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寒料峭，每过一天早晨，大草甸子上的空气就越来越清冽，霜花就越来越重，犹如草地铺就一层淡淡的雪花。冬天就要来临了，每逢夜晚，土地一下就冻结了，微寒使东一处西一处的水洼，冻上一层薄薄的冰壳，一闪一亮，等到日上三竿就无一例外地融化了。

　　漂姐第二趟回来，送来半船稻草、两麻袋苞米面、一大桶白酒、一包烟叶、一条水衩、几件旧大衣和油、盐、酱、醋等好多东西，还特意给病叔捎来一副新眼镜。漂姐说，再过几天大江上冻就没法儿走船，能运来的东西尽量先运过来。不言而喻，她的份子全都用在我们的身上。病叔戴上眼镜自言自语感叹：“谢天谢地，瞎子可又有眼睛啦！”他习惯地拿起包烟叶的报纸，低下头读起来。老绝户决定留漂姐住一宿，明天割芦苇，得用她的小船运回江神庙。

　　江神庙人都因漂姐的到来，因她的情绪感染而高兴起来，为招待漂姐，我跑到水洼里捞回不少小鱼，妮儿从烂泥地里挖出些土豆。病叔做好一大锅炖土豆，一盆炖小鱼，大人们坐在一起喝起酒来。篝火熊熊燃烧着，火光映照大家的脸盘，上下蹿跳，明灭不定。老绝户和狗剩子一晚上都对坐着闷头喝酒，顶多说两句垒墙壁，打芦苇的事。我闲着无聊，顺便翻翻病叔看过的旧报纸，听他和漂姐聊天。

　　“唉，不好意思，你的份子又被大家用了。”

　　“哪的话，老病，”漂姐吃着小鱼，“一家别说两家的话。”

　　“你家里有病人，挣两个钱不容易，都活得难啊！”

　　“我们那口子的病，治不治都一样，耗日子呢。”

　　狗剩子冷不丁插嘴道：

　　“那还不早使（死），省得拖累银（人）。”

　　“放屁，你才早死呢。别看他躺在炕上不能动弹，怎么也是个大男人，他要没了，家里还不塌倒半边天！”

　　“那你就搬过来，省得来回跑。”

　　“想的倒美，让我一个娘儿们家，睡到男人窝里，像话么！”

　　“这有什么，像画（话）就贴在墙上，妮儿不四（是）跟我们一起过么。”

　　“她还是个孩子。”

　　“你看她这几个月，都长成大姑娘啦。”病叔提醒。

　　“真的，妮儿，过来，让漂姨看看。”

　　妮儿一声不吭，窘住了。

　　漂姐拉过妮儿，凑到火边左右端详，从头到脚打量着。“可不是，一不留神她就长大了，出落得跟水葱似的。我们能不老么！”漂姐说着，一拍大腿咯咯笑了，她永远那么心宽、乐观，碰到天大的事情都不在话下，该吃就吃该乐就乐。

　　漂姐接下来讲的消息，却令我们震惊和不安。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争端，局部战斗频繁，边陲城市正在进行全民总动员，准备打仗。市里组织闲散的居民疏散，老人、孩子、妇女有亲投亲，有友靠友，留下的全是青壮年。为严防阶级敌人和苏修里应外合，造反派对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监管得更加严厉了。我浏览着手中的报纸，好久不知道外界的消息，这些日子发大水就更使我们与世隔绝。报纸上的消息仍旧是老一套：彻底批判刘少奇推行的“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有一篇题为《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文章让我疑惑，内容是北京正在落实政策，给某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出路。我问起病叔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大概指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

　　“那得先和家庭划清界限吧？”

　　‘这只是个形式，怎么才算划清呢？”病叔苦笑，“比如经济上还不能独立的孩子，必须由家长抚养，和家庭生活在一起。”

　　“我能算吗？”

　　“够呛，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排在最前面，你是头号敌人的子弟。”

　　“妮姐算吗？”

　　“也够呛，她属‘特嫌’子女。”

　　“那我们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

　　“有，得等待，现在还不行。”

　　等待，等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什么时候是头！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变得冰冷了，黯然神伤。我的姐姐参加过红卫兵文艺宣传队，那也没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初中毕业上山下乡，仍旧被军垦农场拒之门外，皆因她是走资派的女儿。我清楚地记得姐姐得知军垦农场不要她，回到家里饮泣了一天，后来只得打起背包下到普通的劳改农场。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大概我们触动狗剩子的痛处，他极不耐烦地打断我们。妮儿也双手捧着头坐在角落里叹息。老绝户谁都不理睬，越喝越多，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再劝他什么，以免勾起他的伤心事，由着他往肚里灌酒。这天晚上，老绝户喝得酩酊大醉，翌日一早都没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