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穷得要死,很得意地发明了省钱的方法,就是把钱都吊在房梁上,让自己拿起来不方便。最后还是免不了“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他去海南,米都吃不到,只好想法子幻想房东会请他吃鸡。
海明威在巴黎时买不起书,只能租书;租一间房子,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桌、椅、床这些家具。他吃不起饭,就跑到咖啡馆里喝咖啡,还总结出一条经验:“我饿了之后看塞尚的画特别有感觉。”
那时艾略特比他还惨,在银行混。海明威就和庞德一起琢磨,怎么给艾略特筹一笔钱,让他“可以从此不用工作,认真写诗”。
纳博科夫终于可以“不用工作”,能开始过舒坦的日子,是因为50多岁时,他终于迎来了《洛丽塔》的畅销。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教书,生活不算如意,一开始还兼职教过网球。因为他离不开老婆薇拉,康奈尔大学嘲讽道:“雇他还不如雇他的夫人。”
马尔克斯年轻时做记者,手提一个公文包,里面只藏了他的小说手稿,到劣等酒店做抵押,睡通铺。他去了巴黎,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屋里没暖气,差点儿被冻死。31岁时他去墨西哥,带着老婆孩子,每天花一半时间排队等移民局发通告。他手里堆了5本写完的书,4本没有地方愿意出版。
尤尔·布丁一开始想追求艺术,去了巴黎。回到诺曼底后无以为生,开始画海滩人物画。后来印象派办画展,要尊他为先驱,他不肯,怕被这帮人坏了名声以后画卖不出去。
一种比较保险的活法,是傍上一个有钱、懂艺术的人。实际上19世纪以前,许多作曲家靠这个活,但也有代价。比如,巴赫有一次想转投他人,被他的主人软禁了。顺便提一下,巴赫似乎没有过自己的作品独奏会。
托尔斯泰的老婆也很厉害。毛姆分析,托老太高逸,这位阿姨没啥安全感。我听着那感觉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孟烟鹂加强版。托翁80多岁时离家出走,啧啧!
你说:“大师都很自由,能到处旅游。”做梦!舒伯特一辈子就没怎么离开过维也纳。雨果倒是想不旅游,但被放逐了,回不来。
到了20世纪大家都能写了,但你写出来了,第一件事是能否发表。比如,卡夫卡让布罗德不要发表他的那些东西,布罗德却给发表出来了,世人才知道有个卡夫卡,盛名都是死后的了。世上不知道暗藏了多少个没来得及让世人知道的卡夫卡。实际上,没有优秀编辑的运作,普鲁斯特那几万大卷经藏还得和他一起犯几百年哮喘。
最后,大师会被安一个标签。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哪怕他1981年写《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说他都懒得再看《百年孤独》的校样了;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然后他就被框死成了大胡子老头的形象,在巴黎时写的那些充满锐气的小说都被湮没了;比如,永远和庞德左右不离的《地铁车站》,几乎跟李白加《静夜思》一样是绝版配对。这种知识绝大多数来自文学史、教科书,一位大师后面挂一部代表作。你得花很长时间解释,昆德拉不只写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品钦不只写过《万有引力之虹》;纳博科夫有好多很牛的俄文小说;苏轼不只写豪放词,也有许多婉约灵秀的词;杜拉斯不只写过《情人》……最后,时代久远了,书都成了名著。大家看过电视剧或电影,就觉得领略了那本书的风景,然后开始注意,洛丽塔=幼女=萝莉?凡·高割过自己的耳朵啊?屈原和粽子有关系啊?苏东坡会弄猪肉啊?贝多芬是聋子啊?瓦格纳算是李斯特的女婿啊?乔治·桑写过啥小说不知道,但她和肖邦是啥感情啊?出版商得在《基督山伯爵》的腰封上写“刘翔的减压书”之类的推介词才能开始推销。
而此时,大师们的坟头上,春秋千百度,花开花落,啥都没有了。
大师们这一路的过程,都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这一切也许艰难,通常并不太有趣,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知道这些的前提下,还能继续这样走的人,大概至少可以算是勇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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