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结婚后白手起家，平凡而又艰难。
母亲嫁给父亲不几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中国人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城里粮食供应紧张，农村粮食也短缺，猪肉、盐巴、白砂糖、火柴限量供应，吃不饱饭不足为奇，一场全面的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
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夏秋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年夏天，全国城乡普遍成立了大食堂，生产队正式吃大锅饭了。每家的所有细粮粗粮、陈粮新粮，包括谷糠和麦麸，全部缴到队里。天天吃白面馒头，晚上擀白面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每家每户很高兴，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的确确很甜蜜很幸福。
一开始人们放开肚皮吃，以为无产阶级为之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父母似懂非懂的憧憬着消灭一切剥削的“共产主义”美好时光的到来。
一天清晨，一家人还在睡梦中，突然一个响亮的“咣当”声把父亲惊醒，接着一阵争吵。声音是从叔叔家传来的。父亲赶紧穿衣，到门外看究竟，原来是叔叔和村干部争吵，起因是一口小锅。就在这天，家家户户的铁锅被收缴到生产队仓库里。叔叔家大锅已经收上去了，还有一口小锅，想留下来自用，不料与村干部发生争吵。大队干部恼羞成怒夺过小锅在门槛石上摔成瓦渣。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
全村男劳力都聚集在院子里。干什么？大炼钢铁！在干部的带领下，兴师动众，从若干村抽调了几千农民，步行数十里，开赴到大山里大炼钢铁。这里树多柴火方便，离煤矿较近，有煤可挖；周边铁矿石丰富。一去几个月，从秋到冬，为解决吃和住的问题，前前后后耗费了大量钱财。小高炉密封不好，浪费了焦炭，炼出的生铁，多半铁矿石还没熔化，质量很不好。生产队长再次搜刮民脂民膏，把农户的大锅、小锅、铲子、刀收了上去，放在高炉里烧化。大家轮流烧火，三天三夜没睡觉，眼睛熬红了，肿得像水蜜桃，困得睁不开眼，砸矿石的锤子砸到手上，鲜血直流。
全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绵延十里不见一棵树木，足见薪柴烧尽。到县里报喜，说炼铁高产、粮食高产。那时哪个地方上报出高产了，叫做 “放卫星”。《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钢铁产量大放卫星，钢日产量五千八百万吨，铁日产量二十九万吨。社论称：这么多的“卫星”证明：只要经过努力，年产量就可以翻番，超额完成计划。实际上，上一年全国钢产量仅为五百三十五万吨，老牌工业帝国英国钢的年产量是八千万吨。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对工业化的无限憧憬，激发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大家雄心勃勃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指标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腾飞的数字生产粮食和钢铁，结果造成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这年，八届二中全会宣布了“超英赶美”的口号，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
“大跃进”的高指标失去了综合平衡的制约，各行各业的计划指标一再拔高，开始刮起了浮夸风。一些地方提出“一年普及中小学教育，一年实现无文盲省”；一些地方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人民日报》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突击蛮干的后果是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交通与服务，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生产浪费严重，经济效果很差，农业丰产不丰收。
到了秋收季节，正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搞深翻的时候，顾不得秋收，只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妇女在家里负责采收，十成当中连六成也没有收到谷仓里。
最倒霉的是红苕。那年的红苕长得特别旺，特别好。刨的时候，妇女偷工减料没有力气往村里运，只捡拾那些个头大的。个头不大的怎么办？刨的时候，锄头只刨一下，看着行就要，不行干脆刨都不刨，秧子一割，原样埋在土里。没人管没人问，一场秋雨一场寒，白白烂在地里。
也有的把来不及往家运的红苕切片晒干。可是那年秋雨特别多，切片大都是在地里切，就地摊晒。当天晒不干，一经雨很快发霉变乌，形同垃圾。
大队过着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四同”集体生活，开始还能吃饱，渐渐稀饭、小米粥，越来越稀，要命的肚子越来越不争气，半晌就饥肠辘辘。结果怎么样？劳民伤财，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搞成，只炼出来几个铁疙瘩。
共产主义天堂的门槛太高,全国几亿农民齐心协力拿出愚公移山的斗志企图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为地提高和扩大公有制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失败了,没能跃进去。坚持了不到半年，大食堂难以为继，成了无米之炊。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长期缺乏营养，许多人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长久起不来。走起路来气喘乏力，两条腿像闪烁不定的鬼火。大食堂清汤寡水，改成每天只吃一餐，原来的白面馒头换成玉米粑粑，接着又变成洋芋汤，后来洋芋汤也喝不上，改成谷子外皮做的馒头。这种馒头吃到嘴里唰唰响，粪便凝结在肛门口，和铁一样硬，常常屙不下屎来。无奈，母亲用竹签扒着孩子的屁股一点一点往外抠。
人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饿得心里发慌，头上冒虚汗，肚子也好像空得前胸贴着后背。活着的东西,除了飞鸟拿不到嘴里外，其他的遭了殃。全体行动听口令，大队号召挖野菜、扒树皮度饥荒。开春之前，先是刨树根。树根剪成段，晒干了，轧成面，蒸了吃。惊蛰一过，率先长出来的是水荠菜、板蓝根。清明节后，有灰灰菜、蓖麻叶、葵花叶等，可吃的野菜多了起来，有些野菜，有药用功能，不可多吃，吃多了会得贫血症。
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能吃的东西吃光了，草根、树叶、树皮、屋檐上的草都没了。远近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棺材铺的生意格外火爆，死了亲人还呜呜哇哇哭着到村头土地庙“注销户口”，后来哭不动了，死了也没钱买棺材，找张草席，像卷纸筒子一样，把尸首裹起来，外面用绳索捆紧，抬到野外，挖个齐胸深的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野狗、豺狼就扒开坑吃尸。后来盛传有一种白色的土能吃，便挖来吃。吃了拉不下屎来，又死了一些人。
马瘦毛长，人瘦面黄。营养不良影响了母亲的身体，特别是缺乏叶酸等维生素，黄皮寡瘦，表情呆滞嗜睡，使得母亲一辈子落下了神经系统症状病根。这都是生活困苦的结果。
干活没帮手，睡觉全是腿，吃饭都是口。母亲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肩上挑着木桶，天不亮上山找野菜，挖完野菜，又是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肩挑着木桶回家。每逢开饭，那些黑色的、扎嘴的野菜吃不下去，又必须吃，孩子们一边吃一边哭。每顿饭奶奶分给哥哥、姐姐每人一个长了很多芽、皮已经发绿的洋芋。哥哥认为奶奶偏心，把大一点的抢过来，自己那个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他那个大，于是再抢回来。你争我抢、哭闹一场。
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各户又分灶吃饭。哪有烧的？树遭了殃。小孩子们白天爬树砍树枝回家烧，夜里胆大的男人用锯子锯倒树干，扛回家劈了当柴烧，孩子们白天再去刨树根烧。就这样，百年才能长成的让人骄傲的大片大片板栗树、拐枣树、梨树，沿河两岸大棵大棵的杨柳树，一冬天不见了踪影。
“民以食为天”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在饥荒的年代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任何“仁、义、礼、智、信”在温饱面前都不得不折腰。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粮食紧张，偷窃不时发生。
那段时间山药地里经常发现死山药藤。原来有人把山药偷走了却把秧子埋起来，这样头几天看不出异样，等天气放晴，那回埋的山药藤就会打蔫。村里人夜夜在田里设伏，终于抓住了一个偷山药的贼。
人整人总是智慧无穷、花样百出。先把贼人的一只手举过肩膀，从后脑勺垂下去，另一只手从背后绕回来，细线把两只交叉的手紧紧地缚在一根一尺见方平直的木棍上，逼得贼人昂首挺胸，无处躲闪，接受全村男女老少检视。过了两个时辰，一根穿过屋顶大梁带着弯钩的麻绳缓缓垂下，系到他背缚在肩后的手腕上,一声“起”,一头一个壮汉拽住末端，牙一咬、劲一使，贼人便摇摇晃晃上了天。队长抽打那贼，鞭子还在空中挥舞，凄惨鬼叫声就先到来。一鞭下去，人在空中不由自主旋转起来。有力使不上劲，队长命人在贼人悬空的脚下坠了几块石头。有了重心，抽打起来得心应手。贼人爹呀娘呀妈呀的凄厉声使四周围观的人感觉自己也一阵阵变轻失去分量飘向空中。那贼一声连着一声惨叫，像被劁猪匠压在地上割破薄薄的阴囊，挤出两颗粉红色睾丸的伢猪的叫声。过不了多大一会儿，那人便像条死狗一样失去生机。《物种起源》上这个最大的物种，棋逢对手，用暴力攻击暴力、用血腥应对血腥。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种遭遇、惊悚场面的人，他的胆囊能够完好无损。
饥饿面前人是没有尊严的，食物的诱惑明显大于做贼的龌龊。谁家院子里桃树上结的果不见了，谁家的豌豆被人摘了是经常发生的事。妇人们对自家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架子上爬了几根藤，藤上有几朵花，哪朵是公花，哪朵是母花，结了几个南瓜，是圆的，是椭的，是长的，记得清清楚楚，决不拖泥带水。如果快要成熟的南瓜被人偷摘了，那种痛苦无异于从身上剜下一块肉。女人的无穷智慧在现实生活中放开粗犷嗓门的那一刻，彰显得淋漓尽致。痛苦的女人在黄昏放工时分，可以站在山梁上对着村子哭骂一个时辰，咒那偷瓜的人不得好死，吃了那瓜拉不出屎，生了孩子没屁眼，吃了白水豆腐舌根生疮，保你一世当哑巴。伤心难过的女人此时此刻那张嘴，像一个拉屎的肛门，放屁的屁眼，挣出来的话呼出来的气，嘴嘴有毒。咒骂中顺带骂了小偷的爹妈，不忘在恶毒的话语里带上后缀生殖器。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玉米、小麦、苦荞颗粒无仓。狗地瓜又黑又苦又难看，大锅一煮，看上去跟一堆牛粪差不多，没有吃的时候它成了救命的稻草。最初是挑拣黑得比较轻一点的，直接下锅清水煮了吃。虽然有点苦，但多少有点地瓜干的味道。到后来，挑拣数遍剩下又黑又烂的那些只好用清水反复淘洗，直到苦味冲淡再煮了吃。或者拿到石磨上碾碎，掺合成面，蒸了吃，嚼到嘴里“咯噔”之后满嘴泥沙。
干豆角的皮咀嚼起来如橡皮筋一样，索然无味，让人反胃连打恶心。可有吃的，总比没吃的强。
再后来，地里连胡萝卜也刨不出来，一点点胡萝卜汤也供给不上。
倔强的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什么东西都往肚子里拾掇，凡是能下咽的，不管好吃不好吃都往肚里填。最讨厌吃那些长到鸡蛋大小、青色泛白自然脱落掉在地上的番茄，舍不得烂在地里，捡来下锅炒吃。未熟的青番茄，没有鸡蛋搭配，放点油、焯几根胡辣椒，加水煮上一锅，一股难闻的味道四散，吃起来酸麻苦涩，吃后恶心、呕吐。
听人说，旧皮革也能吃，父亲把穿不成的皮鞋剁成一段段，在水里泡了洗、洗了泡，再搁锅里反复煮。皮煮软了，厚了起来，咬得动了。吃的时候，那种难闻的硝味和碱味，让人翻江倒海，胃都要吐出来。
理发店有个麻子对父亲说，家里有红苕秧子，愿意以两角一斤卖给我家。白天怕人看见，要到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能交易。一辈子正直的父亲，抵御不住一家人翻肠搅胃的饥饿，贩卖了做人的尊严，也当起了“偷粮”的耗子。夜深人静，父亲摸黑悄悄来到理发店。在昏暗的灯光下，过了秤，交了钱，匆匆背回家。天明一看，全都是发了霉的。十个麻子九个坏，一个不坏是无赖。想退回去，没门儿，只有自认倒霉。后来也不管霉不霉，全部吃光了。
长时间的饥饿，人的肠子饿细了。偶尔吃一次红豆，欣喜若狂，迫不及待。还不等煮熟，姐姐就拿一个碗一双筷子，围坐在火塘边，边煮边吃。没煮熟的豆子不好吃，但对于长期吃红豆皮的孩子来说，偶尔吃一次红豆，像吃大餐一样，挡不住诱惑。等煮熟，肚子也差不多吃饱了。又喝了不少水，接着肚子疼。到了晚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差点被胀死，疼得不停打滚。母亲焦急地在肚子上揉来揉去。
父亲的能干是出名的，干活儿像与人玩命，可是土地的贫瘠使许多汗水只是白流。他不得不在夜晚收工，担着两只箩筐去借粮。借粮都是先和别人说好的，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借来粮食，偶尔也有变卦的时候，或因为被借人家的主人临时有事不在家，或因为被借人家的其他人不同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会在家里发脾气，责怪母亲不会节约。
中央经过充分调研，开始在农村实行评工记分制度，称这一制度施行的结果是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评定工分是件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每天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生产队在破旧但很宽敞的记工屋里开会评定工分和讨论记工分的问题。
评议的大体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家庭成分、劳动能力等，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出每个社员的工分。评工分的办法是，身强力壮男劳力评六分，女劳力评五分，上了年纪或劳动能力弱的男劳力评四分，学生和地主家庭评三分。
记工员每天打考勤，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按所得的工分分粮、分钱。评议中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解决，争吵不可避免，有时评着评着就“流产”了，有时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很早就收工评工分，评到半夜还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会计坐在桌子后面，把面前的算盘拨弄得噼啪响。他脸上的表情，让人肃然起敬。人们轻声交谈着，彼此开着玩笑，耳朵却竖起来，留心听着叫自己名字。会议讨论得异常热烈，竞争很激烈，互不相让。大伙议论纷纷，普遍反映记工员没别人干活多却比别人工分高。
父亲母亲每天一道出门，实行着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出工前请示毛主席去干什么，晚上收工再向毛主席汇报今天干了什么！专拣脏活累活干，目的是为了减少别人的是非，减少被批斗的次数。父亲作为家庭的代表参加会议，坐在角落里，听着别人的七嘴八舌，像个局外人看热闹，没有发言权。评定我家时最简单。地主家的分数永远是最低的，有理也不敢说。只要一开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意见。
一边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边又是“浮夸风”严重，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每当收割接近尾声，大队都会组织专门人员估产。生产队估产总是被估多，弄得完成上交任务后留下的粮食常常不够分配给农民。
最重要的日子是分口粮的那天。生产队长在村头的大喇叭里一声喊，每家背上背篓倾巢而出，聚集到操场上等着属于自己的粮食。口粮按照每家的工分计算，壮劳力多工分自然就多，就可以背完一篓再背一篓，让别人家眼红不已。等到别人家分完，才到地主家，操场上已经没有粮食了。父母总是抱着希望去，空着双手归。生产队会计振振有词：你家年年倒挂，倒欠小队钱。不仅粮食没有分到，而且还增加了新债。
家里孩子越来越多。白天挣工分，晚上父亲被抽调去参加公益劳动：背电影机、喂大队牛、灌秧田水。每年免费服徭役的时间多得望不到头：义务修路架桥、义务修学校、义务修水库……无薪无偿，自带粮食、被褥、农具到工地搭窝棚。免费做工的时间不确定，只要村会计、队长在大喇叭里一广播，父亲即使端着饭碗，也得赶紧跑去集合。去晚了，或者稍不留神没听到，就要背上“不听党的话，反社会主义”戴上高帽游街教育，免不了皮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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