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川“墨池”是不可考证的传说
王羲之（321年—379年）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南朝宋人荀伯子（378年-438年），曾任临川内史。著有《临川记》六卷，其中提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城东南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
当年，抚州州学的校舍在墨池旁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怕“墨池”之名淹没，特写了“晋王右军墨池”的字幅，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庆历8年（1048）9月，曾巩到临川，曾巩祖父曾致尧曾任尚书户部郎中，父曾易占曾任太常博士，皆为北宋名臣，此时的曾巩，就与欧阳修、王安石、杜衍、范仲淹等为都有书信来往的文友，也是北宋大文人，还是“成长股”的大文人。
王盛抓住机会，请其为“墨池”作记，以借助曾巩的名人效应，来扩大“墨池”的影响。
曾巩是何等睿智之人，虽被捉刀代笔，请为墨池作记，但也绝不被盛情接待后，就以讹传讹。他自知王羲之自述，在向卫夫人学书的年轻时，“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根本没有“墨池”一说。在永和11年（公元355年）3月王羲之在会稽（辖今绍兴、宁波一带）内史任上，因与骠骑将军王述不和，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现名“金庭镇”）”，他和好友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浙江东部）山水，又何尝在抚州有过“墨池”？
而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浙江会稽等还有多处。
二、曾巩为什么又写了《墨池记》
曾巩深知“墨池”，这不过是个民间传说故事，其虽受邀做《墨池记》，但文中对“墨池”的真实性，态度很明确地提出了质疑。“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意为王羲之不想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醉心于山光水色之中。“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意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况且，“羲之之书晚乃善”，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这可绝非少年“墨池”所能为。
曾巩明知“墨池”是不可考证的传说，为什么又写了《墨池记》？主要考虑教授王盛先生的用心良苦，王盛是籍以推广王羲之的事迹，勉励学员有一技之长，且是弘扬王羲之这样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其所遗留下的美好风范，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又何乐不为？曾巩欣然命笔，写了“墨池记”！曾巩在本文中重在说理，重在讲学习要有良好的态度，并非在于记池，虽提出质疑，但此文重在说勤奋学习的重要，自然就避免陷于考证“墨池”真伪的尴尬。
曾巩后官居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拜中书舍人。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曾巩写的“墨池记”就广为流传，“墨池”勉励勤奋学习的精神，自然发扬光大了。
三、“墨池”与“闻鼓吹”不可偏废
任何事物都在时空运行，任何独立的科学，必须下独立的功夫，才能学到。学书法，自然也要下一番独立的功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学什么不需要下苦功，又岂止学书法？
为突出学书法需要下功夫，“墨池”就带有造神意味地，被成了苦练的标志。中国书协孙主席身体力行，4年就写坏了200多只毛笔，那200多只废笔成为展品，也成了苦练的标志。大约能同“墨池”一道，被后世效尤，而这平均7天就写坏一支毛笔，其所下苦功，连王羲之都会汗颜。
说学书要苦练，有的“著名”书法家，更能装神弄鬼，比“墨池”更狠的，说什么学书30年，才只专心练个横竖。可凡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绝不能批量生产。完全靠苦练能生产的，还能成批量的产品，都是流水线。仅靠苦练就能生产的书者，至多也就是书法工匠。
看看被称“书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他七岁写书法就能“入木三分”，这没点天分？作为“东床快婿”，却率性自然。他打小志存高远，他曾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会稽太守，累迁右军将军，还不恋权位，称病弃官，更超凡脱俗。他可曾狗屁事没有，整天就练横竖？
真正的书法，绝非仅靠苦练就能练成。孙过庭在《书谱》中就明确指出：“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在一定意义上讲，性格就是书法！谨小慎微的人，根本就不能练草书，又何来的苦练？苦练能改变谨小慎微的性格吗？
张旭从“争道”中丰富了布白构体的构思，从“闻鼓吹”中得到了用法的启示，从“剑器舞”中找到了狂草的神韵，这种大悟性，可是“苦练”而出？。
练书，就是练写字吗？那书写的内容，书写出独创的名篇佳作，书写出千古流传的佳句，能是“苦练”而出吗？
学书，苦练和悟性，不可偏废。甚至在决定性的意义上讲，要出书法大家，更需独到悟性，更需传递神韵，更需创作出名篇佳作。
为此，学书，一定将学用笔同修炼大性情和大才艺相结合；学书，一定将“墨池”练笔与“闻鼓吹”的感悟相结合。光靠死记硬背型的苦练，那是练不出大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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