容易，其实很难做到。我认为，薄暮的诗集《我热爱的人间》就既有旧题材上观念的突破，又有新题材上观念的发现。诗集中的不少诗可以归结为新古典抒情的美学范畴，基本是从中西方古典或传统文化里找具象，在历史人物、事件和文化现象等元素中挖掘新的美學理念，如《水浒别传》《范滂传注》《读大人先生传》《卧龙岗上》《孔乙己》《最后一次与蒲松龄聊天》等诗作，就是从历史人物、事件中挖掘新观念；同时，也有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要素的作品，如《盛夏葬花人》《天色已晚》《水声那么小》《黄河》《十万花海》《岳阳楼记》等诗作。无论取人与事，还是在传统文化里找文化因子，薄暮都赋予其作品当下人的情感与思考，不拘泥于对过去人与事的一种简单的重复叙述，而是注入新的思想让旧题材有“突破”的可能。

　　《卧龙岗上》的前四段是四个不敢，“不敢望东北，/不敢面向西南，/不敢面向西北，/不敢朝东南”；最后，“我就在岗上，等着/跟你说：竖子，莫停留，莫回头/趁世间无英雄”。 浩气长存，励志有为的进取之心跃然纸上。薄暮在诗中古今人物混合，勾连当下写自己：“我”已穿越到三国时期，或卧龙先生穿越到当下；我是薄暮也可能是那散淡人，三国时期的卧龙先生也可能就是“我”——薄暮，身份不明，抱负担当却在，因为“世间无英雄”。在《最后一次与蒲松龄聊天》中，前七段详细写了“我”与蒲松龄先生夜读及论道的场景，还有白狐和鲤鱼出现等细节，最后我问先生，“我到底是哪一朝的书生/先生没有回答，拿起/三百年后的明月/镇住一纸风声”。当下与历史交织，“我”与“先生”重叠，这里面有禅机、有顿悟、有伏笔，一切变得不可说破，一切变得虚空如明月、如风声，诗意便氤氲升腾，有了质感和厚重，有了空灵和气韵。

　　写当下人的情感要有新发现。如《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一诗，就是一首很好诠释当下乡村少年人生成长的感悟之诗。薄暮用诸多树来表现某类人，如少年用臭椿、黑荆、倔强松表现，“落第书生”用君迁子、落羽杉表现，“半吊子知识分子”用公木橑、思维树形容，“一身汗腥的人”用榆、柳、桑来象征，具象上的发现给不同的少年特性化比喻，既怪异又恰当贴切，尤其是“它们身上的伤疤/都长成了眼睛，而我/总是忘记，或装着一切都不曾发生”。诗人对树上疤痕的描写让自然属性演变成情感属性，让植物的伤疤蜕变为人类情感的伤疤，时刻注视打量着人类，让我们惊诧、警醒。其实这些树都是人的另一种精神化身，“眼睛”在打量着、提醒着世人，这是怎样一种触目惊心的发现，“而我/总是忘记，或者装着一切都不曾发生”，又揭示出现代人的遗忘病或者是现代人的情感麻痹症。是的，现代人总是试图回避，拒绝存在的苦难。我认为，这首诗是薄暮对现代人的现代病的一次“诗解剖”和“诗医疗”，让我们看到病灶所在。仅此，薄暮便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诗人。

　　奥登在谈论“大诗人”需具备的五大条件时，第三条提到“他（诗人）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从诗人薄暮的诗集《我热爱的人间》中，我已欣喜地看到他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有了成熟的表现，期待他的诗作越发雅正、坚实、斑斓和隽永，有更多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星星诗刊 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