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19世纪后期曾呐喊“上帝已死”。当时被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精神病患者的绝句，可在今天看来确是如此——上帝确实已经死了。
随着华丽的文艺复兴复活的古典价值观，在工业革命的资本支配和帝国主义的进程中渐渐加快了走向坟墓的步伐。信者，包括艺术家中的有识之士们纯朴到幼稚，在这一节点上，尼采用他人看来无比奇特的眼光审视了当时的哲学思想，并喊出“上帝已死”。
上帝似乎确实已经死了，不，确实是死了。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在第三次革命浪潮中明明灭灭的价值观和边界模糊的意识形态的里，人类的理想也死了，还是依然活着，或是不死不活？是走向死亡，还是重拾新生？
面对现实，上帝死后，理想似乎也正在死去。
但总有一些微小的光点在坚韧地闪着光，那是在墨空中闪烁着星辉的理想主义者。
慈而不溺
关爱世人的杨克一直是抱持着恻隐之心的。但杨克的诗并不都是念叨着毫无来由的恻隐和伤痛悲悯。他的诗中所体现的是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若真如此，那么杨克的诗也不过如是而已。杨克的诗超越了怜悯和恻隐之心的范畴，迈入了慈悲的境界，便是慈而不溺。
有时候诗就像霜降时节的秋雨，无情地揭露那些存在于心中不可告人的丑陋之处，暴露癌细胞一般吞噬着人性的麻木不仁，锋利的刀刃直指与生俱来的不自律和毒舌恶语。这便是杨克诗的魅力。
杨克的诗之所以令人无法自拔，便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深埋于飞跃之下的欲言又止。
“东莞”这个城市在中国可以说是商业化程度最高，资本势力最强的城市了。杨克在东莞看了一小块田地，便将闪着森光的利刃指向了土地的变迁。
工厂林立的建筑之间，“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种稻之人和经过者“愤怒的手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但这种对生态的呼唤仍然是无力的。杨克在工业化最前端的“东莞”看见禾苗“在夏风中微微笑着/跟我交谈”，虽有些“欣慰”，却是“悲痛的瞬间”。（以上摘自“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那么只有心是痛的吗？并不是的。杨克毕竟是个理想主义诗人，虽然现在已经寥寥无几。杨克作为货真价实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哀叹被资本渗透推离的人类灵魂。在被世界工厂埋没的城市里，那一株矮脚稻拼命抱着的可能也只是一块将死之地而已。即便如此它们依然想要挣脱被资本支配的世界，依然向往着自由与幸福的世界。人亦如此。
乘着第三次浪潮而来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以及摧枯拉朽般冲破意识形态和国境而来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势力气势汹汹。人与自然的本心渐渐褪色，桃花源在资本的挤压下缩成一团，这样就有了杨克的慨叹。他用酸涩的眼看着这个世界。为这世界带来了理想主义的温暖。
在“人民”系列诗中，杨克的眼光是广阔的，他的手术刀指向现实的痛穴，传达着深刻的思考和哲理。
杨克周游世界，煽动着想象和思考的翅膀直逼现实的本质，饥饿与财阀势力一起蚕食着人类。
人最美好的珍宝——女人的乳房，在非洲身上只不过是垂在肋骨上干瘪的皮囊，瘦弱的女孩面对觅食的秃鹫，不再美丽，眼中只剩死亡的恐惧。成堆的死尸张着恐怖的大嘴，呐喊着饥饿的痛呼。
在杨克看来，以如今的财富和技术，解决非洲的饥饿并不算大难题，更不是无法攻克的难关。不，或许只是不愿解决而已。他们只是如秃鹫和鬣狗一般被利益熏红了眼。杨克的诗中有意无意地流露着这种认知。
“欧洲的孩子不知道/‘短缺/美国的孩子不知道/‘其他国家/非洲的孩子不知道/‘粮食”（摘自《人民（3）——卢旺达或苏丹》）。
杨克用排比的手法描述了不知“短缺”为何物的生活优沃的欧洲孩子和不知“其他国家”为何物的霸气的美国孩子以及不知道“粮食”为何物的非洲国家孩子。不同地区不同势力下的孩子的命运如此天壤之别。
杨克的悲伤之源昭然若揭，杨克同情艰辛生存的人民跃然纸上，杨克想要鞭挞的对象也非常明显。
但杨克把这一切都深藏在诗句之中，只让它们在字里行间散发着淡淡的味道。
杨克想要表达的并不是非洲的饥饿，而是那饥饿的当今世界的本质。
《人民》所表达的与《人民（3）——卢旺达或苏丹》有所不同。《人民（3）——卢旺达或苏丹 》捕捉的重点是“饥饿”与“粮食”，借以展示现今被战争、暴力摧残和资本绑架下孩童的苦难。
杨克唤醒的是人内心最柔弱的部分，无论是韩国、挪威、还是日本，好些听过看过这首诗的诗人、读者都深深感动，哪怕在发达国家，混得好或者不好的人，在各种体制包括市场体制的庞然大物下，都是弱小的个体，都是人民。
恻隐之心和同情心。当今诗歌无常的白内障无法探寻世界的真相并渐失本心，杨克的诗一向充满了慈悲，念诵的人感到锥心的锋芒。
悲而不伤
杨克是悲伤着的，杨克是怜悯着的，杨克是可怜着的，杨克是苦涩着的，杨克是痛苦着的。但杨克却用理想主义者的克制管束着这一切。他从未想过摆脱内敛和克制。一个理想主义者慈悲不伤害自己和别人，亦不会掉落自怨自艾的漩涡。
杨克这种克制的怜悯和慈悲以及痛苦，可以在他的诗中轻易地找到。包括在煤矿中因事故“残损的手掌”，“卖血感染上艾滋的李爱叶”以及因伊拉克战争无辜死去的平民，还有那“风中的北京”被“骑自行车的人/四下惊飞的麻雀”。但杨克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将这种悲与悯的魅力上升到为那些对象的幸福而努力，呈现无法改变现实而感到的愧疚，他的苦涩并不让人们心伤，也并未伤害别人的情感。
“风中的北京/骑自行车的人/四下惊飞的麻雀”。雾霾中的北京，骑自行车的人如麻雀般飞奔，而空气却兀自粘稠。“发粘的空气很脏/陷在灰蒙蒙里的太阳/像一圈暗红的月亮”。而在雾霾的灰暗中翻飞的一如继往的“形而上飞翔的纸“，以及充满了空气而“膨胀的塑料袋”，好一派凄凉萧索的街景。“騎着自行车的我/像一支箭/紧绷在弓弦上”，“射进北京的风里/射入租的家门”。（以上摘自《风中的北京》）
“我”可以是外来务工人员，可以是个知识分子，也可以是从乡下来北京碰运气的农民。“我”可以是个大学刚毕业在北京租房子找工作的新人，也可能是有着北京户口却没北京房子而租住在别人家的北京人。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他们也不得不挨家挨户敲开这些可疑的出租房的门来确认里头住的是不是一些可疑分子。
核心在最后一句”令我记起少年屋檐下/我伸进鸟窝的两根手指”。
稍有点岁数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小时候每逢晚秋初冬时节，或者是刚开春的时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就会跟村里的三五伙伴一起偷袭屋檐下的鸟窝。偷出鸟窝里的鸟蛋或鸟儿煮了吃或者烤了吃。
那么为什么看到敲“出租屋”大门的“两个警察 ”的时候他会想起年少时节“伸进鸟窝的两根手指”呢？
这是一个事关生存的话题 。是对生命的持续性和生存环境的极理想的思考和憧憬。
霾的产生是为了生存，骑自行车也是为了生存，飞过头顶的纸片和塑料袋是为了生存，住在出租屋的“我”这个北漂也是为了生存，人们为了自己方便胡乱丢弃的纸片和塑料袋飞在空中。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来到北京的人们在出租屋里住着讨生活。
杨克小时候掏鸟窝并不是为生存，至少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手段。即便是为了吃，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更多的情况下则是因为有趣，或者说是为了满足某种情绪。但为了满足“杨克”的某种趣味或者说某种情绪，那些“鸟”是要丢了性命的，“鸟蛋”是要被火烧水煮的。正是某种与生存无关的、至少不直接与生存相关的原因，某些生命面临着生死危机，随时有可能面对死亡。
杨克要说的重点便在这里。杨克以恻隐之心悲凄地看在眼里并因此想要施予的便在这里。即仅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并不直接决定生死的某件事，是否可以放过某些生命，是否可以对所有的生命温柔以待，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人们是否可以为了生命之间的和平相处而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环境，楊克的诗里隐藏在水面下徐徐露出的诗核就在这里。为了拔出生命胸中的尖刺、带来欢愉之心。
杨克的诗词语中丝毫不见慈悲，也无法找到任何与怜悯、悲伤或痛苦等词语相关的字眼。但杨克的诗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诗想便是慈悲和怜悯、悲伤和痛苦，以及抚慰那些悲伤与痛苦的恻隐之心和想为那些生命带来的快乐。
在其他的诗——例如《天河城广场》、《秦兵马俑》、《石油》、《石》、《北方田野》等杨克所有的诗歌中，都很好地体现着这些思想。
诗人杨克将“讨薪的民工”和因煤矿事故“残损的手掌”、“染上爱滋的”和“放羊的光棍”、“发廊妹”和“不合法的性工作者”，“小贩”和“需要桑拿的/小老板”，还有那些“无所事事的溜达者”和“浪荡子”以及“边喝茶/边逗鸟的老翁”都赤裸裸地摆到台面上，“把他们递给了/社会”。这诗句之下隐藏的诗人的心意，便是希望人们能够在因现实生活而麻木的了心灵再关照他人一些。借用一句佛语，便是“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杨克想说的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多看一眼除自己以外的周边或看不见的他人的生活，试着去拔除众生心中自私的尖刺。
与此不同的是，《人民（2）——伊拉克》，杨克将目光转向了中东，关注起那个数十年来牵动人们心神的伊拉克
伊拉克的“人民”也是男帅女靓的。他们也会在沙漠里放羊，在城市里建起医院和政府。但他们收获的是否是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呢？被俘虏的同胞被美国女兵凌辱，过桥的无辜市民被美国狙击手一枪毙命。那些被萨达姆压迫的平民被美军的空袭炸得身首异处，才18个月的婴儿和他的爸爸一同葬身焦土。
不管是萨达姆的革命还是美军的“解放”，都没能给伊拉克的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命运“从左手到右手，从右手到左手”抛来抛去。
所以杨克通过《人民（2）——伊拉克》进行了一场以虔诚的信仰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探讨。
虽然是极为悲伤的诗，但杨克用自律和诗中所蕴含的温仁敦厚带给了读者比痛苦更深刻的余韵，这也正是杨克诗的魅力所在。
跃而相连
杨克的诗总是将极为概念性的东西进行诗化，并在此基础上铺垫一番沉重的思想。例如《人民》、《石》、《石油》等就是这样具有浓厚魅力的作品。
“石油”是个似乎没有诗意的词语。提到“石油”，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鲜血淋漓的资本，但事实上却并不局限于此。在《石油》中，杨克除了使用“现代文明”和“20世纪黑色的发光果实”这种描述之外，还在诗中体现出了更深刻的资本阴影，包含了对环境的深深忧虑。杨克没有表面化地说出批判的声音，而是絮絮地以主观的客观的口气铺陈一切。
杨克将“石油”描述为“使用的历史比墨汁还黑”，试图回到最原始的出发点来思考。这种琐碎而淡然的魅力又一次抬高了现代诗的上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杨克进入写作的方法，即人们常说的跳跃。
在杨克的诗中，自然的跳跃不止衍生于想象或联想，还来自于诗语自身自由奔放的律动所牵连的内在关联性而引起的表象诗想的跳跃。
例如《在野生动物园里觉悟兽道主义》，不同种类不同生活习性的动植物被置于一个叫作动物园的特殊环境里。前来观赏动物的人也是置身其中的一员。它们毫无阻碍地共生于同一屋檐下。这样的栖息方式和生命延续的方式在不同的动植物之间跳跃，使诗摆脱了死板的概念化的表达，体现为动态的诗想。单脚站立的火烈鸟、火烧云、吃着桉树叶的考拉、大红大黄仿若一个吹不响的号角般的巨嘴鸟的长喙，这一切不动声色的美好，却在动物园中沦为衣冠楚楚的人们围观的玩意儿。
火烈鸟单腿站立
一片火烧云
深入水而高于水
吃桉树叶的考拉
此睡绵绵无绝期，睡眠很美
对白虎的奴役很丑陋
它们的表演很美
巨嘴鸟的长喙，大红大黄
像一把吹不响的号角
鹦鹉叫声清脆，尾羽很美
杨克在最后说，若真的喜爱他们，人们反而要远离他们。单论这种信息本身，在将自然和人类看作一体的环境保护者的角度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在不同动植物间来回跳跃的诗语也带着读者自由地徜徉在美的海洋里，一刻不停地体现着独特的诗的魅力。
这样的跳跃、在一切不同概念和不同对象间发生的律动体现在杨克几乎所有的诗中。所以杨克的诗永远是动态的，无论是多么概念化的对象，在杨克的诗里永远是活灵活现的。
有一个比“石油”更抽象的对象，那就是“商品”。这是一个拥有成千上万种面貌的词语，卻也是一个在人们脑海中固化为“被买卖的物品”这一概念的词语。
在杨克的诗中，即便是诸如“商品”这样的词语也都保持着呼吸，与人们进行着思想的交流和对话。
人的肉体脱离本心迷失在商品中，灵魂遭遇流放，“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人类只不过是“活动的人形”，“伊甸”也不再是生命的乐园，而是沦为“拜物的神殿”。“黄金的雨水中，灵魂再度受洗”：
在商品中散步 嘈嘈盈耳
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
无数活动的人形
在光洁均匀的物体表面奔跑
脚的风暴 大时代的背景音乐
我心境光明 浑身散发吉祥
感官在享受中舒张
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
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
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
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
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
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
为新世纪加冕
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
看似无比普遍的中国经济开放的感受，但杨克的诗却因跳跃而变得生动，不再古板，富有余韵。在商品中散步时，自然会听到四周的噪音，再跳跃到生命本身，然后再移至无数活动的人形。顷刻间又从光洁均匀的物体表面跳跃到大时代的背景音乐，再跳跃到城市的高度。这样的跳跃终于越过伊甸园和“拜物的神殿”，在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终于跳跃至黄金雨水中再度受洗的灵魂。
这样的联想和想象，来自于对周边环境的密切观察以及合理的设定，使每一行诗句看似毫无关联却又衔接得无比自然，从而流淌成一个完整的诗想，令读者体验到思考的新鲜感。
对跳跃纯熟的掌握和使用。使杨克的诗越过“朦胧”美，使诗语的“暴力组合”能够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让读者沉浸式地去思考、感受、体悟。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他的著作《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中高喊“上帝已死”。即是指既存的价值观已死，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迫在眉睫。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必要带着问题去反思，反省“理想是否已死”。
佛言：与乐为慈，拔苦为悲。杨克慈悲众生，试图拔除众生心中之苦；怜悯众生，试图赠与众生幸福。但他的慈悲与怜悯并不止于此，而是上升为哀而不伤，怜而不溺。孔安国在《集解》中注道：“乐而不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
今天的现代诗是否也该如此呢？杨克的诗中和谐地包含了批评和反省、怜悯和同情、爱与罚，不动声色地以律动的诗想闪烁着魅力的光辉。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①《集解》引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
②朱熹《集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1），一言以蔽（2）之，曰‘思无邪（3）。”
星星诗刊 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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