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丽从包里拿出八个饺子，在饭盒里装着，她叫我吃，还没等我咽下去一个，她就把饺子全都吃光啦。
回家以后，我对妈妈讲了这件事，妈妈说：“她那是恨你！你怎么不问问她，你干什么那样？我对你怎么啦？”
妈妈分析了姐姐们为什么都憎恨我？她说主要是为了家里的房子。如果没有我，剩下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她们想怎样整就怎么整，她们觉得老人活着碍眼，成了累赘，很快把老人害死，房子卖了。现在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他们分到一笔可观的钱。我觉得，老人想到的事情，就是他们谋划的事，因为潘霞早就说过“你们都死了，我们来家分钱”这样的话。
老人还提到发生在我们家后面的单元楼的故事。话说有个老太太，养了三个闺女。前几年，她家的矛盾是子女干涉老人再婚，她的三个闺女甚至动手打老人。那时候，三闺女在工厂上班，老人是个家庭妇女，进不去车间，只好在门岗堵车间干部，她眼泪汪汪地把自己身上的疤痕给领导看：这是俺闺女用手掐的，领导一看老人的身上红一块紫一块。后来，干部批评教育她家闺女。没过多久，老太太去世了。她家孩子把房子卖了，搬走了。老太刚过八十岁，身体没有什么病，从来没去过医院，怎么走得这么快？我估计老人非正常死亡。
老人上了年纪，一点都不糊涂，脑子健康，精神好。潘霞一看到老人说开始怪话：张淑清的五脏比她还好！其实，张淑清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各个器官都在衰败。最近几年，张淑清住院了，潘文和潘敏不露面，潘丽和潘霞送几次饭，装装样子。
家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现在我逐渐明白了，大姐和二姐负责去观察，老人什么时候死？病到什么程度，到时候该怎样处理？他们私下要和三姐和哥哥讨论。由于姊妹几个的观点高度一致，臭味相投。他们经常背着我们，去搞聚会，吃吃喝喝，还去唱卡拉OK。
在法院开庭的现场，我的姐姐们和哥哥均不参加庭审，一个女代理律师拿着四个委托书，在开庭前逐个签字，那架势让人看着简直是稳操胜券。她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侃侃而谈，在法官的提问下一步一步展开。
我也听明白了：这位女代理人并不是讲什么“赡养协议”。首先提出老人的房子应该均分给孩子们，不能偏袒；然后把老人送到敬老院。
这个观点就是潘丽率先提出来的。难道养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养育子女岂不是多余的、赔本的事情吗？把这些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话堂而皇之地在法庭上讲出来，难道你们不想做人了吗？让你们的孩子听听，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都说了一些什么？
只听法官问原告律师，“你在接到这个案子之前有没有见过原告？”
原告律师顿时语塞，居然矢口否认。
原告律师答辩的时候声音像蚊子叫。我当时很后悔，怎么请这么个人来做代理人？
事后，法院办案的法官和原告都见面了。原告和被告的代理人都参加了开会。潘霞见到了原告律师，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律师，你今年多大岁数？”
杨律师回答道：“我是87年出生的。”
“俺儿是86年，比你大一岁。”潘霞站起来，“我给你倒杯水啊？”
杨律师起身阻止道，“不用啊，二姐，你有啥事儿，说啊。”
潘霞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退休前在西岗法院干过，后来调到派出所。我和审判庭的庭长关系很铁，至今都保持联系。你要是遇到那个地方的案子，找我……”
潘霞的活动能力不亚于姐姐，而且她的嘴皮子可了不得，把自己吹上了天，律师都目瞪口呆。难怪舅舅被她打动了，硬要他姐放弃起诉。潘霞的脸皮就是这么厚，黑的说成白的，说假话不眨眼。其实潘霞在西岗区法院做了一年的陪审员，是再就业服务公司介绍去的，不属于全职工作。她在派出所连辅警都不是，是巡防员，自己到处嚷嚷自己是派出所的。
家里有这么几个特殊人才——潘丽（县法院有人）；潘霞（市内法院有人）；潘敏（儿子是法律系毕业）。法院的调解工作受到了阻碍，只好判决：每个原告每个月出300块钱赡养费，直接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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