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东

    “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
    
    在《北岛诗选》的所有诗篇中，最能突现诗人个性特征的，也许莫过于《履历》中这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的形象。这倒挂着的形象，无异于北岛的自画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美国影片《现代启示录》一开始男主角那倒悬着的头。对世界的总体评价从银幕上那倒悬着的头中鲜明地显示出来：一个颠倒了的荒诞的世界。
    北岛的《履历》也传达了同样的心态：天地翻转过来，一切都颠倒了。在这颠倒了的世界上，唯有倒挂在树上，才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清醒的理性观照。
    《北岛诗选》中的许多篇，都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荒诞不经和不合理性。《回答》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强烈的对比中深刻地道破了现实的乖谬与善恶混淆；《一切》则在对世界的背谬的把握中对世界给予总体否定：“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在诗人眼里，到处都是可疑：大理石的细密的花纹是可疑的，小旅馆红铁皮的屋顶是可疑的，楼房里沉寂的钢琴是可疑的，甚至连“门下赤裸的双脚”和“我们的爱情”都是可疑的(《可疑之处》)。“可疑”构成了诗人对世界的总体感受，使人联想到萨特的《恶心》。这种对世界的可疑的感觉和萨特笔下那种恶心的反应之间，似乎在心理上有一种同构关系。这里要命的不是可疑的具体对象是什么，而是这种可疑的感觉无处不在。
    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西方现代主义，联想到黑色幽默，联想到荒诞派戏剧。
    尤其具有那么一点荒诞派味道的是诗人的《日子》：“……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这是一种百无聊赖、无所寄托的情绪，在象征的层次背后，隐含了一种无归宿的深层心理。而《履历》中那倒挂着的形象，则在印证了外在世界的荒诞性的同时，由于客体的荒诞，不可避免地带来诗人主体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荒诞色彩：“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这一切的心理根源，我们都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找到，那就是：偶像的坍塌，信仰的破灭，以往尊奉和恪守的价值体系的崩解。诗人是这样描述的：“理性的大厦／正无声地陷落”(《语言》)，他经历了一次幻灭的心灵历程。
    “上帝死了”(尼采)，宣告了西方神圣而牢固的“神”的价值体系的轰毁，于是，世界的终极原因没有了，人的归宿、目的、价值标准没有了，这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冲击，意味着人生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的消亡。
    北岛也经历了这种“上帝死了”的过程：他发现“弓起了脊背”艰难地寻找的真理，突然间一文不值；他发现“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他发现世界正在蝇眼中分裂；他发现“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结局或开始》)……于是，诗人振开双臂，喊出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
    这种“我不相信”的觉醒的呼声与前面提及的对世界的“可疑”的总体感受互相映衬，成为我们把握北岛心灵经历的一条主线。
    于是，诗人致力于对荒谬的现实的否定，并表现出了相对于其它觉醒者更彻底的怀疑主义精神。
    横向的对比也许更能使我们把握住北岛的强烈的否定意向：较于北岛，舒婷更注重寻求感情世界的慰藉和归依。时代的创伤聚焦在她那纤小而敏感的心灵上，使她过多地咀嚼回味一种个人的痛苦与感伤。她面临着对渺小的自我的超越和个性气质所决定的不得超越的矛盾。因此，她对世界、人生的思考显得不十分深刻，我们只能从诗人灵魂的颤栗中去感受时代的不和谐音；顾城则致力于营造自己的童话世界。他的世界得到了诗人心灵的过滤和净化，“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舒婷语)，具有一种超现实的特征，从而缺乏对现实和历史的纵深思索。我们只能从具有梦幻色彩的童话氛围中去辨认哪些是诗人力求摆脱却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时代的阴影。当然，我们这里不是从美学意义上评判孰高孰低，只是想通过比较指出，就其对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来看，唯有北岛真正地直面现实，反思历史，直接地对现实投射了更多的更彻底的否定。
    这种否定的深刻性集中体现在北岛观照世界的方式——悖论式思考方式上。
    北岛诗中悖论式意象组合几乎俯拾皆是：“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回答》)“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明天，不》)；“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守灵的僧人只面对／不曾发生的事情”(《守灵之夜》)……
    你似乎很难确切地说清每个悖论本身的含义，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则这些悖论式命题的怪诞本身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乖谬性和非逻辑性。
    正因为那是一个背谬迭出的时代，也造就了诗人悖论式的思维。
    这种悖论式的思考，是对现实与历史的更深刻的思考。悖论，做为诗人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实际上在北岛笔下已超越了形式逻辑上的语义层次，告诉人们：世界上也许有些事情确乎是不可理喻的。
    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的典型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们的不可理喻性。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找到了北岛诗歌与《等待戈多》，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某种相似的地方。
    否定了以往的价值观念，又面临理性大厦的不可重建，面临人生目的的难以找寻。这种两难处境，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产生的心理根源之一。而我们也从荒诞、背谬、冷漠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失落感中找到了北岛诗歌的某些现代主义特征。但也许很难说清这是否是北岛有意识地对现代主义的借鉴，更确切地说，这两类荒诞、无意义和冷漠都基于自身的价值体系的崩解和人生目的的失落。
    这是不是说，北岛的诗的内蕴与现代主义精神在其本质上没有区别呢？
    同样是一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协调，但在荒诞派戏剧中，因为主体自身的强烈的失落感与荒诞感，使主客体之间有消失差别的趋向，从而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评价也随着失去，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失落。由于《等待戈多》中的人物自身的荒诞感，你很难发现他们在等待什么(实际上是无所待)，很难发现他们在思索什么(实际上是无思索)，很难发现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评价(实际上是没有评价)，特别是，你很难看到主体对客体的清醒的反省和批判。这种主体自身存在的荒诞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而北岛却在客体荒谬的时候，保持着主体的清醒的意识，他在对客体否定的同时，是对主体存在的充分自信。他的“我不相信”是建立在对自我意识的完全相信的基础上的对世界的判决。他的怀疑主义，因此是笛卡尔式的“我怀疑，故我存在”的理性怀疑主义。尽管诗人也流露了失落感，但他在总体上超越了由于客体的荒诞而带来的主体荒诞的危险。因此《履历》中“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与其说体现了自身存在的荒诞感，不如说是通过对自己的嘲弄，来反讽、调侃客观现实。他的诗中的那种强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意向，使我们能时刻感受到诗人的主体存在。北岛正是从自身的清醒的怀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动乱年代的荒谬现实报以冷峻的否定的目光的。同我们今天能够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来彻底否定“文革”比较起来，更显示出诗人当时的深刻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性主义精神。
    对自身的“怀疑”的确信，使我们感到诗人的力量，而诗人的批判又是缺少价值参照的批判，则又使人感到他的困惑与迷惘。他舍弃了偶像，又没有找到新的情感与理性的支柱。诗人面临着几乎是一切先觉者都曾面临过的痛苦的境遇。
    L.J.宾克莱(LutherJ.Binkley)曾这样阐释尼采的思想：“世界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没有固有的意义。”“没有一个永恒的给世界以意义的上帝，反而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创造力。”(《理想的冲突》200页)在把握不住自己以外的一切的时候，还是先来“肯定自己的本质和创造自己的价值”吧！
    北岛诗歌的某些基本倾向也许正近似尼采的这种无目的无意义论，他超越了目的和意义，不悬拟希望，而是“走向冬天”。
    “走向冬天”即不问希望。在诗人感到丧失了目的的世界上去进行没有终点的跋涉，去实现一个过程，这便是北岛体现在诗歌中的又一条心灵线索。
    于是，我们在北岛诗中，捕捉到了一系列类似“走向冬天”的意象。
    在《明天，不》中，北岛宣告：“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这蕴含着一定程度的激愤的否定判断体现了诗人的绝望感。这和在《期待》中，诗人想要传达的却是“没有期待”是一致的。在《彗星》中，诗人把人生的过程，比拟为彗星从黑暗走向黑暗的过程：“摈弃黑暗，又沉溺于黑暗中”，而光明，只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这里的彗星的悲剧形象，可以说是诗人的征象。
    “海”的意象，使北岛诗歌透露出一抹亮色，它也许表达着诗人的希望。但在《和弦》中，“海很遥远”的主旋律却贯穿全诗，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传达出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绪。而在《船票》中，虽然海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在浪花与浪花之间相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当潮水沉寂时，有“海螺和美人鱼开始歌唱”，连“那片晾在沙滩上的阳光”都那么令人晕眩，然而，象“海很遥远”一样，这首诗中不断重复的主调却是“他没有船票”。这种鲜明对比形成的强大心理反差，呈示出一种零余者式的悲哀。唯一可把握的是路。“只有道路还活着／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随想》)，意味着，只有艰难的跋涉，求索是永恒的。在《走吧》中，尽管诗人也表达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的意愿，但那“生命的湖”的意象和“海”一样，都给人以不可把握的遥远感。而执着的“走吧”本身，却超越了对“生命的湖”的把握，前行本身呈现出一种目的性。
    典型地反映诗人心态的，是《走向冬天》，诗中表现的义无返顾的“走”：“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朝落日吹去／走向冬天／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把钥匙留下／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把梦魇留下／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我们不欠什么／甚至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把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走向冬天”……诗人宁愿抛弃一切地“走”，然而“走”的归宿又是什么？是“冬天”。“走向冬天”之中包含了诗人体验到的历史的全部悲哀与残酷。
    正是“走向冬天”的心态，构成了北岛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超越。尽管诗人没有廉价地许诺渺茫的希望，而是带有几分绝望地跋涉，但仍然能给人以一种力量。正象鲁迅所说的那样：“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①在这里，北岛的“走向冬天”，蕴藏着《等待戈多》所无法企及的内涵，体现了诗人对自身存在的执着，而不是把自己维系于一个终极的目标。而《等待戈多》的“无所待”，则是在终极目标失去了之后，连自身的存在也显得荒谬起来。
    尼采强调“上帝死了”，反而能够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创造力。北岛正是从旧的价值体系中挣脱出来，带着无希望无目的的失落开始他的怀疑他的否定他的探索的。只有否定了外在的权威，才能建立起自己内在的权威，也才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新的创造。
    北岛的这种对主体存在、对人生过程本身的执着，同西方现代主义精神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对屈原的“求索”，尤其是对鲁迅的“过客”精神的继承。这似乎要到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寻原因。中国人自身的异化趋势远不如西方社会那么严重。中国人不把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外在的异己力量——上帝，而是把世界内化于自身，从而在心灵中，在内在的人格中找到了自我平衡。因此，中国人有感伤，有孤独，有徨，但很少有主体存在的全部失落，而总是力图超越自身的痛苦和烦恼，顽强地执着于人生的过程本身。
    也许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深入到诗人的心理深层次，就会发现诗人灵魂深处的悲凉意识。否定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当“生命的湖”尚看不到闪光的时候。诗人不得不经受这种无目的的人生之旅中的一切孤独一切苦恼一切失望，而且，诗人有时候无意识地装扮成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形象，于是便更加感觉到自己格外承担着整个人类和历史的重荷：“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回答》)我们从中可以体验到诗人的胸怀，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
    人毕竟不可能没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可能没有他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按神学家蒂利希的思想，即“凡是从一个人的人格中心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凡是一个人情愿为其受苦甚至牺牲性命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终极关怀，就是他的宗教”(《理想的冲突》297页)。人类看来是摆脱不了这种目的论的。存在主义把自由的选择本身当成目的，但同样要献身于“实现自我的独特的自由和他对于人生的计划”；尼采否定了上帝做为终极原因，但实际上没有否定终极本身。他以“超人”取代了上帝。
    因此，这种价值崩解导致的终极关怀的失落所带给诗人的必然是心灵的矛盾、黑暗与挣扎，内心世界的对象化，则是诗人笔下的一系列的矛盾、背谬的意象以及总体上的灰蒙蒙的冷峻的诗歌基调。他似乎只能从“象征文字”所借代的五千年的民族历史和“未来的人们凝视的眼睛中”去捕捉希望。一方面是历史伟力的积淀，一方面是历史对未来的理性的乐观选择。但历史又是那么沉重，“古寺”做为古老文明的象征，需要大火中的涅，这与“象形文字”之间形成了内在的矛盾，我们从中可以把握到诗人对民族文化在价值判断上的二律背反式的困扰。而《回答》中对未来的乐观展望也还掩盖不住“海很遥远”那一唱三叹中表现的无望感。
    诗人也在渴求心灵慰藉和情感寄托。我们可以在北岛诗歌灰暗的底色上发现几点鲜亮原色，找到一些美好的意象。如海、沙滩、鸽子、红帆船、枫叶装饰的天空……但即使是这些色彩较为鲜明的意象，给人的感觉也不象顾城那般明净而单纯，仍给人以一种压抑和感伤。同时，诗人也到爱情王国中去寻找心灵的归依。不过他的爱情诗的自然背景大都是夜，从而成为诗人的低沉心绪的映衬，如《雨夜》、《你在雨中等待着我》、《习惯》。而且，诗人总似乎心事重重，仿佛有所期待，又不知期待什么。爱情——这心灵的避难所也构不成对无目的世界的超越，他仍然不得超脱：“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爱情故事》)。在《雨夜》中，“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但同时仍然表现出爱的沉重：“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诗人的爱情中，不能不打着时代和历史的烙印。这一点，也体现在《睡吧，山谷》中：“睡吧，山谷／我们躲在这里／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这正表现出在那黑暗的年代中对现实逃避的渴望。
    “睡在蓝色的云雾里”的山谷，毕竟不是北岛的“生命的湖”，爱情，也不是他心灵的避风港。北岛毕竟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竭力地摆脱了山谷的诱惑，心底那顽强而执着的声音仍是“走吧”，时时催促他踏上人生的旅程。诗人的“走”就是他人生的一种目的性，“走”似乎构成了诗人的“终极关怀”，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或者，干脆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的破产。“走吧”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但“走吧”却无法超越到一个新的目的论的层次，于是，“走吧”的深层心理是“走向冬天”，他的跋涉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希望，他是在失望中彳亍前行。这里唯一确信的，只是诗人的主体存在。而诗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也正由于这种前行而得以实现，诚如美学家高尔太所说：“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的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论美》25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北岛的心态决不是一种特殊的心态。做为觉醒的一代的典型代表，北岛的思想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那个该诅咒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灵历程的缩影。正因为如此，北岛身上也同样具备着这一代青年所具有的鲜明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即对于民族前途乃至人类未来的巨大忧患感以及在民族文化断裂、终极关怀丧失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寻求人生意义、重新建立人生哲学的迫切的使命感。同时，也正是这种忧患感和使命感标志着这一代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论美》253页)于是，对人生目的的苦苦思索和寻求成为这一代人的总体心灵特征。顾城的《一代人》无疑在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塑了一座永恒的雕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因此，把北岛放在整个群体的大系统中考察，则诗人的这种追求的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他对黑暗年代的冷峻的审视和对未来的无望感决不意味着消沉、颓丧，而更能代表诗人心理主旋律的，正是他在否定了旧的价值形态之后，对新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即他为了寻找“生命的湖”而进行的顽强而执着的跋涉。这种探索意识体现在诗人身上与他的否定意识同等强烈，从而在总体上构成了对北岛诗歌灰色调的冲淡和削弱。而“走向冬天”则又赋予了诗人的“走吧”以一种悲剧的壮美，诗人的人格也因这种悲壮而显得凝重和深沉，令人联想到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无疑以其悲壮的英雄主义超越了悲观的怀疑主义，从而他的探索指向对人生意义的新的追寻，指向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指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也许我们尚不能十分乐观地肯定诗人一定能盗来理想之火，重新照亮人生之旅，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却激励着人类百折不挠地寻求自我实现和彻底解放的道路。这也许才是北岛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所在。
    历史是乐观的，然而人类在不断追求终极目标和不断确立自身目的与意义的同时，又付出了多么沉重而巨大的心灵代价。早在两千多年前，屈原就以“路漫漫其修远兮”预见了这种艰难的历史进程，并以其“吾将上下而求索”奠定了人类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的那种悲壮的心理基调。北岛的“走向冬天”毋宁说正是这种悲壮的“求索”的继续。做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北岛的心态，是注定要被时代超越的，但诗人那种沉重而艰辛的跋涉，却终将为后人记取！
    北岛的世界，是一个复杂而博大的世界。
    
    ①见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致赵其文的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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