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主人公王成背着无线电，对着步话机话筒喊的一个镜头。

　　电台被侦破，住所遭包围。最后一刻，李侠镇定地发完情报，吞下电报稿。面对敌人的枪口，他又深情地发出一段电文：“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震撼心灵的一幕。

　　少年时代，我深受这些红色电影熏陶。影片中的通讯设备，常常被我萦绕上红色、圣洁、神奇的光环，并在脑海里描绘出崇尚战斗英勇的色彩。

　　一九八八年五月份的某一天，我走进邮电局电信科报到，被安排在报房班组，担任电报投递工作。自此，我与通讯业有了真正的亲密接触，甚至相伴一生。还记得，走进报房，跳入我眼帘的是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台发报电传机，黑色的，比普通打印机高，稍大一些，上面有打阿拉伯字即电码的键盘；还有很关键的派发电报台席，报务员们正在各自紧张地忙碌着。原先我以为，拍电报是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的无线电台那样，按动着电键和戴着耳机抄写来收发电报。然而，这样的电台，当时只用于战备之需，报房里都是有线的收发电报机器，且以民用为主。

　　当时只有电传电码而无汉字的机器。派发电报时，报务员凭译电码的记忆，一个个译出汉字，所以身边经常要放一本译电码小册子（摩尔斯电码），随时进行背诵，倘若忘记对应的电码或汉字，可以翻一翻。直到后来，才有了同时电传电码和汉字的机器，报务员才只需核对一下有无变字等简易操作，便可以派发出投送给客户的电报了。　　

　　二

　　根据要求，我先向电报投递师傅跟班十五天或一个月。

　　投递业务倒并不难，易掌握。普通电报全程六小时时限，落地（电文从电传机出来的时间）至投递用户签收为三小时时限；加急电报全程三小时时限，落地至投递用户签收为一个半小时时限；投递时间一天分六个或八个时段，截止到二十时或二十一时，之后的加急电报由值夜班的人投递；投递员还要轮流每夜在单位值班室就寝值班。但是，对城市街道、巷弄和门牌号的地址就不容易掌握了，需要几年时间的磨练和熟悉。

　　投递电报时，我骑上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一路跟着师傅开始了。街道旁一个个圆柱形的绿邮筒，还有杂货店、布店、新开的服装店等等，都从我的眼前一一晃过，也从街头那敲打铁皮补铜壶的叮当声里穿过，从弥漫着馄饨小吃和小饼油条的香味里穿过……

　　当时城市还没什么扩展，几乎还是旧貌，大众街三坊口路段还是泥砖铺的。城市虽不大，但要找到准确的地址相当不容易，特别是初来乍到的我。晚上投递时，师傅带着我从街上拐进去，又从一个个巷弄出来，搞得我晕头转向，更不用说找到准确的门牌号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次磨练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我终于较熟练地掌握了城市街道、巷弄、门牌的地址，后来有人夸我是城市的“活地图”。

　　一九九零年的前后，电报发展量达到高峰，每月电报到达我们城市的量就达到上万份。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的浪潮席卷城乡，我所在的城市私企，服装店等层出不穷，特别是制笔零件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我们城市的制笔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少有名气。所以，商业类（银行汇款）电报比生活类电报明显多，这些业务靠的是先进的“千里眼”电报传递。

　　当时，我所在的城市还无程控电话，国内、国际长途电话需要长途台的转接，长途台就在我们报房的四楼。客户在营业厅排队打长途时，漫长的等候是经常性的，有的甚至等候了一天还没有打通电话，最后怨声载道离开了营业厅。直到九十年代初，机房装上了程控电话系统设备。由于线路并未布到位，装一部电话很奢侈，初装费需五、六千元，而且要“走后门”。记得有一年的一次活动，用户申请办理安装电话的队伍排成了两百多米长的巨龙。

　　那几年，程控电话一时难以普及。因此，不少客户觉得还是使用电报传递最快、最实惠、最合适，所以电报发展量达到高峰，走向了鼎盛辉煌的时期。今天看来，电报业的兴衰就像一张通信晴雨表，可以看出那时的通信业整体落后。

　　三

　　电报投递离不开交通工具，原来都使用幸福牌的老式摩托车。后来因电报密集猛增，除给部队、政府单位等送“机要”用摩托车外，其余都改用自行车投递电报。

　　那时我们风华正茂，投递出发时，胸前挂着装有电报的皮包，一手拽过车把，推着并飞身跨上绿色邮电标志的自行车，摇着车铃。清脆的“叮铃铃”声，常常在巷陌的拐弯处响起，我们吹着口哨，穿梭于街道、巷弄间……

　　一些郊区的单位也要投送，如处于城郊的林校、木材厂、农科所、商校等。一个来回，往往需要半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且，一个班次电报不是这一份，有四、五十份不等电报要投送，还不包括银行汇款电报，都要考虑电报的时限。电报时速，相当于生命时速！电报的时限，让我们争分夺妙，不敢怠慢。

　　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在投递工作中，上五层楼报房都是躬着身子从楼道台阶奔跑上去的；下楼时从一级级台阶上跳着奔跑。有一次，给一家制笔零件厂投递电报时，为了速度，连放脚架的时间也节省，就把自行车往墙壁一靠，拎着包儿跑进去。“快快，老板签字！”我催着，老板被我急匆匆的样子逗笑了，说：“不要急嘛，先喝杯茶，坐一下吧！”我说：“来不及了，以后再坐吧！”接着又急匆匆地去投送下一个客户的电报了。

　　值夜班时，若有加急电报或内容紧急的，值夜班的报务员会敲门叫醒值班室的投递员。深更半夜投送电报，胡同深深，万籁俱寂，黑森森的，这些我倒不怕，我怕的是有时很难找到门牌号。因为有的路段门牌没按顺序，或被对联等物体遮住了，黑夜里户外无法询问，有时弄得我来回走动好长时间，晃动着手电筒寻找门牌号。送完加急电报后，回到邮电大楼的五楼值班室。有时难以入睡，我会拉开铝合金门窗，倚靠在窗户边，点燃一支烟，吹吹风。

　　白天繁华热闹的大街，夜晚宁静了许多，好像只有路灯在不知疲倦地坚守。抬头望天空，星光闪烁，让我浮想联翩。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一九九八年邮电分营，一九九九年中国电信拆分重组，几家运营商应运而生，从此我国通信的市场格局已正式形成。九十年代末至二零零年前后，电报业呈现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萧条景象。偌大的报房，被压缩到营业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原本有六位电报投递员，只剩我一人坚守。二零零三年我转岗，电报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本世纪我国通信在一次次蝶变中迅猛发展，并向网络强国迈进……

　　网络改变了生活，我们深有体会。

　　如今电报早已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作为一种通信方式，有过辉煌和红色的通信历史，不会被时光湮没，如星辰，闪耀在历史天空。对于从事过电报工作的我来说，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