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气、气足。“气”包罗万象，喜气、怒气、怨气、不平之气等等，有“气”，力量就大，好比氢气球，有气，才能够升腾起来，没气就瘪了。除了“气”，还有不安：不安分、不安心。其实我在福建也算小资阶层，好工作、好家庭，从世俗角度也是成功人士了，但我却老是不安，愤愤不平，觉得整个生活环境一片庸俗，非常的压抑、憋闷。那时的我，对国际大事很关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思考，在《巫》那首诗里我写到，“中国，中国，你今天要把经济当枕头/把稳定当拳头”，还有这么一句，“航母可以把全世界的军事设备和野心装下/把战争运到四面八方”，真的有很大的抱负，有“要成为大师”的自我勉励，所以就知道去关注很多大的东西。这是题材和写作方向上的一种自觉追求。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单讲究写什么不行，还需注意怎么写。我的写作起步于对西方的阅读，主要是欧美现代派，以柔刚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为母本，展开我的语言追求，以新、奇、怪为美学旨趣。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不再走超现实主义的路了，但是能够打动我的，能够让我眼前一亮的，依然是那种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组织不合常理，打乱了教材教导我们的主、谓、宾、定、状、补，不遵守语法规范，不遵守词性，这样的诗作每次读到都让我怦然心动，觉得它提供了新的想象和语言结构。而对那种常规语言就一直觉得很麻木。从大的分类来看，影响中国的外来的写作模式的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俄罗斯模式”，前苏联式的。一种是“欧美式”，我是属于后者。“俄罗斯模式”以情感取胜，情感博大，意境深沉，语言比较平缓，基本符合逻辑，营造出的是一种悲壮气氛，而欧美式的写作，语言另类、异端、前卫，表达的大都非常个我、隐秘的人生经验。
1998年在漳州南山书社，很偶然地买到了庞德的《比萨诗章》，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原来，诗歌可以如此包罗万象，什么都往里装啊！我认为庞德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他的脑子在不断地运转，他写下他能看到的、他能回忆起的、他能想到的。他在监狱里关着，也没有办法去跟外界交流，为了免于失语、失忆，他就会动用他的一切能力，去记录、去想象、去追忆。我一下子明白了，一首诗可以是无限的。这确实激励了我、启发了我。我福建时期的百来首长诗，用的就是《比萨诗章》的写法，形成陈仲义老师说的杂糅、综合的写作风格。我想说的还有，同样读《比萨诗章》，为什么我会受到影响？记得我把长诗選《任性》寄给西川时收到西川的回信，那封信很幸运我还保留着，西川也是特别热爱庞德的一个人，他一眼就看出庞德对我的影响，他写到，“我尤其认真读了你的诗歌。我发现我们两人在对庞德的兴趣上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一般女诗人都会躲开庞德的混乱。庞德对历史生活的任意切割甚至会令一些男诗人退避三舍。他对某些脆弱的诗歌灵魂会形成伤害。但你居然没有被他击倒！了不起！……”（2002年3月17日）。说到底，一个人必须要有和庞德能够契合的东西，方能接受他的写作的启迪，我感觉我还是气足，换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词，就是“火”。火旺，一个人必须处于烈火状态，方能够把万事万物烧进来。烈火燃烧是没有道理，你看一场火烧起来，一个城市都可以烧毁，整座森林都可以烧毁，这是烈火才能完成的任务。烈火一烧起来，就是超常发挥，一切都能熔进去。微火、温火，就没有这个力量了。
很多人读了长诗感觉我以前读了好多书，其实不是，是我在写的过程中读到什么，马上可以活学活用、触类旁通，看个新闻联播，马上把新闻联播内容放进去了，气足，火旺，如此而已。现在书读得比以前多，却放不进诗里了，微火无力，原材料都在那里，它也烧不进来，没办法。由此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觉得青春很了不起。年轻气盛啊！青春就是惊涛骇浪，到中年了它自然而然就萎缩了，它就是平静的湖面了。惊涛骇浪才有力量、能翻船、能打碎天空的倒影，平静的湖面它只能被动反映而已。我一直很喜欢青春状态，我经历了狂暴的青春、奋不顾身的青春、烈焰熊熊的青春，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2002年12月13日，我北漂到京，像沈从文一样，一出北京西站，对着纷飞雪花的天空默默喊了一声：北京，我来了。谁知，北漂半年后就面临着辞职和离婚的压力，我被北京的“日日新”吸引着，已经过不了按部就班、一年等于一生的生活了，最终我选择全部放弃，净身出户留在北京。我写过一首诗《像我这样的女人》，“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是女人/已经不是你想要的女人/已经不是你能要的女人/已经不是我想做回、就能做回的女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失去一下子让我恐慌无着，那几年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低沉的时光，地下室、筒子楼、蜗居都住过，情感也非常困苦，真是应验了我早年的一句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每一个明天都充满生活的未知。此时，所有的宏大想法都没有了，活着就是第一要义，我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的人大都这样，不懂平衡，不懂中庸，从福建的狂妄自大，到北京的活命就好，真是太理解项羽不敢过江东的心情了。这段时光都在我的北京十年（2003-2012）短诗选《极地之境》里了，感谢诗歌，充当了我情绪的出口，我真是把写诗当成记日记了，把《极地之境》读完，一个五味杂陈的我就站立在你面前。痛苦出诗人，一点不假，每天都有那么饱满的痛苦郁积在心，不写出就会崩溃。《极地之境》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诗选，几乎可以说是百无禁忌的写作，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你的孤独无依的痛苦，你遇到某段感情时的短暂欢乐，你的自暴自弃你的自我励志，你的颓废，你的怨恨，都在。记得张清华老师读完《极地之境》后很幽默地说，看得出安琪在情感上“旱的很旱，涝的很涝”，可以理解为诗歌中情绪的汹涌或枯竭，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情感遭遇上的悲与欣。我从来不否认“情”在女诗人写作上巨大的推助力，尤其反常规、意外、非理性之情，正因为反和非，你才会忏悔、恐惧和纠结，才能调动全身心的体验去书写，正常的情只会让你安稳，犹如前面所说的平静的湖面，力量不大。对于女性，青年时期遭遇“情”的机会较多，要抓住每一次触动，多写，中年之后，基本进入无“情”状态，一方面外来的诱惑少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敢轻易动情，瓶颈的出现与此有关。当然，许多人会否定，出于各种原因，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反和非的情对一个女诗人很重要，它是女诗人写作相当强悍的内外燃点。
我经常在想，如果在欧美，《极地之境》可能会引起较大反响，它太隐私、太个人主义，它只负责记录一个北漂女诗人艰辛的生活给她造成的情绪的波动而无关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的诗作普拉斯写过、狄金森写过，但在中国，这样的诗作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你甚至都不好意思在台上朗诵你的孤独、你对爱的渴望、你得到爱之后的窃喜……种种个人化的东西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都是羞愧的、难以见光的。2010年时我的写作瓶颈开始出现，北漂的苦都写了一遍，再写就是重复，突然间不知写什么、不知怎么写。幸好2012年我结了婚，算在北京落了地。我完全松了一口气，一下子懈怠了，内心有一种放松意识，这就完全丧失了写作的斗志，突然间写不出来了。这让我非常焦虑。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读书、写读书记，还有外出采风。跟《极地之境》相比，现在的写作情绪化的东西少了，比较理性，感觉已从前期的天赋写作转向构思写作。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诗神就像全世界的大部分人，喜爱年轻人，年轻人有一股朝气，有一股鲜活生猛的力量，一种青春气息，诗神就是不喜欢中老年人的衰朽之气。人到中年，我们还是得保持我们的青春之气，年龄跟青春其实是没关系的，“有的人一出生就老了”，有的人年龄很大了却还青春，我们就要做永远青春不要年龄的人，保持我们的血性、激情、柔软，和对世界的好奇，只要我们青春还在，我们的诗歌写作就不会衰朽，我们就能继续写出动人的诗篇。
读书、走向户外、保持青春气，这是我目前突破中年写作瓶颈的三个尝试。
星星诗刊 2020年4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