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读书》杂志第313期（2003年3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内容是由最近出版的两本小说所引起的风波。一本是加里玛出版社出版的尼古拉·若纳—戈尔兰的《玫瑰色的糖果》，写一个恋童者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卑劣行径；另一本是雷奥·舍尔出版社出版的路易·斯科勒基的《他会被人传颂》，写的是一个职业杀手狂热的残忍和暴虐。这两本书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玫瑰色的糖果》描绘对儿童的性侵犯，而且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还附有一条包书的红纸带，上面写的是“未成年人的爱情”，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些保护儿童权益组织的不满。在两个儿童保护协会的压力下，该书被禁止销售。出版社的老板安托万·加里玛灵机一动，把纸带换成了塑料包装，使读者不能随意翻阅，从而保持与年轻读者的距离；同时还在封面上标明“虚构作品”的字样，以消除诱惑人们阅读的后果，于是这部小说得以重新出版。《他会被人传颂》引起的反响虽然没有如此强烈，但是雷奥·舍尔出版社却受到了起诉，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不过，现在谁还怕吃官司呢？小说家和出版商已经从怕吃官司变成了爱吃官司。况且要用法律来界定小说的审查标准，无疑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正如巴黎第七大学的比较文学讲师雷吉·萨拉多所说，如果认为作者是在“为恋童癖辩护”，就要假定他有一种罪恶的意图。“然而怎样才能确定作家有一种意图呢？怎样才能客观地衡量一本书的后果，特别是它对于未成年人的危险性呢？”可见法律是奈何不了小说家的，小说家尽可有恃无恐。

    以描写性虐狂著称的小说家萨德侯爵，1791年被起诉后对律师承认：“我需要钱，出版商要求我把小说写得下流淫秽，我就把它写得连魔鬼都能腐蚀……如果它偶然落到你们的手里，就烧掉它，不要阅读。”然而他不是因为写了这些诲淫小说，而是由于过去折磨妓女和幼女才被关进巴士底狱的。

    到20世纪60年代，萨德的作品仍被禁止，但是已有大胆的出版商开始出版，于是引起了一些官司。后来审查范围逐渐缩小，现在法国小说里充满了同性恋、性虐狂、乱伦、杀害父母和儿童的题材，前几年在这方面还有过一些争论，后来都不了了之，实际上小说的题材已经是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一期《读书》杂志在探讨小说家是否有权利描写一切，包括最残忍的罪行，匿名地把亲友们的隐私作为题材等问题的同时，特地刊登了萨德有名的色情小说《朱丽埃特或恶行之鸿运》的片段，甚至附有一幅描绘群交的彩色插图。说明现在世道变了，小说家可以拥有最大的创作自由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章感叹说，福楼拜埋怨《包法利夫人》的诉讼给他制造了丑闻，却不明白他这部小说因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现在小说家不但不怕打官司，反而想方设法，希望被别人告到法庭上去，以获得向媒体发表讲话的机会。作家克里斯蒂昂·萨尔蒙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销售策略：“所有这些堪与禁止福楼拜的作品相比的案件，通常都在开学时的售书旺季里出现，就像在安装一本书的促销机器时把螺帽拧紧了一圈。只要不幸地与这些末流的小说家及其出版商接触过一回，就会知道他们只梦想一件事情，就是被拖到官司里去，以便让他们说话，吸引公众注意他们可怜的出版物。”

    《环球时报》 2003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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