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南方大地有如蒸笼。在濒临天涯海角的地方，我正在进行一次疲惫之旅.车窗外，浮云像喑哑的马群，马路两边的建筑和树木都呆立在烈日之下，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一晃而过，一切与我有关，又似乎与我无关。在这冗长而嘈杂的旅行中，我的心头一直盘绕着一个追问：人，如此劬劳，诗意何在？像影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来自孟买的小青年贾马尔参加一档印度版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电视直播节目，每当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贾马尔过往的生活场景便徐徐地展现。于我而言，在南方的漂泊，在异乡的栖居，似乎更贴近“栖居”核心，一旦在“栖居”前面加上“诗意”两个字，许多往事就会一幕幕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固然向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人生大抵不是一次富有诗意的旅行那么简单。荷尔德林为了免于让人误以为诗意的栖居是可以与现实生活脱节的虚幻状态，特地加上了“在大地上”。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想，诗人所认为的是，人是可以诗意栖居的。当然，还有另一种状态，浑浑噩噩，生活的诗意处于深度休眠状态。与此相似的是，失忆是一种深度的遗忘状态。
在世间，我首先遭遇了身份的尴尬。没出社会之前我基本生活在农村，我出生在一个沾着泥土的书香人家。虽然沾着泥土，成长的过程却与身边的农事关联甚少。我一度是农村户口，终身的职业极有可能是农民。但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便与世长辞，父亲是教师，根据国家当时的抚恤政策，他的孀妻弱子被转为城镇户口，当然我们还得继续在农村待下去。就算如此，我们那个不幸的家庭也会让周围的某些人在同情之余，隐隐生出两三分嫉妒。邻居的老奶奶在背地里跟人低语：“说句不该说的话哦，想不到，他爸死得好，要不然，他们一家户口可没那么容易转正。”这话似乎不像出自一个平时慈祥可亲的老奶奶之口。我忘不了，童年的那些冬夜，寒风在村后的松林里呼啸，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炉夜话，气氛好得跟一家人似的。也许那个年月的城镇户口实在太惹人眼红了。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宁愿父亲不死，也不稀罕什么城镇户口。成年后，我辗转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南方谋生。想不到，不曾走出国门，又接连遭遇身份危机：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似乎都只为了强调，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为了便于管理和维护治安，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仅仅是“公民”那么直接明了，还有地域、职业等。当时有人认为，由于迁徙的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如果疏于管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再或者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发达地区，某些人可以安居，某些人仅限于暂住，某些人连暂住的资格都成问题。我来到南方的最初两三年，在多种场合遭遇过与“暂住证”有关的突击检查，有两次被不问青红皂白地带走，还有一次被远远地遣送到韶关。荷尔德林如是写道：“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而在我看来，人在大地上荡析离居，以漂泊的方式去追寻安居的理想，“诗意地栖居”大抵只能是一种有浪漫意味的表述。
尽管漂泊逼近栖居的本质，惊险的遭遇侵袭着栖居的过程，但它们并不能阻遏我对形成那个诗意栖居的中心的向往。诗意和颠连不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它们构成了我毕生劳碌的一对轮轴。我想象自己是个行吟诗人，一直围绕它们吟唱。
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我从家乡来到广州火车站，背上背着一个值不了几个钱却能透露异乡人身份的大背包，甫一出站，便成为歹徒敲诈勒索的猎物。在滔滔的人流中，四五个四肢发达的壮汉正悄悄朝我围拢。要说明一點，这里面有走起来晃荡的瘦高个子，有眉眼不正的泼皮无赖，跟“壮”扯不上什么关系，他们的灵魂非但不壮，而且正在生病。其中一个径直撞了我的大背包一下，本来他应该跟我说声“对不起”，但我不妨先跟他说声“对不起”，那是文明社会的人之常情，孰料他的五官拧到一块，恶狠狠地说：“对不起？你以为说句对不起——就行啦？”
“明明是你撞了我嘛，你还想咋样？”我预感大事不妙。
“快赔钱，不然老子一刀捅死你！”那人声色俱厉，只想尽快恫吓得逞，右手佯装在腰间摸索凶器。
“两百块。”听起来不多。但我怕他一把夺去我的皮夹，里面还有身份证。我迟疑片刻，坠入惶恐。到处都是散乱的光，我似乎嗅到了血腥味。
突然，广场上警笛大作。要不然，结局不外乎两种：要么我乖乖就范;要么我奋起反抗，最后惨遭不测。
有时候，正气凛然会意外地震慑歹徒。有一天正值傍晚时分，我从深圳公明佳华商场门前的那条马路上走过，准备返回马田的住处。马路对面有四个高矮不一的青年男子佯装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其中一个矮个子故意撞我一下，他后退一步，像癞皮狗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其他人也围上来，他们玩弄的伎俩跟我在广州火车站遭遇的如出一辙。我当时穿着警卫一样的休闲服，像个保安，我问：“你们想咋样？”我表面上一副勇敢刚毅的样子，其实手掌心里捏出了一把冷汗。也许那几个人见我是个不好敲诈的主，竟然扔下快要到嘴的“肥肉”，悻悻然地走了。殊不知，当时我从银行出来，兜里装着两千多块钱的现金。
我在深圳公明一家港资企业打工，同事阿龙的住处接二连三地遭窃，每次都被窃贼卷走所有值钱的财物。他的出租屋被小偷盯住不放，小偷显然是惯犯，掌握了他上下班作息的规律，知道在他上班不在家的空档前去撬门行窃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无奈之下，阿龙换过出租屋，却依然摆脱不了被盗的噩梦。
几年后，阿龙那样的霉运也落到我身上。我刚搬到公明根竹园那栋出租屋的时候，二手房东是个中年妇女，听说她离婚后一个人单过，我从来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出入成双。她很敬业，每天在一楼楼梯口的小房子里或坐或躺，看杂志、看电视、打瞌睡……。她是个沉静的女人。整栋出租屋虽然没有安装摄像头，但在我租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住房失窃过。到了年底，不知什么原因，中年妇女走了，新来的二手房东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同时还兼管另外几处出租屋。他的管理风格跟之前的中年妇女迥然不同，他只管收租，平时则优游度日，兼营麻将馆。春节刚过，我还沉浸在往日“太平盛世”的祥和中。有一天下午五点左右，我意外地接到二手房东打来的电话，他语速急促地说，你的屋被盗了，赶紧回来清点一下。我心惊肉跳，预感大事不妙，火急火燎地从上班的地方赶到出租屋。邻近三家的房门都被撬，我的损失尤其惨重：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被偷去。二手房东自知监管不力，说话吞吞吐吐，但看上去仍然一脸无辜的样子。
“报警，只有报警！”
“报警？”二手房东支支吾吾地说：“报警也没用，真的！”他跟我讲起他光荣的职业史上遇到的糗事。之前，他管理别的出租屋，有一回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入室行窃，他上前喝止，孰料歹徒嚣张得很，掏出明晃晃的小刀威胁他：“别出声！”他立即变得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歹徒虽然行窃未果，但是将他捆绑起来，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二手房东说：“事后我也去报警，在派出所做笔录，完了警察说先回去等着，有消息会通知你。冇用！”
我说：“没用也要报警，总不能哑巴吃黄连，曲线纵容那帮小偷！”二手房东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见我坚持，只得拨打110。没过多久，警车“嘟嘟”地停下，来了两名便衣，照了相，拿走一些物证，载我去派出所，让我待在那儿排队做笔录。其实我感到很乏力，知道案值不大的盗窃案被侦破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在冗长的排队等候过程中，我甚至想从派出所里一走了之，但又被公民的责任感支撑着，要为扫黑除恶尽一点心力。做完笔录已是晚上十点半。我神情恍惚地走出派出所，坐上载客的三轮车。南方的小镇华灯璀璨，我多想盗窃案不曾发生。的确，报警的结果早就被那个二手房东一语中的。
我在深圳公明生活了三年之久，多次穿过马山头的那些寂寥而幽长的小巷子，它有时让我想起故乡用青石板铺砌的小巷。
……
想不到，我零零碎碎记录下来的，居然是这些。似乎只是一丛疑窦。如此栖居，诗意何在？
不，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信念从未改变——没有什么可以摧毁人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美好图景，即便有的心灵潴积了一潭死水，或生存的尊严被极度地压缩，或人生的乐趣被无情地阉割，或生命被无尽的琐碎消耗。我深信人性里面具有一种神性，在某个时刻，让人试图去超脱浊重的现实。加缪说：“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人生的杯具有时盛满快乐的琼浆，有时也盛满痛苦的胆汁。当我细数着光阴的碎片，它们像鱼一样围绕着栖居的主题游来游去。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打上了人类的烙印，它们无形中具有一个向心力，构建了一个诗意栖居的氛围。
这些年来，我有过数次失业的经历。家只是意念深处的一个美好的所在。在现实中，我必须与并不美好的境遇僵持，守得春冰初泮，待到闲庭花开。在赋闲的日子里，我守着南方的蜗居，将两把椅子挪来挪去，让自己的身体尽量找到诗意的感觉，尔后，找来一撂书，漫无目的地阅读。在伍尔芙看来，天堂就是可以一本接一本读下去的地方。如此说来，我曾经离天堂很近，更有可能到天堂走过一遭。后来为人的责任像一道刺眼的亮光，又把我带回尘寰。
我一直觊觎德富芦花的“财富”。说实在的，那笔财富对我来说，现在还极具吸引力。屋子不过三十三平方米，院子只有十平方米，他的住所兼具褊狭和简陋两种特质。用德富芦花的话来说，屋陋，尚可容膝;院小，也能仰望星空。日月之光并没有避开他的蜗居之所;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也不曾暌违。蝶儿、蝉儿、小鸟、蝈蝈从不嫌弃那儿僻陋。德富芦花歌于斯，哭于斯，在小院里，他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并不觉得贫乏是一种困扰，相反，他体会到优游自处的愉悦。
想不到人生的诗意来得如此简单。跟阴谋、阳谋不沾边;跟处在官场、商场或其他什么场合无关，也不需要绞尽脑汁、巴头探脑、处心积虑地去寻求。
我有一个在浙江打工的朋友分享了一张相片，那是濒海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山亭。朋友工作之余独自登临。他远眺沧海浮桴，一时心潮起伏。朋友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不得已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独自去打工。他是诗人，回到宿舍便写诗。我蓦然觉得，那便是一种诗意栖居。诗意是从重重加压的工业生活里挤出来的，因为珍稀，所以弥足珍贵。
我想象李太白吟出这些话时，是何其旷达：“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如果栖居就是人生真相，过度耽于物欲只会蒙蔽栖居的本来面目，让人生的诗意面临局促的境地。人往往面临着欲壑难填的痛苦和接踵而来的奴役，就如盛行一时的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还有不断入侵的与奴役有关的势力范围。既畅想着诗意地栖居，又总是处心积虑地背叛诗意的人生。大地的居所充斥着阴谋与狡诈，划分了诸多相互对立的畛域，价值观与权力意志的支配欲驱使人们不惮于兵戎相见，人类历史有时简直就是铁血铸就的史诗。
日本传统村落有一种“村八分”机制，一个人严重违反村规民约，就会被村里的其他村民孤立，在熟人社会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被视为异端的人很难再在那种环境里生存下去，更遑论什么诗意栖居了。人世不是“无我之境”，而是“有我之境”，别人在我的梦里，我亦在别人的梦里。帕慕克说“人生没有意义，只有表现形式”，果真如此，还要花样百出的表现形式干什么？抑或反其道而为之，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需要赋予它林林总总的意义。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如果摒弃诗意，短暂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徒劳。人生是一个诗意的容器，盛满生存的意义、价值、理想和信念，尽管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容器原本就是空的。日本镰仓中期的著名尼师千代野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
我尽力将水桶保持完好，
期望脆弱的竹子永远不会断裂。
突然，桶底塌陷，
再没有水，再没有水中的月亮……
在我手中是空……但是我无法忘记“我”曾经竭力想将水桶保持完好，只见水流了一地。那是“否定”之外的另外一个令人喋喋不休的话题：存在与记忆。普鲁斯特为了收藏记忆，以抱病之身写下了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福克纳在他的小说《野棕榈》里面写了一个绝望的男人，他深爱的女人因流产而死，他活下去只有虚无和悲伤。但是为了延长记忆，他最终选择了苟且偷生，他想：“当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就丧失，而要是我也不在了，整个记忆都得终止。”帕慕克的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里》中，当男主人公凯末尔的恋人芙颂在车祸中香消玉殒，他痛彻肺腑。为了保存他与芙颂的爱情与幸福的物证，他悉心建起一座“纯真博物馆”。小说的结尾是凯末尔的一句遗言：“让所有人知道，我一生过得很幸福。”类似的话维特根斯坦也说过。
让·保罗·萨特评说波德莱尔“他选择了如同他对于别人是一个自在存在那样的对自己是一个自为存在”。说他遭受的不幸，与其说是命运使然，毋宁说是他献身缪斯，乐于做出的人生抉择。
人们不断造境：以神灵故事试图揭示生命漶漫久远的来龙去脉，死后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人生意义，价值认同……人终究离不开诗意地栖居，我们栖居在自为的人生意义、伦理道德、文化认同、宗教信仰里面。没有人能全然置身于那种宽泛的“诗意”之外。
奥尔罕·帕慕克说，他知道，两百年前的人写的书现在还被人阅读到的当在少数。如果两百年后现在这个时代流传后世的书籍，还有五本书能被那个时代的人读到，也许庆幸就包括他写的一本。他觉得好奇的是，自己为何还在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生命的动力近似一种玄秘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读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情不自禁地沉湎在他的语境里，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思维和心灵的律动。然而我知道那人不是我，我也不是那人，只不过人与人之间总有灵犀相通的途径。早上起来，褊狹的街道因为行人尚少而平添了几分南方小街的娴静，我领略到小街聒噪的另一面，它的朴实可爱。抬头是一片还没有被盛夏的艳阳疯狂攫取的湛蓝天空，我突发奇想：在广袤的天幕下，在遥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一个叫奥尔罕·帕慕克的人，他跟我一样，曾在他的街头寻觅，在他的伊斯坦布尔“呼愁”，在他的幽居之所吞云吐雾或奋笔疾书。总有许多美好的人与事，陪伴我们诗意地栖居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漾起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感。人们往往赋予万物诗意般的存在。蜜蜂与蚂蚁是人类的近邻，它们毕生徜徉在大自然宽广的怀抱里，蜜蜂终其一生让它的故事萦绕于花朵，蚂蚁则总是成群结队穿行在童话世界的丛林里。人类的诗意就是由这些零碎的细节累加在一起，于是具有了醇美的诗意。
责任编辑林 芝
福建文学 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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