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兴国，1943年生于四川省绵竹县，小学文化程度，是苗正根红的贫农出身。他在成都公共汽车公司工作后，任驾驶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兴国狂热地参加了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组织参加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拉起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造反派队伍，他是这个造反组织的总负责人。
在文革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名震全川的造反派组织，与四川大学的红卫兵八二六战斗团一道成为左字号造反派的领头羊。
1967年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以查抄“黒材料”为名，冲击成都市公安局，并扣押公安局局长等人。第二天，成都军区出动军队，协助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造反派组织头头13人，将其游街示众之后，把他们都关进了监狱。成都地区军内造反派对地方造反派冲击公安局表示声援，并对军区“镇压造反怕爱”提出抗议。
2月21日，军委发出【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指出：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夺权和冲击。军以下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
同日，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下午，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举成大规模游行示卫，抗议军区“无理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并在军区营地门口静坐示威。
2月12日，军区发布紧急通告，宣布不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外来人员必须迅速离开。但是，以邓兴国为首的造反派不听劝告，静坐持续了七天七夜。
2月28日，四川省公安厅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镇反运动，先后逮捕了数千名八、二六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及其所属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人员，以及被视为支持造反派的省、地、县领导干部。
1967年2月，邓兴国带头造反，大乱四川。他参与“楸军内一小撮”，反对军区，带领造反派冲击军队，在2月镇反中遭到军区的镇压，邓兴国被逮捕入狱，他的组织陷于瓦解。
1967年5月，中央发出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邓兴国被平反出狱，他的组织也成了左派组织，名声大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六二六曾一度左右了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邓兴国被中央文革看重，由此青云直上。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任革委会副主任，成为造反派中的显赫人物。
省革委会成立以后，四川仍处在动乱之中，内战不止，八二六派与红成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67年至1968年间，邓兴国组织指挥了成都10中、1、2号桥和成都大学的武斗，造成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国家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
1968年，在刘结挺和张西挺的授意下,邓兴国亲自组织武斗队参加了中江县的武斗，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1968年7月，邓兴国以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随张国华政委赴西昌解决两大派武斗问题，被西昌造反派奉为钦差大臣。
1974年，邓兴国任四川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成都市汽车公司党委书记。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兴国积极参与和组织帮派活动，是四人帮四川帮派体系的主要人物之一，为大乱四川的“邓、黄、周、杨”四大名旦之头。
1976年，毛主席病危，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邓兴国等四人帮在四川帮派体系人物，自称“张姚”派，“通天左派”，也竭尽全力地进行表演。他们叫嚷，“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鼓吹“造反派是革命的主力军”，“领导班子中造反派必须占绝对优势”。在“批邓”的口号下，他们以“邓小平有一帮人”，“走资派在省市都有”为由，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班子。1976年8月，邓兴国几个人以向省委汇报工作的名义，强令省委和市委召开20万人的大会。
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兴国被隔离审查。1978年2月11日，他被四川省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邓兴国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邓兴国因病在狱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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