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

　　一

　　穿越千年，去翻检中国古人关于海的言说。对没有见过海的中国古人来说，海就是彼岸，是有别于悲欢人间的完美世界。《诗经·小雅·沔水》中对海的描述是“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其中既包含对百川归海的认识，又包含忧乱思宗的情怀；《论语》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把海洋视为美好的退路；《楚辞》里提到了海神，“令海若舞冯夷”、“历祝融于朱冥”，行文瑰丽，不乏奇幻；《山海经》中更是记载了大量的海外风土人情，奇异的想象与强烈的志怪趣味合而为一。在古典汉诗中，这种乐观也占据了主旋律，并被赋予了诗情画意和昂扬斗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虽偶有失败者感叹“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但对海的忧惧，不过是阳光颂歌里的几声叹息，它太过于轻微，每每发声之初，就被喜乐的爆竹声堂皇地湮没。当古典汉诗在声调上紧跟天朝美梦时，其步伐必然夹带某种文学的片面性，这种片面削平了情感深處的触须，对此，“叹息本身也必将束手无策”[1]。

　　天朝美梦在近代骤然破碎；隆隆的炮声里，最后一道幻想的围墙应声坍塌，楚门的世界打开了。真实的海上，列强的舰队正远远驶来，大海满是诡谲，一切令人不安。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章，以“危船一梦”来暗喻彼时的中国，那艘随时有可能沉没的大海孤舟，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逐渐了解五大洲四大洋的知识，这才知道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族群、那么多不同的文明。海浪呼啸，狂风肆虐，中国的古典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而古典汉诗中对海洋的有限书写，在二十世纪的万花筒中，也被剥去乐观的光荣，打回到单调稚嫩的原形。现代文明“命令”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黄遵宪写下《降将军歌》，描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艰难抉择，“海波索索悲风悲！噫！噫！噫！”情感深挚哀沉，读来令人痛心。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满是对强国与振兴的盼望。“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飏。”在梁公看来，域外海国是先进文明的代表，是值得中国学习效仿的对象。

　　这一时期，海洋在中国文学里的形象加速转变。它不再是神灵出没的蓬莱仙阁，也不再是“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的世外瀛洲，天朝在它面具上刻下的符号已随面具的破碎而破碎。真正的海，充满危险与挑战，同时为现代中国带来新的机遇。该如何去认识海、对待海，重新发明并贯彻精卫填海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崭新课题。

　　二

　　汉语新诗带着满满的渴望向新世界进发时，终于瞥见了波塞冬一晃而过的眼神。这一瞥，便惹出了多少在水一方的惘然，惹出了多少念念不忘、牵肠挂肚。

　　和新诗之“新”一样，海，首先带给诗人们新鲜的活力。郭沫若在《浴海》中写道：“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里又写：“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这种澎湃的状态正是新诗诞生之初的生动写照。在郭沫若笔下，自我命运、社会命运与海洋拴在一起：“我的血和海浪同潮。”充满新鲜劲头的诗句，并不介意掩饰自身的简单与粗糙，它们只想迫切地表达新一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海洋，就这样带着现代中国的诏谕，参与到汉语新诗的建构中。漫游各国的徐志摩，当然少不了要写海，他的浪漫气质与大海的神秘一拍即合：“海呀！你宏大幽秘的音息，不是无因而来的！”在写到无从把握的缘分和命运时，他也借海抒怀：“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看似天真烂漫的徐志摩，其实还有着对文明的思考，海洋亦是他观察的载体：“地中海呀！你是欧洲文明最老的见证！”出身于海军军官家庭，后又漂洋过海赴美留学的冰心，更是写下了许多与海有关的诗句：“记否十五之夜，/满月的银光/射在无边的海上”、“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对早期的新诗诗人来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大海也是积极的、不乏温情的。

　　但不久之后，尚在襁褓中的新诗便被感伤情绪席卷，你看，冯至笔下的海，满是动荡、危险与不安：“无奈呀，我终于流入了，/流入那无情的大海/海上的风又厉，浪又狂，/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我也随了海潮漂漾，/漂漾到无边的地方。”在五四后期，热情的风暴轰然退去，纤伤与愁闷充满人心，好像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激变即将来临，却又没有谁能抓住挪亚曾接收到的信号。因此，《我是一条小河》正是时代情绪的生动写照。除此之外，冯至这首诗，还将我们带回到一个遥远的源头：在那里，人类对海是心存恐惧与敬畏的。正如《荷马史诗》所描述，面对大海神秘而动荡、强大而多变的性格，人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脆弱；人对海的探索，一方面蠢蠢欲动，一方面无可奈何。正是这种无法避免的失败感，反激起人类征服海洋的动力。与海搏斗，就是人与自身的意志搏斗，在人类文明史中，这种对垒从未中断——《老人与海》已经把人与海的这种关系昭示得很清楚——在大海面前，或许人类的目标永不会实现，但悲观的远眺，并不会成为人类停止行动的理由。

　　三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这种独特也影响到了新诗。初生的新诗带着蓬勃的热情书写海洋，然而，跑着跑着，这种书写速度却慢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耕文明（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历史/人文意识）在用强大的力量迫使汉语新诗回头看；特殊时期的汉语新诗歧路彷徨，它面临的是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相互搏杀、与争夺。

　　前方是海洋，背后是黄土，汉语新诗的每一步挣扎都负重千斤。至今，土地的分量在新诗里仍是显要的、主流的、强势的，而海洋的分量就微不足道了。这一比重，亦折射出中国现代转型的种种艰难。在中国新文学里，新诗一直是先锋、探索、创新的代名词，而它对海洋的忽视，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纵观百年来新诗中海洋书写的成果，实在是非常有限，虽也出现过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多《看海》《归来》、韩东《你见过大海》、戈麦《大海》、王家新《潮汐》、于坚《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蒋浩《海的形状》等优秀的诗篇，但这些篇章就像一颗一颗孤独的星星，未能聚在一起发出更大的光芒。

　　再来数一数那些零星的闪光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东海诗群”，“具备了足以与中国西部诗坛相抗衡的实力，尤其是舟山和台州诗人的创作为浙江诗坛赢得了全国性声誉”[2]，但如今看来，这一流派并未造成更大的影响。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蔚蓝色视角——东海诗群诗选》；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李松岳《存在的诗性敞开——新时期浙江海洋诗论》；201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潮水奏鸣曲——群岛诗群海洋诗选》；2012年，南方出版社出版诗歌合集《三沙抒怀》；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冷卫国选编的《中国历代海洋诗歌选评》，其中，新诗作为历代诗歌中的一个部分（现当代部分）被考量，其独特性还不够突出。这些，便是大陆近三十年来有关海洋的新诗创作成果及研究成果。必须承认，在新诗依然活跃、热闹，保持着良好状态的今天，“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只是占有微小的数量”[3]。新诗所涵盖的各种思想的不平衡引人深思，而这正昭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某些困境。

　　四

　　所以，读到李少君的诗时，我感到一片海正向我涌来。在此之前，我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房间，带着一些困顿、一些焦灼，茫然地期待着屋子外的风景。忽然之间，一股神秘的力量拨开厚重的窗帘，光涌了进来，带着澄澈的明亮也带着飞舞的尘埃；紧接着，神秘的力量推开落地玻璃门，略含腥味的海风使着生猛的力气灌注进我的鼻腔和整个身体，我走到阳台上，眼前是蔚蓝的海。

　　在重新确信汉语新诗不会轻易向黄土臣服的同时，我也开始好奇：一个人，要对大海有多少的爱，才会“一意孤行”地写下这么多与海有关的诗歌？地域性已是老生常谈，但生活在海边的诗人，能自觉地对海进行系统书写的又有几个？而这样的诗学意识，是孤立悬置的，还是处于一个宏大的结构中，与其他的经线纬线有着彼此的联系？……种种问题促使我不断靠近那片海。

　　每次阅读个人传记或梳理个人史时，我总是被命运那股神奇的力量震撼：站在路口时，方向似乎很多；而每个人所能选择的路只有一条，多年后，回视当初的选择，所有的偶然都汇聚成一种必然。有着双重命运的诗人，其人生选择，更是被远大于自身的诗性所笼罩甚至左右。1987年，20岁的李少君初次来到海南，“一眼就喜欢上了这片土地……我感到这里到处流淌着诗意，是我心中的美域，一个现代美学的圣地”[4]。1988年，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正式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年轻的李少君十分激动，“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之后，人们的主体意识普遍觉醒了：发现自我，寻找自我，追求自由，向往创造与创业。1988年海南的建省办特区成为这样一种在年轻人中普遍酝酿的社会情绪的突破口。一点就燃，海南岛成了天涯梦——一个乌托邦一样的梦”[5]。1989年，李少君大学毕业，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投入“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热潮，只身前往海南工作。这一去就是25年，即使是在海南的发展遭遇瓶颈、社会情绪陷入整体低迷的时期，他也坚持了当初的选择，未曾离去。这一去，诗人从青年走向了中年，人生的阅历不断丰富，创作的生命不断充实。海南给了他宝贵的人生经历，也为他的诗歌带来一整片海。

　　有意思的是，李少君生来并非海边人，海洋对他而言，也是另一空间的他者。但在他笔下，“海洋—土地”、“城市—乡野”、“现代—古典”却能和谐地相处，圆融得不见揉合的痕迹。这固然需要一种综合事物的天性，但也与后天的诗学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任何一位成熟詩人的诗学观念都不会是生来就定型的，它们之所以具有足够的辨识度，是因为有大量的创作与思考作为保证；最终的成型，亦是诗人内心与外部世界相互调适的结果。对李少君而言，他最重要的诗学观念就是“自然”，首先，“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山水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6]，其次，“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7]，在当代，自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并反思根源于西方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决定了李少君海洋诗歌的基本方向。

　　李少君乃湖湘人士，在那里，人与山水的亲缘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自己五岁时爬山去看一个湖泊，“被风景吸引，越走越远，又在湖边看了很久落日，回来时差点迷路”[8]，把家人急坏了。与自然的亲近，成为李少君血液里的一部分，还流淌到了他诗歌里。他把自己的诗歌概括为“湖海以远”，湖，即他生活过的湖南、湖北；海，即海南。提到海南时，他说“天涯海角在人们心目中是最遥远的地方，也给予人无限的想象力。我向往远方，也在这里培养起了海阔天空的胸怀”[9]、“海南还激发起了我的诗情。我这些年来主要写诗，我的诗歌全部诞生于这片土地”[10]。由此可见，成规模地书写海洋，对李少君来说，既是一种必然、自然的选择，又是一种“有蓄谋”的行动，其背后的逻辑是主动的、清晰的。这种选择，又是原生性与继生性的混合物，原生是因为海洋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契合李少君的“自然”理念，具有本真意义；继生则是指海洋性是李少君的后天经验，具有符号意义。当这种选择最终落实为诗歌文本时，汉语新诗处理多层次经验的能力也由此彰显。

　　五

　　是时候来看看李少君诗歌里的海了。我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虽然身为闯海人，但李少君并没有在诗歌里突出一种后天性的海洋经验，他放弃了闯海人的外视角，也即放弃了将海洋进行陌生化处理的捷径。似乎未曾经过多余的冲击，他对海洋的体验一下子就从陌生化过渡到了日常化，其力度之轻巧，动作之迅捷，轻盈得让人抓不到痕迹。因此，在海洋书写上，他与海南本土诗人站在同一边，把海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似《山海经》中的海，满是奇幻和怪异，也不似《荷马史诗》里的海，充满善变与危险，李少君笔下的海就是日常性的，像一位每天都能在楼道里碰面的老邻居，又像卧室里推窗即见的风景。海洋的这种日常性，首先体现在对风景的书写上。“远处一起浮动闪烁的/还有海浪，波光鳞鳞/吞吐着的潮汐一阵一阵地席卷过来”（《少年时》）、“岛上渔民的渔船，出海很早/他们划向的方向/就是晨曦射过来的方向”（《我的永兴岛》）、“仿佛置于大海之中天地之间的一架钢琴/清风海浪每天都弹奏你”（《鼓浪屿的琴声》）……他用散文的笔法描写海洋生活，将内心的诗意寄托在整体的意境中。也就是说，他诗歌里的诗意的产生，是依靠于对意境的整体把握，而不是依靠语言本身去获取。这种诗意的发生方式，其实是借鉴自古典汉诗的，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古典式的诗意发生，从本源上说，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观，才为它的发生提供了必然契机。

　　难得的是，李少君并不担心真实的日常性会削弱诗意，他不对大海进行虚假的美化，而是如实地写出其日常性的另一面：“并不是所有的海/都像想象的那么美丽/我见过的大部分的海/都只有浑浊的海水、污秽的烂泥/一两艘破旧的小船、废弃的渔网/垃圾、避孕套、黑塑料袋遍地皆是/和我们司空见惯的尘世毫无区别/和陆地上大部分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并不是所有的海》）。从这首诗更可以看出，在李少君笔下，诗意的发生方式挣脱了古典汉诗的影响，它立足于眼前、当下，它属于我们所生活的现代性。

　　与风景同步的，是沿海一带特有的日常生活。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台风天，“铁路公路轮船飞机都停了/海南岛成了一座孤岛”，而台风也不过是海边人生活的日常，所以“我在暴风雨中酣睡/一副彻底沉入另一个世界的表情”（《台风天》）。而海滨城市的朋友聚会，最典型的空间是骑楼茶餐厅：“我随刚结识的当地朋友去一个茶餐厅”（《海口老街》）。在海边垂钓，是一种常见的休闲方式：“我只要一提起杆/就能将整个大海都钓起来”（《垂杆钓海》）。去海边小镇短途旅行，也是沿海城市居民的休闲选择：“街头空空荡荡，居民踪影全无……我在一家小旅馆听了一夜风雨”（《海边小镇》）。还有在海边小院里休憩，吊床是沿海一带再普通不过的休闲卧具：“海风清爽啊，小弟砍椰待客忙/我躺在一张吊床上晃晃悠悠”（《三角梅小院》）、“我们躺在一张吊床上/在一棵椰子树与另一棵椰子树间晃荡”（《石梅小镇》）。

　　海洋的日常性，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渗入了李少君的诗歌，不着一丝晕染、镶嵌痕迹。海与汉语新诗的自然结合，促使我折返目光去透视一个古老的主题：诗与诗人的生活。在古典时期，诗与诗人的生活是统一的，所以古典汉诗里记录下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日常性。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统一性已很难再维持霸主地位，在一部分写作者那里，它遭到破坏，变得分裂。文学的日常性，转而由夸张、变形等异化手段来呈现。从这个角度来检视李少君诗歌的海洋日常性，会发现其呈现手段仍是朴素的，“诗是他/诗人，也是他”[11]，诗与诗人的生活重新统一起来。“海更像邻居，每天打过招呼后/我才低下头，读书，做家务，处理公事”（《邻海》），它已成为李少君日常生活甚至自我影像的一部分：“海上啊，到处是我的身影和形象。”在不知不覺间，海已融入诗人的生活结构、诗歌结构里，将此岸与彼岸紧紧扣在一起。同时，他者与自我也莫不与海勾连：“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浪”（《自道》）、“她浪花一样粲然而笑”（《海之传说》）、“他们的心弦浪花一样绽开”（《鼓浪屿的琴声》）、“诗不过是偶尔溅起的浪花”（《诗》）。而这种统一性的实现，则有赖于古典汉诗与汉语新诗（现代汉诗）的桥接。如何挖掘、翻新古典传统，使其在汉语新诗中重新生长；如何使汉语新诗吸收古典养分——李少君努力的方向，也是一部分当代诗人努力的方向。

　　六

　　另一方面，日常性又像一剂温情脉脉的慢性毒品，它具有诱人的亲和力，实则暗藏危险。一旦上瘾，诗歌的创造力就会停滞不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90年代以来，日常性更是在诗歌里日益“显赫”，它变成一个不再陌生的概念，被反复实践、谈论。然而，伴随这一过程产生的，是大量的诗歌话语垃圾。当日常性成为一种既不过心又不过脑、张口即来的无意识时，它自身业已失效，诗歌的价值也终止在这种惯性的表述上。为避免这种打滑，避免让言说陷入无意义的琐碎，更为了避免平庸化，诗歌必须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让高于日常性的维度参与到自身的建构中。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之间并无断裂”[12]，古典汉诗仿佛有先见之明，早已为千年之后的汉语新诗提供了解决的方法。李少君也知道这个秘密，他的海洋书写，并未止步于对日常性的重现，因为还有更严肃、深刻的命题在等着他：人的归属与人类的未来。

　　位于陆地与陆地之间的海洋，联结着此岸与彼岸。站在大海边上，“远方”会随着海风扑面而来。来到大海边，海的那一头总会让人遐想，一种巨大的力量，就在这样的时刻降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力量/可以牵动你整个的心和整个的世界？”（《垂杆钓海》）接着，视觉上的冲击就会转移到心理上，李少君这样描写一个来看海的胖子：“看到大风中沧海落日这么美丽的景色/心都碎了，碎成一瓣一瓣。”（《黄昏，一个胖子在海边》）

　　除了心理上的短暂冲击外，大海还拥有一种持续、绵密的力量，敦促人重新去认识自身、发现新的自我。面对大海，李少君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的诗里，人与自然同源了：“我们曾经和飞鸟是同一家族。”（《石梅小镇》）诗歌，在旧我的断裂与新我的形成之间继续显现，下一步，便是思考出路：“站在大海边，我就想/何不一叶扁舟，于乱世之中/远离困扰纷争，独自漂流江海……任小舟颠簸流离，不管东西/漂向何处是何处/漂到何时是何时。”（《站在大海边》）探索人生看不见的那一极，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还像海上航行那般，处处充满危险，也不排除一事无成的可能性。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建设陷入了第一次低潮；1994年到2005年，整整11年的时间，经济发展更是卡在了瓶颈里。以李少君生活的海口市为例，仿佛在一夜之间，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就蒸发了，整个城市突然瘫痪，变成了巨大的废墟，到处是荒废的工地，到处是烂尾楼。曾经心怀梦想的闯海人都纷纷离开了。和李少君一同闯海的20多位武大校友，最后只剩下3位。寂寞的海南岛，就像南海上的一艘夜航船，每天都在送人离去，却不敢奢望还会迎来热血澎湃的闯海人。一切都在离别与崩毁中，“后来你离去，美丽的海岛也渐渐消失”（《海岛之夜》），李少君说：“我伤感，我痛。”但他留了下来，鼓起勇气，在悲伤的氛围中，继续保持凝视的方向。世事纷乱，沧海桑田，是对蔚蓝大海的凝视让他走向豁达：“最终，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辽阔之心。”（《自道》）天大地大，海阔天空，便能跳出此岸的制约，找到心灵的归宿：“一条小路通向海边寺庙/一群鸟儿最后皈依于白云深处”（《朝圣》）、“大海永远是巨大的幕布般的背景/天空，则是人们仰望的方向”（《诗》）。既然能从容地接受生命的遗憾，那么，不妨以乐观的态度去笑对人生：“我们率领着一支鱼的混合部队/在大海上辟风斩浪，勇往直前。”（《在海上》）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未来，会在乐观与豁达里来临：“整个大海将成为我的广阔舞台/壮丽恢宏的人生大戏即将上演”（《夜晚，一个人的海湾》）、“看见山，看见天，看见海/看见绿，看见白，看见蓝/全在一个大境界里”（《南山吟》）。这样的乐观，看似简单、明澈，其实已不同于古典汉诗对海洋的乐观：它不是简单想象的产物，而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怀疑，扛过了歧路彷徨的幽黯，幻蕴着复杂、深厚的现代体验。这样的乐观，有底气去迎接未来。

　　至此，李少君诗歌里的海洋形象趋于饱满：它自然而然地进入诗人的日常生活，辐射了“外—内”的诗性空间，连结起“现在—未来”两个时间维度。其情感的深度、复杂性与言说的难度，较之以往同题材的新诗，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新诗中的海洋面孔也更加清晰、立体、丰富。这张面孔的鲜活与生动，与“物”的诗性切入分不开。而新诗对“物”的涵盖力与包容力，与它自身对现代性的接纳程度有关，为了完成这种接纳，新诗必须要在思想、题材、语言等方方面进行自我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新诗所彰显出来的活力，也是其自身合法性的一个明证。

　　七

　　如果说，我对李少君的海洋诗歌还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就要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这些诗歌诗意的发生，是从散文的思维中来，不是从语言的思维中来。诚然，海南的海已自带丰沛的诗意，使人为之感动，从而在情感的推力下，迫不及待地抒发内心的感受。但我更希望这片海，还能从他的情感层面进入语言层面；我希望這片海不只是从意境中，还能从语言的结构中，都彰显出它的特质。布罗茨基说：“‘驱策你进入诗歌或文学的是语言，是你的语感，而不是你个人的哲学或政治，甚至不是创作的冲动，或青春。”[13]重新从语言进入诗歌，或许是李少君下一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应该关注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诗歌的个人性才能得到最坚实的保障。

　　当然，坐在汉语新诗的海上夜航船上，李少君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他也表达过我最初的忧惧：“深夜坐船的人/……感觉是被从陆地上放逐/在茫茫大海上，心神不宁/眼睛总是搜寻着点点渔火/抑或一盏灯、一个岛屿和海岸线”（《海上小调》）。但我知道他会勇敢面对未知的道路：“只要有可能，我仍然愿意坐在海滩边。”（《并不是所有的海……》）他说，“若有心人不畏险阻光顾/……还会获得免费赠送的第一道绚丽晨光”（《忆岛西之海》）、“当我君临这个海湾/我感到：我是王”（《夜晚，一个人的海湾》）。

　　每一位严肃的新诗写作者，也应该有这样的眺望：在新诗的海上夜航船上，即使中途看不到陆地也看不到亮光，仍要相信，我们不会迷失方向；甚至有无数可能的方向，都会为我们预备好灯火璀璨的码头。只要敢于身在海上，人就“抵达了可能性的极限”[14]。这趟旅途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海洋始终在召唤、在敞开，它会给予汉语新诗丰富的宝藏；我们的生命，也在航行中愈发灿烂广阔。

　　【注释】

　　[1]敬文东：《感叹诗学》，未刊。

　　[2]李松岳、厉敏：《寻求与突破：全面提升中国海洋文学的品位》【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3]赵君尧：《海洋文学研究综述》【J】.职大学报，2007年第1期。

　　[4]李少君：《风情海南》【M】.第6页。

　　[5]李少君：《风情海南》【M】.第176页。

　　[6]李少君：《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J】.《大家》，2014年第5期。

　　[7]李少君：《雾霾时代，诗歌何为？——答李东问》【J】.

　　[8]同上。

　　[9]同上。

　　[10]同4。

　　[11]舒婷：《诗与诗人》

　　[12]【英】V.S.奈保尔：《大河湾》【M】.方柏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8月，第13页。

　　[13]黑陶：《烧制汉语》【M】.东方出版社，2016年3月，第7页。

　　[14]【法】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M】.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7页。

　　星星诗刊 201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