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远想，他在文革中真该当一名逍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有逍遥派没有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山玩水，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
四月底，吕远重返复旦园，他有一种重回囚笼的感觉。同学们都说他黑了，瘦了，消沉了，他只有苦涩地笑。
郭仁杰找吕远：“你要放下包袱，改变观点，轻装上阵立新功。”吕远心想：包袱能放，但观点改变不了，轻装是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吕远，他上台只讲了五分钟话，其中三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广斌默哀，他还能说什么呢。
复旦园里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仁杰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了“党员造反联络站”，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反张比作阎王，当做反革命，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则不屈服，针锋相对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才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马路上刷着两行用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其实郭仁杰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泠落，在市革委会里受排挤的怨愤，但又追随张春桥挥舞大棒打压反张派。一次喝醉酒，他对吕远大发牢骚，大骂张春桥是“洋鬼子”，最后他被张春桥抛弃含愤自杀。
上海红三司仍认吕远为头，但他消极怠工，当逍摇派，大权旁落他人，他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吕远是常委兼宣传部长，但他不管不问，神游物外。
大学五年级，按贯例七月分配。吕远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他对文革早已寒心，复旦的经历对他是恶梦一场。
可是，中央已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搞运动，这对吕远宛如又是一桶泠水。继续一年？两年？只有天知晓。
自文革以来，这个上海最高学府复旦从来就没有安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委会的冲击，反反复复，变幻无常。自从被押上文化广场的那一天起，吕远就再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对文革的热情锐减。
十一月四日，空四军组成军训团进驻复旦，红卫兵挨整的时候到了。他们进校不久，就成立了吕远专案组、胡守均专案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复旦大学革委会成立了。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暗藏杀机：“--------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
吕远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他理应上主席台亮相。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班子组成，吕远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对他解释：“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
吕远则针锋相对：“当然，一切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
魏代表不敢再说下去：“你要正确对待！”就走了。
在这一年中，吕远过得稀里糊涂。在市革委会武力镇压上柴联司的前夜，他接到总部的电话，说是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他没有去。第二天早上他去市革委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指挥的这场武斗打得何等激烈，何等残酷。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失败的更快。吕远在二次炮打中只是个旁观者。是他害怕？还是他保张？都不是。文革中的教训使他明白：材料再多，炮火再猛，没有中央的表态也没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搞不倒他。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后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全国名声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岗山一日之间垮台，毛主席的一句话，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随之烟消云灭。始被利用，终被抛弃，造反派成了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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