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六事件

　　在文革中，有一个人被中央文革称其为“学生领袖”，他就是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李世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李世英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造反运动。6月1日晚上，交大全校师生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李世英就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讨论，并结合交大的实际情况，对校党委书记彭康搞“封资修”，不突出政治，运动中正调子压制造反等言论，进行揭发、批判，并写出大字报，连夜贴出去。

　　6月2日，在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鼓舞下，交大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矛头直指以彭康为首的校党委。这时，校党委一面抛出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凌xx的问题，一面组织对积极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摸底，组织反击。很快，“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出现在校园里。

　　6月3日，陕西省委派出以严xx【省委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交大。后来工作组发展成30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不准把大字报贴到街上”等条条框框，还按照校党委的作法，对学生进行摸底，准备秋后算账。工作组虽然让彭康做了两次检查，但其包庇的态度让学生十分不满。学生们对工作组感到失望，一些积极分子互相串联，对工作组的做法提出质问。

　　6月5日晚，李世英组织全班同学，对工作组的所作所为进行分析、讨论，认为工作组不是来革命的，而是包庇校党委，压制群众。大家一夜未眠，写出一批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署名810【41】班，6月6日一大早就贴在校园里。大字报列举了工作组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接着，校园里先后出现了众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6日上午，全校几百人分头行动，有的到西北局反映情况，有的到邮电局打电报给中央，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1683人签名。还有许多同学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连。李世英要求和工作组辩论，并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广播台，要求广播他们的稿件。广播台说要有工作组的批准，这时广播里响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同学们热泪盈眶，激动万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长严xx同意接见学生，解答问题。大家来到402大教室，有人一看到来的是省委书记，就胆怯了。李世英却毫不畏惧，只管向工作组提问题，展开辩论。这时，许多保工作组的学生来到现场，严书记最后表态“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结束了辩论会。

　　中午，广播台开始反复播放李世英和严克伦的辩论录音。下午，工程物理系工作组就宣布李世英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管制起来。同时，其他到西北局、邮电局的同学也被管制起来，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

　　6月7日，校工作团经过精心策划，哄骗李世英把一幅未贴出去的反工作组大标语贴出去，一经张贴，就说李世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被抓起来，戴上竹篓糊制的高帽子，拿着哭丧棒，身上刷满浆糊，贴上“反革命分子”纸条，架着喷气式，在学生饭堂、402教室、校办工厂等地进行批判。

　　晚上，他的床铺上也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李世英”的标语，让他欲睡不能。李世英想不通：自己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分子呢？作为班的团支部书记，看到其他同学也受批判，他觉得心里更加难受，于是他想以死来表明自己清白的念头。他假装头痛、失眠，几次到校医室开安眠片，为了攒够药量，还用别的同学的名字开药。9日中午，他的三封遗书写完后，服下安眠药，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21岁的生命。

　　后来，一位记者向中央文革反映了六六事件和李世英自杀的情况，江青特派解放军报记者来西安调查，并将他受迫害的情况转给毛主席。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六六事件和李世英的情况做为典型材料发简报给与会人员。中央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李世英得到平反。

　　1967年4月中旬，在中央转发陕西省驻军的一份报告的批注中，中央文革称李世英是“学生领袖”。1967年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接见陕西省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见到李世英时，提到他的三封遗书时，说“看了你的遗书，我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