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有限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并没有使知识分子完全解放出来。因为皇帝依然端坐龙廷。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已经腐朽得斑驳陆离。却仍然足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海外留学生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虽然迅速。但风云际会多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一旦回国。置身于专制制度之下。却大都陷入痛苦、寂寞或沉沦。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这个环境是辛亥革命带来的。

　　1912年元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个日子使延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从此成为非法的，翻开了民主共和的崭新一页，使几千年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看到了现代国家的萌芽破土而出。晚上10点，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值得中国人为之自豪。在那个庄严的时刻，无数志士为之热泪盈眶。新生的共和国象征着一片新的天地，国体变了，政体变了。国家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国家，不再是某个集团的国家，而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民成为主人。而总统不过是国民的公仆。这一天的《申报》发表《新祝词》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国民之新责任也。”中人告别专制而走入共和，人们热情地欢呼并祝祷着这一变化：“专制与共和之别，专制皇帝为民之至尊。而共和总统为民之公仆。专制为一私人之围。共和为众百姓之国。故专制国不可一日无君。而共和国则不然，譬一公司，百姓股东也。总统者犹股东。推一谁某为总理。乃公司之代表也，公司之草章犹约法。董事会犹参议院。总统之遵守约法，听从参议员，犹公司之总理听从董事，遵守草章。”

　　带来这个伟大转折的是辛亥革命。多年之后，钱玄同仍然充满深情地写道：“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它是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田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专制传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官员们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专制时代的习惯，文人们也往往因为“礼崩乐坏”而很不适应，但是，毕竟有一些人，因为帝制的崩溃而不再依附权力。因为新时代无须跪拜而便开始学习站着说话。在开始时，他们也许站立不直。摇摇晃晃，但他们与那些没有主子就无法活命因而到处寻找新主子的人们不同，在旧体制崩溃的条件下，他们慢慢地成长起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大谈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不应忘记的，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使后来的一切专制主义者都不得不披上伪装。它所带来的自由和民主虽然没有得到巩固，但历史进程中的复辟和倒退并不奇怪，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这一切更不奇怪。鲁迅等人都对民国元年充满深情，并非没有根据。仅举一事为例：当年，湖北有一个叫向岩的人。发表声明毛遂自荐，要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在通告中批评了已经离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在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自己比他们远胜一筹。

　　且不说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批评是否得当，也不必深究他是否真有当总统的能力，作为一个公民，他敢于公开声称要当总统。而且对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都公开提出批评，已经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的自由空气。在皇帝时代，除非已经揭竿而起，有谁敢说让皇帝下台?有谁敢宣布自己要取而代之?又有谁能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合法的权利?所以，无论人们如何强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都不能否认，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时代已经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条件。即使在后来出现的一些黑暗现象中，也仍然显示着现代制度的威力。比如，宋教仁被杀，江苏地方法院可以传讯总理，而总理要逃避审讯只能称病，而不敢公开拒绝出庭。全国报刊目由报道各种消息，即使是袁世凯也对报纸和记者无能为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是重要的。由于革命的发生和新制度的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享有这种自由。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后，直到“三一八”惨案发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舆论的力量。正是舆论的压力，导致向学生开枪的政府以集体辞职向国民谢罪。而在此之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慈禧太后们也想不到应该引咎辞职。这一切，显示的是制度的力量，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之下，知识分子才有力量。同样，也只有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之下，知识分子才能发展和壮大。

　　同时，革命的结果使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真正获得了人身的解放，从与权力的依附关系中解脱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依附都必然制约着人的独立，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国家、集团或个人豢养的。从道理上讲，国家公费派出的留学生理所当然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他的独立和自由就有可能受到限制。革命却使一代人获得了独立和自由的可能。清王朝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如果清王朝不亡。他们回国之后就需要拿着王朝的俸禄按照王朝的意志行事。但是，当他们学成归来之时，派遣他们的老板已经垮台，他们因此而获得了自由。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供职于新政府管理之下的机关、部门或学校，但是，新国家毕竟不是专制政体，它具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与政府是平等的。国家无意于剥夺个人的权利，更无意于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结果是政府及其文化教育部门容纳了大量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信仰各不相同的人。后来新文化阵营的主将们就是这样一群在历史变革中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用一句当代中田人大都熟知的话说，他们不再是依附于哪个阶级或哪个集团的“皮”上的“毛”。他们在学校任教，在报馆主笔，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不再被权力豢养，也没有被统购统销。

　　胡适在谈到辛亥革命时曾说：“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但是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年)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陈独秀也说过：“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须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陈独秀把这原因归之于“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其实，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制度环境。

　　本栏责任编辑：孔燕

　　当代小说 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