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生于清朝末年，一个自耕自食、兵荒马乱、封建落后、生灵涂炭的年代，一共育有四子二女。
中华詹氏起源，距今已有二千八百年的历史。詹姓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周宣王时，封其支子于詹，建立詹国，为侯爵，史称詹文侯，其后世袭为周大夫。詹姓是名门望族，历史渊源很深，亦饱受迁徙之苦。祖籍皆江苏南京。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起义。辛亥革命来临，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宣布成立，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孙中山退位民国大总统。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像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占山为王，各自为据，谁也分不清皇帝是谁、总统是谁，又该听谁的。
战争如麻的年代，天下离乱，年荒劫大，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爷爷冲破层层封锁，一边种地，一边做点小生意，兑换成大洋，让家境过得殷实一些。天不亮上山采酒药花，采回来放在大铁锅里炒熟，做成酒药，背去卖兑换成大洋。瘦小的身躯，每天炒酒药花一担二。这个数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光采摘也得累死，别说采摘后还得将它制成成品。
爷爷深知没文化受人欺负的道理，四个儿子中，父亲才思敏捷、为人忠厚，最有出息，挣了些银两，爷爷将他送到学校上了学。
在云南宣威、会泽、镇雄、巧家、鲁甸，贵州威宁、赫章等周边几个县，威宁县发展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首屈一指。这与英国传教士来石门坎一带传教密不可分。
石门坎是威宁县的一个偏僻苗族小村寨，这里经济落后，文化基础薄弱，群众长期处于贫穷及被压迫状态，人们对物质和精神有着深深的渴望。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来到这个“没有见书四千多年”的高寒山区传播基督教，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及文明生活方式一同引入，普遍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观念、教育、医疗水平，改变酗酒吸毒，铺张浪费的婚丧酒宴等恶习，引导苗族群众进行多方面的社会革新。
柏格理到苗区开办学校，目的是“为宗教而教育”，提高基督教在苗族群众中的传播速度与效率。但不久后他看到:“一年前还挺热心的苗族人现在失去了激情，倒退了回去。”他认识到，要在苗族中顺利传道，就必须建立传教的基地——教堂和学校，就必须在苗族中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传教人才，唯一的办法“以苗教苗”，一方面有利于更好地接受教义，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有利于更好地让自己的同胞信教。他们很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当地苗族百分之八十五加入了教会。
在柏格理的努力下，开创了多个第一：石门坎成为贵州、云南、四川的教育、文化、人才、经济和技术中心，少数民族与汉族间隔阂减少，包容和信任之心逐渐建立，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创造了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双语教育学校；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第一个足球场；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滇黔川地区一百余所学校和机构，把一个“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地区发展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
爷爷把父亲送到威宁县接受良好教育显然下了一番功夫。1945年，也就是日本战败撤出中国这一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
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人，不可能超凡脱俗离开你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
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是全民抗战。为筹措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不但对人民苛以重税，还无限制地发行纸币。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官僚资本极度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临倒闭，城市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农村饿殍载道。全国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剥削者、侵略者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正义有可能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治国理政的政治舞台中央。
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旧中国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农民的基本手段。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决定有步骤地打土豪、划成分、分田地、减租减息，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把土地从少数剥削阶级手里取回来，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于是，“土地改革”运动应运而来。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各地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大批封建阶级掌握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但如何适应新形势新工作，共产党还缺乏经验。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侵犯中农利益和民族工商业的偏向，甚至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口号。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饱受磨难的爷爷满怀欣喜地盼来新中国成立、盼来云南解放，他盼解放、等解放，没想到希望之火复归于黯淡，从“苦难之人”变为“阶级敌人”，转瞬之间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跟头，一下子跌进了地狱！
土改运动非但没有改变命运，反而让他面临一场更大的劫难！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分阶级成分”，简单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不同阶级。
慌慌张张挣了几两碎银，民不聊生的年月放家里不安全。人穷愚昧，爷爷将大洋埋在附近的山上。每天不由自主往山上跑，看埋在地下的大洋是否安全，也顺便把家里几口人所需的口粮取回来。这为别有用心、投机钻营的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
爷爷埋藏银子的翠屏岩地势险要，从西到东绵延十五里。清朝文官陆三宝诗曰：“屏列桥西翠色绕，岩花落尽雪花飘。幽岩不附春风热，几度经春雪未消。”笔直的岩面上覆盖着一丛丛高傲地昂着头颅的灌木藤蔓。白色的砂岩稀疏地从枝叶中露出来，像白雪堆在树枝上。绿色为翠屏，白色为积雪，十分壮观。
“礼崩乐坏”，有人看到爷爷每天往山上跑，尾随而去，找寻到埋藏银子的地方。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密穴宝藏”的秘密被人知晓，积累的几两碎银瞬间灰飞烟灭。
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年代，阶级派斗异常红火。特别是想损招斗人、打人特别厉害。偷银子者得便宜还卖乖，到处传播假消息，谎称爷爷腰缠万贯，金条万两，到村上找大队长举报了爷爷，大队长一听，叫人拿棉花蘸油缠住手指，点上火烧，让他把金银财宝交出来，没想到烧死也烧不出一个铜板来。
没烧出来不要紧，只要有人证就行：翠屏岩被人偷走的大洋就是财产，不把你划为地主还划谁呢？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辛苦挣来的几文大洋没有带来福音，却让他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乱世做人不如太平年景的狗。在高度一致的表决声中，爷爷戴上了用纸糊成的圆锥形“地主”高帽。我的家庭成了“地主”。罪名定了，爷爷只能无奈地接受，他没有申诉。即使申诉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不知道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爷爷不由分说被关进了黑房子。他睡在铺了一层稻草、一层麦芒的杂草上，碎丝细草好像牛鬼蛇神，密密麻麻削尖头往衣服里钻，扎得皮肤又痛又痒。臭虫隔着席子咬人。每天夜里，他都要起来两三次，像捉跳蚤一样找出身上的异物。
“地主”这个名词，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在党领导工农兵夺取武装政权的过程中，已经被宣传深深地毒化了，成为了一个深含贬义的词语。
这是一座临时看管坏人的小院子，里面除了汤保长，还关押了两三个地主、富农。见此情景，爷爷心里顿感委屈，一个被抢占、遭迫害，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农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大富大贵的资产阶级了呢？简直是对他的嘲弄和侮辱！
“土地改革”使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中。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斗争是无情的，来不得半点资产阶级“人情味”。每天都要交代思想错误，没有错误才是更大的错误，属于“屡教不改，执迷不悟、顽固不化”。政策攻心、威逼利诱、酷刑侍候，不信你的七尺之躯是钢板做的。听着院里传出的皮鞭声，哀哭求饶声，他周身的血液涌到了头顶。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各种整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开斗争会时，用来烫人的火钳，刺人的铁钉是必备之物，还有老虎凳、竹签、擀面杖、麻绳、细铁丝。连贫农的孩子们也准备了小铲子斗地主的儿子。
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爷爷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了！他抬头望了望墙上的大红标语：
打倒地主，穷人翻身！
沿着毛主席革命道路胜利前进！
许许多多的往事和不可捉摸的未来，让他的内心充满了苦痛。他挣扎着站起来，腿一软，踉跄两步，险些栽倒，幸而扶住了一面墙。一股凄楚、悲痛的寒意袭上心头。他越看越模糊，“穷人翻身”几个鲜红大字渐渐变色，慢慢颠倒过来……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乡镇一级，杀一条人命还不如杀一只公鸡重要，二十来岁的乡镇长掌握着几十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乡镇长坐在一盏时明时暗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油灯下，根据各村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如果这位年轻人宅心仁厚，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画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也就完蛋了！
大伯小名小黑，一个不太雅的名字。名字里为什么要带一个看似不吉利的字？如“病”“黑”等呢？一提到有“病”字的名，想必大家都会想到霍去病、刘病已。“去病”很好理解，就是把病痛去掉，人自然就吉祥了。但像刘病已这样的名字似乎很不吉利，古人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呢？其实不只古人，上世纪还有很多人取特别难听的名字，据说那时候小孩夭折率高，而取难听、下贱的名字就可以保平安保健康。比如《白鹿原》里孝文、孝武、孝义小时候就叫马驹、驴驹、骡驹。有的直接给孩子取名牛、马、鸡、鸭、鹅，还有的直接叫大憨、二憨；大毛、二毛；七斤、八斤等。后来，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芬、芳、美、莲；梅、兰、竹、菊；金、银、伟、国；兵、超、旺、福等进入了取名轩里。
不负头牌不负名，大伯皮肤黝黑、体格健壮、英勇善战，成了远近闻名的国民党“保长”，一路走进了遭镇压的黑名单。解放后，共产党清除国民党余毒，要求“土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上了“砍头名录”。开审判大会那天，念名单的人不知是口齿不清，还是有意为之害怕大伯报复，名字叫“张小黑”的那位，瞬间从群众中揪了出来。一声枪响，子弹呼啸，那人胸口绽开了一个偌大的血窟窿，手脚动了几下，没气了。一个活人到一具死尸，只需要一颗比黄豆粒大点的削尖了头的子弹就可以办到。这颗身披金黄色外衣的东西，加上速度，等于从生到死的桥梁。大伯吓得魂飞魄散，看上去弱小了许多。在他听来，这颗呼啸的子弹，简直是从他的胸膛里钻出去的。他开始了逃亡之路。
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理想，不过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罢了。有时候人的命运就像屙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最后拉出来的却是一个屁！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美好的东西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一阵紧似一阵的斗地主消息传来，想着奄奄一息的爷爷，在学校上学的父亲像一艘茫茫大海中漂泊的扁舟惶惶不可终日，与家庭的悲苦一起沉浮。当年怎么怎么优秀，怎么怎么样出色的父亲被迫中断学业回家务农。
地主的后代也是走资派。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切都毫无办法。这是无法超越的客观，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
精神控制对一个人的毁灭是巨大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命运对人的束缚。有时候，不管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的侵袭。本以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远走高飞的父亲，因这场运动戴上了“地主帽”。
为了防止地主势力纠集，组织上决定将住在山脚下的地主靳二氓家和住在山头上的、同为地主的我家对调。靳二氓家爬山涉河，翻山越岭从可渡搬到了山头，爷爷往山下搬。
可渡是镇政府的所在地，坐落在滇黔两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息、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不知哪朝哪代的官人很有远见，命人在沿河两岸，栽下很多杨柳树，不想几百年过去，这些青翠欲滴、婀娜多恣、绿荫扶岸的杨柳树竟成为一镇风景。从山头到山脚，再跨过可渡河，走了十公里的山路，爷爷带着一大家子举家搬迁来到可渡，一家人在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没办法，出身就是一切。初来乍到，遭受了乡邻的冷遇和白眼，感受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村人自私冷漠，眼露凶光、排外思想严重。别忘了，可渡村姓靳，不姓詹。得罪了姓靳的大姓，可以让我们家出得了村，回不了村。一家人俨然像岩层夹缝里的黄泥，被夹成了干燥的薄片，不求滋润只求生存。一家老小凭借一己之力，通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过卖笑赔罪、通过谨小慎微，通过比别人干得多吃得比别人少等举措，使村里人渐渐包容了他们，接纳了他们。然而，世事变幻，白云苍狗。土改运动持续时间长，阶级斗争肆虐泛滥，使得父母营造的近似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乱，开始上演伦理本位的民间道德礼俗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强势霸权及文化大革命狂飙相对峙博弈的一幕幕活剧。很显然，民间传统文化伦理的力量是脆弱和尴尬的，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每逢政治运动，队长靳蛮憨变本加厉地将爷爷作为典型游街批斗。
忍辱负重，一家人节衣缩食，好不容易盖起了三间茅草房，房子是用石头、泥土、茅草建成的。建成一排，上下两层，底层的墙用石头砌了将近一米，上面是土墙，是用粘土盖的。二楼是楼板，睡觉堆粮食用。
房间采光不好，光线从门板空隙折射进来，在墙上，在地面上，形成小小的光斑，若干的微尘就在这光斑里上下起跃飞舞。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盖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茅屋，暂时结束了辗转飘零的流浪生活。
“腰缠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手艺是活宝，走遍天下饿不倒”“家财万贯，不可轻师慢匠”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共识。姑父从小对斧头、锯子习以为常，成为一名出色的木匠理所当然。在木工工艺上是全才，手艺堪称完美，从没学过一天绘画，却能在家具上精雕细刻，描龙画凤。铁匠的功夫在淬火，木匠的功夫在合缝，既能打桌子、凳子、柜子、木箱、床、碗橱等家具细活，又能做造房子的粗活，尤其是涉及机械原理的农具，比如犁车、水车、风箱等，耐看好用省力成为美谈。家私置备妥当，显得热闹了许多。闲暇时节，他背着工具箱走南闯北。工具箱里，到处是墨斗、方尺、锯子、刨子、斧头、凿子，还有扁铅笔。
屋里没有其他更值钱的东西，没有电灯，只好用山上捡来的松树明子照明，后来点上了煤油灯，一年四季屋里黑乎乎的。
不几年，土墙已经斑斑驳驳，石头已经发黑。最怕阴雨天，在雨水的连日浸泡下，房顶漏雨，只能用竹笋叶东补一片西补一片。一下暴雨，外面的雨停了，屋里还下个不停，搬床的搬床，拿盆的拿盆，四处接水，忙得焦头烂额。冬天寒风刺骨，墙上都是霜。墙体也裂开了缝，最大的裂缝已用破布和稻草堵住了，寒冷的风还是能钻进来，像是诉说着建设的不易。
有饭吃活下去是最本能的欲望。绳床瓦灶、生活困难、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诸事不顺，又急又恼又绝望。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但又挣脱不了“富农”的束缚；越挣脱不了越想挣脱……生活在屈辱之中，随时被村干部、贫下中农欺侮。
爷爷一气之下闯进了鬼门关，从此再没回来。
有道者昌，无道者亡。爷爷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传世规训是：“站直了别趴下，倒下去也要把地砸个坑！做人，要敬天地、忠社稷，孝父母，和夫妻，友兄弟，信朋友，笃亲族，睦乡邻，施穷人”。挣扎着说：“得到地主这个名分不容易，要创造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多少辛苦惨淡经营，还要克勤克俭，尺积寸累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地主，我没有用过苦工雇过人力，靠个人的汗水平白得了个地主成分，哪能不开心？”回想起如梦的一生，怆然而涕下，老泪纵横，直说对不起他的后代。他说，如今这世道活在世上真不容易，富家人拔根汗毛比穷人的腰还粗，庄稼人逼得无路可走，活着不如死了好，早死有福不遭罪，只是不知这个地主的黑锅要背到啥时候？希望父亲、叔叔告诉他的子女，“人靠心，树靠根。人不能为仇恨而活着，仇恨的人都有一颗黑暗的心。”只听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父亲俯下身，发现断气了。
像爷爷这样多灾多难、老实本分的人，本该受到上帝的格外怜悯、同情与眷顾，得到社会与人群更多的关心、爱护与帮助，然而上帝不理睬，世道也显得特别冷酷！纵使他左冲右突，也依然无法逃脱生活的打击、造化的折磨和命运的戏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
1966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矛头逐渐指向党的领导层。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莺歌燕舞，是要流血革掉一部分人的命的。尽管父亲没有犯错误，在十里八乡贫下中农眼里是个品德高尚、学问丰富、办事公平、忠厚朴实的热心肠，写得一手好字，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总被请去写对联、挽联。但在“四清运动”历史背景下，出身的“高贵”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麻烦，家庭的老账又一次翻了出来，地主的“帽子”就顺延到了他的头上。
一只狼不可怕，可当一只在漆黑的夜空下凶狠地闪着绿眼睛的狼四处游走，对着无垠的旷野从喉咙处发出一声“嗷——呕——唷——，嗷——呕——唷——”地嚎叫，回旋传播于茫茫的黑夜中，单兵游弋的狼一只、两只、三只集结……嗜血成性的狼群令自然界里所有的庞然大物不寒而栗。在它们的轮番围攻下，即使百兽之王也难幸免于难。
当官总比不当官好。狂飙突进的革命运动，给了当权者一个合理正当的变本加厉欺负我们家的理由，给了队长靳蛮憨将父亲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自由裁量权。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名正言顺地修理贫穷弱小者。
叔叔年纪稍小，虎口逃生。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茶余饭后阶级斗争的理想人选。
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这个。
每一次革命的出发点都是纯洁的，理想和目标也是崇高的，但是实施的过程却是云诡波谲的，手段是带有血腥的。运动的方式是层层发动，层层检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到最后抓起来的也都还是群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今中外，无论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阶级成分高，也许也包括学历高。在这场将无产阶级家庭打入“地主富农”的运动中，父亲的老实巴交成就了一些政治投机者的胜利，被推上了时代阴暗面的舞台，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的资本并保护了一些真正的本该接受批判的“地主阶级”。
广场四周贴满水泄不通的红色标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无不胜的毛主席万岁！
打倒恶霸地主消灭剥削阶级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广场上人山人海，杀气腾腾。
比贫下中农生活还困难的父亲成了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人。
几个靳蛮憨式的干部嘴里不停地嘟哝着，睁着铜铃似的眼睛登台斗父亲。熊熊燃烧着的仇恨正在向他们火红的眼睛聚拢，好像嘴里叨着的烟头快被引燃，吃人的欲火一触即发。斗争场面血腥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齐上，渐渐地皮开肉绽、白肉翻飞，鲜血迸流，叫喊连天。皮鞭上沾着的血水，随着上扬的弧形呼啸着飞溅出去，点射状散开。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父亲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积极分子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把可怜微弱的声音淹没了。台上积极分子在台下积极分子的鼓舞振奋下，打得更卖力，抽得更精彩……
一天晚上干完农活，晚饭也已弄好。好几个吃饭的人，只那么一点点，早已饥肠辘辘的父母也不敢多吃，省下来给孩子们吃。刚放碗，外面哨声响起，母亲说：“队上集合，开会了！”
周边几个大队的村民咕咚咕咚往广场跑，把房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生产队的会议出乎意料，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原来是斗争四类分子：第一类是贫农，在当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贫农，上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属于专政者，而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第三类是富农，政治地位次于上中农。第四类是地主，政治地位最低。富农与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同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中。
星星在天空眨着眼，月亮迟迟不肯出来，黑夜的上空呼呼地刮着阴冷的风。姐姐才六岁，这个年龄的孩子永远有睡不完的觉。睡意袭扰，上眼皮同下眼皮直打架，头像鸡啄米一样无法控制。坐在她旁边的老者觉悟比较高，也是一个老好人，不断用手臂碰姐姐，提醒千万别打瞌睡，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如果不专心看批斗场面，也要上去示众。但她是那么瞌睡，久久睁不开眼睛，身子瘫软地前后摇晃。
被斗争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据说以前家里有枪；另一个是四十多岁身体很壮实的父亲。罪名是私藏了一把枪。其实这事是父亲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干的，枪在解放时的土改运动中早已上交给农会。现在缺少一个批斗的理由，得找出来掀起波澜。父亲做了替罪羊，不替罪也不行！大伯生死不明。
生产队长带头高呼毛主席语录：“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下边群众群情激愤，精神抖擞起来，山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根竹签插进了父亲的小手指！一声凄厉的惨叫声飘进耳膜，刺得她的心忽地一震，姐姐猛然惊醒，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困倦而朦胧的眼睛向周围惊恐地看着，口水从下巴尖拖下来一条长丝。
父亲顽固地拒不承认有枪，恼羞成怒的贫下中农将他的手反绑，用一根从房梁上垂下的绳子捆住双手。只见两脚悬空，像荡秋千一样，反复不断的吊起和放下，惨叫声不绝于耳。队长走上前来，脱下鞋子，对着那张可怜巴巴的嘴用鞋底抽打起来，他嚎着，叫着，呜咽着，抑扬顿挫着，老泪纵横着。血浆涌出了嘴巴沿着脖颈往肚皮下流，染红了白色的粗布上衣。血继续向黑色的裤子流去，看不出血色。像经过了一道黑色的暗管，鲜血复又在裸露的脚踝处显现，流进了鞋帮。父亲的门牙打落了，露出一个血淋淋的血洞。他目光犀利的盯着台下人的眼睛，只听“呸”一声，台下一阵骚动。血水吐出去飞溅到了观战群众的脸上。大家纷纷伸出袖子，一副恶心呕吐的样子，擦拭着脸上的秽物。
群众锥子般的目光像离弦的箭一样飕飕飕地飞向父亲。台下几个运动骨干又吼了起来：“地主不老实，让他跪下！”广场上，人声像旋风一样响彻云宵，“像狗一样趴——下——趴——下！”个子矮小的人们，踮起脚尖，伸长脖颈，仰着下巴往前挤。站在前面的，双手叉在大腿，弓着腰撅起屁股阻止人流往前涌动。不时扭回头，双目圆视，凶狠地瞪着后面朝前挤的人群。
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父亲再说什么也只会自讨没趣，反而使情况弄得更糟。不招再用刑，他们用叫骂声来发泄无可奈何的怒气。有人目?欲裂，一拳把父亲耷拉的脑袋打了个后仰，另一只手抓住前胸合拢过来的两扇衣领，像拎小鸡一样提起来，摁在看台的石墙上，鲜血顺着脸颊，流进眼窝，流过额头，像伤心的眼泪一样从头顶上淅淅沥沥顺着后背往下淌。另一个人心领神会的侧翻了一下父亲，把他下垂的手拉到身后，抓起一根一头削得扁尖的棍子，用细线把左手右手的两个手指紧紧捆束在棍子的两端，直挺挺地背在身后，无法动弹任凭蹂躏。刑讯回答还是不能如愿，有人就用楔子加，痛得汗流浃背，哭爹喊娘似的凄厉声拖得长长的，这声音使世界上的一切呼叫都黯然失色。和斗争场面一应一和的，是他们豢养的狗，它对世界、对生命的仇恨被那些发生在残酷日子里的残酷事件暴虐着，一次次地完成着从狗性到兽性的飞跃。在人的强大专制和食物的诱惑面前，狗变得奴性十足，成为一种离开人便无法生存的家畜。它们是队长的爪牙，是执行公务的仪仗队。队长的权力和威风，群众的畏惧，通过它们十分理想地表现出来。大狗非常出色，张着血盆大嘴，龇出洁白锋利的牙齿，脖子上的硬毛像刺猬一样根根竖起来，不知疲倦地在地上来回奔跑，对着枯枝一样的父亲汪汪汪地吼吠。只要一个动作或一声口令，它将立马扑上去撕个粉碎。
斗争会一直持续到鸡叫，第二天要出工，只好宣布散会。
焦急的还在焦急，失望的更加失望。白天做完工，晚上批斗照常进行。父亲作为地主代表，头戴二尺多长的纸糊高帽子，腰弯九十度，屁股高高撅起，站在台上。
厮杀的动机已经具备，暴力的情绪正在饱满起来。双手被反剪，队长靳蛮憨拽着他的头发，摁着他的脖子。场面如行刑般恐怖森严，台下“打倒”声像一把把带血的钢刀、一支支带毒的利剑戳进父亲脆弱的心。尊严的背后，蠕动着关乎生死的大血管，愤怒、畏惧、无奈伴着绝望。他宁愿一死也不愿站在台上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天底下还有谁比他更伤心？生为含冤人，死为抱屈鬼！
父亲不认账，急得没有办法，只有打！打仍不解决问题，这时参加批斗会的群众精神疲劳，有些自动走了，干部因未斗争出东西既泄气又生气，互相埋怨。
大斗未取胜，队长靳蛮憨的脸又瘦又长，像根蔫黄瓜。失望的神情托着尖尖的下巴向前撅着，因为内心的激动，脸上的肌肉和嘴唇直颤，稀稀疏疏点缀着的几根山羊胡子像触电了一样，抖动几下，又把嘴里的话吞咽了下去。他的脸正在夸张地表现着内心的仇恨，高扬的手狠劲一甩，又组织了一批积极分子继续斗。他们怒气冲冲说：“顽固不化，无药可救！”父亲回答“天地可证，日月可鉴！没有！没有！”，搞了一天还是“你顽固！”“没有！没有！”“结结巴巴，心里有鬼！”生产队长、会计气急败坏，恶语相向，送给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一顿拳脚，灌屎灌尿。
人的嘴是圆的，舌头是软的，话是人说的。突然，队长说：“农民脚下路三条，逃荒讨饭坐大牢；地主算盘响，穷人逼死了。现在农民翻身了，就要狠命斗地主！”他冲到父亲面前猛扇了几嘴巴，用力太猛，父亲口吐鲜血头一偏晕了过去……
父亲半死不活被打了一天，满脸血污，衣服上血迹斑斑，精疲力尽回到家。半夜只听家门震天响，又被干部叫了起来，继续用手指粗的树条狠命抽！鲜红的血迹从衣服里钻了出来！
狗打怕了不敢再叫，何况是人？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受批判，都在受着棍棒的非人折磨。没有人权可言。什么叫法律，法律就是拥有统治权力的人说出的每一句话。话可以乱说，乱说出来的话也就成了一切战斗的坚强武器。
村庄发生的一切不仅仅关乎贫穷，还有愚昧和善恶的成分在。消灭父亲就像掐死一条老弱病残的狗一样容易。复杂的斗争几乎耗尽了他的激情，心里时常泛起一种难以言表的苦涩，像幽灵一样在他的心里飞来飞去。在对“错误”进行清算的那些日子，他的日子过得灰溜溜的，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见人就想躲。
每次批斗会少不了父亲，平时出工总是安排最苦最累的活给他做，稍一休息，队长提着马鞭上来，当着大伙一顿侮辱。
一旦尊严被毁，耻辱就像空气一样挥之不去。父亲被人脱光衣服，用绳子捆绑全身，狼狈的、惶恐的、无措地站在那里，祼身放倒在荨麻上滚，荨麻的细毛无孔不入。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荨麻，……其茎有刺，高二三尺，叶似花桑，或青或紫，背紫者入药。上有毛芒可畏，触人如蜂虿蜇蠢，以人溺濯之即解，搔投水中，能毒鱼。气味辛、苦、寒，有大毒。主治呕吐不止。蛇毒，捣涂之。风疹初起，以此点之，一夜皆失”。
荨麻喜欢蜇人，也叫“蜇人草、咬人草、蝎子草”。荨麻草的势力范围极广，无论草坡上、沟渠边、还是田埂上，大道旁，甚至在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都有它的身影。一不小心碰到蜇毛，像针刺一样痛得钻心，不一会就肿起来一大片。
安徒生在童话故事《野天鹅》中描绘艾丽莎第一次摸到荨麻时的感觉说：“这些可怕的荨麻像燃烧着的火，她的手上和臂上烧出了许多泡来。”
荨麻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给身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它所制造出来的畏惧和恐慌。大多时候，它的这一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
恐惧带给人们的记忆，总是最长久的。很难想象，全身在荨麻上滚是怎样的一种痛。
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畸形的社会产生了大量畸形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还是顽强地活了过来。
寿则多辱，面对并不公平的命运，父亲愤然一跃在逆境中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尊严。父亲说，烧火要空，做人要忠。忠于家庭，忠于事业。教导孩子要学习梅花逆寒而发有傲骨无傲气的品质，不管别人怎么看待，默默尽自己怒放职责的豁然心胸，而现在很多人面对诱惑，缺少的就是一个“忠”字。
时间像蜗牛蠕动一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管多晚，塞满了惊恐和劳累、尚处于月子中的母亲眼睁睁地盼着父亲平安回来。她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说点什么。只能轻轻地擦拭着他的伤口，焐着他的手，透过目光传递着爱的共振，舔平心伤，痊愈肉伤。
被历史滚滚洪流夹带前行的个人，身不由己。
“文化大革命”结束，迎来了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中央到地方，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推开。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四类分子的摘帽措施，成为了顺利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首要一环。这次摘帽行动，从根本上对建国后划分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成分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个人阶级成分的“平反”，连同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全国人口真正实现了没有出身和阶级成分差别的公民平等性，使得占人口一定比例的这部分人直接获取了新生得到解放，还使得占人口较大比例的这部分人的子孙及亲友卸下了所受牵连的政治包袱。
父亲看见了曙光。随着正本清源，父母亲成为了“人”！一贫如洗的家终于摘掉了“地主”帽子。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苦难史，天灾人祸伴随发展的始终。每一段历史都得有人为它负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老去，剩下的只有选择性陈述与修饰。这陈述让后人不再看到风刀霜剑，这修饰让后人看到活着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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