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腥风血雨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外面的鞭炮响个不停。若是往年，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地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就是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他们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孩子们，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３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一边说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眉苦脸的干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忧伤地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我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说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还不如近邻呢，近邻也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地辩解道：
“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屁股，坐得更舒服些，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那个最大的冻梨，却被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那是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只是满脸陪笑，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他们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一个劲儿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在哭，我看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大鼻涕和眼泪……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这工夫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把话头岔开，连连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啦，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全都拍着巴掌欢呼起来：
“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了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拉蒋叔叔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在世时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用凉水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一起度过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我家的常客，和我们的关系最“铁”。
３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个鲜。经常是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尽管为防止人家说她们和走资派划不清界线，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一盆火似的，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她们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３０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有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曲蛇。她的丈夫蒋文双是糖厂的制糖工，多少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可是蒋婶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糖厂的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过去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在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了。我看吕大姨夫通情达理平易近人，也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没见他对我们发过脾气。母亲说吕大姨年轻时是个美人，她中等个儿，水汪汪的眼睛脉脉含情，身板笔挺，５０多岁的人，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依旧别有一番风韵。老两口特别喜欢我，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划过一条长长的弧线，又远又准地射向墙角。我曾模仿着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可唾沫又短又散，一点准头也没有。以后我才知道吕大姨有气管炎，她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我常见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还不断捶打着自己的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笑盈盈地对我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一点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我们的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的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电工的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便常来常往。老王家的大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总想当班干部但总当不上，所以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头头的宝座。
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千真万确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在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最可笑的是1969年我们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原形毕露，马列主义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他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时值今日，我都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那时候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一点恩怨利害呀。我想着过去的一切，很难回答自己。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为我是厂长的“公子”，他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铁南、春节来我家玩，他们告诉我，在我和母亲去看病的期间，糖厂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在俱乐部召开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的检讨。糖厂的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革命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可是造反派出面干涉学生的行动了，他们说阶级敌人企图借于艾平事件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强迫手段，将学生和职工正义的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糖厂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也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他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向母亲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每月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说厂里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你要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果母亲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绝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看病的医药费，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人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了下去，他们便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母亲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北京10余万人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愤怒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尽管风马牛不相及，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往下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的母亲，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几乎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即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有思想又缺乏智慧，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把他们封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可以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也不知糖厂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是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是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我见到凡走资派的叔叔阿姨，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后，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一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姐姐问她怎么了，她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难以回答，尴尬地说：“管他二月三月的，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非发生不可，有帽子就让他们往脑袋上扣吧，你不想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只能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连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地请我品尝，我就诚惶诚恐地连连作揖，说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我眼眶的青紫消褪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要知道她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像和尚打坐一样整夜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我发现母亲苍白的脸上又增添了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她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有点感冒了。我说感冒你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点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我的左眼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从零点二上升到零点八。母亲如释重负，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她喜盈盈地谢过医生，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没事，早晨没吃东西……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母亲用手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有气无力地闭上眼睛，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
“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我打开包掏药方，里面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蓦地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没错，献血人：孙志刚。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经常脸色苍白，原来她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的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例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轻轻地问。她的笑越来越不自然，似乎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笑着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向医院大门走去。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天还是阴沉沉的，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例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像做错什么似的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非但坚决地予以拒绝，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像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清贫，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像个小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湿润的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给它用草絮个窝，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是它却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嗷嗷”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稀稀的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起小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转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我们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按主人的指示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自从我有这个小小的伙伴，独自待在家里也不会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缺少的一员，给了我多少难得的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儿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子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经常笨头笨脑地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真是滑稽极啦！
我梦想着虎子长大了，能像杨明利家的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对它寄予无限美妙的希望，希望它能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可是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想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强烈的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嗷”的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趴在热烘烘的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说“穷欢乐”的意义了，那个年代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的演出，文化像沙漠一样单调乏味。但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能填饱肚子，人们仍旧用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能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一坐就是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什么男孩站着撒尿，女孩蹲着放水，爹娘让你一生下来就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吕大姨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自己的父母，我只知道她是从拉哈镇搬到齐齐哈尔的，从小家里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吕大姨夫在家里是个“大老爷”，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要是有人惹恼了她，她谁的委屈都不受，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对方的头发就压在身下，任其没命地号叫，好长一段时间嘴里骂着不让人家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再说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生活坎坷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喝喜酒。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不好意思，于是一个劲儿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给儿媳妇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地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地打着哈哈说：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她的婆婆皱起眉头，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接着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道：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我的蒋姨生在农村，生活经历很简单。她从小没娘，大字不识一个，１７岁那年爹早早就把她许配给老蒋家。蒋姨说，过门前她从没见过蒋叔叔长得什么样儿，只知道男方家里穷，是贫雇农、烈属，有一个老婆婆守着小儿子过。蒋姨心里直犯嘀咕：“穷倒不算什么，人好，别缺鼻子少眼就行。”直到新婚之际，蒋叔叔赶着爬犁来接她，蒋姨才发现丈夫是个比她还俊的棒小伙。每每蒋姨说到这儿，蒋叔叔就开玩笑：
“你说没见过我，我还没见过你呢，我要是不穷，就娶别人去。”
“你敢？”蒋姨眼睛一瞪，抽着鼻孔里的清鼻涕说。
蒋叔叔缩起肩膀，把身子朝前坐了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始终笑咪咪地说：
“不敢不敢！”
“给你鼻子就上脸，我跟你就算瞎眼，除了我谁还肯嫁？”
“是啊，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好个屁，人家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你就别拿好话骗自己了……”她发现自己的烟快抽没了，立即支使蒋叔叔道。“去，回家取盒烟来。”
蒋姨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指使丈夫东跑西颠。蒋叔叔是出了名怕老婆的“气管炎”，平常总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火发！”他当真颠颠地回去取来一盒“经济”烟，每个大人发了一支。蒋姨仍不罢休，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又埋怨他没带洋火来。母亲看不下去了，劝道：“他蒋姨，快别折腾他蒋叔了，我家就连盒火柴都没有吗！”可是蒋姨不依不饶，非逼着蒋叔叔又去取趟火柴这才乐了。母亲常常对我说：“别看你吕大姨、蒋姨没文化，就惦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事，可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叫人又可敬又可佩！”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必定是母亲回忆一段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蜷缩在母亲的身旁，搂着我的虎子百听不厌，直到迷糊过去等串门的人散场了，母亲才叫我脱衣服睡觉。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讲她反扫荡的故事，有时候还缠着她再给我多讲两遍。
1942年初春，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对我抗日军民实施铁壁合围，反复大拉网。有一天夜晚，母亲所在的文登师范学校和部队冲散了，学生们都被围在一座山头上。山下到处是鬼子点起的篝火，一圈又一圈地包围着山头，同学们有的窝在山洞里，有的趴在灌木丛中，时而有汉奸向山上喊话：“土八路，你们下来投降吧，再不投降，皇军天亮就要发起进攻啦！”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听了敌人的宣传，躲开大伙独自悄悄下山投降了。老师发给留下的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神情严峻地说：
“我们发誓，宁死不当亡国奴！”
母亲和同学们庄严地举起手榴弹宣誓：
“宁死不当亡国奴！”
老师告诉大家，等他和男生摸到篝火旁扔出手榴弹炸灭鬼子的火堆，女生就拼命往外冲，谁要是能冲出去就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男同学们投出手榴弹，母亲跟着不管不顾地往山下冲，鬼子的机枪爆豆般响起来，打倒不少前面的同学。母亲虽然冲出撕破口，但两边的敌人包抄过来一下子冲散了女生的队伍，几个汉奸逮住一个同学大喊：“女八路……抓活的！”鬼子停止机枪扫射，端着刺刀上来抓花姑娘。混乱中母亲竟忘记了怎么用手榴弹，一个鬼子兵抓住母亲的胳膊，她回手狠命用手榴弹砸向对方的脑袋，鬼子大声喘着粗气，一下仆倒在地。这工夫，另一个鬼子扑了上来，抓住她的大衣死死不放手。母亲急了，用力挣脱掉大衣跳下一条山沟。鬼子兵只抓住一件空大衣，恼羞成怒地跟着跳下山沟，几个鬼子一边开枪一边穷追不舍。母亲地形熟，又挣脱笨重的军大衣，顺着黑黝黝的深沟跑得飞快。她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实在跑不动，就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鬼子俘虏。”事后她自嘲道：“当时我晕了，手榴弹还没丢，怎么不用它炸鬼子呢！”母亲钻出山沟，子弹飕飕地掠过身边擦破她的单军装，但人却丝毫未损。母亲跑进一个小村庄，身后的鬼子也追进村口。母亲焦急地敲了几家院门，深更半夜兵荒马乱哪户人家也不敢开门。正在母亲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院门开了，一个老太太将她拽进院里，二话不说搬开房角的石块让她钻了进去。母亲躲在这家房屋的夹壁里，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鬼子脚跟脚地随后闯进来，一边在屋里翻箱倒柜一边喝问老人：
“女八路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我在家睡觉，没有生人来。”老人说。
鬼子说他们明明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却一口咬定没人进来过。鬼子气急败坏地抡起枪托打老人，母亲先是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又听到有人用什么东西敲击墙壁。突然急中生智想起老师教自己怎么用手榴弹了。她镇定地打开保险盖，拉起导火索，横下一条心想，如果鬼子搜查出墙口自己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外面的鬼子折腾一通没发现什么，他们怕受民兵的袭击，不敢在村里耽搁时间，悻悻地回部队了。母亲长长地出了口气，一摸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沉寂好长时间，老人扒开墙口低低地说：
“闺女，没事了，出来透口气吧。”
母亲出来后，才看到老人被鬼子打得不轻，满嘴角都是血迹，连腮帮都肿起老高。鼻子一酸跪向老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老人却扶起她说：“别这么说，闺女，不用谢我，我也有个孩子在队伍上……”
母亲认老太太做了干妈，在她家里躲藏两天两夜，等鬼子的大部队撤退了，老人才放母亲返回学校。临走前，老人给干闺女的脸颊抹上锅底灰，穿上她儿子的大棉袄，装扮成假小子。她一直把母亲送出山口，还依依难舍地挥着手……
“后来你见到她了？”我问。
“没有，”母亲微微摇头，“反扫荡胜利后，我专门请假带上礼物去看望干妈……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烧平了……”
我们一阵沉默，在心里祝愿好心的老人能躲过战火，安然无恙。
过一段日子，我又问母亲：
“你究竟打没打死那个鬼子？”
“黑灯瞎火的，可能，反正他倒下了。”
“我没想到妈还敢杀人？”
“那时候不是你打死鬼子，就是他打死你。”
“那造反派打你，为啥从不还手？”
“为你们……”母亲茫然而凄然地望着我，老半天才狠狠道。“谁都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人往死里逼，狗急还能跳墙呢！”
二、
糖厂的女人们唠嗑时从不闲着，一律嘴角叼着卷烟，手里搓着麻绳或纳着鞋底。皆因她们的男人大多工资低，自己家里的孩子又多，所以穿衣戴帽能省就省，能做就做。
我记得我家前两趟房的老杨家，女主人就是那个因搞破鞋被批斗过的杨八角，她前前后后一共养１０个孩子，这还不算有两个得病没养活的。老大和老小相差２０岁，２０岁的大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乘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她生的孩子，凑过来用手指逗着孩子的小鸡鸡啧啧赞叹：“瞧人家这闺女真会生，头胎就抱个大胖小子！”说得大姐顿时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根，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再也不敢抱着小弟弟出家门了。老杨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穷到几个孩子盖一床被子的程度，过年过节买不起凭票供应的糖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小勺炒葵花子。杨八角却整天忙着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纳鞋底，其乐融融，其乐无穷。母亲有时候劝杨八角说：
“他杨婶，别养了，再累下去人就垮了。”
“我这辈子就喜欢孩子，喜欢养带把儿的小子。”杨八角笑吟吟道，“放一只羊也是放，赶一群羊也是赶，等他们长大我就有清福享啦！”
为证实爱养“带把儿”的好处，她还给母亲说了段顺口溜：
别看我穿得破，
裤兜里有好货。
两个咸鸭子，
一根胡萝卜……
吕大姨没孩子，生活条件好，经常帮助母亲搓麻绳，纳鞋底，做单鞋、棉鞋（做一双鞋比买一双鞋能节约三四元钱）。我熟悉整个做鞋的工序，经常看得津津有味。第一道工序是找出破被单、旧桌布和旧衣裤，剪成一块块布铺在面板上，用面粉打成稠浆糊一层层涂均匀，铺上３层破布摁结实，然后将面板倚在火墙旁烘干，即做成鞋垫般厚薄的“袼褙”。母亲按照我们脚的尺寸剪出大小，用白布包上鞋底边，把十几层的“袼褙”压在一起，就是一个半成品的鞋底了。第二道工序是去杂货商店买回一大绺麻胚，一点点撕开，两股并在一起放在大腿上搓成麻绳，然后缠成一个个绳团子。第三道工序是剪出鞋帮，包上白布边放在缝纫机上轧好，母亲戴上铜顶针开始飞针走线地纳鞋底，麻绳的针角密集到一针挨着一针的程度。等两只鞋底纳好，母亲再把方口鞋帮缝在硬邦邦的鞋底上，我便能穿上新做的单鞋或棉鞋了。这种家庭制作的鞋子看上去虽有点“土气”，穿在脚上却既结实又舒服。我穿在脚上，暖在心里，走在大街上照样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是母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硕果，买的鞋子哪能比得上！
那时候，吕大姨和蒋姨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知心的人，母亲碰到什么难事都和她们商量，几乎无话不谈。我听母亲纳鞋底时念叨搬家的事，她发愁地说，造反派逼得紧，看情况我们是顶不住了。
“孙老妹啊，那也好，树挪死，人挪活。挪动挪动换换风水，说不定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吕大姨叼着烟卷，从宽牙缝里喷出烟雾，宽慰母亲道。“再说房小冬天取暖烧得少，也能省点煤钱。”
“孙姐，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撵你？”蒋姨抽着鼻涕，用舌头把针从嘴的一边移向另一边。“小房子也得挑挑，阴面冷。”
“要不，跟我们住吧，”吕大姨建议着，远远地吐出一口浓痰。“我们那趟房屋子是最小的。”
“敢情好了，”母亲沉吟了一下，显出困惑与惆怅。“我愿意，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换？”
“你去说说看，我的隔壁孩子多，早就吵吵着要大房，你以大换小他还巴不得呢。”
“我看吕嫂的主意不错，他留咱住咱还不稀罕住了呢。”蒋姨弯下腰去，大声地擤着鼻涕。“就这么办，还犹豫啥，说搬就搬，我准备好东西给你‘温锅’。”母亲没让造反派扫地出门，自己主动和人家换房了。
天无绝人之路，双方很快说妥，立即换房。我们一致想和吕大姨做邻居，新居与她门靠门，两家之间只隔一道矮木板皮扎的院墙，况且蒋姨家就住在我们的斜对面，把前一趟房的房头。谁也没想到，母亲这一步做得多么英明正确，后来我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多次受到邻居家的保护，不知躲过多少顿痛打，少受多少折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记得那次搬家很热闹，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动手帮我们搬东西，粉刷新屋。我不知道糖厂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宿舍了，新家一趟房分南北两面住，阳面一家，阴面一家，每家里屋１０平方米，外屋６平方米。里屋砌起一铺大炕，放上一张写字台，外屋垒起一个大锅台，放上口水缸，新居就基本上没空间了。这原来是准备给两口人住的房子，现在却挤进我家４口人！据我所知，糖厂造反派不仅仅是将我们一家人撵出原来并不宽裕的住处，他们也同样将党委书记冯燕川一家９口人赶进一处里外间的房子。冯叔叔一家老少三代勉强有立锥之地，屋里屋外尽是床铺。天不知道造反派还能怎么整治走资派，若再往外撵我们就可能要住马厩了……我们的屋太小，就是仅有的那点家具都没地方摆。吕大姨夫送给我们两根长木头方子，在大炕里面搭起个被褥架。母亲放上两个箱子，再将被褥摆在箱子上面，差点没摞上天花板。好在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其余的破坛乱罐只好放在院子里。
“先堆在外面吧，”蒋姨说，“等开春捡点砖头，盖起仓房就有地方放了。”
这已经令母亲感激不尽。
我们住进新居，一铺大炕欢欢喜喜躺下全家人，我把炕头，母亲隔在我和姐姐妹妹中间。第二天傍晚，母亲去黄沙滩副食商店买些肉和蔬菜，精心做了几个炒菜，摆出茅台酒答谢仗义相助的邻居们。吕大姨送来一小盆猪血肠，蒋姨送来一大盆酸菜，他们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来了，热热闹闹地给我们“温锅”。屋里地方小，大家进门就上炕，围着炕桌盘腿大坐。我是小辈，坐在母亲身边的炕沿上，姐姐妹妹和蒋姨家的闺女都在外屋的锅台上吃饭。虎子见家里来这么多客人不敢上炕了，两只前爪扒着炕沿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呜呜”地叫着要东西吃。我趁大人不注意，装作夹起的血肠太滑掉在地下，虎子接着咽进肚里。它不知足，刚吞下一块又要，母亲瞪起眼睛不许我给它吃了，怕撑坏它的小肚皮。直到我摊开双手表示真的没有东西了，虎子才意犹未尽地舔着舌头摇摇尾巴，趴在我的脚下睡开大觉。
席间，母亲笑逐颜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最喜欢看母亲笑，尽管她心里充满苦涩，那笑依然灿烂，嘴角还旋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谢啥，孤儿寡母的，想办法熬过这段苦日子就好了。”吕大姨说着，又接上一支烟，呸地一下吐掉沾在舌尖的烟丝。“开春喂几只鸡，养两个小猪崽吧……好补贴补贴生活。”
“养七八只小母鸡，用鸡蛋换麸子，”蒋姨掰着手指头算起养鸡和猪的连锁账，以补充我们那点可怜的供应。“再用麸子喂鸡和猪，到春节卖一口半猪，一年的花销都有了……留半扇猪给孩子吃，合算，就是累点。”
“累倒不怕……”母亲欲说还休，抿紧嘴唇。
“不就是手头紧吗……孙老妹，你有心，我给你垫上。”吕大姨夫诚心诚意地说。“先把小猪崽抓回家，等猪长大卖出去，年底再还我们也不迟。”
“小鸡崽也不用买，花那个钱干啥。”蒋叔叔笑呵呵道，“孙姐，我们给你几个鸡蛋，可以用手孵嘛。”
“那就这么办。”
母亲举起酒盅敬邻居们，为他们理解一个寡妇人家难以言喻的苦衷。
３月过去，学校仍未开学。为建仓房，我们一家人都有事干了。气温渐渐升高，外面不那么天寒地冻，街上积满正在融化的雪。姐姐、我和妹妹都出去捡砖头，满厂区、家属院内转悠，把大大小小的砖头石块都用土篮子拐回家。蒋叔叔告诉过我们，小的可以打地基，大的可以垒墙壁。母亲下班回来也拐着个土篮子，里面装满破砖头。碰到谁家扒炕、修房子，我们必定守在外面等着捡人家清出来的碎砖。拉回家后也不能闲着，一家人都拿着斧子、破菜刀、铁锨头，蹲在院子里丁丁当当地敲打碎砖头，清除上面的黏土、石灰和水泥。这是一种叫你非常心烦的活儿，黏土和石灰好敲，三下两下就能清除干净。水泥不好敲，几块砖连在一起形成个大坨，一斧子下去直冒白烟，简直比铁还结实，震得人手上的虎口生疼。吕大姨说算啦孩子，咱可不费那个傻劲儿，留着它打地基吧……没过多少日子，我家的院里堆起一个好大的碎砖头垛。母亲欣慰地笑着说，照这样下去积少成多，５月份就能盖仓房了。
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糖厂学校初三的学生都去参加体检。
“文革”中有句响亮的口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我多么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骑马挎枪保边疆，哪怕有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戴在脑袋上，也别提心里有多美了。
可我知道莫说岁数小，就凭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这一点，够年龄部队也不会要的。伙伴们都讥笑春节像副骨头架子，那风一吹就能刮倒的身板怎么能当兵？没想到春节吉星高照，整个糖厂子弟学校只有他一个学生通过体检，着实令我们羡慕不已一番。春节临走之前，我们都为他祝福，既沉浸在喜悦之中，又有点依依不舍。母亲很喜欢春节，说他在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也尊重老师，见了她姨长姨短，懂礼貌，有正事。母亲上班去了，小伙伴们聚集在我家玩耍，打扑克，我赢了给人家满脸挂纸条；下象棋，人家赢了让我钻桌底。春节出去串联过，比我们懂得多，能摆弄电匣子收听海外的短波节目……伙伴们虽然和王官迷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因为他是我的同学，两家大人又是老乡，却也容忍他的存在。每每这种时候，王官迷总是坐在一边听着、看着，眯起的眼里闪着不可琢磨的光，好像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关注，随时准备可以充分利用……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春节戴着大红花，被学校敲锣打鼓地送走了，好不隆重。
临走时，他把自己的４盘甩线留给我作纪念，礼轻情义重，他要４年才能复员回家，我没了一个心心相印的朋友，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沉闷和失落中度过的。实在无聊，我便用读书消磨时间，又一次搬出父亲的藏书，看《西游记》、《水浒》、《红楼梦》。本来，母亲早把这些书藏进写字台的小柜，怕红卫兵说我家有封、资、修的残余，来“破四旧”，书架上只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母亲多次鼓励我读些政治书籍，好有政治头脑。我曾试着翻阅厚厚的４卷《毛泽东选集》，见父亲在书里画满圈圈点点，可我没经历过战争，怎么用心都读不进去。对我来说那些长篇大论过于深奥，我也实在对战争时期的论述不感兴趣。
母亲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意思是大人看过《三国演义》就学得老奸巨滑，小孩看过《西游记》就变得无法无天。母亲唯一喜欢看的书是《红楼梦》，且一边看一边把姐姐比作薛宝钗，我比作贾宝玉。说姐姐听话会来事儿，从不给她惹祸，而我是个“混世魔王”，姥姥不喜，舅舅不爱，得让她操一辈子心，死不瞑目。母亲的比喻让我身上起鸡皮疙瘩，好像中国人看了《红楼梦》都自动对号入坐似的。我还小，没到青春期，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一点都不喜欢《红楼梦》，什么情哥哥、甜妹妹，恶心！让姐姐做薛宝钗好了，我才不愿做贾宝玉呢，他不男不女算什么东西，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死去活来，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说我是“混世魔王”倒不幸被她老人家言中了，我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液，性格酷似父亲，从不肯见风使舵，说假话办违心事，让母亲一辈子操碎了心。就是她去世时仍旧“死不瞑目”，在九泉之下依然为我担惊受怕……我当时更喜欢读《西游记》，喜欢孙悟空，幻想自己也能有七十二变，金箍棒一挥天下无敌。我晚上把书放回写字台里，白天趁母亲上班贪婪地看完一段又一段，完全沉浸在吴承恩虚构的世界里。我那时产生一个朦朦胧胧的想法，真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有那么一天，即便是一天也好，当个作家写书给人家看。当然了，这是一个孩子天真可笑的理想，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相信，一个只读５年书的孩子将来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那些日子我迷上了读书，读一切到手的东西，整日躺在炕上埋头囫囵吞枣地读书，心中十分舒坦，并没有防备王官迷，他来我家串门时照看不误。王官迷天生长着一副苦相，好像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三角眼，塌鼻梁，厚嘴唇，用鬼头蛤蟆眼来形容他最准确不过。他非常反感我读《西游记》，说这是“黄书”，属封、资、修的东西，孩子读了会学坏的。我不以为然，说知识使人进步，即使是“黄书”，也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文化遗产，只记得老师说过便拉大旗做虎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王官迷老是认为自己全是对的，不但不问不听人家怎么说，反而流露出看不起的意思，仿佛压根儿就不值得一提。为驳倒我举过个例子，说他的亲戚家有个邻居，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整天读闲书、黄书走火入魔，大白天都色迷迷地想女人。我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岩脑袋打交道，但不能不反驳几句，不可思议地问：
“他读了什么书，能说具体点么？”
“《新儿女英雄传》。”
“不会吧，我看过那本书。”我没弄懂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表示置疑。那是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怎么能和想女人学坏联系上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王官迷颇有些义愤填膺了，他把双手摁在膝盖上，顿了一顿接下去道。“那里面有‘骚干’事，从不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净乱搞破鞋。要是碰上我，早就把他揭发出来……”
“你揭发人家干什么？”
“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要是当上红卫兵头头，决不允许他再散布流毒。”他突然用斩钉截铁的声调恶狠狠说，“我非造他的反，革他的命，抄他的家不可，看他敢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你看过书里的内容吗？”
“我要中毒怎么办……没有。”
“没看过怎么瞎评论。”
“我听别人说的。”
“你没事实根据，那不是望风捕影么？”
“有书就是事实，那本书是一株大毒草。”他眼皮都不抬地阴沉着脸，仿佛目光里藏着什么。“作者的心黑透了，应该彻底砸烂他，再踏上一千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拉倒吧！”
我不再讨论了，并不是没话可说，只是没有兴趣。王官迷的逻辑使我震惊，跟他谈什么都要争论，我真替他脸红。他整天跃跃欲试想在学校红卫兵组织里混个一官半职，动辄毛主席教导我们如何如何说，满嘴大口号，怎么连毛主席讲的一条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尝一口。”我厌恶他那种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你没看过《新儿女英雄传》，怎么能有资格妄加评论人家的作品呢！仔细想想，糖厂一般家长管教严格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参加学校组织的批斗大会总是躲在会场最后面，都能自觉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将来都能有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而那些争当头头的红卫兵，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红得发紫，大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学习差的学生，说起话来驴唇不对马嘴，整人、打人却无师自通。一来运动即变成急先锋，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抬高自己，争取捞点政治资本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到头来必定为时代所抛弃……我的伙伴彬子、铁南、春节均属于前一类人，王官迷则属于后一类人。
1967年4月，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
糖厂学生又上课了，学校全面模仿军队建制进行机构改革，各个年级全部变成连、排、班。王官迷机会来了，他上串下跳积极出击，大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批特批学校的走资派。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自己的主见，只不过野心越来越大，想当我们班的排长，开始变得凶狠起来。我心里非常反感，这种变化令人吃惊，他受谁蒙蔽了，干嘛自欺欺人！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威力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发现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看风头不对，马上见风使舵对我冷漠起来，好像一夜之间患上传染病似的谁也不愿理睬我，彼此之间隔得远远的，甚至都不原意跟我多说一句话。既然一个走资派狗崽子的自尊对他们无所谓，我的内心也产生极大的对抗情绪。在竞选排长的班会上，班主任李老师宣布全班同学都有资格参加竞选，我明知道同学们不可能选我，还是不甘心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鼓足勇气参加竞选了。可想而知，我败得一塌糊涂，除我自己举手给自己一票，没有一个同学举手赞同。看上去我准像挨了一记闷棍一样狼狈不堪，仍旧下意识望望四周，期待他们中的至少一个同学出面支持我，我期盼有人理解，希望能有人代表自己同别人争论，可枉费心机，确确实实没有一个人举手。多数人都低下头去，免得自己看到自己，少数人碰上我的目光马上不自然地回避。失败像铅块一样压抑我的精神，我孤注一掷，结果输个精光，连自尊也没有了……我不敢再想了，只觉得打了败仗，非常屈辱，又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败，胸间涌上一股滑稽而又愤怒的感觉，第一次和他们对立起来，恨恨道：“见鬼去吧，你们全是墙头草，势力眼，应声虫！”这一次竞选伤透我的心，我觉得他们早已串通好内定王官迷当排长，只不过是庄严地走个过场，同时还要继续下去，假戏真做。王官迷得意忘形，有意使我难堪说：“收起你当少先队大队长那套吧，你想竞选排长？不看看现在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资格！”我恨，我恨我过去瞎了眼，怎么没看出他是个变色龙，心灵如此空虚和丑陋，因而更瞧不惯那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对于这种恶意地攻击最好还是置之不理，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欢乐。我开始和他疏远了。
学校基本上不上文化课，整天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提不起兴趣，一放学就往家里跑，好奇地看母亲用手孵的鸡蛋。
蒋姨送给我们家20个鸡蛋，说都是经过公鸡踩蛋的母鸡下的，３０天后准能孵出小鸡崽。母亲将这些鸡蛋用棉花包住放在炕头的一角上孵化，每天一早一晚都用手转圈摸上一遍。我见过邻居家的小母鸡不好好生蛋，用嘴一口口叨来草絮窝，见到别的母鸡下蛋就抢，用爪子扒拉到自己的脚下，整天趴在鸡蛋上面不动。邻居家阿姨十分生气地抓住小母鸡的翅膀和爪子，按住它的脑袋往水里浸，三天两头地浸一次不说，还一边浸一边恨恨地骂道：“要你发情，要你发情，再不下蛋就杀了你！”我对母亲的做法有点将信将疑，没有老母鸡抱窝怎么能孵出小鸡呢？母亲每天都将用手摸过的鸡蛋举到灯光下仔细察看，偶尔还沮丧地扔掉一个“臭蛋”。我奇哉怪哉，问：
“妈，我常听人家说混蛋、滚蛋、捣蛋、屎蛋，却从没听说过什么‘臭蛋’，怎么有‘臭蛋’呢？”
我这么一问，母亲也愣了，她笑着解释：
“炕头太热，我们孵的鸡蛋坏了，就变成‘臭蛋’呗。”
“你怎么看出臭了，我一点味儿都没闻到？”
“你看，好的鸡蛋在灯光下透明，里面布满黑色的血丝，这说明快孕育成胚胎了。”母亲将鸡蛋举到灯光下，一边来回转动着一边解释。“不好的鸡蛋里面混混沌沌，那就是臭了。”
母亲不许我用手孵鸡蛋，怕我毛手毛脚打碎鸡蛋。我好奇心重，偏要试试用手孵小鸡是什么滋味，只能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孵。并心想母亲你真笨，在太阳下看鸡蛋不比灯光下清楚多了。我不厌其烦地用手摸着鸡蛋，把它们一个一个拿到屋外放在太阳光下观察，我真的看到里面的胚胎，恨不能马上孵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崽。没想到我弄巧成拙，让正在孵化的鸡蛋受凉，一少半变得混混沌沌。母亲百思不得其解，一遍遍用手试着炕头的温度，将一些鸡蛋举在灯光下左看右看，奇怪地自言自语：“温度差不多呀，怎么这么多都坏啦！”不是母亲笨，是我笨得聪明！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在太阳下观察鸡蛋了，怕温度低冻坏正在孕育的胚胎。是我使这些胚胎都患上重感冒，高烧40度死去的。我装模作样地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鸡蛋，举到灯光下看看，扔进垃圾桶里说：“上次我拉掉一个名称‘坏蛋’，它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坏蛋了，应该立即揪出来打倒砸烂，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虚。
母亲无可奈何地搓着双手，一副好心痛的神态。这一次她没有扔“臭蛋”，放在锅里煮熟做了虎子的美餐。
我的虎子突飞猛长，两个月来明显长高，身体几乎长大了10倍，由原来毛茸茸的小肉球变成小板凳般敦实的黑灰色小狗。虎子是二串子，既继承母亲娃哩的一身长毛，又继承父亲大笨狗的粗大，四根腿肉柱子一样立在地上，脖子上有一圈毛长得像翻领，从颈下到脊背上密密实实围了一圈。虎子总是饿，什么残汤剩饭都咽进肚子里，不撑得肚皮滚瓜溜圆决不罢休。母亲说虎子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快顶一个小孩子多了，再这样下去还不如养个小猪崽合算，是撵它出去自己打“野食”的时候了。东北人说打“野食”，就是让鸡呀狗呀自己出去找东西吃。我舍不得离开虎子，偷偷给它大饼子吃，虎子还是不饱，一有机会就往西下洼跑，汗水淋淋地叼回什么东西蹲在院子里吃，吃不完就用爪子扒个坑埋起来，留着下顿享用。我经常和虎子闹着玩，挖出它埋的猪骨头藏到其他地方，看它急得满院子乱转乱闻，不断摇头晃脑地用前爪扒埋东西的地点。我想虎子一定好生奇怪，自己藏的食物哪里去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我搞的恶作剧。我哈哈大笑，它莫名其妙，直到我与心不忍将东西暴露出来，它仍旧毫无怨气地俯首贴耳。有一次，我看见虎子趴在院子里啃着什么，以为它又叼回来什么好东西了，蹑手蹑脚走过去察看。天啊，它在大嚼特嚼一块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我勃然大怒，不理解它怎么吃起屎来，一阵拳打脚踢，揍得它“嗷嗷”叫着满地乱滚。
母亲听到叫声走出门来喊住我，问为什么打虎子？
“它没出息，吃屎！”我生气地说。
“你没听说狗改不了吃屎么？”母亲笑了。
“那它为啥还用舌头舔我的手？”
“它是狗呀……”
“臭死啦，我揍它！”
“你打它也改不了。”
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虎子躲在母亲的身后，竖起一只耳朵，微微抬起那颧骨突出的大脑袋委屈地哼哼着，但是没有用，下次它还会叼回一块屎橛子，记吃不记打。我有办法，关虎子的禁闭，一连几天不许它出院门，下一次它又跑出去叼回来一块屎橛子，微闭着眼睛，心满意足地哼叫着吃起来。我深刻体验到“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老话的意思了，无论你说什么，反正它都无所谓，无奈之下再也不许它舔我的手了。
三、
蓝瓦瓦的晴空里，阳光普照大地，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麻雀在叽叽喳喳报告春天的消息。白土地上的冰雪慢慢消融，露出地面，到处都是泥泞不堪的淌着黑色污水的溪流，我家屋檐下那些晶莹剔透的冰锥滴下一串串水珠，街道也变得水淋淋的了。
大院里传来声声卖小鸡崽的吆喝，我照例出去看热闹。一个汉子推着自行车，货架后面驮着一个大筐，筐里装满挤在一起“啾啾”鸣叫的小鸡崽，黑的白的花的什么颜色的都有，煞是可爱。不少大人围着卖小鸡的筐，挑选着自己认为是母鸡的鸡崽。母亲买不起２角钱一只的小鸡崽，我们只能做旁观者……我焦急地等待她用手孵化小鸡试验的成功，盼啊盼啊，总算盼到一天，母亲举着鸡蛋察看一番，欣喜地说：“快了快了，你看它要叼壳啦。”我凑到灯光下观看，里面的鸡雏伸腿动头不停地撞击着蛋壳。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成功了，１０只鸡崽叼破蛋壳软绵绵地钻出来，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小筐里晾干羽毛，鸡雏“啾啾”鸣叫着站起来，我们也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崽了。
“好了好了，艾平，”母亲把小鸡放在手心上欣赏着说，“到秋天你就可以吃上自家产的鲜鸡蛋啦！”
转眼就是月底，冬天快过完了，空气中还飘着湿雪的味道，晚雪尚未化净，四野里还是一片斑驳，但平地上的积雪已基本融化，变成一片片小小的水洼，只是在那长满菖蒲的低洼地里，还能见到黑褐色的残雪。远处传来隐隐的响声，轰轰隆隆，紧一阵慢一阵，声震耳鼓。荒野里刮起大风，一连几天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越刮越大，杨柳的树梢都向一边倒去，在不住地摇晃。一团团浓密的沙尘，笼罩着城市，遮蔽了阳光，楼房、街道、树木全变成土黄色。我终于领教齐齐哈尔的厉害，明白前人为什么说这是“刮大风的地方”了。糖厂大院地处有名的黄沙滩附近，风沙更是肆虐猖獗，犹如无数个喉咙在咆哮一般尖厉刺耳。只要你一出门，整个大地一片呼啸声，滚滚风沙奔腾而来漫天皆黄，打得人脸颊生痛睁不开眼睛。偶尔还能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沙柱，顶天立地地旋转着远去。旷野上的行人只能翻起衣领，捂着嘴巴侧着身子或倒退着走，醉鬼般地摇摇晃晃赶路，匆匆去寻找避风的地方。没走多远，嘴里、脖子里、衣裤里、鞋子里便灌满沙土，连人们的牙缝里都在沙沙作响。即使你紧闭门窗不出门，从远方飞来的风沙照样有本事钻进屋内，给你的家里铺上一层薄薄的黄色。
室外的气候乍暖还寒，性急的孩子们早已脱下笨重的棉衣，一身轻松地在街上跑来跑去，尽情享受着春天来临的欢乐。搞得我心痒难挠，恨不能尽早脱掉棉衣出去玩玩。但母亲总说“春捂秋冻，越活越硬”，说什么也要我等暖和些再脱棉衣。彬子和铁南对我说，刮过大风嫩江开江就可以去捡冰排撞死的鱼了。我顾不得想这些，趁学校上课不正规，绝大部分时间都忙着进行革命大批判，帮母亲用碎砖头垒猪圈，建鸡窝。吕大姨夫不负诺言，借给我们30元钱，并和母亲一起去趟牲口市场，两人各买回两只小猪崽。现在母亲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开门七件事，拿起葫芦放下瓢。我们的家里热闹非凡，有人，有猪，有鸡，有狗。鸡崽和猪崽小，怕冷，里屋炕头上住着小鸡，外屋锅台前住着小猪。一到天亮吵得人睡不好觉，鸡鸣猪叫狗吠要吃的，简直像开了家庭动物园。我的虎子失宠了，母亲打苞米面粥喂小猪崽，虎子想凑过去喝一口都不成，脑袋上准挨一巴掌，只能吞着口水眼巴巴看着。两个淘气的小猪崽不知狗的厉害，搅得虎子一刻也不得安宁，它一趴在外屋地上睡觉，猪崽就用胖胖的圆鼻子拱它起来玩耍。虎子不耐烦地换到里屋趴下，猪崽毫不领情地追进里屋照旧拱它。虎子急了，张开嘴巴咬了一只小猪，母亲拿起笤帚把它打了出去。从此只准虎子住猪圈，不许它再在外屋暖烘烘的锅台旁过夜了。
虽说春天到了，迟迟不愿离去的冬天又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雪，寒风仍旧刺骨。一到夜里虎子就委屈地用前爪扒挠门板，透过飞雪，“呜呜”地乞求主人放它进屋里睡觉。
“外面冷呀，妈妈！”我为虎子求情道。
“它身上有毛，冻不着。”母亲说。
“放它进屋吧。”
“不能再惯它，咬坏了猪崽怎么办？”
“我教育它。”
“我们还是等等看，考验考验它再说。”
我开始给虎子上“政治课”，放它进屋任小猪崽用鼻子拱它，它一表示不耐烦我就给它两笤帚把，让它明白不能随便着惹“大人物”。
虎子怕雪，不愿出门，从此它学聪明了，不敢再惹两只顽皮的猪崽。若是白天母亲上班去了，小猪崽再骚扰它，索性就顺着板凳跳到炕上，自自在在地睡开大觉，让小猪崽们再也够不着它了。妹妹喜欢虎子，有事没事像拍布娃娃一样哼着歌谣哄它玩。姐姐不许虎子趴在炕头上睡觉，说它身上有跳蚤，嘴臭。虎子非常乖，摇着尾巴匍匐到姐姐身边，抬起脑袋给她作揖，恳求小主人不要撵它下炕。我据理力争说猪崽欺负它，它也是给逼得没办法，姐姐你就高抬贵手行行好吧。何况母亲说再过几天暖和了，就把猪崽和鸡崽都撵出去，出不出去随虎子的便。姐姐容忍了虎子，命令它不许乱动，老老实实地贴在炕边趴着，上炕前一定要给它擦擦爪子。等母亲下班回来，虎子一定赶快跳下地去装得脾气极好，对主人喂猪崽的苞米面粥连看都不看一眼，晚上和猪崽一起睡在锅台边也相安无事。春风拂过大地，冰雪正在融化，很快就在阳光下消融殆尽，外面变得暖融融的，嫩江传来的坼裂声更清晰了，似滚滚雷鸣，每天都络绎不绝。我决定奖赏虎子的懂事，领它去嫩江见识见识开江。砖头捡得差不多了，母亲决定马上盖仓房，吩咐我们挖盖仓房的地基。可能因为身旁筐里的鸡崽叫个不停，让虎子睡不踏实，它偶尔抬头往里面瞅瞅发现盘子里喂鸡的小米饭，忍耐不住探进嘴巴够小米吃饭。围鸡的筐是用草席子做的，哪里经得住它的大脑袋压，虎子压扁筐沿惊得鸡崽满炕乱跑乱叫。它恼了，到处追逐鸡崽想把它们撵回筐里去。我和姐姐正在院子里挖仓房地基，听见屋里的鸡崽没命尖叫，赶紧放下铁锨跑进里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见虎子正嘴里叼着一只鲜血直流的小鸡崽，跳到炕下不知去哪里享用才好呢。
我勃然大怒，冲它大吼：
“该死，你当它是‘野食’啊！”
我从虎子嘴里夺下咬死的鸡崽，对它一顿拳打脚踢。我把死鸡崽塞进它嘴里命令吃下去，虎子知道自己闯祸了，任你怎么往它嘴里塞都不敢动。只是抬起眼睛望着我，那目光里流露的不是愤怒和委屈，而是淘气的惊讶。姐姐圈起小鸡埋怨我说：“让你听话你不听，看它闹的，小鸡拉得满炕都是屎，你擦！”我也嫌鸡屎臭不肯擦，把怒气全发泄在虎子身上，一脚把它踢出门外，不准进屋了。我以为母亲知道虎子咬死小鸡会狠狠批评我，可她只是淡淡一笑，心平气和地说：“它还小，和你一样，长大就懂事了，别再打它了。”母亲转向蹲在身边的虎子，拍拍它的脑袋。“虎子，记住，再惹麻烦我就不要你啦。”母亲恨铁不成钢，经常说我毛病不少，缺点不少，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吃一百粒豆子，没豆腐气”，意思指我从不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我的虎子比我聪明，它吃一堑，长一智，牢牢地记住了教训，一直到长大失踪也没有再犯此类的错误。我经常见它躺在门口晒太阳，小鸡们跳到它的身上玩耍，小猪们用嘴拱它的身子嬉戏，虎子却连眼皮都不眨一眨的任其蹂躏。要是别人家的猪呀鸡呀羊呀胆敢靠近我家大院门口一步，虎子准会忽地跃起大发雷霆，吓得对方尖叫着抱头鼠窜。但它是不会追咬它们的，我们早就警告过虎子谁家的家禽都不能动。
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糖厂学校的老师和红卫兵都忙于大联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所以学生又停课闹革命了。听说厂里两大组织斗争激烈，一边是红旗兵团派，一边是二九公社派，两大派都和市里的造反总部紧密相连，不惜以造谣中伤的手段证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组织。双方唯我独尊，唯我独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互不相让，剑拔弩张，时刻准备用武力夺取最高权力。总而言之，双方面都是无法沟通的，你跟他们讲什么道理对方都不予理睬。他们只承认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绝对不允许别人跟自己的观点不同。紧张的局势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糖厂的红旗兵团在磨刀霍霍，准备好刀枪棍棒和二九公社血战到底。两派都忙于备战武斗，一时顾不得再折磨走资派，只得暂时把他们“挂”在半空中……“挂”起来这招儿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造反派让走资派的双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安。而他们想什么时候批斗就什么时候把你从空中摘下来，随心所欲……如果说此前走资派的生活不得安宁，人心惶惶，现在更是如此了。唯有我的母亲是个小小的例外，正好得以喘息，躲在家里建筹备已久的仓房，她要我去朝鲜屯稻田地里搂些稻草，好做和大泥脱坯的“羊角”用。我换上秋衣秋裤，一身轻松地拿起耙子、绳子，领着虎子上路了。
院外春回大地，草木萌动，万物复苏，树枝上已抽出细嫩的黄芽，用不几天就会长出碧绿的叶子,。大片的菜地里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色，社员挥着鞭子赶着老牛犁开黑油油的土地，像凝固的波浪。多少天没走出大院，一不留心，春风摇动着低低的柳梢为柳林披上一层淡淡的绿纱了。我的虎子第一次经历春天，看什么都新鲜兴奋，春风沙沙的响着，田野那么广阔，天空那么高远，春天清冷的空气，像幸福一样使人陶醉。虎子撒开四蹄在田野里四处撒欢，跑就跑吧，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的心情也和它一样舒畅，感到非常快活。
我和虎子走上拦江大堤，朝鲜族人用拖拉机翻地了，黑油油的泥土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充满着渐渐变得温暖的土地气息。我只得往江边走，希望碰上片没耕过的稻田地搂到稻草。离嫩江越近春风就越猛烈，“咔嚓咔嚓”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地冲斥于天地之间，似乎大地也像有生命的躯体一样在发抖那是嫩江开江冰排撞击的动静。我从没有亲眼目睹过跑冰排的情景，想先看看嫩江开江，再去找一块边边角角的地方搂草。我快步走到朝鲜屯水泵站蹲宿儿的地方，一下子为那宏伟壮丽的场面震惊，虎子都有点害怕了，夹着尾巴紧贴在我的腿下。冰封雪裹一冬的嫩江终于冲破禁锢它的坚冰，让波飞浪卷的激流一泻千里，宽阔的江面漂满连绵不断的巨大的冰块。上端微绿，中间淡碧，底部深蓝，鬼斧神功雕塑过一般多姿多彩。似跃水的鱼儿，展翅的大雁，奔腾的骏马，倦卧的老牛……一块块冰排跃上另一快冰排，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迫使压进水里的冰排变作更小的冰块浮出水面。蜂窝状的岸冰不断碎裂，加入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势不可挡地碰撞着顺流而下，煞是壮观……而在冰排撞击的喧嚣声中，冻土地带的大荒原也充满活力，沉睡一冬的塔头墩已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色，不久就会变得生机勃勃了。
七八米宽的岸冰上，已出现暗蓝色的沿流水，冰上的积雪不再凝结成块。岸冰上活跃着不少冰排跳子，人踩上去发出“咯吱吱”的响声，整个冰面都颤悠悠地晃动。冰排跳子身穿棉大衣，腰间系着根绳子，脚登高筒水靴，手持一支几米长的竹竿鱼枪，枪尖上有一个倒枪刺，一刻也不放过逮鱼的机会。你看吧，千里冰封的江面骤然被春风撕裂开来，憋了一冬的鱼儿都争先恐后地浮出水面，到空气和阳光充沛的江面上游荡，一不小心被冰排撞死或撞伤，昏昏沉沉地随波逐流。冰排跳子身手不凡地从一块冰排跳到另一块冰排上，手疾眼快地一枪戳下去一个准，不停将大大小小的鱼儿抛在岸上……我猛然发现江心漂下的冰排上伫立着一头孤零零的毛驴，那冰排摇摇晃晃横冲直撞，毛驴时而从一边滑向另一边，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它本能地保持着平衡，抬起头来绝望地吼叫着求救。我琢磨着毛驴是怎么跑上冰排的，是来江边饮水？或是正在踏着冰面过江，脚下的冰层突然碎裂，使它身不由己地漂流下来……冰排跳子都和我一样呆呆地望着那头毛驴，谁都知道这是一笔大财，救出它就归为己有了，可没有一个人敢铤而走险去救毛驴，因为它所周围的浮冰十分稀疏没法接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漂远……我正在为那头毛驴惋惜之际，虎子却令我吃了一惊。不知什么时候它胆子壮了，跑到岸冰边探头探脑窥视着水里的什么东西。我大声吆喝：
“回来，虎子，别掉下去。”
话音未落，它纵身跃进水里，叼住一条金翅金鳞的大鲤鱼掉头游回来，岸冰滑，它怎么也爬不上来。我赶紧拉起虎子两条前腿拽它上岸，这狗神了，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没人教它就能自己逮鱼！糟糕的是虎子浑身上下都已湿透，它抖擞几次皮毛甩掉身上的水花，仍旧冷得直打哆嗦，我不得不脱下上衣披在它的身上。虎子逮的鲤鱼起码有斤把重，已被冰块撞得半死不活，我抠着鱼鳃拎起来，心想一冬天母亲都没舍得买条鱼吃，这回可以打打牙祭了。
“喂，你就是那次给我送鱼的小家伙吧？”
我回过头，认出问我的是去年夏天拉草的那两个盲流夫妇。矮胖的老头鱼拿着鱼枪，女人背着大半麻袋鱼，两口子站在岸边上下打量着我。我不由大吃一惊，下意识地怕他们报复，竟一时拿不定主意说话好，还是不说话好。可这会儿想逃也逃不掉，只能硬挺着不动地方了。
“自己出来搂草？”老头鱼丝毫没有别的意思，又问。“你爹怎么不来？”
我摇摇头，心里因内疚而感到慌乱：
“没爹了。”
“可怜见的，这么点就没爹！”女人顿了顿肩上的麻袋，也和声细语地问。“这时候搂什么草？”
“稻草。”
“地都翻过了，哪来的稻草呀。”
经他们一说我也毛了，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否搂到稻草？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犹犹豫豫道：
“再找嘛，或许还有没翻过的地方。”
老头鱼似乎可怜我了，眯起爆眼珠子盯着我，沉吟片刻才说：
“干什么用，这么着急？”
“家里等着脱坯，盖仓房用。”
“不能等以后再搂么？”
“不能，我妈过‘五一’节放两天假，过去就没时间了。”
“理是这么个理儿，可也不能瞎找。”老头鱼接过女人的麻袋，咧开嘴巴乐呵呵道。“跟我走吧，小家伙……看你人小还挺仗义，上回你送我几条鱼，这回我送你两捆草，咱们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情。”
他能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我心里美滋滋的，显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我无法拒绝老头鱼的好意，非常想得到稻草，没有“羊角”就不能脱坯呀。我拿起披在虎子身上的衣服，将鲤鱼挂在耙子上，和他们一起去山东屯了。我屁颠屁颠地跟在老头鱼夫妇身后，虎子屁颠屁颠跟在我身后，皮毛上的水很快就晾干了。路上，虎子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时而又停下来用鼻子煞有介事地嗅着什么，谁知道它发现了什么东西。我问老头鱼：
“叔叔，你们是哪的人？”
“山东。”
“我老家也是山东的。”我一边和老头鱼套起近乎，一边在脑子里搜寻合适的话题，告诉他我住在离这儿很近的白土地，又问起他们是怎么到齐齐哈尔来的？
“逼的。”
“没有工作，怎么活？”
“打草、逮鱼、编土篮子。盲流有盲流的活法儿，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我们不是活下来了么。”
“以后呢？”
“管不了那么多……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我觉得他这话有点耳熟，模模糊糊记得在哪儿听过类似的话，但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了。说话之间来到山东屯，我们走过泥泞狭窄的街道，轰开四下游荡的猪、鸡和鸭子，七拐八折走进他们家的院子。老头鱼住得和邻居一样，土坯盖起的两间低矮的小屋，比街面略低一点，先要走下三步台阶，屋里的墙壁黑乎乎的，棚顶耷拉着蜘蛛网，苍蝇嗡嗡飞来飞去。没有电灯，光线很暗，一铺大炕占据大半房间，半截睡人半截烘苞米，到处摆满简陋的家具和农具。大炕上坐着两个光着屁股、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正一脸惊奇地咬着手指打量着我。我探着身子和大一点的孩子打声招呼，对方却眼睛转到别处躲到母亲的身后。我有些不自在起来，仿佛我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心想下次再来带点铅笔、橡皮什么的，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消除隔阂，找些话来谈谈，免得少见多怪，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我特别注意到他家外屋门口靠墙摆着个刀枪架子，上边放着红缨枪、大刀片、七节鞭等家伙。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老头鱼卷起一支蛤蟆头烟卷说：
“俺就是靠耍这玩意儿落住脚的。”
“你会两下子？”
“从小就习惯了。”
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很想多了解些。早就听说山东老家习武成风，３岁的孩子都会耍拳弄棍，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老实巴交的打草人有功夫？真是咬人的狼不露齿，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我想起那次蹲宿儿，有点后怕，问：
“那上次……你咋没动手？”
“和几个小孩子……”他淡淡一笑点燃烟卷。
“给，孩子，够不够？”女人笑吟吟地抱来稻草，马上气愤地打断丈夫道。“别胡扯了，跟你受的折腾还少，要不咋能跑到这个鬼地方！”
两口子很够意思，热情洋溢地送给我两捆稻草，听说是老乡还捎带着两条大鱼，他们把我送出门口老远，并叮嘱有时间再来串门。我的内心充满感激，竟有些喜欢这家人了，尤其对他们的求生能力感触非常深刻。在城里人眼里盲流活得多么艰难，但他们靠打羊草捕鱼摸虾照样能维持生计，活得还有条不紊，有滋有味……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好多事情都在不断的变化，虽然有时也难免沉沦，难免有些不顺心。可一旦你想明白了，那种顽强不息的天性总会出现……我震撼于盲流生命力的顽强，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因为他们对生活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不向厄运屈服，所以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对城里人来说绝对不可思议！
“我也能这样活下去么？可能，人还是没逼到份上。”我想，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
四、
没有希望的心田寸草不生。
没有希望的日子尤其漫长，何止是度日如年，应该说度秒如天，度分如年，一日长于百年。
在那个年代，失去丈夫的妻子几乎等于失去一切。我们前途茫茫，毫无出路，日子就像一条永无尽头的受苦受难之路，而母亲却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在那上面走下去，独自承受她的痛苦。丈夫去了，她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又用什么来弥补那无法补偿的损失呢？母亲把流成江河的泪水吞进肚子里，对不幸的生活保持着一贯的镇静，以超人的毅力进行自我解脱。面对厄运的打击，我的母亲既不会号啕大哭，也不会捶胸悲叹抱怨，即便她的忍耐力达到极限，也依然在我们的面前不动声色，耐心地等待着坚冰的解冻，大地回春，相信事情总会好转，苦难总有尽头。但我们并不为此而感到轻松，以至于家庭中的每一个笑容，每一句说话声，都表示出哀愁，显示出一种共同的不安。因为谁受的苦难多，谁就体验多，久处逆境的孩子一般都比一帆风顺的孩子早熟。我都在妹妹的身上看到了变化，过去她是个充满活力的大胆泼辣的女孩，如今却陷入沉默，闷闷不乐。就连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里，都蕴藏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酸楚，她总是一声不响，一味不安地向四下张望，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东西……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尽量想法儿为她减轻一点生活的负担，希望日子好过一些。
糖厂储运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已快用完，制糖车间马上就要停机了。家里需要在冬天准备初春的猪食，母亲要我们去捡些车间里切下来的甜菜尾根喂猪和鸡。我说那得储存多少尾根才够吃，母亲说先用尾根顶过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等野菜长起来就有的是东西喂它们了。总之，等到春天一来临，就什么都好办了。姐姐和妹妹去制糖车间捡了许多尾根，一土篮子一土篮子挎回家，洗干净煮熟剁成泥放在猪食缸里，喂猪和鸡时再掺上些麸子，小猪和小鸡们都喜欢吃……尾根煮熟出锅时，我拿起一个扒下皮尝了尝，稀溜溜甜丝丝的又有营养又好吃，别说猪，就是人掺上苞米面也能吃个饱。虎子就是明证，姐姐一喂猪和鸡它就摇尾巴，让小主人允许它吃上几口顶顶饿。当然，虎子主要是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到吃饭时它就张着大口蹲在炕沿下，眼巴巴地抬头望着炕桌等着捡剩菜底，急得一个劲儿呜呜地哼哼着。那眼神儿在说：“小主人，你倒是给我点东西吃呀，别忘了是我陪你玩，吃饭的时候就顾不得我了，这不公平啊！”我总是不经意间给它递过一块大饼子，虎子狼吞虎咽之后伸出舌头亲昵地舔舔我的手掌，依然瞪大眼睛乞求：“再给我一块吧，我还没饱呢。”我又要给它块大饼子，母亲却呵斥道：“别给啦，人还不够吃哪！”我只得作罢。虎子懂事，摇摇尾巴表示理解万岁，耐心地等待母亲把残汤剩饭倒给它……
我和母亲的任务是等“五一”劳动节放假，到西下洼和大泥、脱大坯。
“五一”节是一个晴朗而又干燥的好天气，微风拂面，蓝蓝的天空飘着几缕薄纱似的白云，在我们的头顶悠悠踱过。春天干旱，西下洼泡子里的水退下去许多，岸边露出平坦的黄泥底，盖仓房的人正好利用这里的水源和黏性土质和泥脱坯。
蒋叔叔借来坯模子脱了几块示范，我和母亲就明白怎么干了。
这活儿看上去挺简单，干起来却累死人。
我和母亲先挖出一大堆黄泥，用菜刀把稻草剁成两指宽的“羊角”，拎桶从泡子里打上水浇在泥堆上，再撒上一层“羊角”，就开始用铁锨和大泥了。我们必须反复把一大堆黄泥铲来铲去倒几个个儿，搅拌均匀“羊角”与泥巴，身体棒的大小伙子没铲两个来回就大汗淋漓，何况一个小孩和一个弱女子。黄泥见水后极黏，又有稻草连着，跟水胶一样拉不开，就是大人一锨下去也铲不起多少泥巴，我们只得再用叉子叨起使劲儿拉拽……我每撮起一锨都不堪重负，没倒过一个来回就气喘吁吁，但我不能停下来休息，眼前的活儿成堆，时间又不等人，得抓紧时间再多干些。母亲也同样力不能支，仍旧一锨不罢一锨地倒着黄泥，我要是偷懒她会更加吃力的。我用膝盖做支点勉强铲起一锨锨泥巴，后来连膝盖都吃不住劲儿了，索性甩掉鞋子光着双脚在泥里踩来踩去。这一招儿可以节省不少力气，泥巴也和得均匀。但母亲不许我再光脚踩泥，怕春天的泥水凉坏腿脚，自己却脱掉鞋子踩了上去。晌午头的烈日像个火球，照在头顶有二十七八度，我光着膀子干活，脊背上晒得爆起一层皮。母亲的上衣也湿透了，她用胳膊肘擦擦脸上的汗水，一脚又一脚地踩着泥堆……总算和好大泥，母亲用铁锨平整出周围的地皮，说：
“上泥吧，累就歇会儿……晚上妈给你做炸酱面吃。”
“不累。”我说。
母亲拎来一桶水，蹲下去脱大坯了。她计划用一千块坯做仓房的墙基，然后再在上面砌砖头墙壁，力争雨季之前上好房顶。母亲把坯模子放在水里浸湿，平摆在地面上，我倒进一锨泥，不够，再加上一锨。母亲用双拳摁结实坯模子木框的四周，再撩上一层水，抚平坯面，小心翼翼地拿起坯模子，一块土坯就完整地脱了出来。母亲顾不得直起腰，用一只手掠起垂下她那冒汗的脸上的头发，半蹲着身子后退半步，把坯模子放在桶里洗干净摆平，我再次倒上两锨泥巴，第二块坯又脱出来了。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弯着腰干活很不好受，我每撮起一锨泥巴，腰、腿、胳膊的力量全聚向手腕，仿佛挑起一座山。之后再趔趔趄趄挪动几步，机械地倒进坯模子里。我知道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她无法分身，只能低声劝我：
“艾平，别拼命，活要一点点干，沉住气。”
我满脑子尽是母亲做炸酱面的情景她熟练地滚动着擀面杖，在面板上擀出一张圆圆薄薄的面皮，撒上一层面粉折叠起来，用菜刀切出细细的面条……肉丝在油锅里爆炒着，母亲倒上一碗大酱……她将香喷喷的炸酱盛出来放在炕桌上，我迫不及待地将炸酱搅在筋道道的面条里，大口大口往嘴里咽着，撑得肚皮都快爆炸了……到母亲脱第５０块坯时，我已陷入渐渐麻木的极度疲劳中，两腿直抖，一撮起泥巴锨就歪向一边，想吃山珍海味也不顶事了。“你喝口水吧。”母亲劝我道，她自己抄起铁锨撮起泥来。我喝足水，举起水桶兜头倒下冲冲上身，又强迫自己做最后的努力，双手捧起一大团泥巴送给母亲。我知道我一歇就再也不想动弹了，况且“五一”母亲只放一天假，加上星期天也只有两天假，其他日子哪有整块时间干私活，我们必须按计划每天脱出５００块坯。母亲蹲不住了，她伸出满是泥巴的拳头捶着腰，双膝跪在地上一点点往后蹭着脱坯。
我见她头顶的工作帽都被汗水浸透，忍不住说：
“妈，咱都歇会儿吧。”
“你歇吧，妈再脱两快。”
“你不歇，我就不歇。”
“好吧……妈抽支烟。”
母亲同意了，伸出双手把着后腰喘息着，老半天才支撑着站起来，又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急忙过去拉母亲，她推开我的手：“别动，一拉更疼……让我自己慢慢缓过来，这是撅着落的毛病！”母亲的脸上凝结着发黑的汗水，掏出支“经济”牌香烟点着吸了起来。抽过一支烟，又默默地跪下脱起坯来，我还是一捧一捧地给她送泥巴……晚上，母亲做好热腾腾的炸酱面的时候，我勉强咽下两口就一头倒在炕上，连被子都没翻开就睡了过去。其实母亲是硬撑着给我们做饭的，她也没吃几口就瘫倒在炕上。早晨醒来，周身酸软如泥，胳膊腿疼得抬不起来。我挣扎着爬了几次，才支撑起身子吃早饭。我匆匆往嘴里扒拉几口苞米面粥，不敢让母亲看到我手掌上的血泡，找出副手套戴在手上，又扛起铁锨上工了。吃午饭时，母亲给我摘下手套洗手，才发现我手上的血泡全磨破了。她给我清洗过手掌，涂上红药水，用纱布缠好，脸上带着负疚的神情勉强露出笑容说：
“不去干活了吧？儿子。”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你的手都这样……还逞强。”
“你一个人能干得过来吗？”
“怎么不能，一个人可以干得更快些，妈有的是力气，还没用上一半呢。”
“假话，你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当我没看见！”
用不着再说什么，我要去。我的母亲是为了忘却现实的苦恼，无论班上班下都连轴转，拼命用劳累麻木自己的神经中枢，内心才会轻松些。一个人独自脱一千块坯不累死才怪，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她的手掌上也同样磨起血泡，上面粘满胶布……尽管以后的那几天里全家出动，姐姐妹妹都到西下洼帮忙，一家人起早贪黑忙得脚打后脑勺，连喘口气直直腰的时间都没有，总算完成脱一千块坯的计划……作为劳动报酬，母亲给我买了支冰棍，这对我已是莫大的奖赏。几经思想斗争，我迎着妹妹羡慕的笑脸大大方方地让她咬了两口，以表示做哥哥的并不小气。然后神气活现的蹲在房头炫耀着，一点一滴地足足吸吮半天，就差没把冰棍筷子吮烂了……因为我一见卖冰棍的小伙子就躲开，差不离有一年多没尝到冰棍的滋味了！
“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提出荒谬绝伦的“文攻武卫”口号。说什么“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该死。”这无异于给全国混乱的形势火上加油。
齐齐哈尔阴霾漫天，打砸抢分子甚嚣尘上。随着暴力的升级以及文化大革命范围的扩大，不管哪一方的造反派都为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为控制齐齐哈尔市的实际领导权，每一派组织都要比别人更红、更左、更革命、更残酷无情。这一群众性的疯狂情绪极具传染性，残暴的统治永远跟一切智力与精神上的发展处于敌对状态，被统治者的愚昧和粗野则是对统治政权最好的支持。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规模的内战，各级组织的控制权频繁易手，在这充满仇恨的时期里，到处是一堆堆一团团的人在激烈辩论，城市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市里两派武斗的消息不断传来，隔两天就发生一起流血事件，打死人的事情接连不断。糖厂的两大派也倾巢出动，开着卡车戴着柳条帽举着棍棒上街支援各自的总部。走资派们吓得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飞来什么横祸防不胜防。
晚上，邻居们躲在家里相互传播着市里的“小道消息”，用想象丰富演绎着这些消息，使什么样的消息都传得很快。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率人包围市二九公社总指挥部，四面架起高音喇叭，勒令大楼里面的人出来缴械投降。二九公社的造反派也架起大喇叭，宣布他们众志成城拒不投降，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两派从开始互相辱骂发展到刀兵相向大打出手。“红总司”派调兵遣将大张挞伐，他们组成敢死队，举着刀枪棍棒高喊着“冲啊”发起总攻。大楼里面的“二九”派森严壁垒，拆毁墙壁堵住门口，用砖头瓦片打退一次次进攻。“红总司”派虽人多势众，攻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拿下大楼。造反派头头火了，不但调来大批同盟军，还派人抢劫了部队的军火库，火速运来枪支弹药支援敢死队。“红总司”派打起人海战术，人人手里举着长矛大刀，头上顶着门板向“二九”派发起强攻。一时间枪声大作，弹雨横飞，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杀得天昏地暗，据周围的邻居第二天描绘说，那情景就跟真正的战场没什么两样。“二九”派虽进行一天一夜的悲壮抵抗，但砖头瓦片打不透对方的门板，顶不住“红总司”派荷枪实弹的猛攻，终于让敢死队冲破大门杀进楼道。双方经过逐个房间的短兵相接，“红总司”派的大旗胜利插上二九公社总部的楼顶，尽管他们的大喇叭不断播出“缴枪不杀”口号，胜利者却并没有宽恕战败者。当失败者抱着脑袋走出大楼时，一路饱尝夹道“欢迎”者的拳脚棍棒，一个个被打得屁滚尿流，惨不忍睹……
“二九”派愤怒了，第二天举行盛大的示威活动。
上万人头戴柳条帽，举着刀枪棍棒，用担架抬着被“红总司”派打死的战友尸体，排成长队走上街头，每个人胳膊上都佩带黑纱，胸前别着洁白的小花，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精神。他们放着高音喇叭，高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口号，一路散发战斗檄文。那阵势十分壮观，前面是十几辆大卡车开道，车上架着机枪的人视死如归，比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柯还要悲壮。车头上十字交叉披着黑纱，交叉点上有一朵硕大的白纸花迎着凛冽的寒风怒放。“二九”派浩浩荡荡游行至“红总司”总部大院门口，强烈要求对方交出杀人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红总司”总部大楼里如临大敌，门前修起沙包工事摆开路障，整个大楼的窗口都变成枪眼，里面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举着刀枪严阵以待。他们把拖拉机焊上钢板做成土坦克，上面架着机关枪堵在大院门口，大有决一死战，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势头……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眼看势在必行，两派都已投下全部力量准备决一胜负。幸亏齐齐哈尔的驻军及时赶来，解放军战士手拉手在两派之间建立起警戒线，劝说气势汹汹的“二九”派要文斗，不要武斗，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虽然这场大规模的武斗由于部队的干涉被及时制止住，但各单位小规模的武斗却屡屡发生，一直延续到运动后期仍络绎不绝……
我无法理解两派为什么要打仗？简直是发疯，本来都是好好的亲人、同志、朋友，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一沾到派性就像吃了迷魂药，着魔中邪，反目为仇。那个年月的邻里之间，家庭之间都可能分出两派或者三派。尽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邻里间观点有分歧还好办，两家加高院墙闭门朝天过，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了。一个家庭里发生分歧就不好办了，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也躲不开。有时候父子、夫妻各执一种观点，常常在饭桌上拍案而起大吵大闹。一家几口说着说着将起军，轻则像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重则断绝家庭关系离家出走，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一对新婚的夫妇，因为派别不同深更半夜在被窝里辩论起来，两人都自称是绝对正确的红色战士，运用同样的战略战术，依托同一种精神支柱，大背毛主席语录批驳对方的观点，指责对方站错了队，应该立即悬崖勒马。夫妻俩越说越离谱，越辩火气越大，由辩论升级到厮打起来，搞得四邻不安也不敢劝架。为什么？你看他们都在炕上光着屁股捍卫毛主席呢，叫邻居们如何是好！结果新娘一气之下搬回集体宿舍要求离婚，正赶上街道办事处管离婚的人和她一派，一听原因怒火中烧，二话没说就给她办理了离婚手续。新娘的父亲是个“老正统”，听完女儿离婚的原因差点没气晕过去，破口大骂他们两个荒唐至极！
糖厂红旗兵团大部分是制糖车间的工人，二九公社大部分是装卸队的工人。我看见过他们两派之间的大辩论，“二九”派大多辩不过“红旗”派，双方往往由舌枪唇剑发展到刀兵相见。那是一个晚上，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紧急通知红旗兵团集合截击“二九”派，不许对方去市里支援二九公社总部的行动。我家隔壁第三家住着一位工人叔叔，人称傻老孟，他长着一双罗圈腿，走起道一拐一拐地像画圆圈。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二百五，我却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从不歧视母亲，我们两家也处得十分融洽。那天他举着二九公社的大旗，迈着罗圈腿画着圆圈走在援军的最前面。“红旗”派仗着人多势众截住“二九”派的队伍，一顿大棒子将对方打得稀里哗啦。“红旗”派冲向“二九”派的旗手欲夺大旗，傻老孟非但至死不放，还质问对方凭什么打人？
“你看看扛的是什么旗？”“红旗”派问。
“红旗呀，”傻老孟莫名其妙，“你们不是也有么，还抢我的干啥？”
“混蛋，这上面４个字是什么？”
“不认识。”
“那你怎么参加行动？”
“不就是扛一杆旗嘛……怎么啦？班上分配的，给我工资我就扛！”
“把旗给我们。”
“公家的东西能随便给么，让我犯自由主义，不行，拿领导批条来。”
“红旗”派哭笑不得，照他的屁股上猛踹一脚：
“你给我滚回家去！”
结果傻老孟的同党都被“红旗”派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只有他扛着大旗一派悲剧英雄的气概突出重围打道回府。路上恰好碰到我的母亲劳动改造归来，他竟文绉绉地对学校的走资派说：“一个人劳累了一天，最好早点躺下休息，你说是不是，孙书记？”然后把莫名其妙的母亲甩在身后，画着圆圈进屋睡大觉去了。一部分“二九”派杀出重围，退回到糖厂二九公社的总部装卸队值班室。“红旗”派乘胜挥戈包围起值班室准备进攻。那天晚上，我们都猫在家里不敢出门，清晰地听到外面大喇叭指挥战斗的声音。“敌人不投降就砸烂他……红旗兵团一连上房……二连从正面进攻……”“二九”派躲在值班室里负隅顽抗，一次次用砖头瓦片打退进攻的队伍，整整一夜呐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此起彼伏，沸反盈天。天亮前“红旗”派趁“二九”派放松戒备之际，爬上房顶扒开个大窟窿跳进屋里，终于攻占了糖厂二九公社的总部。那次武斗没有死人，但受伤的人不少。我听说装卸队有位姓方的师傅被“红旗”派俘虏后打得皮开肉绽，躺了好些日子才下炕……
春暖了，燕子从屋檐下飞出去，麻雀在枝头跳跃着。老榆树重新挂起满枝头的榆树钱，菜地里的菜苗齐刷刷地长起来。姐姐在木板障子根上种了一溜喇叭花，细长的茎和翠绿的叶子爬满墙壁，几场春雨过后，所有的花骨朵都睁开眼睛笑了。白色的，淡紫色的，浅蓝色的花瓣一片片舒展开来，满院子都是花蕊吐出的淡淡的清香。妹妹为了家里节省鸡饲料，整天傍晚抱着个空酒瓶子满糖厂大院路灯下转悠抓拉拉蛄喂鸡。她够胆大的，一把扑上去能逮住两三只拉拉蛄，毫不在乎地塞进瓶嘴里后，还一个劲儿地咧嘴傻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干喂鸡的活儿，天亮了把鸡放出鸡窝，天黑前鸡回窝，又用砖头把鸡窝口顶上，从不嫌麻烦……我有点害怕这种会飞的大虫子，一到路灯下它们就“嗡嗡”飞过来，瞎拉巴几往你脸上撞，不咬人却吓人一大跳。
母亲不许我出去看热闹，要我每天必须将５００块坯翻起来，让太阳照到它们的另一面，看天阴下雨前盖上油毡纸……坯块干透后又要忙着运回家里，从西下洼到我家有１００多米远，我每次才能挑４块死沉死沉的土坯。不过挑过几个来回之后，我竟和大人们一样掌握了换肩的技巧，一路上不用停下来就能在行走中低下脑袋，自如地将扁担从左肩上转到右肩，再从右肩上换到左肩。我们一家４口全都投入紧张的运坯工作之中，姐姐挑４块，妹妹抱２块，顶数母亲力气大，能挑６块。全家人忙作一团，一千块坯足足搬运五六天时间，土篮子都压坏了两三个。我们家的仓房动工了，蒋叔叔在挖好的地基架上门框，拉出两道细绳，然后让我们自己先垒房基，待砌砖墙时他们再过来帮忙。吕大姨挺懂行，母亲上班时就由她教我如何码坯。我先倒上一锨稀泥摊均匀，在两道绳之间放上一块坯，压住下面坯与坯之间的接口，摁实，然后闭上一只眼睛瞄瞄整个墙壁看是否摆歪，如果摆歪了就用瓦刀敲直它。遇到门口就将整块坯砍成两半，让上下两层坯错开接口挤住门框……吕大姨对母亲夸我说：“这孩子真聪明，一教就会，没准长大了能当泥瓦匠！”可惜我家只盖一座仓房，否则说不定我真能当一名合格的泥瓦匠呢。
日子在忙碌中过得很快，天气炎热了，小伙伴们又去养鱼池钓鱼，江边蹲宿儿了。
我心痒难挠，春节留下的４盘甩线还一次没去试过。听彬子说，看养鱼池那个干部走了，池里的鱼可以随便钓，他和铁南一天能钓10多斤鲫鱼。挖土脱坯时我捡到不少蚯蚓，就养在罐头瓶里等着过把瘾。我恨不能马上和他们一起去游泳、钓鱼，急得快火上房了。可家里盖仓房我是主力，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玩。铁南来找我蹲宿儿去，我回绝了；七哥来找我抓蝈蝈去，我回绝了。母亲也不让出去蹲宿儿，因为大院里传说有只老狼一直在附近转悠，前几天叼走菜社人家的一头小猪，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有人看到狼的爪印，有人夜里听见狼嗥声，有人发现狼拉的白屎，胆小的人走夜路都吓尿了裤子。有个家住南窑地的工人说得更邪虎，说他下夜班回家的路上亲眼见到那只灰狼，当时老狼逮住一只吃夜草的小牛犊，正嘴巴咬住牛的脖子，用尾巴赶着往江边方向走……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糖厂大院的房山头上用石灰画满大白圆圈，据说狼疑心重，它以为是下的套子就不敢进院里了。有猎枪的人都背起枪出去搜寻这只老狼，明利的父亲带着苏联猎狗转悠好一阵子，最后连个狼影都没见着。我心里憋气，开始有点恼火，母亲你何必用吓唬人的办法留我在家干活，本来我就没想去。光天化日下哪来的狼，那都是吃饱撑的人闲扯淡，自己吓唬自己，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
仓房上顶的时候，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都过来帮忙了。蒋叔叔站在凳子上，先在房头上架上几根檩子，檩子上面铺上一层木板，木板上面又铺上一层厚厚的芦苇。然后大家把和好的泥巴甩上房顶，摊开抹平。整个房顶就上完了。新仓房与鸡窝、猪圈连成一片形成一面院墙，加上隔壁吕大姨的那面院墙，我们用剩余的砖头立起一道院门，这样一来总算有个像样的大院。母亲乐了，我也乐了，姐姐妹妹的脸上乐开了花。我们乐得是那么开心，虽是苦中求乐，其乐也融融。我的手掌上磨起一层厚厚的老茧，胳膊变得粗壮，周身那么畅快，充满了力量我也可以骄傲地向彬子显示手掌上的老茧，证实我不再是什么厂长的“公子”，也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劳动者了……新仓房建成后，母亲将家里的破烂和煤都堆进里面，父亲的骨灰盒原放在写字台小柜里，母亲考虑再三，还是把它取了出来，包在一床破被套里藏进仓房。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这样做，一个小小的骨灰盒碍谁的事了，犯得着掩掩藏藏，让父亲的灵魂不得安宁么？
广播和报纸上开始大肆宣传这个省升起新曙光，那个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全国各地争先恐后成立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欢声雷动，普天同庆。其实稍稍有点修养的人都心照不宣，那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整个中国百孔千疮，积重难返，混乱到极点，经济已危急到快要崩溃的地步，只有进行军事管制才能力挽狂澜……严格地说，历史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这是一场生死的大搏斗。而宣传机构却推波助澜，混淆视听，无时无事不在放屁，炮制假、大、空舆论，帮助错误路线实施愚民政策。
糖厂进驻了军代表，学校也进驻军代表。
在军代表的强行督促下，“红旗”派和“二九”派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化干戈为玉帛，敲锣打鼓地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走资派。白土地人又聚集在操场上，大跳特跳不伦不类的“忠字舞”，欢庆糖厂大院一片红。厂革委会为使阶级队伍纯而又纯，不许走资派再跳“忠字舞”了。至于早请示、晚汇报，鬼队的人也自成一体，每天早晚必须一丝不苟地低头认罪。我们这些家属和孩子基本上早晚走走形式，敬祝过“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就做鸟兽散了。
糖厂子弟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厂里派来个造反派任革委会主任，大家背后都叫他白脸狼。别看他整天嘿嘿笑着，其实是笑得藏刀，没安好心，走资派见了他都赶紧低头退避三舍。这副笑脸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不知还要碰到过多少次，想避都避不开。王官迷平步青云，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总部炙手可热的新成员……母亲说，新主任是个刑满释放分子，他一来准没我们的好日子过！果然，白脸狼刚一走马上任，眼珠子转来转去，一肚子坏水，阶级斗争骤然升温。他又把“挂”着的走资派摘了下来，重新批倒斗臭。母亲不再扫厕所了，白脸狼把她从厂里的鬼队调回去，专门率领学校的牛鬼蛇神劳动改造，顶着毒日头给家属服务站种菜。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糟粕，他们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手下留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稍一放松警惕就会红旗落地，江山变色！
五、
我们又复课闹革命了。
我们班被拉到爱国菜社上劳动课，忆苦思甜。
同学们仿, , 佛和我一下子拉开距离，都不愿再跟我随便说说笑笑。我觉得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外来人，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来人那样，讲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时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有一点我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同学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在是“红与黑”的关系了。
六月的田野里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上劳动课我没说的，比闷在教室里心情舒畅多了。刚刚在家经过一个星期的强体力劳动脱大坯和大泥，给菜地拔拔草不过小菜一碟，根本用不着老师战地动员：“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迈步从头跃。”我最头疼的是吃忆苦饭，为让我们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不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师生中午一定要采来一大堆野菜，和上苞米面做一大锅忆苦饭。那年月荒唐事数不胜数，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这是哪位理论家首先提出的论调，什么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当时感觉吃下那碗黑乎乎的野菜汤，就是吃苦和活受罪。我们班来到菜社队部列成方队面对一口大铁锅，锅台上落满一层黑压压的苍蝇，与锅里野菜的颜色差不多少。吃忆苦饭前一定要唱首革命歌曲，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做一次现场报告。
我记得那支歌最后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党闹革命……
最精彩绝伦的节目是老农做报告。这位农民伯伯一脸深深的皱纹，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裳，一看就是百分之百的苦出身。他一开始讲的还有点谱，一边不断地挥手驱赶着苍蝇，一边唾沫星子乱飞，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扛大活的贫雇农。地主吃香喝辣作威作福，他们吃糠咽菜当牛做马。我总算没白认真听，竟从老农报告中得知“吃香喝辣”的真正含义了。他说吃香的是指咸菜里面放香油，他说喝辣的是指喝白酒。后来农民伯伯讲着讲着就离谱了，顺口联系到３年自然灾害时期，说那时候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剥削过年过节还能填饱肚子，头几年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饿死了不少人……看得出他前面讲的都是别人教的套话，后面说激动时才是心里话。底下的人一听都吓得瞠目结舌，谁请这样的老农做报告肯定是居心叵测，回去不得好死，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怪呢！还是班主任李老师反应灵敏，赶快打住道：
“红卫兵小将们，下面我们要开饭了。”
“我说不讲吧，你们偏要我来讲，”农民伯伯登时不高兴了，“我刚刚开头你就打岔，这是对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
“大爷你就饶了我们吧，”另一个醒悟过来的老师带着哭腔央求老农，“再讲下去大家都得玩完……”
报告结束，我们就可以动用树枝做成的筷子了，你吃得越多表现越好，这才是最最苦大仇深的最最具有革命性的战士。
我们采的野菜叫苣荬菜，有些苦，有些涩，没用油炒就更难吃了，往下咽时直拉嗓子眼。说实话，我是走资派狗崽子不敢不吃，可这忆苦饭不好吃也不扛饿，没过两个小时又饥肠辘辘了。天可怜见，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是怎么吃下一碗又一碗的！王官迷和我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啧啧称赞：“这是无产阶级最爱吃的饭菜！”我强迫自己向他学习，想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做不到。我觉得很窘，羞愧地低下头，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忘本变成资产阶级了？我有个百思不解的问题，老一辈打江山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他们决不会让后代吃野菜吧，肯定想让我们能吃上细粮和荤菜，况且我现在根本吃不到，每天只吃大饼子、高粱米，一个月吃到配给的４两肉就算改善生活。我们有什么本可忘？为什么不教育后代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而时时让我们向后看，认为现在的生活就是天堂？叫你满足固步自封，简直是傻瓜。假如我的父辈当年预知到这就是革命的结果，越穷才越是革命派，傻子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呢。我天真地想，假如资本主义真复辟了倒也好，无产阶级肯定要发起反击打仗了，我就可以报名参军，不再做什么人见人讨厌的走资派狗崽子……到那时管你走资派还是造反派，是骡子是马遛遛看，只有战场才是检验人的试金石……我一直后悔自己生不逢时来到这个世界太晚，没能赶上战争时期轰轰烈烈地打鬼子，打国民党蒋匪军，即使牺牲也能落个永垂不朽！
偶尔的机会，我上厕所时发现一个秘密，王官迷虽在大伙面前竭力称赞忆苦饭好吃，此刻却躲在茅坑旁大吐特吐。我的心里凉了半截，感情他也和我一样觉得野菜难吃，只不过会做表面文章而已，其虚假和做作的程度令人作呕！这无疑是一场又一场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强权政治道貌岸然地扭曲人们的灵魂，谁也不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人说话，致使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学会演戏，一有机会登台就进入角色，凭弄虚作假捞取政治资本，异化成非人了。
救救孩子们吧，救救孩子！
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让人十分痛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想演戏，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这些我都很清楚，顶多保持沉默罢了。我对母亲道出看法，她马上又变成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我闭上臭嘴，继而深刻批判我的思想，说我骨子里有资产阶级的苗头，应该好好改造思想，端正态度。可能她觉得自己对儿子过于上纲上线，想了一想又说，吃点苣荬菜好，那是一种草药，能清热败火。我没病吃什么草药，母亲你也太难自圆其说了……尽管母亲已是被打倒斗臭的人，她还是要求我们３个孩子积极靠近组织，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反正我有个老主意，凡斗争她的大会坚决不参加，怎么能忍心看着别人侮辱她打她，我受不了。我去上学，一有人宣布今天开批斗孙志刚的大会，我马上返头回家，无论红卫兵头头怎样警告都置之不理……母亲说该参加的活动还得参加，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以免让人落下话把。
“我也不是牛鬼蛇神，”我顶撞她说，“他们大不了开除我学籍，我不想上学啦！”
“你敢，艾平。”知儿莫过母亲，她深知我耍起性子九头老牛也拉不住，骨子里怕我不想上学，始终希望我做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妈，我实在受不了‘红色恐怖’啦。”
“你懂得什么叫‘红色恐怖’？”
我咬住嘴唇寻思，一时难以回答。
“恐怖是叫人害怕的意思，你爸爸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坏人到处迫害好人，所以我们才称那为白色恐怖……你怎么能信口乱说，嘴上不能没有把锁。”
我们都被突然意识到的事实吓呆了，对我刚才说的话感到害怕，谁也不敢看谁。
“妈，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你可别在意啊……”隔一段时间，我低低道。“可我还想问个问题，我是好人么？你是好人么？”
“这不是废话，那还用问。”
“那我为啥害怕？你为啥见造反派连头都不敢抬，这不是恐怖是什么？”
母亲一下被我问住了，很显然，我问的正是她心里明白嘴上又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她神色黯然，还是说：
“那也不能乱说，闭上你的嘴巴，隔墙有耳。”
“我不怕，我也不是走资派。”
“不能啊，我的孩子，不是走资派也不能任性，那要吃大亏的……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广播里不是整天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吗’，妈你反动！”
“不要说笑话，我和你谈正经的呢……再犟嘴我打你个小兔崽子，”母亲扬起巴掌吓唬我道，“让我教育你，也别让人家教育！”
我抱起脑袋一溜烟跑了，留下她一个人生闷气。
尽管我内心苦闷，一百个不愿意，还是听从母亲的教导尽量参加学校的活动。学校组织集体看革命样板戏电影《沙家浜》，要求每人交一角钱买门票。我知道母亲只开一半工资，每月没等维持到月底便捉襟见肘，她还是给我一角钱买电影票。要知道，这一角钱是我们每天的菜金啊，它可以买２斤茄子或３斤大头菜，够我们一家人吃一天的。我已习惯班里一有活动“黑五类”的孩子就主动退出去，这次班主任没撵我们，真令人有点受宠若惊。可我舍不得花这一角钱，又怕主动退出队列不参加活动同学们说我反对革命样板戏。因为看电影，大家可以随便列队去俱乐部，军代表好像有意关照似的让我排在最前面。我知道这个军代表不喜欢我，他整天板着面孔训练我们列队正步走，因我走的不标准训斥过我好几回了。看电影的理想位置应该在俱乐部中间，坐在头几排时间长了准会头晕眼花，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你以为他是照顾我呢，哼！我像小脚女人一样磨磨蹭蹭小步走着，让过一个一个同学，想找会溜出队列，还是就要排到俱乐部大门口了。同学们开始交钱买票，高高兴兴地拿着电影票涌进俱乐部大门口，我捏着一角钱反复掂量着进还是不进，犹豫不决，一角钱都在手心攥出汗水。其实我好久没看电影了，内心里非常想看，但为家里省出２斤菜钱的念头最后还是占据了上风……我无路可退，同学们差不多都进去了，转眼发现军代表有意无意地扫我一眼，急中生智蹲下身子装作专心致志地系鞋带，好像永远也系不好似的。我一秒一秒地靠着，唯恐别人识破我的伎俩，等感觉大家都进去后跳起来一溜烟地逃跑了。我不敢回头，一直往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售菜点跑，其实我不是在逃避班级的活动，而是在逃避我自己，生怕架不住电影的诱惑返过头去进俱乐部……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棵大头菜，母亲诧异地问我为什么没去看电影？
我心里难过，表面上淡淡地说：
“大喇叭整天放样板戏，我早就腻啦！”
那一天姐姐妹妹都没进俱乐部，都把自己省下的一角钱还给了母亲。简直叫人匪夷所思，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还是每月坚持留下最后一点钱交党费！我说妈你比愚公还愚，太死心眼，糖厂党组织早被砸烂，党委书记也都快被打死了，这些你是都知道的，还打肿脸充胖子交哪门子党费？有这个钱不如给儿子买支冰棍解解馋，何苦让我绞尽脑汁省下一张电影票钱呢。母亲一脸惘然，她还是不准我动她的党费。仿佛她又变成以前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满腔的热血还没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
1967年6月下旬，北京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播出万人大会批斗刘少奇的消息。二楼办公室走廊又贴满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王官迷等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们上行下效，他们写大字报，油印红卫兵战报，张贴批斗大会的海报，口诛笔伐，赤膊上阵。母亲理所当然变成学校右倾翻案风的罪魁祸首，全体学生在俱乐部召开隆重的批斗大会，愤怒批判右倾翻案分子孙志刚和她的喽罗们。我本想主动溜走，王官迷却拦住我说校革委会有指示，让“黑五类”的子女都留下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在他的挟持下，我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参加批斗会，坐在最后一排连椅上面对残酷的现实了。整个批斗会无非老一套把戏，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舞台上挂着一幅横幅：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校革委会的头头脑脑们冠冕堂皇坐在主席台上，白脸狼站在话筒前指挥大家唱起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唱完革命歌曲，雄赳赳地走上来一队红卫兵，把母亲和其他老师反剪着双手，低头弯腰，推推搡搡地押到舞台前面的一排桌子上，成“喷气式”飞机状双手朝上撅起来。如果哪个老师撅得不够标准，就一顿拳打脚踢给他个“下马威”，令其斯文扫地，威风扫地，形同丧家之犬。红小将和红中将们轮番登台表演，通常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开始大批判。例如：“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再例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正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着，造反派开始声讨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集团，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猖狂反对毛主席掀起右倾翻案风的罪行。说他们秋后算账，把人民重新拉回到旧社会过暗无天日的生活。最后是自由发挥，人人大放厥词，喊得口干舌燥唾沫星子乱飞，竭力将莫须有的污水泼向我的母亲。我尽可能露出坚强的样子，不向周围看。主持会议的白脸狼牵强附会上连下串，说母亲是刘少奇右倾翻案集团在糖厂学校的代理人，是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头头。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立即跳出来，揪起母亲的头发逼问：
“孙志刚，你是不是还乡团，想反攻倒算？”
“我不是。”母亲坚定地回答。
女教师喊起口号：
“打倒顽固不化的右倾翻案分子孙志刚！”
座位上的学生们举拳跟着怒吼：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打倒还乡团头子孙志刚！”
欲加其罪，何患无词。我没有举拳，也没有跟着喊口号，我知道抗议无济于事，还不如硬扛着的好。
“红卫兵小将们，我声明一点。”口号平息时，母亲说。“还乡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组织，我是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是打还乡团的八路军。”母亲的声音由于委屈而激动得发抖，额头上的汗水流到鼻尖上，又顺着鼻尖往下流成一条线。“事实终归是事实，我怎么能成为还乡团头头！”
会场出现一段时间冷场，我估计母亲的发言很刺痛一些有良知的人，包括台上的某些造反派头头。白脸狼沉不住气了，阴阳怪气地岔开话头：
“闭上你的乌鸦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孙志刚拒不低头认罪，我们怎么办？”。
一群红小将扑过来，劈头盖脸对母亲一通拳打脚踢，母亲的身体失去平衡，从桌子上向后倒下去。她的声明非但没起到澄清是非的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开始我还能听到母亲微弱的声音：“革命小将们，毛主席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直打得母亲连喊叫的声音都没有了，我闭上眼睛，心痛得要流血，两只手在膝盖之间捏紧拳头，咬紧嘴唇绷着两鳃上的肌肉，用意志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千万不要忍受不住跳起来闯祸，别把这一切都砸得粉碎……首先应该保存自己，不让自己发疯。”我知道母亲最怕我受刺激，所以才嘱咐我一有这种活动时赶快溜走。我睁开眼睛，觉得王官迷的目光扫向我，在我这儿比别处停留的时间都长。我扭过头去，白脸狼也把目光射向我，脸上闪过不满的表情。我接触到他的目光，好像光着身子被浇过冰水一样，不禁从心里往外打个冷战，难道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么？但即使如此也吓不倒我，我为他们对一个女人采取如此野蛮的行动感到愤怒和羞愧！又响起更多的口号声，母亲被人重新拖上桌子，几乎站不住了，一屡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身子不停地打晃，她用手支住膝盖才没倒下去。
阴险的白脸狼仍不罢休，变着花样继续问道：
“孙志刚，你是不是人？”
“不是。”母亲微弱地回答。
“是什么？”
“鬼。”
“还是什么？”
“刘少奇的徒子徒孙？”
“大点声，”女教师喝道，“你哑巴呀。”
“是徒子徒孙。”
“再交代一遍你的罪行。”
“我执行了旧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没学好毛主席指示，吃透中央精神……”
“就这些吗……孙志刚，还有。”白脸狼不满地提醒道，“你替没替你祖师爷翻过案？”
“谁？”
“刘少奇……你不是刚刚承认过是他的徒子徒孙吗？”
“你说有就有吧……还有就是刮右倾翻案风，企图为刘少奇翻案……”
尽管母亲说话的声音不小，会场上却没有人能听到完整的句子，因为她的声音被讨伐的声淹没掉了。前面有几个红中将老师愤怒了，举起拳头叫道：“孙志刚想翻案，我们就砸烂她！”口号声又在会场轰鸣，学生们都一拥而上扑向母亲，拳头雨点般落向她的头上、身上，母亲抱着脑袋再次滚下桌子……我无法再看下去，仿佛置身在魔窟里，再待一会儿整个人就爆炸了。这哪是什么批判会，有什么道理可讲，说左不成，说右也不成，说什么都挨打。惩罚就是目的，此外没有别的理由。如果靠武力能改造人的灵魂，那还要什么思想斗争，统统把走资派拉上刑场枪毙该多省事，何必浪费时间批来批去！我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驱使他们丧失人的理智，禽兽不如？噬血成性的狼要吃人还讲点“狼性”，它什么都不用解释，飞扑上来掐住你的脖子咬死完事。人吃人前却连点“狼性”都没有，要慢慢地折磨你个够，冠冕堂皇地讲一些大道理喊一阵大口号，给自己找众多似是而非吃人的理由，让自己的同胞既被血盆大口吞了，又强迫被吃的对方心服口服感恩戴德。
人比狼还可恨可憎！
我极端愤懑地撕开领口，也不管周围人怎么看我，猛然站起来跑向大门口，背后有人拉我不许离开，被我头也不回地一把甩开。我悲愤得快要发疯，气愤到了极点，这会儿谁要再敢阻拦我准会拼命，因为我了解自己，一旦屈从胸口的愤怒将多么危险，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那一瞬间我真想大吼大叫：你们还有点人性么，换作有人打你的母亲，你能视而不见么？还美其名曰“接受教育”，其用心何其歹毒！
傍晚，母亲咬着发黑的嘴唇，跌跌撞撞地走进家门。我气得肚子鼓鼓的，大声谴责造反派的残暴行为，母亲却干涩地说：
“孩子们受煽动，打三拳两脚不算什么。”
“我亲眼见你被两次打下桌子，还不算什么。”
“你不知道，这对我们是家常便饭。”母亲苦笑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因为她知道那是会过去的。“批判大会，人多，打手们碍于影响，不能轻易下死手。我一喊叫装昏过去，一般受蒙蔽的人都良心发现，不忍心再打你了。”
“那他们打得还轻！”
“运动嘛，习惯了，可以理解。你不知道，真正的打手还没露面呢，只要不是‘小会帮助’，就能熬得过去。”
“什么是‘小会帮助’？”我问母亲。
“小孩子家就别打听了……”母亲打个冷战，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安，嘴角不由抽搐起来。我没挨过批斗，不懂得个中厉害，但她的神态足以令我不寒而栗，毛骨耸然。
第二天下午上政治课，我背着书包一进教室就感觉不对头，教室里的气氛颇为紧张，潜伏着不断扩大的深深的恶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相互递着眼神，交头接耳嘀咕着什么，仿佛我的脸上泼了墨汁。王官迷更是对我横眉冷对，那目光鞭子似地抽过来，我顿时感到冷到骨子里，不由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是我命运的转捩点。班主任李老师首先发难，万里长征第一步，头一个把我推向“文革”的祭坛。他要我站起来回答，昨天为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中途擅自离开批判右倾翻案分子大会会场？
我并不知道厄运逼近，也没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情愿地站起身：
“为什么，还用我说么？”
“说。”
我心里有气，不想回答。
“让你说你就说……老师问你呢，于艾平？”
“好吧，我告诉你，李老师。”我忍无可忍道，“前面打我妈，我看不下去。”
“谁打孙志刚了……”班主任闪烁其词，企图粉饰现实。“革委会是让你受教育。”
“谁打谁知道。”
“于艾平，你怎么能信口雌黄，污蔑革命师生？”
“怎么是污蔑？我亲眼看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妈说什么都挨打，让我受打人的教育么？”
一想到母亲，仿佛有把刀子扎进我的心脏，顿时怒火满腔，脖子一歪反唇相讥，班主任被我说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王官迷见李老师败下阵去，公然跳出来，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不耐烦地跺着脚说：
“孙志刚是右倾翻案分子，企图蒙混过关。革命师生义愤填胸，有点过火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嘛。”
“我不理解，”我针锋相对，转守为攻。“我妈替谁翻案了，不能随便扣帽子。”
“她给你的狗爸反党分子于渭生翻案，这还不够？”
“你爸才是狗呢，我爸也不是反党分子。”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于艾平公开为他狗爸翻案。”王官迷声音比我高几倍道，“我们能说阶级敌人睡大觉了么？”
牛鬼蛇神的孩子都吓破了胆，满眼惶恐地低下脑袋。我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有几个平素跟我关系不错的同学，此刻也跟着王官迷推波助澜，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王官迷，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火冒三丈，再也按捺不住，大吼。“我爸当团长打江山时，你爸还撒尿和泥玩呢！”
王官迷恼羞成怒呼起口号：
“打倒于渭生！”
“打倒孙志刚！”
“谁要翻案就砸烂他！”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我还不能接受发生的一切，仿佛挨了当头一棒，两条腿在不自觉地发抖。我感到屈辱，感到极度的不平，往一个受伤害的人身上泼污水，真不知他们到底图的是什么，做得实在太过分。我真想破口大骂，还是克制住了，紧紧地咬住牙关，连颚骨都发痛了，只能让泪水冲刷心中极大的委屈。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无论怎样解释也不会使围攻的同学认为我是无辜的，我也没有办法使对方明白是他们错了。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我们之间已筑起一道不可逾跃的高墙，那不仅仅是误解，而且还有一种深深的仇恨，并非是我一个孩子所能打破的。
“打倒于艾平！”
“誓死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王官迷见我没有反应，又把人往死里逼，开始喊打倒我的口号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跟着喊起来，口号声震耳欲聋。
“打倒于艾平！”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太无耻了，太卑鄙了！我的愤怒像浪潮一样地翻滚增长，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一年来的压抑、委屈、愤懑全都涌上心头，变成一股疯狂的怒气。我的脑袋爆炸了，意识疯狂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混混沌沌。我愤怒地推倒书桌，踹翻椅子，大步走向门口。我的疯狂举动一下镇住全班同学，口号声戛然而止，一片寂静。我一把推开教室屋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转过脸来哽咽着说：“我爸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害死的……我妈也不是反革命，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你们都受蒙蔽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说完，我狠狠地摔死门，踉踉跄跄地跑出校园……
我没有回家，预感到自己闯下滔天大祸，跑到大院铁丝网外一头趴在草地上，心要从胸口跳出来，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头痛欲裂，反复想着刚才的一切这个突然的发作使我感到恐惧，我刚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觉得上当了，他们既欺负人又不讲人情，是有意侮辱我激我发作的……我所能想象的只能让自己烦恼，一股盲目的力量鼓动着我，你想抗拒也没有用，那等于自己回避自己……我一直躺到太阳西沉，心情沉重、委屈、无援，既讨厌自己又憎恨整个世界。而这一切都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我心乱如麻，怎么也理不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办，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同时，我也害怕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躺下去，不再起来……田野里暮色苍茫，我稍稍使自己冷静下来，思想也逐渐集中，感到肚子饿了，慢慢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家门口。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猪圈旁喂猪，两头长得滚瓜溜圆的小猪在大口地吃着猪食。母亲时而往猪食槽里撒上点麸子，诱使小猪更加贪婪地吞食尾根，时而抬起头来望望院门，焦虑地盼着我的归来。一群小鸡叽叽喳喳地在垃圾堆里翻寻、啄食，围在主人身边转来转去，等待着给它们开晚餐。虎子昂首坐在仓房顶上，发现转过房头的我，立即顺着猪圈顶跳下撒欢飞奔而来。我怕说话，觉得一说话就要哭，没心思理睬虎子，蔫头蔫脑地走进院里来到母亲身旁站住，低下脑袋准备挨她的训斥。
“你到哪去了？你姐姐妹妹到处找你。”母亲略略放心地问。
“心情不好，出去遛遛。”
“哦……”
母亲拖着长音给了我一个字，我感到她什么都知道，却不急于往下问。我犹豫着怎么继续谈下去，下定决心勇敢地说：“妈，我又惹祸了，不敢回家。”话一出口，我反倒安定许多。
“咱们应该好好谈谈……进屋说吧。”
走进里屋，母亲用围裙擦看两手，给我从锅里端出温着的饭菜，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低下脑袋发呆。
“我都知道了，艾平，昨天你不该不告诉我中途退场的事，让妈给你做做思想工作。”母亲看着我说，我感到她的目光，故意不抬头，很是不好意思。“要学会忍耐，该装傻时就装傻，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我咽不下这口气，不想撅着屁股让人家揍。”愤怒和失望使我提高嗓门，把身子扭向一边。“妈，你告诉我，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不是上次告诉过你么，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母亲严肃说着，仿佛要知道我是否领会她的意思，又补充一句。“你爸也不例外。”
“人家全都骂，是不是我错了？”
“怎么说呢，孩子，你还小，有些事情一时很难跟你说清楚。也许，我们谁都没有错，是这个世道错了……以后就会明白的。”
我们又沉默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母亲讲的道理对。
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生活中复杂的人，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被极其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为证实父亲是正直的好人，母亲给我讲了一些往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进驻解放的青岛市做财务工作，他令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内部查处“贪污事件”中的表现。那时候部队刚刚接管大城市，经费异常紧张。母亲在一次查账发现银柜中缺少两沓子边币，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事件。机关开始大会小会整掌管边币的会计科长，要他交代贪污公款的罪行，批判他进城后经不起香风考验蜕化变质。会计科长委屈地辩解说：“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从没有贪污公家一分钱……”可钱确实不见了，难道它能自己插翅飞了不成？再说科里只有他一个人掌管银柜的钥匙，怎么能有人相信他的鬼话。父亲和科长多年转战南北，深信他是一丝不苟、廉洁奉公的好战友，公开声称科长不会贪污。在讨论处理贪污分子的会议上，一个与科长有矛盾的人提议把他投进监狱。父亲火了，说那人借机发泄私愤，狠狠砸了他一板凳，结果父亲和会计科长一起被关起禁闭。幸而几天以后搬家抬起那个做银柜用的大木板箱，这起所谓的“贪污事件”才水落石出。原来那箱底因天长日久裂开一个大缝子，那两沓边币恰好夹在缝隙中间……
母亲因而对父亲产生好感，认为他是个关键时刻值得信任的男子汉。她并没在乎父亲是离过婚有两个孩子的人，毅然不顾家里的反对自作主张嫁给他。后来父亲调进山东省政府工作，母亲又一次跟他吃了回仗义直言的苦头。当时山东省财贸系统开展“打老虎运动”，一个资本家举报省财委主任利用职权贪污了“从德州到济南那么长火车皮的棉花”。于是，财贸系统的积极分子纷纷起来揭发检举，说主任是全省财贸战线上“最大的老虎”。尽管母亲不相信主任有贪污行为，但她知道“打老虎运动”有指标，不抓主任也得抓别人。母亲劝父亲少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等到运动结束时自有公论。父亲偏偏没听母亲的劝告，在一次专案会上按捺不住地拍案而起：“我相信这是一起怨案，主任决不会贪污什么多少车皮棉花。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再制造怨、假、错案啦！”
可想而知，父亲再一次被认为是对抗运动的典型，勒令停职反省，他的顶头上司则因“贪污罪”被关进监狱。两年后，主任的怨案得到平反，并被提升为青岛市市长，父亲才重新受到起用……母亲感慨万千道：
“现在想起来，你爸爸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人格力量一直让我钦佩。我忘不了当年运动一来，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只有一两个屈指可数的勇敢者算是例外。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我认为他是直肠子货，经常使人家不愉快，一是一，二是二。糖厂有人来找你爸办事，尽管他骨子里愿意帮助人家，可从不拐弯，一定直截了当告诉来人行还是不行。我劝他婉转点，就不能说你先回去，等我和其他领导研究研究再答复，除了一二，还有三呢？或者让他再去找找别的领导……有些领导都用这种办法处事，万一事情办成了呢，人家会感谢你，办不成也没关系，左右都不会得罪人。
“你爸爸对我嗤之以鼻，说这不是玩弄手段让人瞎碰钉子么，我不能不对厂党委会负责，为不得罪人违反原则……你爸爸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历次运动都受冲击。艾平，你自己判断，他是不是好人？”
六、
母亲的一席话使我确信父亲是个好人，值得为他翻案了。
但我又回到现实，心依然冰凉。
她说这么多，我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怎么办呢？
“以后的事就不要想了，先过了今天再说，天塌下来有妈顶着，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母亲点起一支烟，微微向后仰起头，平静地采取静观的态度。“你也得改改犟脾气，是非只为多开口，你自己要注意，不要多说话。”
“人怎么能不说话？”我心里难过，嘴上还是强硬。
“你怎么偏要和妈拗着说呢，我是说少说。”
“上课老师提问也不回答么？”
“你这孩子，”母亲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着我，显然我的话叫她吃惊，声音严厉了。“妈跟你苦口婆心讲半天，还耍贫嘴！”
我犹豫起来，要收回自己的话也不容易，也不想那样做，再说一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不是我的性格。我垂下眼睛，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为了找个台阶下说：
“妈，我头疼……不能上课了。”
“先避避风头，也好，”母亲丢开悬而未决的问题说，“我替你请假。”
这一回母亲判断错了，她本以为这样可以避免风险，逐渐平息风波。但造反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早已密谋痛下杀手，用我做突破口搞出父母的反党证据。母亲还抱着幻想，认为总有一天否极泰来，只要忍耐，忍耐，再忍耐，他们就会原谅一个淘气的孩子。其实母亲应该想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即使我的脾气不倔强，温顺得像小绵羊也在劫难逃。如果男孩子淘气应该教育教育，那么我的女同学冯远哲向来老老实实，就因为她父亲冯燕川是厂党委书记，以后不也和我一样被人批斗得死去活来么？
翌日是星期六，母亲一上班就跑到校革委会赔礼道歉，说自己管教不严于艾平才搅乱课堂秩序的，她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保证下次不犯此类错误了。
“你儿子为什么不自己来承认错误？”军代表冷冷道。
“他脑震荡后遗症犯了，头痛，所以我来替他请假。”
“是你耍的花招儿吧，有意顶风上，让他散布为于渭生翻案的言论。”
“没……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那不行，他得出示医生的假条，否则民愤难平，我们要求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检查。”
星期日，母亲领我去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值班医生翻翻北京的病例，痛痛快快地开了假条，并嘱咐我吃点止痛片好好休息。母亲松了一口气，决定顺便去理琨叔叔家串趟门，打听一下最近的形势，看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什么时候熬到头？
下午，空气燃烧般炎热，往昔繁华的第一百货商店门前，到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报、标语，行人廖廖无几。路过新华书店，我自作主张地拐进去，母亲并没说什么，只是默默跟在后面走进书店。我一直对书籍有特殊的爱好，虽然没有钱买新书，看一眼也感到幸福。我转了一圈，大部分书架都空空荡荡，除毛泽东选集和红语录本几乎没有其他书籍。突然，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本鲁迅的《阿Ｑ正传》，请柜台里的售货员叔叔拿给我看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那么吸引我，我慢慢地翻着，竟爱不释手。
“四海翻腾云水怒，”柜台里的叔叔不耐烦了，“买不买？没钱就别看。”
“五洲震荡风雷激。我……我……”我顺口对上他的语录，尴尬地不知怎么解释，这本书的订价两角钱，我买不起，只想不花钱饱饱眼福。我摇摇头，欲还回书。
“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母亲拦住我说，“开票吧。”
在收款处，母亲递给我两角钱，我仍旧迟疑不决：
“妈，买书，咱就没钱坐车了……”
“喜欢就买吧，咱们可以走回家。”
我买下《阿Ｑ正传》，像得到宝贝似地揣进怀里，一路上生怕丢了。尽管我一时还看不懂鲁迅的小说，但能买一本新书是多么高兴。多少年后，我才理解鲁迅塑造阿Ｑ这个人物的深刻寓意，至少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阿Ｑ，母亲是阿Ｑ，是阿Ｑ精神支撑我们一家人活下来，只有我的父亲不是阿Ｑ！
母亲领我来到理琨叔叔家门前，把头上的女工帽压低了些，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左右观察了一阵，确信没有暗哨才轻轻敲响他家的门。理叔叔和往常一样对我们的到来热情洋溢，伊阿姨忙着打开一个凉水泡的西瓜让我解渴。看得出理叔叔情绪不好，目光十分悒郁，他也在鬼队中劳动改造了。母亲三言两语地谈过给我治病的情况，转而心情沉重地打听起局势。我不想听大人们的谈话，躲到另一间屋里去看新书。母亲和理叔叔谈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喊我回家，伊阿姨怎么留我们吃饭母亲也不答应，倒是这一次理叔叔拿出２０元钱塞进我的手中，母亲不再推辞了。尽管大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好对时局有个清醒的认识，结果是越总结越糊涂，其实他们是一再试着分析一种不能分析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我觉得大人们的眼神越发茫然，好像在茫茫大海中失去指南针的孤帆，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可奈何，既看不到灯塔也看不到陆地，虽勉强保持在水面上，已经很不容易，并且随时有沉下去的危险……临出门的时候，伊阿姨出去看了看方让我们走人。我问母亲为什么像特务似的鬼鬼祟祟，不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么？母亲解释说，虽然我们脚正不怕鞋歪，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尽量为人家着想，别因为自己牵连好人。
为节省乘车的钱母亲领我走回糖厂，一路上她都没说话，苦苦地思考着什么，步履格外沉重……
后来我才知道，是的，在那种环境中常常隔墙有耳，只要一有生人闯进熟人谈话的圈子，大家都立刻变成哑巴不说话了。如不谨慎小心发生意外，将直接影响到大家的安危。尽管我还不明白人情事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苦难而变得非常敏锐，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那时候不单单齐齐哈尔，全国的形势都异常严峻。无情的现实粉碎母亲的幻想，即“文革”不可能近期结束，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过去发生过，以后还要发生。中央已经透风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至少每七八年再搞一次，而且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理叔叔要母亲作好充分心理准备，遇事谨慎小心，千万想开活下去，咬紧牙关挺过腥风恶浪就是胜利。理叔叔还引用一条毛主席语录，安慰自己和我的母亲：“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现在我们还没悲观到绝望的地步。
自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造反派就掌握起生杀大权，他们伤天害理随心所欲，打死几个走资派像碾死苍蝇、蚊子一样不足为奇。对于新闻，我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差不多一年来只有坏消息。令人痛心的消息接踵而来，不单北京和全国各地，就连齐齐哈尔这么个小城市每天也都在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有多少好干部、好同志死于非命。上吊自杀，割腕自杀，吞安眠药自杀，甚至是假枪毙吓疯的人越来越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被折磨死，被饿死，致使恐怖的气氛愈演愈烈。我听母亲说的一些事实惨烈致极，至今感到惊心动魄。有的人因拒不承认强加的诬陷之词，在“小会帮助”时愤然摔掉高帽，冲向窗口跳下楼去；有的人为抗拒暴政，一家人都吞下毒药集体自杀；有的人因为身体有重病，造反派仍不放过直至当场活活斗死；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海外，探亲时在海边上转转，造反派硬说他想叛国投敌，被抓进牛棚后抬出来是一具尸体……更有甚者，造反派想整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而这些人又大多经历过战争考验，虽身受严刑仍威武不屈。造反派就给他们扣上一顶叛徒、特务的帽子，轻则流放回老家，重则投进监狱……
“文革”中草菅人命的事例举不胜举，我记忆犹深的有３个例子。
一是有一个企业的走资派挨过批斗，被抬回家仍旧昏迷不醒，家人只得送他到卫生所看看怎么回事。造反派医生马马虎虎看过，说他只有点皮肉擦伤，躺两天就没事了。３天过去人却死了，家人在给死者理发时发现脑袋顶上钉进一枚大钉子……二是有一个机关的老干部被打急了，反正说什么都得挨打，那么我这辈子不说话行不行？在批斗会上，他愤然咬下了自己的舌头，鲜血喷涌。造反派火了，说你敢跟革命群众示威那就自做自受吧。于是他们宣布散会，任疼昏迷过去的老干部流血而死……三是有一个中等技术学校的红卫兵批斗老师，硬说老师态度不老实，他们给老师的身前贴上大字报，身后贴上大字报，最后连脸上都贴满厚厚的大字报，直到他窒息倒地而死。弟子们却说，你就自己在这儿装死吧，之后嘻嘻哈哈扬长而去……
我惹了大祸，后果立竿见影。
星期一，姐姐妹妹上学去了，我留在家里看家，独自坐在写字台前读《阿Ｑ正传》。我觉得阿Ｑ真好笑，人家打他，他却自己安慰自己这是儿子打爹。将近中午，我正读得津津有味，忽听虎子怒吼起来。我趴在窗口往外一看，不好了，斜眼率领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押着母亲走进院门。母亲头发蓬乱，胸前挂着大牌子，满脸汗迹，显然刚刚挨过批斗。我赶紧迎出门，不知他们到我家干什么？
“孙志刚，快让你的崽子看住狗。”斜眼吓得连连后退，扯开破锣嗓子对母亲叫道。
我抱住虎子，斜眼顿时来了神气，命令母亲靠院墙撅着，几个人随随便便地闯进屋里。
“不许你们进我家！”我喊道，虎子也“呜呜”发出警告。
“孙志刚，让他和狗滚出去。”斜眼从门里探出脑袋吼叫，“听到没有？”
“艾平，听妈话，”母亲弯着腰，转过脸颊说。“到院外去。”
我拽着虎子极不情愿地走出院门口，虎子挣扎着回头望去，它不明白陌生人怎么敢随便闯进我们家里？院门口集聚起一大堆看热闹的孩子，他们好奇地看母亲撅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发出阵阵哄笑。我没好气地撵他们走，没人理睬我，虎子看我生气大吼大叫扑向孩子，扒着他们的肩头张开大嘴，吓得孩子连滚带爬四散逃去。我气鼓鼓地站在院门口，望着老老实实撅着的母亲，心头一阵阵发痛。屋里传出翻箱倒柜的“唏里哗拉”声，大概是碗架被碰倒了。
“妈，用手支着膝盖歇一会儿，”我小声告诉母亲，“他们看不见。”
“看住虎子，”母亲照我的话做了，用手支起膝盖低声叮嘱我。“别惹人家。”
“孙志刚，”斜眼在屋里折腾够了，得意洋洋地拿着一包东西走出门。“你不是说没想为于渭生翻案吗，这是什么？”
母亲看到他们搜出的是父亲的遗像，还有工作记录和几本书，低声下气说：
“这都是他的日常用品……”
“这是罪证，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
抄家的另外几个人出来后，斜眼让他们带着罪证先走，自己又想起什么似地继续审问母亲。我怒目而视斜眼，你也有母亲，你也有孩子，凭什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孙志刚，你保存于渭生的骨灰干什么，想变天？”
母亲一惊，接着镇定地回答：
“我没留。”
“明明有人看见你把骨灰拿回来了，老实交代。”
“我扔了。”
“我找着怎么办？”斜眼猛地拉开仓房门，贼溜溜地打量着里面。
“随你的便。”
斜眼没翻着什么，拍着两手灰尘走出仓房，使他大为扫兴，大概是觉得没有面子，没事找茬儿再次返回屋里翻腾一通。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是我刚买的《阿Ｑ正传》。他将书在母亲头顶一晃，露出红色的牙床喝道：
“我差点放过一条漏网之鱼，还有一本黄书没查出来！”
“这是鲁迅的作品，”我忍不住跑进院子冲他喊，“怎么会有问题？”
“问题大啦……”他抬起一只手直指我，“鲁迅是你们家啥亲戚？准不是个好东西。”
“鲁迅不是我家亲戚，”我挖苦他道，“他写的也不是黄书。”
斜眼煞有介事地翻开他折叠的一页，一只眼睛扫着书，另一只眼睛盯着我辩论起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搞小尼姑耍流氓……不是黄书是什么？”
“你反动，敢污蔑无产阶级伟大旗手！”
“谁说的？”
我们彼此相望一番，等他又要张口叫嚷，我不逗他玩了，坚定地说：
“毛主席。”
斜眼一怔，翻起白眼，仿佛吓出一身冷汗，毛主席说的可非同小可，他怎么敢
胡说它是黄书。然而他下不了台，怎么也得找个台阶走出去：“小崽子，怨不得有人揭发你要翻案，你说的谁信，我要带回去调查调查。”说着，他摆出不屑理睬我的架势，夹起书就走。
“不许拿走，那是我的！”我拦住他，血一直涌上脖颈、耳朵、双颊。
斜眼不耐烦地推我一把，一下子甩开我夺路而去。虎子见他推我，忽地扑上他的腰间咬住胳膊。斜眼吓出一声尖叫：
“别……喊住狗！”
“虎子，别动。”我知道虎子不会真咬，是吓唬他。“你把书放下。”
虎子见对方扔下了书才松开大口，低沉地吼叫着闪开一条路。斜眼趔趔趄趄地逃向院外，慌乱之中跑掉一只鞋，惹起看热闹的孩子们一片哄笑。我鄙夷地把鞋扔给了他，心里恨恨地想：“还是个造反派头头呢，眼斜心不正，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只能对女人耀武扬威，虎子一吓唬就屁滚尿流啦！”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扶起撅着的母亲，斜眼穿上鞋子又厉害起来，哼哼唧唧地对我们喊道：
“孙志刚，我警告你……你等着，我让你们都不得好死！”
虎子颠颠地跑出院门，母亲焦急地说：
“快叫它回来。”
我走向院门口，赶出去叫住虎子，再看斜眼早没影了。
“孙老妹，怎么啦？”吕大姨咳嗽着，隔着院墙关心地问。
“没事，来抄家。”
母亲摘下大牌子，捋着脖子上铁丝勒出的深沟，她的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陷入沉思。
“这帮王八犊子，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闲着没事跑人家翻腾啥……脖子没事吧，要不用热手巾敷敷。”
“习惯了，都磨出茧子啦。”
吕大姨点起支香烟，隔着院墙递给母亲一支，点着火，吐出一口黏痰，一脚搓上去：
“咱可得想开点……总有一天会好的。”“放心，吕嫂，我挺得住。”母亲抽起烟，深深喷了一口。
“实在不行，就让孩子到我家躲躲，免得他们受刺激。”
“走一步算一步吧……连累你咋办？”
“他们还能抄我家，胆大啦！”吕大姨转向我，两道细细的眉梢一挑，嘎嘣溜脆道。“小艾平，听你吕大姨的，他们再来你就过来，眼不见心静。”
我答应着跟母亲走进屋，家里被搞得天翻地覆尘土飞扬。箱盖上的锁撬开了，衣服乱七八糟扔在炕上。炕席被掀起卷在一边，写字台的抽屉全拉出来，书籍扔满一地，连脚都下不去。最可恨的是他们掀倒碗架，到处都是摔碎的碗碴……“孩子，没什么，把屋子收拾干净……”母亲安慰我说，“权当我们大扫除啦。”我们动手收拾起屋子，免得姐姐妹妹回来看见伤心。母亲跟我说，她虽送去假条，但军代表不收，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你明天亲自去交假条，恐怕你得去一趟了。
“学校就为这点事斗你？”我问。
“不，是厂里，学校向上面汇报了，厂革委会听说你为你爸翻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母亲平静地说，“不过没关系，我都兜了过来，你跟学校好好承认错误……。”
“我不去，我没错。”我的犟劲儿上来了，固执地重复道。“人家没错认哪门子错。”
“唉，听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去吧，把前后的情况好好说说，人家会谅解的。乖……现在还不晚，走走形式也是那么回事。”
我太气愤了，心里也太乱听不进去。我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么严重，母亲你何必小题大作。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也不是你，他们能怎么样，我什么都无所谓！”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我无法收回了。
我嘴上不服，心里也不服，不愿意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像母亲说的那样顺应现实，同残酷的命运妥协。再说我拿自己也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犟种呢，我错了，肯定主动去承认错误，他们凭什么鸡蛋里面挑骨头，强词夺理？第二天母亲还没起来，我就带上两个大饼子，扛起鱼竿领着虎子去养鱼池钓鱼了，好排解一下郁闷的心情。
彬子说得不错，那个劳动改造的走资派走了，养鱼池没人管，又不是公休日，偌大个泡子就我一个小孩钓鱼。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愉快。
我脱掉衣服光着屁股下到水中，在一片茂密的水葱间开个鱼窝子，扔进一块大饼子喂上窝子，着实过了把钓鱼瘾。养鱼池内的鱼实在太多，这哪儿是钓鱼，简直是来捡鱼，根本就不用什么高超的垂钓技术，瞎子扔下鱼饵也照样忙不过来。鲫鱼、鲤鱼、鲢鱼、胖头鱼纷纷划出一道道水线，时而又欢快地跃出水面，落下去迸溅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直撞我的鱼漂。我用大饼子捏成面食，专钓带鳞鱼，巴掌大的鲫瓜子抢一样争先恐后咬钩，一个接一个被甩上岸来。中午，火伞高张，空气十分闷热，鱼不咬钩了，我和虎子吃过大饼子，决定下到“锅底坑”洗个澡，提提精神凉快凉快。我尽情在水里游来游去，招呼虎子也下来玩玩。这家伙不到半年就成熟了，脑袋硕大，肩宽背厚，发起威来脖颈上黑灰色长毛一竖，像头勇猛的雄狮，怪不得孩子们都怕它呢。虎子耷拉着舌头“呼哧呼哧”直喘，就是不肯下水。我爬上岸，抱住虎子滚进水中，又有点担心别淹着这家伙，只想搞搞恶作剧。啊哈，没想到它将脑袋探出水面四脚自如地划动起来，天生就是个极棒的游泳健将。
傍晚时分鱼又咬钩了，我聚精会神甩起竿来，眼睛盯着鱼漂什么都不想。我把所有的烦恼和忧虑都置之脑后，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时间不知不觉飞快地过去，我愿喊就喊，想唱就唱，再不用见人矮半头，时时提醒自己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赶快像黄花鱼一样溜边……我一直钓到暮色降临，太阳的余辉映红水面和身后的防洪大坝，快看不清鱼漂的时候，才恋恋不舍收起鱼竿准备回家。我钓了10多斤鲫鱼，心想这回母亲该高兴了，因为我们许久没吃到鲜鱼了。要是永远是夏天，天天能来养鱼池玩该多好！虎子低声吼叫起来，张开大嘴竖起耳朵前腿微弓，身子直往我腿上靠。我莫名其妙，四下打量着它发现了什么。暮色沉沉中一片苍茫，蚊子活跃起来，咬得我手上、脸上尽是疙瘩。天边涌来翻滚的黑云，凉飕飕的风带来浓浓的雨意，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怕下雨浇在路上，扛起鱼竿背起沉重的鱼串子回家了，虎子却不和往常一样跑前跑后，而是躁动不安地步步退着走。我焦躁地踢它一脚：“闹什么闹，赶快回家，要下雨啦！”虎子不理睬我，继续紧张地向什么东西示威。我回头一看，发现二道防洪大坝上小步跑下一条狼狗，两只眼睛像两盏绿幽幽的小灯。它见我回头立即停下脚步，把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不动了。它既不靠近，也不想逃跑，好像在看我下一步怎么办？
“一条狗，大惊小怪什么？”我跺了下脚，扯起虎子的耳朵向前走去。虎子挣脱开，低吼着一步步向后倒退。“去去，你跟它玩吧。”我恼了，不理虎子，独自爬上大坝放开脚步回家。炎热的白天一过,，乌云在接近，露水很快凝结得很浓很浓，没走多远就打湿裤腿。奇怪的是我们走一段，狼狗就跟一段，我一回头它就停下来，屁股坐在地上盯着我。“它跟着我们干什么，有什么东西吸引它呢？”我以为它是条被人遗弃的野狗，想要点东西吃，所以才搅得虎子不得安宁，真讨厌！我再走，它在侧面稍稍偏后的地方悄悄跟上，不吼也不叫。我弯腰装作捡石头，它却连耳朵都没动一动，并且距离愈来愈近。“让它跟在后面跑吧，不值得花费心思。”我想。穿过一片茂密的苞米地，大风吹得两边苞米杆哗哗响，周围伸手不见五指。虎子越发不安地贴着我的腿部，狂怒地准备攻击了。一道闪电划过，我发现狼狗已经拦住去路，竖起脖上的鬃毛，眼睛里闪着杀气。前边已望见糖厂家属区闪烁的灯火，它莫非要跟我回家不成？“赖皮狗，滚开！”我大吼着平端起鱼竿向它冲去，虎子跟着冲到我的前面，凶猛地张牙舞爪扑去，可是它不会撕咬，只用粗壮的身子撞了对方一个跟头。狼狗就地一滚翻起来钻进庄稼地里，它回头看了一两次，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我得意地扛起鱼竿径直走向糖厂大院后门。
接近后门菜社看地的小房子时，打更狗狂吠起来，街上所有的狗都跟着乱叫一气同它呼应。看地人闻声走出屋门，他抄起铁锨大惊失色说：
“你这傻大胆小孩，没见狼跟在你屁股后嘛！”
我回过头来，那只狼狗只距离我们１０步左右，不以为然道：
“它是条狼狗。”
“狼夹着尾巴，狗翘尾巴。”
可不是，它始终夹着尾巴跟踪我，怨不得虎子不许它接近呢，但一点都没有后怕，狼不是在我的进攻下退却了嘛。打更狗的吠声惊动大院里的狗，它们纷纷跑出大院门口向狼冲击，等虎子笨头笨脚地再撞狼时，明利家的苏联猎狗早已闪电般射了过去。狼失望地夹起尾巴退去，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也可以说，我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也可以说，是虎子救了我一条命。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把虎子管教怕了，它不但不敢咬家禽，连撕咬猎物的本能都丧失了，看什么都不敢动用它锋利的牙齿，好像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只是吓唬吓唬对方而已！
七、
黑漆漆的夜空，飘起雨点。
我走近院门口，心想母亲肯定正在家里温着饭菜盼我归来。
家里的厨房亮着灯，十分寂静，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静得叫人提心吊胆。是不是母亲等不及找我去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家门，妹妹蜷缩着身子睡在里屋的炕上，姐姐还在外屋的大锅台前剁猪食。远远近近的外面，这儿那儿，狗还在人家院子里叫个不停。
姐姐的眼角挂着泪痕，埋怨我道：
“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有虎子，没事。”我放下鱼串子，大大咧咧说。“姐，你瞧我钓多少鱼……咱妈呢？”
姐姐埋头狠狠剁着菜板上的野菜，我以为她受谁欺负了，才眼泪汪汪地没有回答。前些日子学校纯洁阶级队伍，将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也清除出来，她伤心极了，一声不吭地跑回家里趴在炕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哭了半天。从此姐姐就变了个人，放学就和妹妹去捋野菜，回来又煮又剁，喂猪、喂鸡，收拾屋子，很少出门和同学来往。对于姐姐的苦闷，我根本没有察觉到，她仍然装作很高兴，以减轻一些自己的痛苦，其实她的快乐早已没有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姐姐小小年纪已成为里里外外一把手，生活中一点一滴都习惯精打细算，替母亲担负起一大半家务事，这和母亲常年对我们的教育不无关系。母亲的论调与父亲如出一辙，说好男儿就应该在外面经风雨见世面，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妹妹小，母亲不大管她，对姐姐却管得特别严格，要求她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一举一动都像淑女一样温文尔雅。
我以为姐姐没听见，又问了一句：
“咱妈呢？姐姐。”
姐姐轻声哭了起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急了。
姐姐抬起头来抹着泪水说：
“妈……被斜眼他们押走了……”
坏了，姐姐还不知道，斜眼准是报复母亲才晚上提审她的。我马上想起令母亲胆寒的“小会帮助”，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转身向外走去。
“弟，你去哪儿？”
“我去找妈。”
“妈走前吩咐我，不许你出去。”
姐姐跑来拉住我的胳膊，有她看着哪儿都去不了。她没有再说什么，屋里鸦雀无声，在一阵沉寂里，我听到屋外下起滂沱大雨，闪电霍霍，霹雳一个接着一个炸开，震得窗棂簌簌响动。等着吧，我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愣愣地发呆。姐姐给我端上来高粱米饭和炖茄子，母亲不在，我的心像被什么掏空似的无着无落。我盼着母亲能早早回家，嗓子眼有口火顶着，一点食欲都没有，马马虎虎吃几口就把碗筷推在一边。想起自己的事更是懊恼万分，事情仍在进行中，我却一无所知。我想对自己解释：“这不怨我，都是造反派搞的名堂。”然而不管用，每回都有个无形的法官，用一种内在的声音对我低声说：“无风能起浪么？这一切都是你不听母亲的话造成的，你休想逃脱责任！”唉，都怪我的自尊心，我的倔脾气，不该先是大闹课堂，又怂恿虎子吓唬斜眼，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于艾平啊于艾平，是你害得母亲又吃一顿皮肉之苦！”我越琢磨越难受，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肠子都快悔青了，身心受到火一般的煎熬，真恨不得死掉才好。我神不守舍地用剐鱼消磨时间，仔细地刮光每一条鱼身上的鳞片，掏掉内脏和鱼鳃，洗得干干净净。姐姐忙活一天靠不住了，说：
“弟，你也睡吧。”
“姐，你先睡，我收拾完就睡。”
我惦念着母亲，嘴里答应着磨磨蹭蹭地剐鱼。姐姐哈欠连天地爬上炕，不大一会儿睡了过去。
夜深了，屋外的雨小了，雷声“轰隆隆”地滚个不停。我剐完鱼，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如坐针毡，怀着焦急和痛苦的心情盼她回来，硬撑着用不睡觉惩罚自己。厨房里的蟑螂靠不过我了，竟然从灯光的阴影里钻了出来，爬到我的腿上、胳膊上觅食。我抡起巴掌打死几个胆大包天的蟑螂，把仇恨全都发泄在它们的身上，这些小虫子见势不妙赶紧钻进锅台、碗架的缝隙里。我恨恨地拿起暖水瓶，挪开锅台上的瓶瓶罐罐，把一整瓶开水全部倒进旮旮旯旯，让锅台和碗架上到处布满蟑螂的尸体。过了一小时，也许更长些，母亲仍旧没有归来。时间已近午夜，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拿起把雨伞趟着泥水走出院门。黑夜压在地面上，狂风鼓翻我的雨伞，外面的雨又下大了，雨水没及脚背，汇成激流向西下洼淌去。我的鞋子里灌满雨水，一会儿在泥里滑着，一会儿在水里趟着，侧着身子顶风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厂区。远远地望去，二楼的办公室大部分灯火通明，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加班还是进行大会战？心里猜测着母亲究竟在哪个房间里挨批斗？参加“小会帮助”的都是些什么人？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散会？母亲没带雨衣，我琢磨着是否能以送伞为借口闯进去接她回家，跟她几句话也好……蓦然间，一阵惨叫从二楼的一个窗口里传来，压住滚滚的雷鸣声。我的头皮一阵发炸，竟怀疑自己神经紧张听错了什么？快步走到楼旁的小树丛里朝窗口望去，我终于听清楚了，那是些男人的声音：
“啊哎呀妈呀我说，我说……”
我奇怪，大人疼急了怎么也叫妈，也像孩子一样哭叫呢？照电影里的革命者看来，既然是男子汉，就应该不管受到什么样的酷刑都得挺住，那么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哪里去了？
“啊打死我啦，啊啊”
“狗娘养的，你说什么？”
“叫你喊，叫你往桌子底下钻……你个死不认账的走资派，给我滚出来！”
几乎所有亮灯的窗口里都是一间秘密刑讯室，都在传出撕心裂肺地号叫声，满地翻滚声，皮鞭的“啪啪”抽打声，凶狠的呵斥辱骂声。在黑暗的夜色中，比别的声音听得格外清楚：
“救命啊救命”
“喊破天也没用，揍得你轻！”
“啊别打啦……求求你们，不要打啦……”
“他娘的，不老实，往死里打！”
“啊哎哟哎哟哟”
一道闪电枝枝桠桠亮起来，把二楼办公室晃得惨白。听窗口里传出来的语气，肯定是造反派正在收拾走资派。一瞬间，我觉得阴风飒飒，鬼火摇晃，仿佛身处在人间地狱里，到处都是面目狰狞的魑魅魍魉，到处都是牛头马面的刽子手，到处都是皮鞭棍棒抽打的声音，到处都是惨号声，一阵比一阵凄厉刺耳。他们正手持刑具给人上刑，大劈活人，抠心挖胆……太残酷了，残酷到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程度，一次遭遇，终生梦魇缠身。人怎么竟然能靠打自己的同胞为荣，这和我们反对的法西斯有什么两样！“你们不是人，是畜生！”我在内心喊道。一声惊雷在头顶炸响，闪电把乌云撕成条条碎片，脚下的大地跳跃起来。我惊骇地捂住脑袋，周身颤抖着缩成一团，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噩梦中？暴风雨在呼啸，在怒吼，忽而电光刷刷，忽而一片漆黑，风刮跑手中的雨伞，豆大的雨点浇醒我。这不是梦，是比噩梦还残酷的现实，那令人肝胆俱裂的号叫声，仍旧不断地灌进我的耳眼。这叫什么“小会帮助”，是魔窟。啊，人，你怎么比蛇蝎还狠毒！我的神经崩溃了，身心崩溃了，踉踉跄跄地转身逃去……我落汤鸡般跑回我家院门口，耳边仍旧回荡着那骇人的惨叫，脚下一滑摔个跟头，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我自己安慰自己：“刚才听到的都是些男人的叫声，打手们说不定不会对女人下毒手！”想到这里，我双手撑着地上的泥水爬起身子，心里也似乎轻松起来……突然间，我觉得手掌上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借着闪电一看，天哪，是血！我的脚下有一溜深深的血印，身后也有一道刚刚爬过的痕迹。一道更亮的闪电划过，我抬起头来目瞪口呆
我的母亲颤巍巍地从院里的水洼中爬了起来，挣扎着扒住屋门，老半天才稳住身子。她满脸是血，满身是血，浑身上下跟血葫芦一般。大概是怕惊动我们，她没有拉门，而是抖抖地脱下被打烂的上衣，一点点从肉里往下撕碎布条条，每撕下一条肩膀就跟着抽动一下。母亲仰起脸，借着如注的雨水冲洗脸上的血迹，然后哈下腰去让暴雨冲刷满是鞭痕的脊背，又转过遍体鳞伤的身子，耸动着瘦削的肩膀低头搓起胸膛。我看见她的双乳在闪电中摇晃，胸口上有一大片青紫的颜色，搓着搓着，她突然双手捂住脸颊蹲下，失声痛哭起来。那是一个受尽折磨的灵魂达到极限时的哭泣，断断续续，时而有声，时而无声……她紧紧地抱住脑袋，哭得身子来回摇晃，仿佛她的头要裂成碎片。她哭泣着，痛苦地缩成颤抖的一团，在无尽的悲痛中越陷越深。那撕心裂肺地哭声撼天地、泣鬼神，老天也仿佛在为一个善良的母亲落泪！
暴雨倾盆而下，在我和母亲之间竖起一道白色的墙壁。
“轰隆隆”的雷声淹没母亲的哭声，一道白色的火蛇把黑夜照得透亮，在她水淋淋的脸上，在她悲愤的眼睛里，掠过蓝色的闪光。母亲松开双手，一只手扶着院墙，一只手扶着腰部，一点点慢慢地直起身躯，像一尊受伤的女神塑像。她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雨中，久久地平息着胸中的屈辱、愤懑和疼楚，可能是母亲的眼泪流尽了，两个肩膀已停止抽搐，只是偶尔还颤动几下。约摸过了一刻钟，母亲才再次仰起面孔让雨水冲尽眼角的泪痕，张开手指梳理好散乱的头发，扶着墙壁摸索到家门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拉开家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中，我怔怔地呆立不动。我明白了，母亲是在大雨中一步步爬回来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一提“小会帮助”就发抖，谈虎色变；我明白了，为什么她回来后总是一连躺好几天，侧着身子睡觉；我明白了，为什么母亲每次回来得都非常晚。她是怕吓着孩子们，清洗掉自己身上的血迹再进屋里……他妈的文化大革命，他妈的大会批斗！他妈的“小会帮助”！他妈的造反派！你们到底要革谁的命？革打红色江山人的命？革为你们谋幸福人的命？是什么使你们如此残忍，如此野蛮，连个弱女子都不放过？我真恨不能和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拼个你死我活。老天啊，用雷劈死魔鬼吧，但是你瞎了眼，只能“泪飞顿作倾盆雨”。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那个晚上我没惊动母亲，她在灯光的阴影下站了很久，一点声音都没有。雨还是不停地下着，下得更猛烈了，天地一片汪洋，我双手抱着肩膀蜷缩着身子，任滂沱大雨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等母亲躺下了才走进家门，一进里屋就拉死电灯，脱下水淋淋的衣裳扔在脸盆里，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情绪的波动。我谎称上厕所拉屎不小心滑了一跤，没事，但躺在母亲的身边再也无法入睡，怎么都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我悲愤交加地在黑暗中瞪大眼睛，一任冰冷的泪水流下脸颊……
母亲以为我睡过去了，整整一夜，她都在低低地呻吟抽泣。
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母亲更有忍耐力的女人？
早晨醒来，母亲的脸色特别不好，她说自己腰疼的毛病犯了，要晚一点去劳动改造，让姐姐做点饭给我们吃。我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以免母亲伤心难过，因为她承受的已够多的了。打发姐姐妹妹上学之后，母亲从炕上坐起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以一惯逆来顺受的冷静说：
“艾平，事到如今，你还是去一趟学校吧。”
“干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对了，脸颊上顿时烧红了一片，呐呐道。
“送假条，校革委会要和你谈谈。”
“妈，你放心……我去。”
“这就对了，听妈的话，你必须接受现实。千万不要和人家顶嘴……见机行事，有事回来再说。”
我扫视着母亲黑紫的肩膀，知道那是一个月都不会消褪的，为此而心痛不已。我恨自己糊涂，为自己的过错深深感到悔恨，觉得自己的犟脾气非常有害，这回说什么也得非改不可了，因为那都是我的错误行为的结果。一件事情明明能够两头说，我完全可以权衡轻重选出一条可行之路，何苦让母亲伤心！我走了几步，犹豫着停一下，又迈开脚步，此时母亲又喊住我。
“还有什么？”我强打起精神问。
“态度要诚恳，也许事情就过去了……就这些，你明白吗？”
我的脸更红了，沉重地点点头。
“那就这样去说吧……”母亲戚然小声道。
我不能不去了，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我心神不安地走进学校，接待我的是校革委会主任白脸狼。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前，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郑重地对我宣布了校革委会和红卫兵总部的勒令：
第一.明天公开向全班同学及老师道歉，交出一份书面检查，深刻反省破坏复课闹革命的错误。
第二.彻底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父母的反党罪行。
第三.立即把孙志刚的走狗牵来，接受革命小将的审判。
我扬起脸看着墙上的横幅：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那年月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造反派一切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看谁不顺眼就认定他是阶级敌人，使人动辄得咎，可谓空前绝后。有一次，我见过糖厂家属大院里来个收破烂的人，一个喝醉的造反派有意找碴撵他出去，收破烂的人不肯走，结果醉鬼硬说他偷厂里的废铜烂铁，是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把人家打个半死。我当时就在醉鬼旁边，虽为收破烂的愤愤不平，但敢怒不敢言。这叫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简直是瞎胡闹！我有嘴有舌头却不能讲话，是个地道的会说话的哑巴，人简直快要憋死了。白脸狼说的前两条我都没有再意，没说的，事到如今我可以向同学和老师们赔礼道歉。至于揭发父母的罪行，仍然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那可得好好想想，起码要和母亲商量商量看怎么才能蒙混过关。要审虎子我心里打鼓，怎么审判？开个批斗大会或“小会帮助”，批斗一只真正的走资派走狗？事情明摆在那里，人说的那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它能听懂么，那才叫对牛弹琴呢！虎子要是不老实，那就意味着要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我想说这不可能，决不可能，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母亲又不许我说话，只得把嘴边上的话硬硬咽回去。我咬紧嘴唇一言不发，沉默得像一条鱼，不想延长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白脸狼看我好一阵子，见我毫无争执之意也没再难为我，站起身来表示谈话结束。我垂头丧气地走出校门口，红卫兵总部的迟司令喊住我：
“于艾平，听说你小子公然跳出来为你狗爸鸣冤叫屈，胆大包天！”
我鼓着腮帮子听着，就是死鱼不开口。
“你还放恶狗咬造反派？太岁头上动土。你去把狗带来，晚上我们有狗肉下酒了。”
我头摇得跟货郎鼓似的，拔腿就跑。
“你等着，一会儿打狗队就到，看不砸烂它的狗头。”
我知道他们心狠手毒，准会毫不留情地置虎子于死地，但拿我家别的东西都行，动虎子一根毫毛我都不干。我慌慌张张跑回家，虎子一见到我就摇头晃脑地围着我亲热起来，我满怀焦虑地推开它说：“你这家伙，他们就要来打你了，死到临头还高兴呢！”现在怎么办，到哪儿去？情况会越来越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坐以待毙啊！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满院子团团转，说什么也要保住虎子，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至于其他办法实在想不出来，也无暇想到，况且事情那么紧急，我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也许带它出去躲几天，他们怒气消了就没事了。我心里想着，头脑一热，马上拿出书包，带上３个大饼子，一盒火柴，从仓房里取出春节留下的甩线。又将钥匙从院墙缝中塞给吕大姨，托她转告上班的母亲一声，说我和彬子他们蹲宿儿去了。
“你怎么没上学，好像有心思？”吕大姨问，“出什么事啦？”
“没事，有点头疼……吕大姨，待会儿有人来问，你别说我去哪儿了。”
“你啥时候回来？我得跟你妈说呀。”
“两三天吧，没准。”
我拿定主意领着虎子逃跑，好也罢，歹也罢，一旦作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到哪儿去呢？我决定去朝鲜屯水泵站，那是最熟悉的地方。我心乱如麻走出院门，刚拐过房头，就看到迟司令领着手持棍棒的打狗队朝我家赶来，差点没迎头撞上。我掉头就往房子的另一面跑，一边跑一边催促虎子跟上，偏偏它不听话，冲着来人吼叫起来。我跑到大院铁丝网前扒开个缝子钻了过去，回头一看，糟糕，迟司令正冲过去用扎抢猛刺虎子。虎子一跳躲开了，仍旧忠于自己的职责守在门口。眼看打狗队三面包围着渐渐逼近，一秒钟也耽误不得，虎子还不知道大祸临头。我急了，把两根手指塞进嘴里打出声响亮的口哨。虎子这才有所醒悟，它退进院子跳上猪圈棚顶，奋力凌空一跃蹿出院墙，吓得鸡飞猪叫，之后一溜烟朝我跑来。打狗队跟在后面呐喊着追来，虎子腰身一猫就灵巧地钻过铁丝网，大人们统统被铁丝网挡在院里，气得他们捶胸顿足也没办法。
我的虎子化险为夷，安然脱身了。
我领着虎子一气跑到朝鲜屯水泵站，却不敢停下来缓一口气，唯恐造反派找到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趟着草地往江下游走了一段。草上还有露水，青草拍打着脚面，我来到蛤蜊湾才彻底放下心，找到一处自然堤下钩。我插上铃铛竿，扔出甩线，静等着愿者上钩了。跑过老长一段路程，我感到有点疲惫，头枕着双手四仰八叉躺在自然堤旁的草地上，仰望着白云蓝天，觉得真痛快。我为我的果断机智喝彩，为及时躲避开打狗队喝彩，让迟司令他们咬牙放屁憋气加窝火吧！
下午的天气有点闷热，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身后是那道绵延不断的头道防洪大坝，阒无人影。下游不远的地方是一片沿着江岸延伸的郁郁葱葱的柳丛，形成一条狭窄的林带，柳丛旁的蛤蜊湾里有几个人正在扎猛子摸蛤蜊。江水一路伸展开去，对岸的大草甸子连着天际，无边无垠。我的身边尽是像绣球一样开满小碎花的珍珠梅，头顶上有许多蝴蝶、蜻蜓翩翩起舞，豆蝈蝈在草丛里打着响鼻，像催眠曲儿一样“得得得”叫着。看着看着，眼皮打起架来，周围的景色都摇曳晃动……好渴，我想喝点水，大江就在咫尺之距，可脑袋很沉重……“哗啦啦，哗啦啦”，铃铛竿的响声惊醒我。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月光如水，江风飒飒，这一觉睡得真香，竟睡到下半夜了。我揉揉眼睛爬起来，屁股底下的草地还散发着白天聚集的热量，俯身江边捧起清凉的江水喝个够，三下两下拽起响铃的鱼线。我很走运，第一把起钩就开门红，拽上来条七八两的鲤鱼。大概这条鲤鱼白天咬的钩，拉上岸时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挣扎跳动了。我把它穿在鱼串子上，准备升起篝火烤熟吃掉，得节省干粮，谁知道要在外面躲几天呢。
夜很沉静，很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树叶的味儿。水面上洒满粼粼的月光，偶尔有夜归的水鸟鸣叫几声，扑啦啦地拍着翅膀降落江边。江岸很低的地方还淹在水里，沙底有蛤蜊爬过的浅浅的痕迹。我领着虎子走进黑黝黝的柳丛，搜集起一抱枯柳条、干茅草，肚里早已敲起鼓点，自然堤上地势平坦正好在那儿生火。本该在露水降临之前备好柴火，捡回来的柴草都被露水打湿，我白白浪费不少火柴，呛得两眼流泪也没点燃篝火，干草只冒烟不起火苗。更倒霉的是回来的路上一脚踩进一处水洼，下半身全湿透了，凉得我直打冷战。我把茅草平摊在江崖上，一屁股坐下两腿伸展到前面，想等夜风吹干它再点火。蚊子“嗡嗡”围了上来，盯得周身火烧火燎，我脱下上衣包住脑袋，拔起一束蒿草抽打缠绕的蚊群，感觉到冷。裤子水淋淋地贴在腿上，江风飕飕刮过，每一个汗毛孔都往里钻凉气，我又不能脱下裤子晾一晾再穿，那样成群的蚊子还不把人活活吃了。还有一点失算是没带棉大衣，我以为江边有打草人的草垛，又何必脱裤子放屁费二遍事，可这会儿一马平川的大坝下连个草垛影子都没有！
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大片乌云遮住月亮，天边亮起曲曲折折的蓝色的电光，沉闷的雷声滚过来，江面上波涛汹涌，大浪“哗啦啦”拍击江岸。天要下雨了，蚊虫感觉到浓浓的雨意，纷纷找地方躲避雷阵雨，我无处躲藏，只能抱着肩膀硬挺。虎子惊慌起来，它也感到落在身上的又大又凉的雨点，依偎着我的肩膀低声“呜呜”，示意得赶快想办法避雨。“叫什么，没地方躲！”我没好气地推开它，现在我都有点后悔了，我为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出来，让母亲在家牵挂着我，担惊受怕，值得吗……不，我不能昧着良心把怨气发泄虎子身上，它是为我得罪造反派的。换作别的人家打狗看主人，肯定没人惹它。就因为虎子跟错主人，所以才人熊狗也受难的。虎子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我为什么推开它，委屈地重新爬过来，我抱住它的脑袋一阵难过。人们有时候把狗打得很凶，动辄拿狗撒气，像我一样往死里打。殊不知有句俗话“半大小子，狗都讨厌！”狗再受到冤枉和委屈也从不记仇，照样对主人忠心耿耿，总是原谅人。人却骂它是走狗、狗杂种、狗崽子，把它比喻成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将所有的不公平都扣在它脑袋上。狗通人性，人却连狗性都没有，这公平吗？显然不公平。想到这里我顿觉惭愧，人类有狗这样的好伙伴干什么都值得！
闪电亮亮地划下来，雨越下越大，风在呼啸，雷声轰轰。四周都被雨声覆盖，几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江风挟着雨点打透衣裳，冰凉的雨水顺着脖子往里灌，脊背完全冻僵了。我想起来，白天放甩线时扫过一眼，江上游有一个悬崖，下面的崖壁凹进里面，能躺下一个人。那壁穴也许是大江冲刷出来的，也许是蹲宿儿的人挖出来的，是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我不再迟疑，领着虎子踉踉跄跄地跑去，双手抱着膀子躲进悬崖下避雨，这地方风小多了，毕竟比较暖和些。猛烈的大风刮得柳丛山呼海啸，滔滔大江要扑上岸来，雨像水帘般倾泻，岸坡上的水流急速地泛着泡沫奔腾而下。头顶上的惊雷震得悬崖忽悠颤动，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虎子也吓得紧紧依偎着我不动。我惊骇地抱住脑袋，紧贴着崖壁躲避雨点，这才明白钓鱼人为什么极少一个人在荒野里过夜，总是结伴蹲宿儿相互壮胆。何况我一个孩子，真是可怕极啦！
八、
好在七月天气猴儿脸，说变就变。
这是一场夏天常有的雷阵雨，风大，雷声大，雨点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刚才还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风狂雨骤，不到一顿饭工夫已是风平浪静，月色溶溶，星光点点。屁股底下的湿气凉得人难受，我活动一下麻木的身躯，想点起篝火烘烤湿透的衣裳。我翻上岸去，懊丧自己匆忙之中忘记收集茅草，晾的那些茅草早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没东西引火了。一声凄厉的狼嗥响起来，空旷而又悠远。虎子又紧张地支起耳朵竖起颈毛，焦躁不安地朝黑暗中发出“呜呜”声。有头一次遭遇狼的经历，我知道那只饿狼又出现在附近了，头发梢都一根根支棱起来。上次我有根鱼竿做武器，尽管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总有个长家伙壮胆，在狼的眼里说不定不是鱼竿而是一杆锋利的扎枪，所以它不敢贸然进攻。此刻我却赤手空拳，万一老狼扑来可怎么办？我拔起一根铃铛竿握在手中，另一手拉着鱼线，考虑着能否用铃铛竿抵挡一阵子。可铃铛竿稍稍一晃就哗啦啦乱响，既短又滑稽，哪能镇住狼，吓唬吓唬鸡呀鸭呀的还差不多！虎子张牙舞爪怒吼起来，我已看见两盏绿幽幽的小灯在远处时隐时现，越发使我害怕得厉害，大声命令着虎子给自己打气：
“虎子，这回你要咬狼，把它撕碎！”
尽管我知道这等于没说，若是饿红眼的老狼冲过来，我和虎子都得玩完，因为虎子不会咬狼，顶多又撞它个大跟头。怎么办？深更半夜，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我倒是记起白天有几个摸蛤蜊的人，于是大喊大叫：“救命，救命，救命啊”那声音似乎和夜色融成一体，在江上岸边久久回荡。我环顾四周，没有人回应，可能他们天黑前就赶回家了。今天又不是星期六，附近一个蹲宿儿的钓鱼人都没有，希望遇救是不可能的了。我陷入绝望的境地，真是刚逃出虎穴，又掉进狼口。我本能地意识到不能逃跑，人的两条腿也跑不过狼的四条腿，它可以从背后扑上来，趁我回头之际用牙齿掐住喉咙。我早就听说过猎人背狼的故事，一个猎人在朋友家喝醉了，半夜三更独自摇摇晃晃地赶回家去。半路上有一只狼从后面扑上来，将两只大爪子搭在他的肩膀上，准备等猎人一回头就咬碎他的喉咙。猎人以为有人跟他闹着玩，一摸肩头感觉不对，醉意一下惊醒了。凭着多年打狼的经验，他并没有上当回头，而是顺势两手抓住肩上的爪子背起狼来，仰起脑袋死死顶住狼的下巴骨，毫不迟疑地背着它继续赶路。等猎人一直背着狼跑回家，人们用乱刀砍死老狼，他才松开双手流血过多倒在地上。狼的爪子虽然抓烂猎人的肩膀，猎人却因自己的勇敢机智保住了一条性命……
绿幽幽的眼睛越来越近，犹如坟地里闪烁的鬼火。我危在旦夕，脑门急出冷汗，手中的鱼线突然拉直我的手臂，大概水里有条贪嘴的鲶鱼咬钩了。我猛然想起甩线是由３个大螺丝疙瘩做成的铅坠，这玩意儿抡起来砸在脑袋上，莫说狼，就是人也得一命呜呼。我奇怪自己当时怎么能够出奇地冷静，扔下铃铛竿，三下两下拽上鱼坠扯着钩轴，连上钩的鲶鱼都跟着抡起来，大叫大喊道：“来吧，来吧，我要拼个你死我活！”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准备为生命进行最后的拼死搏斗。黑暗中，柳丛那边有个地方火舌一闪，“砰”的一声爆响，紧接着又是“砰砰”两枪朝天空射去。枪声震荡宁静的夜空，分外响亮刺耳，回声传得很远很远，空气里飘来淡淡的火药气味。
有个公牛般的嗓门大喝：
“他娘的，给我滚蛋，半夜三更让老子睡不好觉！”
我吓起一身虚汗，虎子也惊得不再咆哮，那绿幽幽的眼睛跟着隐进夜色深处，之后死一般的寂静。附近有人开枪吓跑了狼，虎子心平气和地坐在我的身边，摇头晃脑表示潜在的危险已经消失。一切结束得多么突然，我扔下鱼坠，浑身瘫软如泥。汗水浸透我的衣衫，冰冷的江风吹来，冷彻肌肤，整个人在筛糠哆嗦，连牙齿都打起架来。为抵挡冷风，我再次蜷缩在悬崖下面的壁穴之中，想了一想又觉不妥，跑回去捡起鱼坠放在身边，好有个打人的家伙以防老狼。折腾大半夜，我实在疲惫不堪了，背靠崖壁抱住虎子的脖子躺下。我的虎子真乖，它也张开四蹄搂住我，身上的长毛暖得我热烘烘的。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将身子缩成一团，更紧地依偎着虎子迷糊过去……
有什么拽胳膊？我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皮，魂飞魄散！
一张毛乎乎的大嘴撕扯着我，我以为是那只狼，吓得又闭上眼睛，因恐惧和无奈挺直身体，由它去吧，反正没命啦！耳边“汪汪”大叫，他妈的，是虎子打扰我睡觉。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身上的土块正“哗啦啦”往下滚落，没有狼，也没有人。我推开它翻身继续昏睡，一点都不愿动弹。虎子真讨厌，它摇晃着黑毛蓬松的脑袋焦急地大吼大叫，咬住胳膊往外拖我。我懵懵懂懂爬起追打它道：“你疯了，跟我吼个屁！”没跑出两三步，身后“轰隆隆”一阵响动，烟尘弥漫，回过头来瞠目结舌悬崖坍塌下来，成吨的土方把我睡觉的穴居埋得严严实实，变成一面斜斜的土坡。我知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高高的江崖经过风吹雨浇和涨水落水地冲击，泥土早以风化松动，随时都会坍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嫩江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改道的。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如果虎子不强行拽起我，我还赖在那里睡觉，不永远被活埋在江边了吗？
我抱住虎子，心有余悸地贴住它的脸颊，它又救了我一次性命！
母亲经常说我：“你没被淹死、打死，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条命是捡来的！”那是父亲在喇嘛甸松江炼油厂流放的时候，我读小学二年级，在发电厂蓄水池摸过一次阎王鼻子。有一天放学，我和一帮同学去发电厂蓄水池游泳，小朋友下到池内踩着水招呼我也下来玩玩。我不知深浅，愣头愣脑地跳了下去。看上去蓄水池边上的水不深，但循环流动，我身不由己地向抽水口漂去，脑袋向上蹿动几下便没影了。我灌满一肚子水，卡在抽水管道的铁丝网前，水清，人在水泥池沿上看得清清楚楚。孩子们都吓得大声呼救起来，幸亏有３个出差的工人叔叔路过这里，听到呼救声跑过来。第一个工人顾不得脱掉衣服就跳下池子，抽水口流急，他一个人没拽上我。第二个工人跟着跳了下去，还是不行。后来他们３个排成一线手拉着手下到抽水口前，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想我这一生历尽坎坷，至少有三四次是死定了，但老天爷说什么也不让死，所以才一次次地死里逃生。像唐僧西天取径必须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方能修成正果苦尽甘来。我当时昏死过去，灌满水的肚子比皮球还圆，３位见义勇为的工人叔叔急于赶火车，把我放在池边连个姓名都没留下就走了。
母亲告诉我，她闻讯赶去立即把我送进医院抢救，我昏迷一天一夜才醒过来。那正是３年自然灾害时期，能填饱肚子就算烧高香，父亲拿出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瓶茅台酒，一条中华烟和一只鹅，请发电厂广播３天寻人启示，寻找救我的恩人以示感谢。后来父亲听说他们是萨尔图来出差的工人，又拿着礼物去了趟萨尔图，然而始终没找到救我的恩人……那么我这是再次捡回两条命，一次差点没被狼吃掉，一次差点没被活埋。我想我的命大福却不大，至于造化大在哪里还一点看不出来，只有天知道！我老长时间才镇定下来，四肢酸疼，头重脚轻，额头着火。不再感觉到冷，知道自己感冒了，有碗热汤喝喝就好了。我想起在家里遇到头痛脑热的时候，母亲总是端着一大茶缸滚烫的开水，先给我吃下两片药，再喝下热水躺在被窝里捂出一身大汗……虎子肚子瘪瘪的饿了，它倒挺懂得找机会提醒我，叼过书包“呜呜”叫着，我一天没给它吃的东西了，拿出大饼子让它吃个够。
鲜红鲜红的朝阳跃出江面，几只云雀从柳丛中飞起来，在空中唧唧啾啾地鸣叫，扇着翅膀盘上旋下。大坝上有三三两两的朝鲜族人扛着农具上工了，估计现在是早晨六七点钟。我登上江崖，朝夜里响枪的地方望去，不远处的柳丛里升起一缕袅袅的炊烟，证明那儿有人家。我决定去讨点热水喝，缓解缓解身上的疼痛。我大约走了一里半地，钻进柳丛，拨开乱蓬蓬的深蓝色的牛蒡花，眼前豁然开朗，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条小路。那云雀还在阳光中扇着翅膀，啾啾叫着，却平添了几分幽深。有人在柳丛中开出一块平地，面朝江水搭起３座简易的工棚，棚顶罩着大块的水笼布。左边的两座工棚上没有烟囱，右边的那个有烟囱的工棚显然是伙房。看得出开发这里的人很有心计，四周没砍伐的密密麻麻的柳丛正好形成天然的大院。大院里没有人影活动，堆放着大堆的柳条和一些编好的土篮，还有几个鼓鼓的汽车里胎。我让虎子留在外面，独自走进伙房去讨水喝。伙房里也没人影，一张长条木板桌上碗筷狼藉，苍蝇“嗡嗡”飞来飞去，一口巨大的铁锅没盖锅盖，里面还有一点苞米面粥冒着丝丝热气。身子冷得直抖，锅里的热粥强烈地诱惑着我，这一夜又是风又是雨，恨不能马上喝上一碗解解寒气。“有人吗？有人吗？”我喊了两声，确信没有人后不再等待，心想先喝一点去去寒气，等来人再向他们解释。我拿起大锅旁的水舀子舀起半下粥，俯下身子喝了几口，苞米面粥很稀，很热，很香，喝到胃里热烘烘的。刚要再喝几口，一只大手掐住我的后脑勺狠狠往下一摁，额头“当”地撞到锅底上，眼前金花乱冒，脸颊一下浸进糊涂粥里了。
有人瓮声瓮气地骂道：
“杂种操的小偷，我让偷！”
我双手支住锅沿挣扎着喊叫：
“我不是偷……”
“不是偷，是吃，我让你吃个够。”
他的力气实在太大，我根本无法挣脱铁钳子般的手掌，对方接二连三地拽起我的脑袋摁下去，不容分辩。我的额头磕得锅底“砰砰”响，嘴、鼻子反复浸在稀粥里，没有喘气的间隙，人几乎要憋死了。猛然间，随着一声咆哮，那只有力的手松开了，我回过头来抹把眼睛上的粥水，原来是虎子听到喊叫冲进伙房一头撞开掐我的人。那汉子３０多岁，肩膀很宽，黑铁塔般粗壮，光着上身的肌肉滚成疙瘩。他倒退两步，经过暂短的惊愕攥紧拳头打向虎子，大吼：
“好小子，你们都活腻啦！”
虎子一跳躲在我身旁，我顺手拿起案板上的菜刀举起来：“别过来……我不是小偷，饶了我吧！”
他压根儿没把我这个小萝卜头放在眼里，也不想听我解释，不管不顾往前冲来。我急了，用刀背狠狠杵了他胸口一下顶住进攻，趁机退到长条木桌那边。我不能让他抓住，那就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了。他狂怒地绕着桌子追我，我和他兜起圈子，虎子一步不拉地紧跟着我。有一次他差点抓住我，迫使我不得不从桌子底下钻过去脱身。我撒腿就往外跑，正碰上几个扛柳条归来的汉子，黑铁塔脚跟脚地追出门来：
“抓小偷还有那狗！”
我束手就擒了，大声喝令虎子：“快跑！”人们拿起扁担铁锨，满院子围追堵截，我和虎子双双落在他们手里……
我被人扭住胳膊，浑身又感到冷地打起哆嗦。黑铁塔气呼呼地吐口唾沫，朝我走过来道：
“奶奶的，看你哪儿跑！”
“我说过，我不是小偷。”我朝周围人喊叫。
“那干啥的？”一个汉子问。
“钓鱼的。”
“鱼线呢？”
“在那边……”
“听他扯淡，”黑铁塔打断我，“我是在伙房发现他的……正在偷咱们的粥吃，你们看他的脸。”
“你摁的。”
黑铁塔捡起根柳条，朝我打来：
“叫你嘴硬，今个儿非扒你层皮不可！”
汉子们抱着胳膊围过来看热闹，柳条雨点般落在我的屁股上，我一脸糊涂粥，浑身泥土，手脚脏兮兮地活像个野孩子。人赃俱在，没人再阻拦他惩罚小偷。平常谁都对小偷咬牙切齿，包括我也不例外，没想到自己也成了有口难辩的小偷，只有垂下脑袋挨打的份儿。我咬牙挺着，不动，不哭，也不喊叫，听天由命。
“怎么啦，怎么啦……凭啥打孩子？”
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山东口音，沙哑着嗓子吆喝，抬起头来，见那个打羊草的老头鱼正扔下肩头的柳条捆问。
“老大，抓了个惯偷……我这么收拾他都没求饶。”黑铁塔轻蔑地撇撇嘴说。
“叔叔……我不是小偷！”我憋很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瘫倒在地“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老头鱼诧异地走过来，蹲下身子抹把我脸上的粥水，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
“小家伙，是你？”
“我来钓鱼，发烧了，想喝口热水……”
我一个劲儿呜呜咽咽，说不出话。老头鱼又摸摸我的额头，放下手慢慢站起来，他的脸上堆满乌云，粗眉毛下射出闪电的光芒。冷不丁一拳打在黑铁塔的脸上，对方猝不及防地捂着脸退去，没容黑铁塔还手，他上三路用连珠拳闪电般击打，下三路抬起膝盖猛顶对方的小腹。转眼之间黑铁塔满脸开花，捂着肚子倒在比自己矮半头的老头鱼面前。
周围人面面相觑，仍旧抱着手臂沉默不语。
老头鱼抱起我，头也不回地走进工棚……
我躺在工棚的炕席上，老头鱼端来一大碗热姜汤，说喝下去包治百病。等我一口气灌下去，他拽过一床棉被盖在我的身上，出去干活了。
我昏昏沉沉躺了一天，全身木头一样僵硬，忽冷忽热，似醒非醒，净做些稀奇古怪的梦。我梦见我家爬满蟑螂的大锅台，母亲正站在锅台边，攥好苞米面往锅壁上贴大饼子……我的伙伴彬子、铁南、七哥笑嘻嘻送来一个新的滚笼，说是那些骂我走资派狗崽子的孩子赔我的……我又用滚笼打到一只“红肚囊”，如愿以偿，做成标本送到了北京自然博物馆，并趁机好好欣赏了一阵子恐龙化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那个梦，西下洼那条冰缝中冻住的黑鱼复活了，像条破冰船般摇头摆尾在冰层中游动。这个梦一再重复，是的，我始终带着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无法找到答案，父亲一句话解开我百思不解的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是我看到那些在冰底晒太阳的老头鱼却成群地翻白了，问父亲：“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坐地户么，为什么还没有外来户黑鱼有生命力？”父亲说：“历来如此，也许在过去毫无意义的事情里反而包含着深意，你去问他们吧。”我不知道父亲指谁，脱口而出：“我找谁呢，问造反派？”父亲一听造反派就火了，竟拂袖而去，无影无踪……我非常着急，为什么？不知道，只知道着急。我急起一身臭汗，睁开眼睛，时间已是第二天早晨，工棚里就我一个人躺着，阳光斜斜地从大门口照进来，晃得我眼花缭乱。我坐起来，身上轻松多了，下意识地喊声虎子。虎子叼着书包溜进门口，伸过脑袋亲热地蹭起我的脸颊，我知道它又饿了，从书包里掏出最后一个大饼子，它却低吼着示起威来。黑铁塔端着一海, 碗热, 气腾腾的大米粥走进来道：
“喊住它，别再误会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子不认识一家人！”
我喊住虎子，他放下碗盘腿坐在对面，大嘴巴一咧算是苦笑。
“吃吧，老大罚我去朝鲜屯给你买大米，开小灶。”
“说得好听，你打够我啦！”
我年少气盛，情绪仍然十分激动，转过脸去不睬他。
“小老弟，不打不成交嘛……其实也怨不得我，看你昨天那个熊样儿，叫人咋相信你，还拗个什么劲儿！”
他的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带点忧伤，也略有点沮丧，语气里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责备的意思，但我的心里更是一股火蹿上脑门，没什么好说的。
“要是这样，就当我白扯！”
恰好老头鱼这时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我的那几盘甩线。为松驰气氛，他先咳嗽一声引起注意，把高耸的脊背弯得很低，等我抬起头时笑哈哈说：
“还没过来劲儿？我说得没错，喝碗姜汤就好了吧……吃，不吃白不吃。”
我给老头鱼面子，现在我对他已经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自从父亲死后，我生活中就缺少这种必不可少的感觉。我拿起筷子，端起碗。
“你这小家伙胆够大的，一个人蹲宿儿……你得谢谢黑子，前晚上是不是你喊救命？他出去撒尿，听到又是狗叫又是狼嗥，放了３火药枪才吓跑狼。”
“嘿嘿……”黑子用大手拍了我肩膀一下，“你小子，有种！”
虎子又不高兴地“呜呜”起来，我把它撵了出去。是黑子救了我，还和人家赌什么气。
老头鱼点起卷烟道，恢复了平静：
“我老婆下午来，把你捎回白土地吧。”
我摇摇头放下筷子。
“为啥？”
“我想待两天。”
“闯祸啦？”
“没……我是走资派崽子，逃出来的……”
笑容从老头鱼的脸上消失了，他接着皱起眉头：
“家里知道吗？”
“恩。”
“那就留下来吧。”
他没有说下去，抽着烟朝空中凝视了好几秒钟，不再问什么。我高兴的眼圈发红，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安定下来。因为我早已决定留在编筐营地，我的身上一个大子也没有，要不也哪儿都不能去……
北大荒的荒天野地里，一直保持着流放犯传下的不成文的规矩，同是天涯沦落人，胸襟都比较宽厚，明知道你报的是假名假姓，只要肯下死力气干活，大家都会让你有个落脚之地。没有谁问你是从哪里来，也不打听你到哪里去，都不喜欢为别人发生过的事而烦恼，一切顺其自然。因为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没“事”的人也不可能背井离乡，抛下妻儿千里迢迢隐名埋姓来闯关东。人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要大伙一块做，你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来去自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搭一天伙给３顿饭吃，领头的老大用铅笔记下你出工的次数，干完这拨活儿一起算总账。你中途走人等活儿脱手再回来，老大必定照付你应得的报酬，从不赖账。老头鱼就是这里的老大，眼下还没到打羊草的季节，他领着七八个盲流割柳条，编土篮子，摸蛤蜊。
清晨天蒙蒙亮，盲流们便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拿起镰刀、绳子钻进柳丛砍伐柳条。早晨干活凉快，露水重，蚊子稀少，不一会儿工夫就砍下几大捆柳条。汉子们呼哧呼哧将柳条扛回大院，放进江水里泡一阵子，下午天热就不出去了，蹲在大院里编土篮子。编筐的技巧不难学，我手上没劲儿，只能抱抱柳条打打下手。老头鱼专挑两指粗细的柳棍砍，削去枝枝桠桠截成一般长短，挑回营地晒上两天，专供做筐梁用。我问为什么晒两天才用？他说新柳棍脆，一弯容易断裂。等晒得差不多了，老头鱼点起一堆篝火，拎来一大桶水开始做筐梁。他先用砍刀在粗柳棍的两头各削出一个槽，再蘸蘸水放在火舌上边烤边掰。一次次蘸水，不断地掰动，柳棍在他手里变得听话了，弯曲成一个大圆圈。然后用钳子铰下一段铁丝，连接起两头的槽，一大批筐梁就做了出来，够大家用好几天的。下一道工序是上筐底，汉子们先在筐梁的铁丝上交叉摆好６根粗柳条，再捞出水里浸泡的细柳条，由小到大，由里到外，一圈一圈往上编织直至锁死筐沿。柳条一定要及时用，否则风干了又硬又脆不好摆弄。别看他们都是五大三粗的男人，编起筐底却得心应手，像女人们编织花边一样心灵手巧。
晌午头太阳晒得厉害，午饭吃得时间特别长，塞满肚子后睡个午觉。一觉醒来，每个汉子都叼着蛤蟆头卷烟，一边用力把卷烟抽得咝咝作响，一边闷头坐在工棚里面飞快地编织，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住手。活干好了，一人一天大约编１０个土篮子。那时候兴人海战术，号召人民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蚂蚁啃骨头”精神，修江坝，搞基建工程基本上是靠人肩挑手抬，所以公家大批收购土篮子，有多少要多少。一个土篮子卖８角钱，老大扣去每天食宿费用４角钱，一个月下来每人差不多净赚１００多元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一晃我就出来５天了，老头鱼并不撵我。他说，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的，愿干啥就干点啥吧。但大人们不许虎子进工棚睡觉，一到晚上就赶它出去打更。虎子有点变野了，常常独自跑出去，天亮才回到我的身边。
我更喜欢跟黑子摸蛤蜊。
黑子不是盲流，是齐齐哈尔郊区人。
他早晨砍柳条，下午专门摸蛤蜊。蛤蜊湾名不虚传，这一带江底的大蛤蜊多如牛毛，且大如炒勺，水性不好的人一个猛子扎下去，也能信手摸到一个大蛤蜊。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一丝不挂地游到回水溜上，腰扎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拴着一个打足气的汽车里胎，里胎圈里系着破网袋，准备盛摸上来的蛤蜊。黑子水性极棒，他一个猛子扎进江底能足足憋两三分钟，随后喷着水钻出水面，每次上来怀里都抱着三四个大蛤蜊……我自愧弗如，江溜湍急浮力大，我撅着屁股潜下去，从不敢在水里睁眼睛，只能闭着眼睛顺流乱摸。好不容易瞎猫碰死耗子找到一个藏在泥里的蛤蜊，得扎下去两三次，憋得耳鼓发胀才能抠上一个大家伙。
我们把成堆的蛤蜊拖上岸，蹲在江边加工。
黑子娴熟地将镰刀头插进蛤蜊壳缝隙，一分两半掰开坚硬的贝壳，取出里面的肉柱扔进桶里，砸碎蛤蜊壳装进麻袋。这活干起来并不费劲儿，我很快成为一把好手。蛤蜊周身都是宝，就像母亲养的那两头小猪一样，身上的一切都是好东西，什么都有人收，就连猪粪也有菜社的农民按时来掏走用毛驴车运进地里做肥料。蛤蜊肉是上等的水产品，肉质鲜美，皮砸碎了可以做家禽的天然饲料，鸡鸭鹅吃了它增加钙质多生蛋，许多国营养禽场都收购不及。
我趁黑子不注意，就偷偷往虎子嘴里塞一块蛤蜊肉，让它一饱口福。黑子故作不见，他也开始有点喜欢虎子了。
太阳膨胀起来，越来越接近地平线，大草甸子一半留在阴影中，另一半被太阳照得很亮，再往远处，江水射出一片耀眼的反光。我们得赶快穿上裤衩，再不能光屁股了，因为老头鱼的老婆要赶着驴车来送粮食、青菜，然后拉走土篮子和蛤蜊。
一辆小驴车慢悠悠地赶进营地，一直闷头干活的工棚里才有了点欢乐。
“嫂子，送啥好吃的来啦？”一个汉子说。
“老一套，大头菜，土豆子。”女人搬下驴车上的青菜，一笑露出尖尖的虎牙。
“就不能换换样，整点肉开开荤。”
“说大话不嫌牙疼，你挣出来了么，馋猫。”
“嫂子，让老大回去一趟吧，都快憋死人啦！”另一个汉子接上道。
“老胳膊老腿的，还有心思扯那个淡。”
“要不，我跟你走……”
“呸，一肚子花花肠子，给你脸就当屁股，赶快滚回老家吧，找你自己的女人去！”
在一阵笑闹声中，大伙全都凑过来献殷勤，帮助她装上加工好的土篮子、蛤蜊皮和肉，送她上大坝。此时的老头鱼倒挺大度，领着我在伙房里忙着做晚饭，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光棍们跟他老婆开几句下道的玩笑过过嘴瘾，他也不在乎，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把这一点放在心上。老头鱼总是笑呵呵的，像阳光那么和煦，大家都乐意和他一起干活。因为他非常热心，老是想着他人，替人家分担忧愁，待人好而不求回报，很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他从不大喊大叫让干活的人害怕自己，只要他往哪儿一站，爆眼珠子一眯缝，那儿的人就立即变得规规矩矩，让干啥就干啥。这时候我就蹲在锅台前一把把往灶眼里塞柳条烧火，眼睛望着别处，面红耳赤地装听不见。老头鱼脸上含着笑，并不生气地扫我一眼，弯起手臂在脸上抹抹驱赶蚊子，说：
“小孩子家，别听他们的鬼话，学坏了。”
黑子从不凑热闹，总是独自抱着双腿，下巴搁在膝盖上，神情恍惚地坐在江边望着水天之际发呆。
天黑前下起大暴雨，狂风一吹工棚就“嘎嘎”摇晃，雨点打在头顶的帆布上“咚咚”作响，犹如同时擂动千百面大鼓，震得人心烦烦的。天气一凉，苍蝇成群结队地飞进工棚里，赶都赶不开。我问老头鱼为什么不盖一座干打垒房子，像菜社看地人的小屋那样既安静又冬暖夏凉？
“这就算不错了，咱们得随时准备滚蛋。”
“为啥？”
“一是下个月就要搬到对岸去打草，二是提防扫盲队拉大网……就是扫住，也不损失几个钱。”
我们一阵沉默。
我听说过扫盲队，所谓拉大网就是扫盲队排成一排沿着江边搜索，发现打鱼打草的盲流二话不说逮起来押走，放一把大火烧毁房子。
“到对岸就安全了么？”我问。
“要比这边好一点，除非有大的行动，他们轻易不过去。”
“那边人多么？”我是指盲流。
“打草的季节多，３个一帮，５个一伙，有‘事大’的人，干脆长住了。”
“他们冬天怎么活？”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不尿尿自有道道。用不着你担心，什么人自有什么人的活法儿……北大荒饿不死人！”
在以后流浪的那些日子里，我才明白，一个人很容易幸福，在满足人类简单的需要中，一切不幸并非由于穷困，而是由于过剩。其实人的要求并不高，过活的需用少得可怜，能有个遮风挡雨的窝填饱肚子足以……同时那又是一种孤寂而严峻的生活，天天要面临着活下去的挑战，不得不进行斗智斗勇，从而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一连几天天阴阴的，工棚里多处透风，又冷又湿，生篝火的柳条也是湿的，烟特别多，一点不暖和。晚饭照例是蒸一锅小山似的窝窝头，炖一锅土豆大头菜，炒一盆干辣椒蛤蜊肉。饭菜管饱，虎子也不例外。烟酒自备，老大不管，每人都有一个烟口袋，一个小酒坛子，大家早已养成习惯，各抽各的各喝各的。住在江边的人为抵抗潮湿大多海量，能喝５角钱一斤的劣质白酒，同时喝酒也成为他们一种生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需要。老头鱼喝多还好，一头钻进桌子底下呼呼大睡，黑子喝多有个毛病，五大三粗的男人竟孩子般“哇哇”大哭，谁劝也劝不住。他非得喝够哭够说够才倒下睡去，但是他说的话还很清楚……第二天你若问他说些什么，他却一点都不记得了。大人们喝醉了，横七竖八地睡去，鼾声如雷，工棚里充满酒味汗味屁味霉气味臭脚丫儿味。乌云散去，星星在夜空闪着微光，身边江涛拍岸，远处蛙鼓起伏，大草甸子吹来夹杂着苦艾气味的微风。我睡不着觉，点起一堆篝火压上一层蒿草熏蚊子，独自抱着小腿坐在火堆旁出神儿。
仰望夜空，我感到世道险恶，人生的严酷和悲凉。
从黑子的醉话里我断断续续得知，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他原来是一家养禽场的职工。为娶一个渔家姑娘，置一条小船给女方做彩礼，他天天下班摸蛤蜊偷偷卖钱。殊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场里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他当做“产生资本主义”温床的典型，船没买成人却被养禽场开除了。结果鸡飞蛋打，姑娘家里翻脸不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俩的婚事，黑子一气之下跑出来当了盲流。
虎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了回来，耷拉着舌头累得呼哧直喘，脖子下还挂着个鼓鼓的铃铛。我喊它过来，发现那不是铃铛，而是一根绑在脖子上的细绳，下面拴着块小手帕。我认出这是母亲的手帕，解下来打开，里面包着两个熟鸡蛋，原来这家伙受不住野外的生活，自己跑回家了。尽管这里离糖厂十多里地远，虎子记路，它每跑一段路程都翘腿撒点尿作为记号，离家再远也不会走失。狗都想家，何况人有家不能回！鸡蛋是母亲捎来的，还有点余温，我握在手里，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没涌出眼眶，胸中翻腾着一片苦涩和一种惶惶的心绪。我不想去勾起这些思绪，现在它却油然而生……才躲出来几天就跟几年似的，我想母亲，想家，心里七上八下。没离开学校恨它，离开又想它……不回去以后怎么办，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前面又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但父亲说得对，“士可杀，不可辱。”我不能回去，宁肯过这种原始共产主义部落的生活，也不愿受欺辱、压迫。思考永远是痛苦的，为什么不幸会落在我的头上，难道只能用那些毫无希望的幻想安慰自己么？要是人的脑袋里什么都不想就好了……往往有的时候，人应该自己鼓励自己，你最大的沮丧莫过于自己的沮丧。我对自己说，算了算了，不要再浪费脑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喝凉水。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放下鸡蛋，找出老头鱼记工的铅笔头和一条卷烟纸，歪歪斜斜在纸条上写下几个字：
“妈妈我很好，不想回去了。”
我把纸条包在手帕里系在虎子脖颈上，拍拍它的脑袋说：“虎子，你不是愿意回家么，去，再跑一趟吧。”虎子懂事地眨着眼睛，带着我的鸡毛信颠颠地上路了，我一直目送它钻进柳丛茂密的斜坡，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
清晨，我和大家一起去割柳条。
雾在树林之间流动，阵雨之后的气候十分凉爽，露水很密，压得青草都伏在地面上了。我穿着“扑哧扑哧”响的湿鞋子，迈着又重又碎的步子一趟趟往回扛柳条（不穿鞋柳条茬扎脚），每次都扛大半捆，压得几乎喘不过气。老头鱼让我少扛点，我想忘掉昨晚上的事，拼命干活，白天累得要命，晚上就睡得很熟，免得勾起伤心的回忆。我满头大汗地走近营地，虎子兴冲冲朝我跑来,“呜呜”地拽起我的裤腿。我顿顿肩上的柳条，不耐烦地踢开它，这家伙野了，在外面流浪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抬起头来却发现母亲站在营地的院子里，一绺头发垂在额角上，露水打湿她半截裤角，鞋子沾满泥巴。显然，她是跟着虎子找来的。母亲伫立在一小片树荫里，一群麻雀在那里叫个不停，六月清晨的阳光洒在了她的身上，呈现出无数闪亮的斑点。我们久久地相互端详着，对视着，彼此有着一种新的理解……“妈妈妈！”我的泪花在眼圈直打转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扔掉柳条小鸟般飞进她张开的手臂里。这一声喊叫的深切感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紧紧拥抱，使母子俩心头共同的悲哀产生了交流。那一瞬间，我觉得真踏实，感到无比温暖，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依偎母亲的胸口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了。也许就在那时，我懂得了什么是母爱，那是一种超过世界上一切的爱。母亲紧紧地抱住我，脸颊贴着我的脸颊颤声说：
“妈想死你啦……儿子！”
“我也想……妈……”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明明是悲凄欲哭，倏忽之间却变成笑脸。她含着泪水笑着，拿出手帕为我擦去脸上的汗水，头上的柳叶。在她的眼里，我已变成地道的野孩子赤着身子，只穿一条小裤衩，头发蓬乱，满脚污泥。这时候，赤条条的汉子们都扔掉肩上的柳条捆，躲进工棚穿上了衣服，惊讶地打量着我们娘俩。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问：
“这儿还好么？”
我更紧地依偎着她的胸膛：
“好。”
“看得出他们都是好人，留你在这待这么多天。”
“那还用说……”
“咱们回家吧，跟妈回家。”母亲的声音恢复平静。
家的诱惑那么强烈，我不断问着自己：“回，还是不回？”微微点头又摇头，迟迟难以做出最终的决定。不回，意味着危险不复存在，回，意味着可以获得家庭的温暖。且我的心里还在发誓，决不能让他们羞辱我，像强迫母亲那样强迫我屈服。我可以按照学校的校规行事，也可以逃跑，但决不低头。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母亲温柔的眼睛严峻起来，又继续说。“你是一个学生，哪能不遵守校规逃学，这本身不就是错误吗！”
犹如兜头一盆凉水浇来，我挣脱开母亲的怀抱，通体冰凉，撇着嘴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脸去低头不语。我不断用脚尖踩着脚边的一个蚂蚁窝，碾死一个又一个四下乱窜的蚂蚁，推平沙土掩埋住蚁穴。我不看母亲，即便两种感情在激烈地斗争着，也不愿跟她回去。
“我没错，妈。”
“说到家吧，一个孩子淘点气，再怎么样能有多大错，没什么大不了的！”
“妈，我没错。”我又狠狠地重复一遍。
“风头过去了，我已跟军代表说妥。”母亲向耳后掠一把头发，耐心地劝道。“他们答应，只要你到学校报个到，该上学上学。”
“不检查了？”
“不用了。”
“真的吗？他们可没跟我这么说。”我的心里还在怀疑，造反派岂能善罢甘休，不再往下追究，轻易放过我。“你是哄我吧。”
“你要相信妈的话，军代表向我保证过，我向你保证。”
“拉钩。”
母亲毫不迟疑地伸出小指和我拉起钩来：
“拉钩过电，一百年不许变！”
拉完钩，我忽然又想起我的虎子：
“妈，他们要打死虎子，打狗队都到咱家去了。”
母亲考虑了一会儿：
“好吧，我们可以把虎子留下，过些时候再来领它。”
我还能说什么，不得不跟母亲走了，不再犹豫不决。说也奇怪，就好比迷雾在太阳出现和轻风吹来时很快就飘散了一样，我的疑惑，我的恐惧是那么短暂。母亲的话打动倔强的儿子，她的话总归要听的，我不想再惹母亲伤心。再说这里也确实不是久待的地方，总不能麻烦人家一辈子吧。不，这不可能。既然学校给我一次机会，若不借坡下驴，只能把事情搞得糟而又糟……虎子救过我的命，我要把它安排好再走。临别前，我给虎子脖颈拴上绳套，把那两个鸡蛋都塞进它的嘴里，叮嘱老头鱼一定好好待它。
“放心吧，小家伙，”老头鱼拍着我的肩膀，咧开嘴笑着说。“你啥时候来领它都行。”
黑子特意扎两个猛子，摸上来两个大蛤蜊送给母亲。“小老弟，心里不痛快，就再回来嘛。”他把我拉到一边，吐着嘴角的沫子悄悄说，竟有些依依不舍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想说些什么，只是将脸侧向一旁，什么也没说。我会常来常往的，尽管还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可他们把我当人看，从不歧视我，有人身安全感，这就值得我非常留恋，成为一名野孩子也无怨无悔。以后我真做了大半年野孩子，浪迹荒凉的嫩江大草甸子，我得感激老头鱼那句名言：“北大荒俄不死人！”是的，北大荒饿不死人。靠着顽强的生命力，我活了下来，像野草一样在荒原里扎下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母亲谢过老头鱼，拉起我的手离开营地，拴在工棚旁的虎子哀叫起来，它不明白主人为什么抛弃它，拼命想挣脱绳索追上我们。我背着书包，一步三回头地望着虎子磨磨蹭蹭……雾散了，露出蓝天，几点雨水在树叶上滚动，雨后的泥土那么柔软，一道道阳光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走出很远，脚步不由越来越慢，终于站住，依依地回过头去。虎子还站在原地目送着我们的背影，委屈地哀叫不停……母亲催促我快点走，她上班要迟到了。
再见，我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虎子，我会尽快回来领你的！
这一次领我去学校，母亲终生痛悔不及。
一直到她生命弥留之际，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在自怨自艾：“那时我真傻，一点脑子都没有，怎么愚蠢到这个地步，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意外，我太相信他们，太正统啦！”回顾过去，我觉得很难责怪母亲，正是她那忠贞不渝的坚毅精神，她那无所畏惧与厄运搏斗的意志，震惊了我，折服了我。若是换作别人，她不跟丈夫撒手人寰，也可能早已改嫁，和其他的男人一起分担苦难了。我对她过于苛刻，有失体谅，谁也没有前后眼，未卜先知那等待着我们的悲惨命运。
走近糖厂学校大院门口，母亲问我：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想着虎子、老头鱼和黑子，无精打采摇头。
“6月22日呀，你和妈都过生日……放学早点回家，妈给你做蛤蜊面吃。”
我记起来，母亲和我同一天生日，但我无法吃她做的蛤蜊面了，母亲已经走进学校大院，她将亲手把我送进造反派设置的陷阱里。
天空复又晴转多云，云层压得很低。
我们回来晚了，校园里静悄悄的，孩子们大概正在上课。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有一张无形的罗网正在等待猎物落网，心里升起不可名状的恐怖。我燥热地走着，还是不肯相信造反派的许诺，他们怎么会一笔勾销，连检查都不用写了？这种不安的疑虑再度涌来，越来越强烈，很难说从何而来，但决非心情不好所致。那时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我们已经走到了悬崖峭壁的边上，再走一步将坠入深渊粉身碎骨……走着走着，我发现我的勇气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很替自己悲哀，我的胆量还没有经受过现实严峻的考验。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那种不祥的预感完全支配了我，穿过空旷的操场才意识到自己来到什么地方。我的小腿肚子开始发软，头皮打怵，脚步越来越沉重，脚底下竟磕磕绊绊起来。
“妈……咱回家吧。”我胆怯地说。
“为什么？不是说好了么。”
“回去换换衣服……”
“坚持一天吧，妈已经上班晚了。”
母亲不以为然，继续领着我向校革委会走去，她一点都没感到大祸临头，危险迫在眉睫，好像事情过去了。因为母亲曾是一个战士，她对军代表深信不疑，出于人道主义他们也不会伤害一个孩子……可是母亲大错特错了，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要是军代表果真既往不咎，干嘛还要我去校革委会报到，直接上课不就得啦？但我无法不听母亲的话，老大不情愿地跟随她走下去。话说回来，我认为母亲对待现实的态度无可挑剔，在这个世界上要是不信任她还信任谁？“况且母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我安慰自己道，“连虎子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把它暂时留给了老头鱼。”可是那种恐惧的感觉继续存在，而且悄悄地扩展到我的整个意识之中……母亲一推开校革委会的门就惊呆住了校革委会主任白脸狼，打手迟司令、小不点和谭老西子，正手持三角带和钢丝鞭等待着我们。我的预感被证实了，这分明是一派“小会帮助”的架势。母亲顿觉不妙地眯起眼睛，整个脸颊都跟着抽搐起来，她一把拉起我收住脚步。可是已经晚了，已经来不及了。白脸狼阴阳怪气地命令：
“进来，孙志刚。”
“啊……你们开会……”母亲不知所措。
“我们就等着你儿子呢。”
“军代表呢？”母亲还想抓住最后一棵救命稻草。
“他没工夫见你，滚蛋吧。”
“那我们等会儿再来。”
母亲一边和他们周旋，一边领我往后退去。
“你骗谁，”迟司令扑上来，老鹰抓小鸡似地夺过我，轻蔑地撇嘴一笑。“还想让他逃跑！”
“你们骗人，说话不算数……”
母亲感到极度的愤怒，那是一种束手无策的愤怒，一种失望的愤怒，一种被出卖的愤怒，她开始疯狂地往回夺我。
“滚不滚？”小不点举起三角带。
“你们不能啊……”
3个打手一起抡起家伙劈头盖脸打来，母亲仍在撕心裂肺地呼喊：
“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不许打我妈！”
我的热血冲上额头，迟疑了好一阵子才反应过来，困兽犹斗般吼道。迟司令扯起我的脖领将我一下子摔进里屋，脑袋“砰”地磕在地下，眼前天旋地转……以后我才知道，打狗队没能抓住虎子，恼羞成怒，四下搜寻好几天也没发现我们的踪影。恰恰此时，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展速度的加快，市里要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典型，糖厂想把我父亲推上去，一时又拿不出定罪的过硬材料。造反派头头认为我的母亲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打死也不肯揭发父亲的罪行……于是想出一条毒计，你孙志刚不就一个儿子吗，他不是你的命根子吗？我们抓起于艾平你就没咒念了吧，铁打钢铸的女人也得开口……造反派逮不着我，设下阴险的圈套好言好语欺骗母亲找到儿子，请君入瓮，自投罗网。
我永远忘不了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即我１４周岁生日那一天，屋门“喀嚓”一声锁死，无情地将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
, , 佛和我一下子拉开距离，都不愿再跟我随便说说笑笑。我觉得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外来人，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来人那样，讲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时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有一点我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同学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在是“红与黑”的关系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