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成

　　坟墓，甚至在中午，也保卫它黑色的暗影：

　　你知道我，很少忠诚如一

　　树叶的魂魄，鸟的魂魄。

　　我绕避开扭动的树木。我是如此欣喜。

　　这些忠实的黑树枝的柏树

　　焦灼的心，原因在于他们成堆的陨落

　　你的哭声变弱像一只蚊虫。

　　在你盲目的旅程中，我的眼睛弄丢了你。

　　当荒草闪耀并且细长的小溪

　　延展，迂回向前时，我的思绪和它们交织在一起，

　　脚下变成了小水洼，我摸索着走过卵石和花茎。

　　（叶美译）

　　上面章节，选自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议会山郊外》，全诗五十行左右。如果不是译者的诗写习惯（这样说，是我担心现下译者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翻译方式，译出“当前”的当代性，而不是那时的当代性，这个译法，或许可提升诗作的经典性效应，但不利于准确定位，诗歌也是时代性产物，应该有时代性印痕并体现彼时风貌，诚如玛丽·奥利弗所言：一切都在时间之中，每首诗都有自己的历史语境），这两节诗直译或接近直译，释放的都是至美的基因，普拉斯自当堪称诗歌大师。诗歌写作的准确时间我不清楚，但普拉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离世的，所以这是一首在历史尘埃中长久滚动却始终遮蔽不了本色的现代诗佳作。先不急于分析它，我只是想做一个对照，像普拉斯的这一类型技術似乎特朗斯特罗姆相当擅长，特朗斯特罗姆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技术大师，可以说，凡学诗者，如果陷于风格的纠结（有经验的诗人如果想消除自我风格），学习临摹仿写特朗斯特罗姆，很快就能让诗写上手，或者说，很快就能熟习“技巧”（注意，不是技术），我唯一希望的，不是译者的技巧。

　　必须指出和值得注意的，倘若同质化一致性的孪生文本横行，取消陌生感的迸击和嵌入，则终究会导致表达的交叉感染而使审美陷于同源性的自闭;这是创作伦理上应该或必须避忌的事情。在一个真正诗人的操作规程里，著作研习是有保鲜期的，只能是过程性产物。

　　普拉斯出生年份与特朗斯特罗姆的相近，故而技巧、技艺发韧到技术的完善有类似部分亦无可厚非。间接也传达和印证了欧美诗歌的精妙绝伦和风格的源远流长。随手列举两小节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从中参照一下二者某些不期而遇的文本渊源性。

　　山羊在太阳下

　　爬上斜坡：在它的火焰上

　　寻觅食物。

　　（《俳句》丛文译）

　　在濒临死亡的森林里

　　腐烂通过树浆的眼镜

　　阅读着

　　钻心虫的纪要。

　　（《疏落的瑞典房子》李之义译）

　　普拉斯擅长极端意象，当中也包含了死亡意象;普拉斯有深重的自杀情结，另外在普拉斯潜在的美学体系里，其崇尚极端，把极端奉为极致的圭臬，只有构筑和缔造极端的意象，才会产生极致的意象和诗歌。《议会山郊外》是一个母亲写给她死去孩子的诗。这首诗写坟墓，出现了黑色的意象，但这一回却不是极端，相反是一种氛围和环境的切合，颇具真确性，叠合抒写之物的现实性，同时也会是一种心境的隐喻表白。我把这一诗写现象称作意象的“本原归位”，意象进入了自我规范化的界限。貌似普拉斯创立了一个“悖论”，正常的诗写元素输入成了反常输出。

　　如果分析下去，这文章顺理成章完成应该没问题，或者还可以联系弗罗斯特写孩子墓地的杰作《家葬》进行比较。两首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超现实与现实、抒情与叙述、唯美的描述与朴素的对话等，但不管何种风格、表达形式取向，二者的终极主旨都是悼念。

　　当晚上我让一个诗人朋友（谭夏阳）帮忙找来其他译本时，读后我却被那不是意外的意外击中，突然丧失了对之前构思的兴趣，这当然与普拉斯的诗无关。我只是有点小惶恐，我居然一语成谶，不幸言中了开篇时对翻译的预测。事实上，另一个译本也同样精彩，但两两比较偏偏在我所选的部分，令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翻译确实到位，似乎更紧靠原诗情理，其还让语言的层面指向悬念丛生（就当下诗坛看，这个尚不至于断定为常态语境，应该是我长期从事诗歌评鉴一种自然的语言取舍惯性，但这也给了我一个警示，独占的审美视角与独占的诗人一样，都必须克服技术存在性的诱惑），即便是只有两节断章也作出有效给力的佐证。

　　事实上，倘以墓地这一主题抒写描述情感，这两节诗似乎也已经足够。黑色坟墓除了出没各种精灵一样的魂魄，还有长着黑树枝忠实的柏树。“当荒草闪耀并且细长的小溪/延展，迂回向前时”，窃以为这样翻译颇具玄机，一是可以按直译角度直接理解，语义为场景的写实描绘：芳草闪耀，小溪蜿蜒向前流淌。二是可以把此当作一个比喻、拟物的合体句式，理解为“当荒草闪耀（它）并且细长的小溪”这是一个形象化的虚写，芳草闪耀散发着光芒的溪水（即芳草本身）悠长而绵延，因为写墓地，兼及这首诗强烈的隐喻气场，虚幻、幻象的存在同样合理，包括随后“脚下的小水洼”，都为营造“摸索”行走作氛围的铺垫，其中也能呼和上一节黑色和魂魄的“感官”合成。这个无疑也是思绪的诱惑和意识的流向，场景与缅怀、现实与冥想同构一体——于是它们交织一起。诗歌是现实与幻景、情感与技术有效而绝妙的糅合。这里实际情状的投射也相当符合史蒂文斯的一个观点：“为了使真实丰饶，不真实的东西是必需的;为了使反诗歌丰饶，感伤的东西是必需的”。后一句我改一个字：为了使诗歌丰饶，感伤的东西是必需的。在这首诗里，感伤长着美好的形态，越美好越达至反衬和诗意深处。故而其最终形成的文本操作涵义是，隐喻之下，修辞不再是单纯的载体;被喻意放逐的寓意充满了不确定性甚或无限制性的反转;隐喻的逻辑即反逻辑。

　　不管何种释义都是不同层面的诗意反刍;不管实写、虚写或二者混合互助，都是由叙述所带来，一并呈现的还有视觉的直观效果和当代性语感、语境的一瞥分支。可以确定的，直译始终比过度意译对翻译和原著的损伤要少得多。

　　一首好诗有一个考核的方向或标志导入，描述的布局取决于意旨，意旨全然纳入所有描述。一切存在的架构意象和诗意的因子从出现到回返都是由衷而极度的必需。

　　整首诗确实充分彰显普拉斯的才华和天赋，她对技术的支出任性而张狂，唯美的高度密度似乎遮掩了情感的秘密，反过来却又是无时无刻在解码挚爱;诗句出示和对照了墓地自带的感受和想象的指引。极致之美是两个维度的两种组合：极致的宣泄和极致的匿藏;最高的情感镀上言辞之金，最高的言辞镀上情感之金。这首诗依然在普拉斯自白的体系内——生命对死亡的独白，整个过程发出的声音低缓、柔性而潜藏;当隐喻充盈全诗之中，自白便抵达了技术的顶端，非自白性质的一切释放出自白的符号，两个原本处于对立面的表达技法重构一场指向性的合奏。诗歌是风格零度或形式与宗旨反向后的一次变种，从根本上动摇其属性到进入实质性的生成，文本打造的各类效果动向，要么是理想的最大值，要么是非理想值域之下的意义消解。同样的指涉归宿表述是，自觉、自然、潜意识、无意而造就专属的异质性文本，锁定黄金价值和结晶席位。

　　似乎还可以由上面的评点解数探究一番文本细析。一个论者在分析诗歌的时候，常会对所选章节或整首诗作详尽的剖析，有些地方细致得类似于古诗全译，用直接感性且不花俏的文字说出诗句意味，然后又以压缩智性的理性言论加以互补，打上一个阐释的补丁，二者相互交错，有如抽象具象各表又汇合增进，把诗歌解析清晰、透彻，华美而精准。应该说，我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过多的评论形象性，哪怕一个论者说出不怎么深奥的观点，因为观点始终是理论的一次或长久成型和可以长驱直入概念化结论化的，而形象性则带点精确的暧昧，柔软的答案往往非答案，对于立场的传递，有时甚至毫无价值。故而，这种混合性的分析，在比例上理性压倒感性还是非常必要的，最终的结果是消除观点的含混，并由此带来一种论述的“科学性”。

　　其实从诗歌本身去看，文本细析应该是最真诚的方法，在诗例与读解二者的观照之下，其完成的还有理论的合理和有序拓展。这样的文字，也使一首诗拥有重生性，或者可以说，一首诗拥有了双重的本原能量的证明乃至成为典范进驻经典。

　　当下国内的不少评论家，似乎有一个明显的評述状况，经常回避、疏离或无视文本细析。我觉得这里至少有两方面原因，对评述对象著作的专注度和对意旨的组合层面缺乏核心掌控。文本细析考究一个评论家视域深浅和内功储备，诗歌需要它敞开和开创隐匿的机理。

　　继续题旨，要提的还有，当一个女人把心爱的男人当成自己写作的假想敌，内在对峙证明的过程里，她的天赋以及写作相关的一切，都会淋漓地发挥到极致乃至涅槃重生。普拉斯去世后，让她爱恨交加的丈夫诗人特德·休斯几经周折坚持出版她的诗集，没有什么比这个反馈更有说服力和张力的了。

　　卞之琳的《断章》只有四行，原来在他一首长诗中，整首诗他就对这四行满意，于是单独抽离出来做成一首诗，反而诞生了一个名作。断章是另一种完本？如果诗意是丰盈可感知的。断章又是一个功能的多面体，至少激发燃亮其自身携带的多种诗学命题引擎，所谓的断是续章的未知级数，如一个影视系列进程。实际上，即便是全诗分析，有时所获也会是断章的结果，诗总是在不确定且始终处于论说的挖掘当中。回头看，我需要表达的肯定未尽，尤其是对全诗的细节性的阐述梳理;但释放的意图似乎又已达成;而拥有一个评析的特例却让我隐隐品享到与破局同等之趣味，或者干脆说这就是破局。

　　星星诗刊 202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