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乡务农，我不但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的思想，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争取大队干部和群众重新认识我，以后才有所“出路”。因此，刚回乡时，我的思想负担很重。
建华山大队在文革前很出名，原大队党总支书记符和友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带头办了建华山农业椰子生产合作社，干得红红火火，在海南岛都出了名，1958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开会时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但在四清运动中因犯了错误被赶下了台。后来黄循湖担任了大队党总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建华山又出了名，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在拔点中竟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据点”。
拔点后，紫贝县形成了一派独立掌权的局面，以黄循湖为首的大队干部成立了革委会，他们都是青一色的联总派，我们这一派成了“另类”，连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
我回乡一个月后，大队召开了回乡知识青年座淡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紫中、侨中等学校的回乡学生，共四五十个人，在这些学生中，大多数人参加了井系旗派，在文革中“站错了队”。会场设在大队办公室旁边的一棵枇杷树底下，来参加会的人比较多，凳子根本上不够坐，许多人只得坐在地上。
个子矮小、脸色苍白的大队书记黄循湖主持了这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团总支书记、妇女主任等大队干部，阵势庞大，看来，大队是非常重视这个座谈会的。
首先，黄书记带我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学习了毛主席语录后，黄书记对我们作了指示：
“刚才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切实作好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工作，决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你们这一次回乡的学生很多，既有高中的学生，也有初中的学生，既有县中的学生，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为了更好地做好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很好地发挥你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大队专门成立了回乡知识青年管理小组，负责这一项工作。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更大的贡献------”
讲到这里，黄书记转了话锋：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犯了错误，思想上有了包袱。毛主席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我希望你们要吸取教训，赶快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贫下中农革命派一边来，不要回来又要搞派性，搞小宗派主义，这样就要犯新的错误。你们学生中的两派要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敌。我们大队党支部不会偏重哪一边，我们是会一碗水端平的------”
接着黄书记加重了语气：
“我今天是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讲这番话的，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份量。下面，请同学们都发表一下意见！”
座谈会一下子冷了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会儿，带民兵上城搞武斗的庄雄站起来表态：“我非常赞同黄书记的讲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表示改正错误，决不搞派性。我一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立新功！”庄雄同学家庭出身好，各项工作都表现突出，不久就入了党，并担任了大队民兵营的副营长。
在几个同学讲了话后，我也站起来表态：“我坚决听从大队党支部的指挥，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座谈会从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片压抑的气氛中。
话是这样讲，但是在大队里，还是有一些人要搞派性，这次搞派性的不是我们，而是掌权的那一派。
有一天中午，邦塘村两个生产队联合搞了一次批判会，批判所谓的“打砸抢”分子黄奇将和黄循原。黄奇将是我同祖宗的堂兄，黄循原是邦塘一生产队一个上了年纪的叔叔。据我所知，他俩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也没有搞过什么打砸抢活动，只不过是对那一派的活动过于热情。这次批判会是在大队某个干部主使下进行的，目的是压一下对立派的气焰，因为这一派在村中占绝对多数，他们不服气。
大会开始还比较温和，没有出现什么过火的地方，他们叫奇将、循原两个人在会场中间站着，一位大队干部【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在读“七、三”布告，接着几位群众上来进行批判，揭露他俩的打砸抢行为，其中有许多是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事例，我的堂兄奇将刚分辩几句，于是，混乱出现了，我邻居的一个男子【我也不想说出他的名子】冲了上来，二话不说，一连煽了他几巴掌，在一片“打倒打砸抢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中，又冲上几个男子，用绳子把他俩捆绑起来，然后拳打脚踢。那位大队干部也不上来制止，只是站在一旁冷笑。
我对这个场面感到非常气愤：批判就批判，干吗要打人？我刚想站起来为他俩讲几句公道话，但理智把我打住了：我是什么人？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了，我是一个普通的社员了，我能控制这个局面吗？我转眼一看，“三爹选”正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双三角眼紧瞪着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看来他对我的举动感到非常满意。
一会儿，“三爹选”来到会场中间，制止了那几个人的暴行，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大家都散了吧！”
会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对我坦坦荡荡：“这个会不是我主持的，是大队的意图。今天你很明智，如果你站出来，他们也会把你绑起来打一顿，幸亏你没有站出来。”
我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又有一天，在大队联总派的一些人指使下，大队革委会在戏场组织了一场有两派群众参加的所谓革命大批判会，我和一些回乡的同学也参加了大会，在会场里，还有一批参加支农的海军指战员。会场里的横幅上虽然挂着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联总派人员在台上却大揭特批对立派的“罪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井系旗派，我感到非常气愤，但只是敢怒不敢言。大会结束后，一个联总派头头跳上台去大呼口号，只见他涨红着脸大声喊道：
“现在让解放军同志休息，我们来喊口号！”
我们也跟着他一齐吼叫起来：“现在让解放军同志休息，我们来喊口号！”人群中出现了哄笑声，会场的秩序有点混乱。
随即那位联总派头头又再来一次表演：“我们是赞成革命大联合的，打倒无政府主义等等！”这时会场里一片笑声，口号声显得有气无力。那头头恼羞成怒：“这是批判大会，大家严肃点！”有人站起来说：“你的口号喊错了！”这时头头虽然感觉得自己说漏了口，依然如故，坚持己见：“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散会！”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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