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们村小王家上上下下都特郁闷。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小王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从镇上购物回来。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一群陌生人拿着皮尺在他家房子前后专心致志地丈量着。
   
    小王感到很吃惊，把手里的货物往老婆孩子手里一搁，就冲上去问：“呃，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其中一个中年汉子说：“来看房子的！这房子我买下了！”小王一听，火了，出口骂道：“他妈的，这房子我又没说要卖，你们是不是挠错了大腿了？”中年汉子听他口出脏话，也火了。两个人正要吵起来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在屋前停了下来。

 

    很快，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那小伙子点上一支烟，猛抽了一把，然后走到小王跟前，说：“这位是小王哥吧？我是小朱。这是我爸的房子。他现在去世了，我想收回这所房子，有什么不对的吗？”

 

    小王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这所房子的确不是小王家的。在小王很小的时候，小王一家就搬到了这个村子。那时，他们家还没有房子。于是，老王便租下了朱家的一间房子。老王和老朱很投缘，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后来，老朱家搬到城里去住了，这间房子就留给了老王一家人住，而且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向老王收过房租。日子久了以后，全村人都不知不觉地把这所房子当成王家的了。

 

    小王也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他从老王手里接过这所房子的时候，还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来收回这所房子。小王当然不干。于是小朱找小王闹了好长时间，最后把小王告上了法庭。然而小朱和小王都没有这所房子的房产证，而且当事人老王和老朱又死无对证，所以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审理此案。

 

    不巧的是，寒假期间我也遇到了一件类似小王这样的事情。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很抱歉，因为她家的那只小鼹鼠死了，她想收回放假前送给我的那一只。我虽然满口答应要还给她，但我内心里却为这件事郁闷了好些日子。

 

    其实，这种利益惯性心理不仅小王和我会有，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就算一种东西原本不是属于自己的，但一旦获得了拥有它的乐趣——不管这种东西是作为礼物收到的还是意外捡到的，都会不自觉地从心理上产生一种它已属于自己的利益惯性思维。一旦它原先的主人要求收回它，自己往往会感到很不开心，甚至拒绝归还。

 

    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做“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给人好处他会马上对你感激涕零；而一旦哪天你由于种种原因将给他的好处收回，你们马上会反目成仇。

 

    人的这种利益惯性思维还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史上，朝代更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古人给它总结出一条规律，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自然只是历史的一种表面现象。今人也给它找了条规律，说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朝代早期，经济比较凋敝，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来经济慢慢地得到了发展，于是国家强盛起来，人民也安居乐业；而到了晚期以后，统治者大多昏庸腐败，国家动荡，经济崩溃。基本上所有的正统观念都这样认为。然而，至于为什么统治阶级会由开明到昏庸，以及为什么人民在朝代初期没有饭吃时不起义却要等到朝代末期再揭竿而起的问题，它却难以解释明白。

 

    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是历经磨炼了的，懂得这江山来之不易。百姓虽然依然没有饭吃，但与刚刚结束的长期战乱岁月相比，已经优越不少。这时候，双方都会感觉自己得到了意外的好处，很满足。这就像别人刚送你一件礼物的时候，你心里知道它本不属于自己，还未养成利益惯性思维。人一旦得到了一点好处，就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放弃。所以这个时候谁再要造反都会受到人们一直反对。比如，唐朝前期的张柬中发动叛乱，就受到老百姓的一致唾骂；至于汉初的七国叛乱，以及清初的“三藩之乱”，则更是遭到世人反对。

 

    到了王朝的中期，新的统治阶级并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岁月，对人民疾苦并不太了解。这时除了少数开明的统治者外，大多数统治者都丢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利益惯性正在形成之中。只是由于祖宗打下的牢固基础尚存，所以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还不至于马上激化。这时老百姓过了一段优越日子，也逐渐开始舍不下这种生活。面对统治阶级的逐渐奢华，他们也有些反对情绪，但也不愿去和朝廷作对。然而，这种状况也往往标志着一个朝代即将走下坡路了。比如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就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所以，面对当时的一些反清运动，除了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和故明愚忠之臣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立场放在他们之中的某一派上。对他们而言，两者的争斗顶多只有充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功用。还有汉武帝晚期、唐明皇后期等，人们的社会心理大多如此。

 

    然而到了后期，阶级矛盾往往会异常激烈。从统治者方面看，由于长期以来享受到了养尊处优的好处，所以让他们突然变得像朝代初期一样勤政爱民显得很不可能。这就和抗美援朝时期我军俘虏的那些美国兵一样，过惯了优越的生活，对我自愿军的艰苦生活根本就无法适应。再加上统治阶级越来越庞大，要维持原有的统治，只有向人民征税。于是政治风气越来越坏，而且一旦形成惯性就很难再逆转；而老百姓呢，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坏，对夺去他们优越生活的统治阶级仇恨无比。这时，在朝代初期对统治者给他们带来安逸生活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他们对先前的优越生活已经产生了利益惯性，所以对让他们过了一段安逸生活后又夺去了他们优越生活的统治者恨之入骨。于是农民起义铺天盖地，天下又开始了改朝换代的新运动。

 

    我国现在正处在国力不断上升的时期，人民也不断从中得到实惠，而且利益惯性也在不断上升。因此，要想赢得民心，就应该不断让人民得到更大的实惠，否则，让人民稍有不满，就有可能造成民众的反抗情绪。例如，前几年农民工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就有不少农民对党和政府有反感情绪，甚至经常对党和政府进行谩骂等。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因此，政府在实施每一条法令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人民是否能从中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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