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料就像每天吃的食物一样，不可或缺。家里连续盖了两次房，木料耗费很大，囤货所剩无几。
常将有时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五十知天命，过惯了苦日子、穷日子的父母谋划着应该给家里补充些木料，更重要的是打造两口棺材。
春节过后，还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父亲约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前往三十公里外的原始森林放树。放树实际上是买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砍树，另一层是森林处于河的上游，砍完树，几人合力将树木抬到河里，借助水的浮力，浩浩荡荡顺河而下就可以把木材运到家。几个砍树的汉子到了原始森林，与主人谈妥，相中哪棵树干粗、树干直，可以用做主材就开始刀砍斧锯。
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弥漫着远比深秋更沉重的凄凉，树枝像无数的干枯的拉长的手臂一样伸展着，透过高大的秃顶树干撑着的枝桠，一眼望到深色的萧瑟天空，寂静单调的森林更加了无生气。
雪水、霜气、寒冻肆虐，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几个人围着一棵直径一百厘米，三十多米高，重达上千斤的树干根部猛砍。树的前方是深箐山谷，一伙人站在高处观察指挥，一伙人在树冠上拴了绳子，用力朝着面山方向拉拽。大树霎时向着有人躲闪的上游方向铺天盖地倒了下来，脚下一滑，躲闪中的父亲被零乱的树枝绊倒，大树狠狠砸在身上。只听大腿一声脆响，父亲便趴在了地上。工友立马跑过来，发现腿部血肉模糊，嘴唇乌青，气息奄奄，没了意识。
大家七手八脚把树挪开，手一摸，皮包骨头，大腿和臀部明显分离，像折断的树枝一样垂下再也抬不起来。鲜血顺山而下融进潺潺流淌的溪水里，泛着腥红汩汩流向远方。
看着父亲生命垂危的样子，工友砍了几棵碗口粗的小树，做了个简易担架往家运。一路颠簸，父亲挣扎了过来，有了呻吟。
父亲的疼是一种深入心扉的痛，从他坚强得不能承受地喊叫声里，能分明感受到这是一种痛彻骨髓痛彻灵魂的疼。低沉哀婉的喊叫声完完全全洞穿了家人的身体，洞穿了家人的心，然而，聚在父亲身边的人却不能为他分担一丁点痛苦，只能背过身去，抛洒着浸透痛苦的泪水。
村里的赤脚医生对父亲的痛无法读懂，显示这样的疼已经超过了望闻问切的程度。治了月余，父亲的呻吟越来越弱。看着生不如死的父亲，母亲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咬着牙准备后事。倔强的叔叔相信父亲不会这么快就死。他翻了翻父亲的眼皮，想再次从瞳孔里看出点什么。叔叔意识到父亲的伤很严重，容不得耽搁，兴许就在这耽搁的时间里会死去。
谁家弟兄都是一样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叔叔说：“得赶紧救！附近有个张神医，专治跌打损伤，人称华佗在世，不妨死马当作活马医，试一试。”母亲脸上掠过一丝欣喜，赶快插话说：“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需要速速决断。”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有这么一回事，张神医仁心医术，远近皆知，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炙或用刀，随手而愈。”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民间散落着许多老祖宗留下的“治未病”的偏方、秘方。有关张神医神奇医技的传说在方圆几十里盛传，说他将羊腿骨砸碎放到沙袋中，心领神会手到病除隔着袋子也能将骨头接上。据说他的接骨医术就是这样练成的。
早前一个年轻人从马上跌下，手臂一断一裂。张神医看了看，对他说：每到一地，先找美食。你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年轻人不明白怎么回事，没想那么多便上街大吃了一顿回来。张神医让他往椅子上一坐，说：“李家的黄豆腐是一大特产，品尝了吗？”边说边用手顺着年轻人的手臂往下捊。没等回答，突然用劲拿捏，年轻人“哎哟”一声，刚回过神来，就听张神医说：“接好了。”然后用自制夹板固定好手臂，说：“没事了，回去养养就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年轻人取下夹板，透过X光片看到断处仅有一细纹，完全不需进一步治疗了。
还听说一位外地客商小腿粉碎性骨折，脚腕脱臼，张神医分两次治疗，第一次先接断腿，第二次又将脱臼的脚腕复位。他回到城里复诊，医生惊讶地发现断腿接得很好，仅需休养数日无需再治。当听到这是一位乡下郎中所治，大加赞赏，说这人医术了得。
张神医还能治疗发生月余以上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到位长歪长错位的陈旧性骨折，他用醋精、酱油精、酒精、大蒜与新鲜的羊肚中未消化的食物混合包在病人骨折处二十四小时，把骨头泡软，将长歪的骨头掰断再重新接上。很多已是残疾的病人经他手又恢复了健康。
不管谁骨折、脱臼，只要他手摸一下便能知晓伤重情况，用药多少恰到好处，方圆几十里地不管谁找，有钱没钱，他都照看不误，尽心尽力收治。穷得一时拿不出钱的人家，他不索不逼甚至连问也不问，任就诊者手头宽余的时候给他送来。久而久之，便落下了宅心仁厚的好名声。
听着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动心了，决定星夜启程前往张神医家救治。
看着众人急急忙忙抬着父亲进来，张神医倒不怠慢焦急如焚的家人。沉稳的从祖上传下来的那张桌角已经磨成圆形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既无笑容，也无悲容。不动声色，用手摸着父亲的脉象，一言不发。大家急不可耐，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沉思良久，再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按按父亲粘连的大腿，方才不咸不淡地说：“病势虽险，有此脉象，尚可活也！”说错位的骨头已长成了“井”字形，需要扯断粘连关节再接骨。按张神医的吩咐，大家把父亲的断腿绑在院子石磨上，几个人合力转动石磨，几个人紧紧抱住上半身朝相反方向拉拽。
人说最毒不过黄蜂针，最狠不过郎中心，父亲“哎哟哎哟”地惨烈哀嚎与“一——二——三”的用力声交织在一起，杂乱的交响乐让人心里痉挛。骨头没有扯断，病人没了生气。大家泄气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吐着烟圈。张神医沉默寡言，一副志在必得、成竹在胸的样子。院子里恢复了死一般的静寂，张神医给患者以及比患者更焦虑急迫的家属的印象是没什么大不了，仿佛看好病是这个样子看不好也是这副样子看死了也是这副样子。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此病不在话下，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是你不幸得了绝症病入膏肓而不是他医术平庸，那副样子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华佗在世扁鹊复生仓公再现也是无可奈何。
父亲脸色惨白，气若游丝。大腿急剧乌青黑肿，就像泡在水里肿胀的腐肉一般被裤子紧紧地箍着。大家用剪刀把裤腿剪了。张神医说话了，“把大腿暴露到太阳光下，接受紫外线消毒。”在阳光的炙烤下，滚圆的大腿不忍直视，仿佛“倐”地一声，随时都有可能冲破那层皮，瞬间爆破。
晚上，张神医从箱子里取出手术刀片，放在像幽灵一样闪耀着蓝色火焰的酒精灯上消毒，刀片烧得一片血红。准备好了缝补伤口的细线、镊子、消毒药水。吩咐道：“你们几个按好了，一人按住他的一只手，一人按住他的腰，两人按住他的脚踝，不论怎样，都不允许动！”
从张神医说话的声音和神情上看不出他的怯战，一切都依照吩咐进行。“呲”地一声，大腿仿佛裁缝在一块布上剪了一个长长的豁口，无数的血管爆裂开来，鲜血像泉水一样往外涌，四处崩散的血水在空中化为一层血雾。鲜血在伤口周围蔓延，身体每一处都像是浸泡在血水中，红色包裹着身体每一处。张神医自制的柳叶刀像切割机一般继续往骨头方向切。在一行人众目睽睽、咬紧牙关的见证下，粘稠的血水染红的衣衫凝固成了僵硬的深褐色的血浆。他要剥见骨头，把粘连的地方掰断揉碎。他淡定从容的气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莫名的不安。这难道就是在各种疑难杂症中熏陶出来的名医巧匠？父亲连眼也没睁一下。
显然张神医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行医能力，这次奇迹没有妙手回春，几十年树立的良好口碑让他有点黯然神伤。短缺的医疗器械与坚硬的骨头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粗糙的技术与顽固的陈伤对峙着，致命的伤口蒸腾着热气和血水……打了破伤风、打了抗生素，父亲的伤口像拉链一样重新缝合，缠上了一圈一圈的纱布。血水渗透了出来，慢慢变成了酱紫色。
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面色苍白的太阳像初愈的病人无精打采地睁着浑浊的眼睛，从云层裂开的一条缝里，一束束穿射下来，慵懒地望着苍茫大地。
赶紧往大医院送，送哪儿呢？一远亲在六盘水医院工作！对，就去那里！希望这位亲戚有起死回生之术。
钱从哪儿来？借！人民币虽然是纸做的，轻飘飘的，揣在兜里也不会像“袁大头”一样发出哗啦啦响，但价值高好用。身上揣着一百多元钱，找了一辆平板车，推着父亲浮肿的躯体一路向六盘水进发。
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他们往前探下身子，胸脯几乎与车辕平行，伸直了脖子，眼睛直直地盯住前面，仿佛神话中哪咤脚底下踩着的风火轮，脚下生风，一路快马加鞭。浑身的汗水像瓢泼一般。路上渴了，伏下身子，直饮一口汩汩流淌的山泉水；饿了，就地拾柴生火，将平板车上拉着的洋芋放下来烧着吃。
洋芋是世界第四大主粮，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十六世纪从南美洲传入中国那一刻，估计洋人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洋蛋”竟然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大问题。它简直是个宝，不择地，产量高，食用方便，只要有火就可以充饥。
“儿女辍学缺米面，洋芋水煮度新年 ”，家乡人几乎都是这样开始每一天的，就像城里人从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碗米线、一碗面条开始每一天一样。从春季播种，夏季松土、施肥以及秋收，他们总是像呵护婴儿般地呵护着洋芋，他们的心会像露珠般地在每一个清晨挂在嫩绿的叶子上，去滋润它，让每一株幼苗以更加顽强的毅力应对阳光的洗礼。他们从洋芋开始认识世界，感受生活，与洋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常常在放牛放羊时，到山中干活时带上洋芋当午饭吃，为干瘪的肚子增添实实在在的内容。
拾得一堆半干柴草，点上火，山间顿时弥漫开来灰色的袅袅炊烟。风吹柴草，呼呼燃烧。只有这个时候，火才会显出它最热烈、最温暖和最妩媚的一面。烧出灰烬，噼里啪啦将口袋里的洋芋往炭灰里倒。不一会儿，一个个浑黑滚烫的洋芋就出炉了。大家以苦为乐，折根细枝拿在手里，倚着大树，靠在石埂，找个舒服的姿势席地而坐，把长长的腿尽情舒展开来。一边说话，一边用细枝在乌漆麻黑的洋芋上蹭来蹭去，外面的黑皮纷纷脱落，留下一层黄金外壳，金灿灿的，连带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飘出来。一口下去，冒着热气，酥脆软口。兴许是烧洋芋的浓香味唤醒了昏睡中的父亲，鼻息微弱，干裂的嘴唇噏动了一下，发出少有的呻吟。
农村有很多奇学异术，包括治病救人。人不歇脚，一行人一边赶路，一边不忘求医问药四处打听名医巧匠。各位郎中治伤手法多样，一些人专司闪腰，或扭伤，或撞击。扎毫针，拔火罐，或推拿，或接骨，或开药方，或挖草药，因人而异，依伤而治，灵活多变。
听说前边村子里有个人扛树下山，脚下打滑，重六十斤树干压塌左肩。郎中硬是把他的左肩给拔出来了，加以夹板固定，佐以药汤调治，辅之数日歇息，伤愈，健步如飞，生龙活虎。
一路上听的故事多了，一行人又心动了，忘记了张神医的折磨，似乎又看到了观音显灵菩萨在世。俗话说，骑马坐船三分险。何况是治病，该下狠心就得下狠心！大家把父亲送到了这位郎中家。郎中煞有介事地察看伤情，对父亲肿胀的身体戳破“放气”，对脱臼部位强拉带挤压。父亲瞬时鬼哭狼嚎，痛不欲生。
痛苦的方法决不可取！这样既伤关节囊、韧带，又有可能破坏骨骺。本来就破损，再一推拉，不更坏事？大腿部位肌肉丰富，越拉越严重。后来，才听说这位郎中治好病人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也不胜枚举。一个从屋顶摔下半死的伤者，绝对不能用力按摩。他却推拿揉捏，给病人增加痛苦，伤情加重，四天不拉屎……结果这名伤者余生二十几年匍匐着走路，上身与腿成直角。蛮干的郎中对这个家庭伤害何其大！
父亲的腿疾经过这一救治，不仅时间耽搁了三天，而且伤情愈加严重。腿部比之前更浮肿，像充足了气的皮球，脚踝比大腿还粗，包住脚后跟。绽破的血管里的血也坏了，漓漓啦啦伴着黄水往外流。
叔叔坚持打气，开工没有回头箭，是死是活也要搏一搏。事不宜迟，给农家借了一盏大玻璃罩子煤油灯，又上路了。
人力车上，父亲无法坐着，只能躺下。公路坑坑洼洼，车身摇摇晃晃，发出悠远绵长的吱吱声，极不情愿地向前扭动。一如车上疼痛呻吟的父亲。几个人一边小心的看护着父亲，不让他从颠簸的车上摔下来，一边抓起绳子搭在肩上，前面驾着辕，后面有人推，马不停蹄地赶路。
山上流下的奔腾泛滥的沟渠水把半夜湿冷的路面冲得支离破碎，这一切使本就崎岖的山路更加寸步难行。车子遇到坡度，便倔强固执地不肯前行。大家不约而同弓着腰，俯着身子使劲往前推，车轱辘纹丝不动。驾辕的绳子深深勒进了叔叔的肩膀，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眯住了眼睛，衣服湿漉漉的。叔叔抓起头上的帽子，擦了一把流下的汗水，把肩头的绳子往里搭了搭，甚至听得到骨头发出的嘎吱声，回过头对后面的人说：“大家使劲，救人如救火，困难如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他就弱。”
车轱辘终于动了。坡总算爬了上去，大家重浊地喘着粗气，拉起衣角擦拭脸上的汗水。父亲双眼紧闭，紧咬牙关，极力隐忍着疼痛，怕影响送医的人。然而父亲还是无法忍受这痛苦，低回呻吟着。
蜷缩在架子车上的父亲是多么的枯瘦啊！像是风干了似的。
天上有云，月光不明，树影摇动，惨白的月光钻过树枝落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到处是昏暗的阴影。飘浮在林间和水面上的雾气，渐渐地浓了。整个山野静悄悄的，不时从林子里飞出几只惊鸟，扑腾几下翅膀又落在另一棵树上睡觉去了。车轱辘疲倦地发出吱呀吱呀的喘息，打破黑暗的平静。
三星已经稀疏，月亮早没了。寒气冷得牙齿打架。树枝上的霜，滴滴答答落在头上、身上，钻进脖子里，透心凉。凌晨时分，一行人终于攻克了陡坡，把路扔在了后面。远远的，若隐若现能看到车站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了，浑身充满了力量。
借着萤火虫似的煤油灯，经过简单合计，护送及护理的重任自然由哥哥和叔叔担当，其他人返程。开车前五分钟，叔叔背着父亲，哥哥提着行囊，上气不接下气上了火车。
有句顺口溜叫：底层逃票，中层逃税，上层逃离。身上仅有的那几张纸币，能省则省。选择逃票乘车。绿皮火车在黎明的曙光中“哐嗤哐嗤”前进，汽笛长鸣，车轮滚滚，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车上人很多，匍匐着、躺着、靠着，东倒西歪地打着呼噜，磨牙、说胡话、放屁、尖叫、嘟哝，一片雷动。车厢暖和，但气味也令人作呕，屁熏足臭，比存着几十只死老鼠还复杂。找了个容身的地方，把父亲放倒在随身的行李上面躺着。天亮了，一轮红日在薄雾的呼唤下，不紧不慢探出头来。下了火车，出站口查验车票，出不去。
哥哥问道：“我们怎么出去呢？”叔叔鼻子一哼，回答道：“火车能出去，咱还出不去？”他们决定沿着铁轨走，这就好比在森林里迷了路，只要顺溪而行一定能走出深山老林。铁轨往远处延伸，就有出得去的地方。
两人带着铺盖卷，背上背着一个活死人，沿着轨道急急往前走。穿进一个幽深的隧道，背脊阵阵发凉，似乎身后随时会伸出一只冰冷的大手来紧紧钳住他们。走出隧道，一人多高的绿色铁栅栏消失了，变成了疏落有致的铁丝网。内心喜出望外，逃票局促的紧张感消失了一些。一人像钻狗洞一样，全身的每一寸肌肉凝结在一起，猫着腰，身子向前倾，两手攀着地面，两脚往后蹬，小心翼翼从铁丝网的空隙里爬出去。穿过带刺铁丝网，一人从里面往外递行李。盘缠出去了，剩下有气无力的父亲卡在铁丝网里，衣服被刺钩住了，尖利的刺戳进了肌肤，一股鲜血冒了出来，进退两难，动弹不得。
巡道工过来了。两人紧张得小腿像筛糠，手抖得像敲打拨浪鼓，心跳速度如高速纺织机上来回跳动的梭子，连滚带爬抱来了一堆柴草，与周围的景色浑然一体散落覆盖在父亲的身上，总算伪装了过去。
要把父亲弄过铁丝网，爬到隔离栏外面，与让铁树开花难度不相上下。漫山遍野找来石头，垒起半米多高，厚实地垫在地上，把长长的铁丝网破坏、挤扁变形，摁在上面摊平，再抱起一块大石头，一次又一次狠命向铁丝网上的尖刺砸去。刺秃了，人出去了。
回首望望一辆辆渐行渐远的火车，两人相视而笑，觉得像刚从牢狱里释放出来一样。
来到医院，顺风顺水，很快打听到了要找的人正是当班医生。喜出望外、激动万分。
不速之客说明来意，一条亲情的纽带连接起了一个百里之外的家庭。人在困境，突然见到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你瞬间泪流满面。泪水与汗水一齐洒下。那一刻，是生命绝望中突然出现了一颗最闪亮的星。
看到希望，心中如释重负，此时才觉得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急诊为陈旧性股骨粉碎性骨折，臀部断裂错位、肋骨断裂三根。医护人员决定把造成关节脱位、经过四个月错位生长粘连在一起的右腿锯开，做一个关节松动的手术。为了拉开黏合的骨头，医院调集了一个二十九公斤的秤砣做牵引，准备复位后再用铁钉加以固定。对于肋骨，锯断再固定。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有了治疗方案，马上安排手术。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一身疲惫的医护人员走下了手术台。
世界仿佛全都是白色的，父亲周身被白色的石膏箍着，僵硬庞大。麻醉散去，高烧不止，从脚疼到头，身子似有千斤重，一连十多天，束手无策。
暮色沉重，看看白色的床被，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屋顶，仿佛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张张病床，活像一副副棺材，一会儿聚拢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一切都是跳动着的。隔壁病友一个个躺在担架车上一拨接一拨被一个个身穿绿色手术服的护士推出去再也没有推回来，父亲的心理恐惧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神思昏乱，动止恍惚，仿佛看到一些灰白色的死尸影子，在摇摇摆摆的黑黢黢的空旷的地方不停地蠕动着低语着，仿佛看到自己被塞进一口薄木板钉成的漆黑棺材里，身子轻飘飘地不由自主飞向天国。
慢慢醒来的父亲元气大伤，面无血色，体虚乏力，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再去收费室交六百块钱！”好像被吓醒的！撕肝裂肺的疼痛已经变得迟钝，他数着点滴，好像燃油耗尽，死亡正在抵近。那是一种活一天，赚一天，过一天，少一天心灰意冷状态下的对于一切都无所谓的活法。
除夕夜，听着窗外忽远忽近的爆竹声，透过迷离的玻璃望着万家灯火，看着别人家幸福地吃着年夜饭的场景，哥哥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北京发生的大事，传到偏僻小镇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尽管这样，医院每天都会把刚收到的《人民日报》张贴在大院里，供病患或家属浏览。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哥哥了解到了中国的变化，隐约有了一些预感，迟迟睡不着觉。听说墙上刷了新标语，他要跑去看一看。捡了废报纸回来，他看得更仔细。变化说来就来，出人意料地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实实在在地结束，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什么“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统统扔进了太平洋，地主富农的后代可以理直气壮升学了，他的内心蠢蠢欲动。
体力和肢体功能的恢复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好像屋里升起的暖气。渺茫的希望给父亲病弱的身体注入了生机，慢慢达到临床愈合。激动和喜悦的泪水充盈着哥哥的眼眶，差点奔流出来。可以搀扶着拄拐下地活动了。他每天架着佝偻的父亲，在医院病房楼道一步一挪地做着功能恢复运动，十分钟一次，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一次……回到病房，再给父亲用开水烫脚，做腿部按摩。
一场春雨过后，天气转暖。桃花已经盛开，杏花已经凋谢，杨柳冒出了丝丝新芽。苍天不负有心人。在拐杖的帮助下，靠着儿子的支撑力，父亲用双脚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父亲身体未康复，家里没了依靠，哥哥便和母亲分担起家务来。下地干活途中，看到一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开过来，居然是开往县城的。顾不上多想，将锄头、钢铲往路边一扔，跳上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学校。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三个月后，哥哥回到了家。一边接替母亲下地干活，一边等待中考放榜消息。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哥哥考上了师范学校！愁眉不展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汽车的车轮向前飞驶。
回到学校，我又回归到一边做实习记者，一边读书的生活状态。
春季学期开学不久，山西区法院主持召开了一次庭前调解会。也许是法院第一次审理媒体官司，比较慎重。法官借助这种形式，摸一摸双方的证据，做到心中有数。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普及，人民法治意识的增强，群众保护自身安全的诉求已经逐步上升到维护人格尊严的高度。有的裁判释法说理不够透彻清晰，让人产生误解；有的案件审判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导致外界质疑；有的触及伦理道德引发道德评判等等。在此环境下，更加要积极主动倾听社会公众意见，将民意企盼、民众智慧与法律的威严和自由裁量权统一起来，认真回应群众关切，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以练达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以平和的姿态体现司法的温度，弘扬正能量，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努力形成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尊崇司法、敬畏司法，从内心认可并支持司法机关作出的裁判。
我不停地窥视着原告，判断应该如何表现。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主审法官问我职业时，我脱口而出“在校大学生”，让大家虚惊了一场。
对方律师穷追不舍，认为一个毫无实际从业经验的学生担纲炮制出头版头条的“假新闻”，报社没有尽到查核义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查看报社发稿的“三审”工作机制、查看报社实习生管理办法。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称职的记者，必然做到到一线采访核实，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做到报道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假新闻”是对记者职业的侮辱，也是对记者人格的玷污。作为一名记者，责任和荣誉不容亵渎。坚决维护新闻真实性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记者虽然不是“师”，但毕竟也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肩负着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职责。时刻这样要求自己，也和同行共勉，时刻牢记我们是人民的记者，谨记职业操守，杜绝不实报道，带头形成良好正派的社会风气，让不务正业、不遵纪守法、徇私枉法者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代理律师临危应变一一化解。
八点半开庭，在唇枪舌剑、双方互不相让的答辩中，终于十二点结束。我和报社最大的亏是只有书证没有现场人证。这些书证是年初寒假的时候，报社驾驶员、聘请的律师，以及我一起到外地找证人做的笔录。
举证环节，对方找了四五个学生，全说方校长如何尽心尽职的教他们。
这显然是不利的。
法院择日通报双方证据采用情况。站在法律扶持弱者的角度，认为新闻稿基本事实清楚，但用语有武断之处，建议我和报社在适当范围内赔礼道歉。
等于不战而输。报社不愿意，坚决要求正式开庭审理。报社认为，要借助热点案件宣传法治观念普及法律知识，上好法治公开课，让人民群众树立证据裁判、人权保障、程序公正等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规则，共同推进法治进程。通过公正的司法审判，让人民群众有更多信任感，对权利保障有更多获得感，对法治建设有更多参与感。方校长也表示不服调解，认为有一种无奈叫浑然不知躺着也中枪！要求司法严格，依法裁判。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中国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天理、国法、人情是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的正义观念，蕴含法治与德治的千古话题。很多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讨“说法”，“说法”符合天理、国法、人情，就能说服人、打动人。天理反映的是社会普遍正义，其实质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所向关系到执政根基。一个案件的正义审判，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也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人情是德治应有之义，讲人情，不是要照顾某个人的私人感情，而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
法律是有温度的，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既要靠完备的法律制度，更要靠法官的经验、智慧与良知。
握手言和渐行渐远。
四月下旬，上半年自学考试如期而至。考了四科，居然也过了四科。看来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做出成绩不是太难。
报社的事相应少了一些。我得为毕业作准备，备战期末考。
似乎一切暂时回归于平静。
就在这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内，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人员准备就寝，危险悄然来临。美国怀特曼空军基地一阵喧嚣，一架架轰炸机神不知鬼不觉火速升空，消失在茫茫夜色。飞行了十五个小时，经过一次空中加油的准备，一个罪恶的阴谋马上上演。五分钟后，轰炸机从不同角度扔出五枚杰达姆导弹对只有五层楼、面积不超过两千平方米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进行了连续两个波次的袭击。
撼天动地的尖利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向披靡，楼倒墙飞，大使馆烈火熊熊，浓烟滚滚。
劫后余生人员有的满脸是血，有的头骨破裂，有的胳膊折断，清点人数，发现我三名新闻记者牺牲，二十多名使馆人员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严重的一起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赤裸裸对中国主权挑衅的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无论是从投弹数量还是布局来看，这次轰炸打击之烈、下手之狠，前所未闻。自己的国家被欺辱，自己的同行被炸身亡，仿佛噩运降临在自己头上——同仇敌忾。接到采访任务，我开始在东方红这栋南方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生宿舍里穿梭，采访同学们对北约这一不可饶恕罪行的控诉。从这栋楼叫“东方红”就知道它其中承载的历史以及时代的鲜明特征。写完稿子交到报社已是凌晨三点。我将就在报社的沙发上睡了一宿。天亮，印刷厂加急印出了“号外”，我驮回两三百份报纸，在师大与南大之间的天桥上向过往行人免费散发，宣传北约的暴力行径。
报社总编辑叮嘱我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只要学生上街游行，将派阵容强大的记者采访。
彼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Internet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观念束缚了人们的想象，根本不知道坐在家里足不出户一根网线就可以颠覆几千年来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方式，就可以天下事全知。大家传递信息靠书信、电报、传呼。
有消息灵通者听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大等首都高校数千名学生已经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高举标语、横幅，围着大使馆高呼抗议口号：“抗议北约霸权行径！”“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云南师生没动静，报社的老总气得骂娘。新闻就是这样，有的是遵循规律期望发生的，有的是偶然发生。如果期望中的新闻事件没有到来，就像一个心仪已久、让人爱恋穷追不到的女人折磨着自己，欲罢不休，欲要无能。
终于到晚上九点，以南大为首的高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示威声此起彼伏。大街上人头攒动，到处是记者的闪光灯。看来大家心境都一样。
我夹在队伍中间，出了学校北门。沿一二一大街由东向西前行，理工大和师大的师生也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入，有青壮年，有老人，有孩子，爱国热情到达沸点。
人群一路走一路高呼“还我主权”“还我血债”。我在队伍中间，既当记者，也当学生，高呼口号，直到嗓子变哑。
走到东风广场，省委书记已经在那里迎候示威的同学，向同学们喊话，表达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的不满，号召同学们发奋图强，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告诫同学们爱国要理智，爱国要守法，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游行中要服从警察的指挥，不可被坏人利用！
当晚的游行，到东风广场就结束了。
真实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我必须老实承认游行示威的时候我去了，除了自己是记者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激动——这辈子终于赶上一次群众运动了，可以去游行了，可以表达爱国激情了。
事件使三个记者同行长眠于他乡，职业的高危还是警示了我！
真相究竟是什么？是错误的情报？过时的地图？还是蓄意的挑衅？到今天我们依然所知甚少。野史认为，一架美国F-117隐型轰炸机被南斯拉夫联盟击落，中国向南政府提出能否把部分残骸提供给中国研究？协议达成，这个千疮百孔的残骸秘密移交给中国，专家一开始不知道F-117内藏玄机，没有采取措施阻断GPS定位。五角大楼如临大敌，一片忙碌，作战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绿点显示F-117残骸居然从战场上漂移到了中国驻南大使馆地下室。他们大惊失色，彻夜难眠，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尖端武器的核心机密，于是悍然袭击中国大使馆。
振作起来的中国人从废墟中取回部分部件，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这种进步，是用鲜血、生命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也不容忘记！
人类的下一场战争会是什么呢？解放军报说，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成熟与推广，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讨论不绝于耳。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基因技术的另一大用处——基因战争。美国“布萨特计划”就暴露出冰山一角。
专家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是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使用。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于是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汉军触及，染上疫病，丧失战斗力。23岁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很快暴病而亡，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对义和团以及清军发射氯气弹，绿烟弥漫之中，数千军民丧生。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军队在广州、武汉等地故伎重演，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多个细菌战部队秘密基地，研制霍乱、伤寒、鼠疫等病毒，对中国军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制造化学武器打细菌战毒气战，发动空前的烧光、杀光、抢光“扫荡”和“清乡”，制造无人区，犯下空前严重、灭绝人性的罪行。其中，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等人组建的“满洲第731部队”先后在诺门罕战役以及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山东西部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造成了大量居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以不加审判为条件，获得了“731部队”的资料和成果，成为掌握生化武器的大国。
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尊重生命，铭记苦难，将使一个国家在挫折中奋起，会让一个民族在磨难中前行，促使每个个体热爱生活学会生存珍爱生命。读读历史，新中国何时屈从过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又面临西方世界的全面封锁，都从未向任何非正义压力低过头。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中国人民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吓不倒压不垮。回望历史，每当外部压力加大之时就是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奋发图强的激昂之日。任何封锁欺压，都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任何困难挑战最终都只会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垫脚石。
未雨绸缪，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时刻准备着！
大学校园里充满了毕业前的离愁别绪，踌躇满志的生活像水上的涟漪，轻轻荡开、蔓延。每个同学忙着在毕业纪念册上相互写下祝福、相思的话语。我也不例外。
不同的人生追求各不相同。谋定而动，我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写下：
工作单位：民族时报
理想：做记者，希某日走上政界，谋一官半职……
志是立了，但能否走到这一步，谁也不知道。人生的很多志向在命运的洪流中，有的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有的山路十八弯，一弯接着一弯，看不到归宿，具有不确定性。
眼前，做记者是职业生涯中的最佳选择。他首先保证我有饭可吃，是我的兴趣和爱好，有了兴趣工作起来才会舒心，干起来才得心应手，才能在这一领域做到卓越，这也是我走出校门立足社会的根本所在。
通过一年多的实习，报社的套路也了解得很清楚。躁动的个性决定了我这一辈子不会安于现状，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称职的记者成天的生活就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狼，在大街上狂奔，寻找适合自己的新闻猎物。我很难长期保持这种战斗的状态。
记者是短命的天才，一颗吃青春饭的流星，三十岁前还能迸发出满身激情，骑辆单车满大街跑，撰写出深度挖掘、活力四射、脍炙人口的好文章；过了三十岁，见的事情多了，心态也平和了，意味着语言的爆发力减退，造血功能削弱，采访的斗志下降，冲击灵魂核心的能量逐渐丧失，再也写不出传世佳作了。再者，报社没有任何保障，除了每月靠贩卖文字发多少稿拿多少钱外，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和农民工无异。想想老无所依、老无所靠，就不能一辈子干这种虚无保障的工作。
我给自己从事新闻职业设定的时间是五年。五年我得改行。很多同学以为，这或许是一个人的天方夜谭：官场是最大的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却没有出去的勇气；外面的人想进来，却没有进来的门道。我在扉页这样写了，全班同学都看到了，相当于把心底的秘密透露，也花了不少勇气，但能否成功很渺然。成功是分两半的，一半在上帝手中，那是宿命；另一半在自己手中，那是拼命。我可以拼命划浆、掌舵，但另一半命运的风帆根本不由自己把控，我永远不知道拼尽全力乘坐的这艘小船在暗流、风向的冲击下，下一秒即将发生什么。
我比其他同学多的一个便利条件是没有过多担心就业的事。一年前，报社就答应签约。虽然是打工，但也算有了一份工作。
临毕业前夕，我也努力找过其他单位，比如最希望我留下来的《中学生》，但心比天高，嫌弃报纸名气不大发行面窄，不愿留。最想去的单位是南方电视台。我对自己的长相不自信，但还是捧着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四十多万字的作品去求职，南方台告诉我他们要的是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我将标准降到昆阳电视台，同样也因为学历和专业不对口。再后来，我把标准降到边境县级电视台，电视台台长不问我工作经历，只听说学经济的要来做记者，就拒绝了。无论我怎样软磨硬泡，碰了一鼻子的灰，台长还是不松口。
官司迟迟没有定论，我也不敢跑，索性就呆在民族时报社吧。
每一次有官司受审的消息，心就紧张一次。害怕、担心。这样的阵痛经历了很多次，心中默念了若干回：希望早日结束这旷日持久的官司吧。
父亲每每捎信来，我回信告诉他官司赢了。实际上我胆战心惊，经受着痛苦的折磨与考验。
漫长的开庭等待中，我去书店买回了大量的法律书籍，一次次地翻阅有关法律条款。这期间既没有原告方的消息，也没有来自法院的消息，就在报社同事、领导一个劲猜想是不是对方主动向法院撤诉了的时候，法院却送来了开庭通知。律师告诉我，这个案子已换了三个主审法官。
正是学校紧锣密鼓举行毕业考的时候，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没有谁能够心静如水。开庭前晚，我一边小和尚念经备考，一边提心吊胆考虑第二天的官司。
我和同事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法院庄严肃穆，站在硕大的法徽下面，人很渺小。法律至高无尚，所有人到了这里，怕都要矮上一截。
从来没有打过官司，笨嘴拙舌的，上法庭心里没底。随行的报社领导安慰我说，不用怕，天塌下来有单位顶着就是了，法庭上好好发挥，说话不要紧张，字正腔圆慢慢说。这种字字见真情的话在我听来，仿佛是为了一场人类伟大的复兴工程而去战斗，即使英勇就义也在所不辞。尽管话是这么说，但坐在被告席上的刹那，人慌无智，大脑一片空白。身旁的律师看出了我额头上沁着的汗水，用手作了个筒状，凑到耳边小声说，不用怕，原告和被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法律上是平等的，放松心态，充满信心，就当这是一次学校组织的辩论赛。你这次是反方，也许下一次就是正方，你就是原告。一席话缓解了不少压力。
进入法庭，原告方校长也到了。法庭里，有一位年轻的女法官、一男一女两位陪审员，还有一位女书记员。庭审前，法官先例行问话，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双方都不同意调解，只有开庭审理了。
尽管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坐在被告席上，不知所措，神情颇为紧张，深咽口水。回答过程中，不断伸出舌头舔舐干裂的嘴唇，越舔越裂，表面的镇定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
原告方校长宣读了诉讼状，接下来由我这边的律师宣读了答辩状。双方宣读完毕，开始了唇枪舌剑。
原告和他的律师灼人的目光让我不寒而栗。我坐在被告席上，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一样，高度专注，预测辩护律师会对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又快速地过滤着回答着有用的信息。这使我身疲力竭。这样的压力感实际上来自于一种内心的恐惧、焦虑。
法庭上剑拔弩张、各抒己见，都朝自己好的方面据理力争。
进行到双方举证环节，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原告方证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竟也同意了我方的观点，说他们办学中存在报道中描述的不规范情形。
比失误更可怕的是口误。从惯常的思维来看，法庭上说错话是大忌。心理学上认为，“口误”其实是不存在的，任何口误都是你内心深处某种潜意识的流露。
三小时的庭审结束，我仿佛成了风中那朵雨做的云，湿漉漉的衣服包裹着瑟瑟发抖的心。
任何案件的发生都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生活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培训市场上出现的种种不规范现象也是社会管理摸着石头过河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深入了解把握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边际事实，既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也要注意体察案件背后的复杂社会因素，科学研判案件隐含的各种风险，提高工作主动性和预见性，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不能走极端、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防止一强调独立审判就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期望和关切，一强调倾听群众呼声就放弃独立审判的原则和要求。新闻宣传有扩大、深化法律效果、争取良好社会效果的功能。司法的社会效果是建立在依法裁判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司法公信。没有良好的法律效果，良好的社会效果就无从谈起。
双方证据不足，法官要求各方休庭后，继续补充证据，三天内交到法院，择日宣判。
从法院回来，我投入到了紧张的毕业考试中，第二天就要考最后一科《预算会计》，我认为是比《统计学原理》还难的学得最吃力的一科。一科定乾坤，一门不过，毕业证就拿不到手。
拿到毕业证书，以一名打工记者的身份加入到了报社团队。从这天起，意味着靠父母养活的日子成为了历史，意味着从今往后，要挣钱养活一介布衣的父母。
正式毕业了，父亲去街上的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嘱咐说：“要做正直、正派、善良、勤劳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以事业为重，少恋家多谋事。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我身上只有两百块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级别最低，但对保命最重要。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一个人在饥饿时不会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的主要动力是获得食物。前一晚，我身上还有七百块钱，那是五月份写了二十多篇稿子拿到的稿费。领毕业证，班主任查了我的交费记录，发现仍欠五百元的学费。
拿到毕业证的当天，很多同学心如火焚地回家塑造自己的未来，心里边早有底气，家中早已安排好了工作。他们高考报志愿，选择读这个专业，就是事先已经想好了就业有门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关系的，爹妈姓氏之后都有一个带“长”的职务。而我们没有任何专业指导，完全瞎报乱报，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全都打勾。再有两三个不愿面对平庸的人远离亲人去了北上广等更大的城市打拼，剩下一群无钱无势没有关系的外地同学突然迷茫起来。按照规定，没有落实就业单位的同学，户口和档案将转到生源所在地的人才市场。
一个同学送走另一个同学，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淋漓尽致地放声痛哭。
剩下的几个同学，同病相怜。坐在冷清的宿舍里，有骂娘的，有感叹命运的，有骂世事不公的。情绪的发动机在这个残缺的小集体里，突突突地转动着。弥漫开来的空气中交织着世间百态，更有世态的炎凉。
尽管我已落实了就业单位，看着他们长吁短叹的样子，情绪也受到感染，不知不觉心里有些莫名的惆怅：我就是一个社会新型农民工，单位既不要户口，也不要档案，只提供一个打工平台。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先不说别的，就说本科生与专科生的差别，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首先是就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很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招聘，岗位都是本科生起步，甚至学历更高，对于专科学历者来说，无形之中会丧失很多工作机会。
其次是定级。学历高工资也高，许多单位提拔干部、竞争上岗基本门槛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就算你有能力也会因为学历低而受限制。
再次是考研。本科生可以直接报考全国统招研究生，专科生只能毕业满两年以同等学历报考，或毕业满五年报考统招研究生。在职读研大部分要求有学士学位，面对专科生的特别少。
最后考证。许多职业资格考试，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等，报名条件虽然没有专业限制，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他们都出去看录相了。这是人生当中，一次值得留忆的一个看录相的终结日子。
只有一个同学和我呆在宿舍。在我面前唉声叹气——他来自贫困县的贫困农村，家庭非常贫穷。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留在城市打工，他没有勇气，想回乡下教书。身穷志短，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一边是家庭条件太差，一边却也不想出去打打工，挣点生活费。课余最大的喜好是打牌，嗜赌成性。
打牌自然也以饭菜票为赌金。往往输得连吃饭钱也没有，仍坚持赌。这种执著前所未见。
人穷是暂时的，关键要有一颗改变贫穷状态的穷且益坚的心。物质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贫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没有精神支撑的人也是最为可悲的，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扶不起来的阿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
他絮絮叨叨说没了回家的路费。我动了恻隐之心，借了他一百块钱。不是给。他告诉我，回到家马上把钱打到我银行卡上。第二天，我送他坐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有同学和我一样，打算离校时送完所有的同学和朋友再独自离校，大家都知道，在你送别的人中，有些可能是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送别！然而为了工作，他们却成为了最先送别的对象！而我，成了最坚定的留守者，果真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
陆陆续续中，有的同学外出租房了。而我，为了省一个月的房租，一直赖在宿舍，一个人孤零零地坚守着。
白天出去跑新闻，与同事打成一片，时间过得飞快。晚上回到往昔热闹的宿舍，苍凉与无助袭来。
这个时候，躺在寒气逼人的宿舍，记起了《再别康桥》中几句较为经典的话——“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挥手互道珍重，从此天涯各一方。大学生活就在这样惨淡的经营中结束了。
走出校门那一刻，蓦然回首，竟发现此刻黄昏下的校园格外美丽，握了握手中那张毕业证，忽然又凄惨悲酸：大学只改变了我的身份给了我一张毕业证书而没有让我出人头地。只能寄居在这个城市的角落，小心翼翼且忙碌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这份工作又异常重要。挣着刚好够自己，又能稍微帮补一下家里的薪水。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毕业代表着开始真正的生活过日子。走出校门，初涉社会，才知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无情与博大。吃、住、穿、行，每挪动一步，都得以经济基础做铺垫。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上学时，经济学上经常灌输这样一个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听这话时不以为然，甚至内心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什么每一项活动都必须要以金钱作后盾呢？现在知道了这句话的含金量，果然人要靠物质才能生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没有钱，你将寸步难行，所遇到的都只有灾难和失望，直到你解决困顿为止。
莲花池畔的民房鳞次栉比、密密麻麻。我在星罗棋布的小巷子里穿梭，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零乱的破房子仿佛是城市里冒出来的疥疮。
看到民房大铁门上写着“有房出租”几个字，我就抡足了力气，狠命敲门。房东一般都住在顶楼。
民房是一个浓缩版的四合院，楼梯建在最中间。空气不流通，自然光从顶楼泻下来，显得阴暗潮湿。
租房难？还不都是钱的问题！
挨门逐户地找一间只需容纳下我睡觉的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我在一个又一个城中村穿梭了很久，讨价还价，花了八十块钱，找到一个来之不易的廉价栖息之所，租到了一间提供了一张高低床的房子。六平方米。
拿到钥匙，出得门来，十五块钱雇了一张人力三轮车来到校园，把扔得差不多的所剩无几的几本教科书连同行李裹进床单，四个角拉拢打结。一提，挺沉。三轮车夫过来帮我。回头一看，门背后还有一个值钱家伙——拖把。于是，把拖把手塞进床单的提手里，和三轮车夫一前一后把行囊抬到了车上。
这不禁有些寒酸。进大学是在师哥师姐们打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召唤下??生生来的。如今，我要走了，没有人送别，没有人挽留。
住进了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子小到只容下一张高低床。
此情此景，黯然神伤。
累了一天，我躺在漆黑的出租房里，落寞地翻看着毕业照片，回想大学生活的点滴。刚入大学，带着几分青涩和单纯，许多同学没有来得及跟送自己的爸妈说一声告别就踏上了部队的绿色军卡进了部队营地。
白天我们在火辣辣的太阳下面站着整齐的军姿，晚上不分院系，围坐在部队的操场上唱着嘹亮的军歌。严酷的军训使大家疲惫不堪，暂时忘记了对家的思念！
经历初入大学的新鲜，常驻足于食堂门口看宣传海报，也常凝视开水房墙壁上贴的各种广告。众多的社团招新，众多的协会介绍，让人眼花缭乱。
课堂纪律的自由松散一时找不到自我。告别了大一的迷茫，大二这一年学会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逃课定律，大家几乎都逃过课，只是多少而已。当春风掠过校园的时候，还记得挎着相机在校园里穿梭的情景，还记得学校附近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田，上空各色的风筝在飞舞。东二院球场上留下挥洒的汗水，北院机房里留下紧张急促的学习电脑打字的键盘声。眨眼到了期末，考试前一周大家都忙起来，在走廊上熬夜通宵看书，大家发明了一句经典的话：来了大学才知道，原来学习只要在考试前一周开始就行了！
感觉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就要离开学校了。二年级下学期，停课了，毕业考试结束了！毕业典礼开始了！
出了学校，没有了宿舍的拥挤，没有了曾经的喧嚣，心里空落落的。每天照例骑着单车四处游逛，用眼睛发现别人眼中不一样的事物。写稿、交稿，回到出租屋最常做的事就是看着那块掉了大半截墙皮的天花板发呆。
不久，法院宣判。一审判决：
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建立劳动事实关系。被告二撰写的新闻稿件在被告一上刊登，是正常行使舆论监督职责、回应社会关切的职务行为，文章基本事实成立，不存在主观上故意、歪曲原告的行为或动机。原告办学正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及名誉侵害的事实不成立。请求判令两被告构成侵权不成立……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百分之八十，两被告共同承担百分之二十。
一审下来，报社同仁欢欣鼓舞。可感觉没有达到预期，认为这是各打五十大板，谁也没得便宜。
报社邀请了数十家媒体座谈，交流心得，传递信息。媒体间都是一家人，希望能看到媒体和舆论“助力”的身影，对这个案子的客观判决给予监督。若是缺少舆论的宣传、支持，法律是没有力量的。
拿到判决书两三天，报社领衔主演我当配角，向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原告差不多也同时向中院提起上诉。报社财务去法院办理上诉手续，法官说，原告已经打电话过来，准备上诉，那边既然上诉，这边可暂时不用交诉讼状。报社说，意义不一样，钱是小钱，讨的是一个新闻官司的公正。先交诉讼费，意味着我们是上诉人。
世纪之交的报业市场，江湖一片硝烟。固若金汤的《春城早报》、异军突起的《信息日报》、不肯服输的《生活导报》、后来居上的《都市晚报》、蠢蠢欲动的《东陆新报》纷纷加入到你死我活的抢夺市场份额大战中。
一审判决前，不甘寂寞的《民族时报》也不甘示弱，加入到了报业大战。改革没有给报社带来发展上的快马加鞭，没有给员工带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后大不如改革前。辛辛苦苦拿的月薪最高仅有七百元。拿这点钱需要发表大大小小三四十篇通讯、消息。最可恨的是，花了一个星期写的深度调查文章《究竟谁在说谎？》，写了一名老师多次在课堂上体罚一名上课讲话的小学生，将孩子打成重伤。全班同学都说看到老师打同学了，而打人的老师一口咬定没有体罚学生。究竟谁在说谎呢？孩子的伤从哪儿来的呢？七八千字发了一个整版，到手稿费六十元——这是报业市场竞争达到白热化状态，你死我活血拼抢独家新闻的时候，我所拿到的稿费。
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眼看一审官司也有了定论，我决定选择离开，跳槽到正在招兵买马的《生活导报》。前去应聘，开出的底薪是一千二百元。对工作了快半年，月薪只拿几百元的我来说，这样的“高薪”诱惑实在太大。我不顾民族时报社总编辑、社长的威逼利诱，不顾实习师傅的诚意相劝，毅然离去。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时光变迁的痕迹刻印在每一寸土地上。从南方到北方，并不需要多少笔墨来过渡。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大家发现，“千年之约”只不过是时钟从23点59分59秒跳转到0时0分0秒。零点的钟声敲响，日历上的数字由1999年12月31日变成2000年1月1日，就完成一个千年时间的转化。热热闹闹的千禧年过完了，各种耸人听闻的地球毁灭论没有上演。睡了一觉起来，人们生活如昔，在早点铺要上一杯豆浆一根油条又急忙赶着去上班。唯一变的是官司时间从二十世纪翻到了二十一世纪，跨越“千年”。
打官司真是一件很麻烦、很漫长的事情，对于原被告双方来说，不管是输是赢，都需要付出很多很大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到最后，好像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九月的一天下午，市中院开庭审理，主要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我和同事早早到达指定的法庭。有了第一次庭审的经历，心里有了底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什么？法院就是讲理的地方，沉着应对就是了。
首先控辩双方陈述事实和理由。跨时三年的官司“磨”下来，双方的僵局有了松动。方校长说，学校已经转让，人的精力也跟不上，报社同意赔他三万块钱并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这事可调解。看来，这个老头儿是铁了心要钱的主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改革阵痛中的民族时报社逐渐走下坡路。主管部门拨付的几百万块钱，已经烧得寥寥无几。发行战打成了价格战，各报集体沦陷，低价发行，零售一角一份，批发给报贩五分，造成了报贩、读者购买报纸卖到废品收购站赚钱的奇特现象。市场上的报纸，印刷成本每份在一元以上，广告战场厮杀得更加惨烈。报业效益严重下滑，利润空间迅速摊薄，一些实力较弱的报纸逐渐退出报业市场。
前途未卜，报社的社长、总编辑、部门主任等等都在打自己的算盘，都在合计着明天的路，也向法院表达了目前报社的困境，不希望再无谓地耗下去，适度范围内愿意给予被上诉人人文关怀。
双方表示愿意调解。
跨世纪的官司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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