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缸上放着尖角的铁皮“帽子”,把它摘下来,然后是我姥洗得雪白的纱布罩儿,用橡皮筋箍在缸上。铁“帽子”放在水泥地上,纱布罩儿放在铁帽子上,我开始捣酱。酱缸里放了个木头的酱杵子——木头柄加一个小长方块木板,它叫酱杵子。
酱缸里的酱很安静,一动不动。一打开,就有一种咸鲜的酱味扑出来。酱杵子捣酱要上下翻,把下面的醬翻到上面来,上面的酱是接触了空气的新鲜的黄色,下面的酱是暗棕色的。捣酱就是把下层的酱捣上来。我两只手握在木柄上,把酱缸翻个乱七八糟。翻腾一会儿,我就厌了,跑去玩了。我姥继续捣酱。捣酱的意义在哪里,我并不知道。
有时候,雨来得很快。这种时候,我也会很机灵地赶快去盖酱缸。酱缸被雨淋了,酱就要长蛆,那就不能吃了。
酱有多重要?东北人的餐桌根本离不了。吃饭时,姥会叫我,“飞啊,去帮姥剥两根葱”。我一边答应着,一边跑到园子里的菜地剥了两根葱,在推开绿色的纱门进屋之前,在门口的水缸里舀出了水,洗了手也冲洗了葱。水缸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温乎乎,真舒服。
我姥每次都骂我死心眼:“让你剥两根,就剥两根啊,不够吃啊。”
然后我再出去,从土里拔了小葱进来。小葱、香菜、生菜、小辣椒、黄瓜,都是菜园子里摘来的,鲜灵灵、水灵灵、脆生生。姥把菜洗得干干净净,码在盘里,一家人上桌了,当然要吃蘸酱菜。
从酱缸里盛出的酱也能吃,可是不够味道。我姥家饭桌上的酱都炸过,有时是蘑菇酱,有时是鸡蛋辣椒酱、肉末酱,这三种酱,百吃不厌。
蘑菇酱就是蘑菇肉末炒了放酱炸。蘑菇要选小蘑菇,大拇指指甲大小的。很多蘑菇是我姥带我去松树林里采的。姥带我采蘑菇做伴儿,我很爱去,但我有时候走不动了,姥也哄着我,总在蘑菇筐里带一点儿点心,一块绿豆糕,一块槽子糕,一块炉果,点心是姨孝敬姥的。
有几次,没到松树林,我就走不动了,姥叫住赶马车的农村大爷,让他捎我们一段。不管认识不认识,老太太带个小女孩,车老板都会豪爽地让我们上车。我想,我一定在车上睡着过。
风不冷,阳光也不晒,天蓝,云低,马车走得晃晃悠悠的,那么好的日子。小时候我觉得日子好长,未来好远,一切都望不到边。却没想过,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了。也到了现在我才发现,那些时刻太过于珍贵,珍贵得我不敢去想,不敢再想。姥说我眼睛尖,总能见到蘑菇。我一听表扬话,干得更起劲了,松树趟子(林子)里,厚厚的松针盖着,树根底下常常有蘑菇。我采够了蘑菇,就坐在松树下面吃点心,姥一个人手脚麻利地清理蘑菇,战利品够多了,我们就回家了。
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蘑菇酱了,我姥去世十三年了。她在,故乡就是我最想回去的地方;她在,不管多远,我每年都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回去看她,只是看她。
最后的四年里,她瘫在床上,瘦得像个孩子,就连坐在轮椅上去外面转转都不行了。家里雇了一个勤快细心的阿姨伺候她,姥的八个孩子分了组,轮流每天来陪她。她爱吃肉,每天都要抽支烟。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抽烟,以前用烟叶子卷烟,我经常帮她卷,后来是最便宜的葡萄牌香烟,一直到她八十六岁离开人世。
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姥的脑袋糊涂了,却记得我。她说:“姥老了,不能动了,但是你生个孩子,姥就在床上给你搂着,不让他掉到地上去。”她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看不清楚我了,我在一边眼泪哗哗地流着,握着她干枯的手,她也不知道。
姥住的那间小屋,除了一张床,就只能放下两个凳子了。对着床的那面墙上的隔板也是蓝色的。我小时候,在这间屋里住过很多年。那时,姥能做酱,酱块子被报纸包裹着。酱块子的咸鲜味道裹也裹不住了,这小屋好像一直都浸在这发酵的豆香气里,散不掉,去不掉。
那次对话过去不到两个月,她就走了。咽气的时候,我爸妈都在她身边。我没有参加姥的葬礼,我在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打电话回去,哭得稀里哗啦。表哥说:“飞啊,我们不能那么自私,看着那么明白事理、手脚麻利、爱干净的老人,过着大小便不能自理、让人照顾的日子。”
我对自己说,不能再想她了,早该放她走,让她过自由的日子吧。
姥走了,我不送她,她好像还在。姥是那个坐在院子里、水泥路面上、小方凳上,穿着干净的白色带浅格子衬衫,外面套一件灰蓝色布马甲,头发纹丝不乱,戴着眼镜,看《老年报》的老人。
姥走的那年冬天,在东北生活了五十多年的父母,也彻底离开了老家,定居他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姥没了,我们好像失去了留在老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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