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曾经问过来区食品站看我的大队贫协主任彭建安，他说晚上到了知青点去守他的小卖部的时候，他都有一些害怕，因为一大排房子黑不隆咚的孤零零的杵在那里，没有一点灯亮和人气，风经过那一排房子的窗户时，发出来的声音怪瘆人的。
我也是从彭主任的口里才知道，其实我们知青点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还不是吴松柏，而是一个名叫代淑珍的成都女知青。
经彭主任这一说，我也才想起我们知青点里确实有一个叫代淑珍的成都知青。只是她从来不曾在知青点里住过一天，也没有与知青点的知青们一起干过一天活。
那个代淑珍的成都知青，一年里只来两次知青点，一次是一年的六月中旬，一次是年终生产队决算后的十二月底一月初。
代淑珍两次来就按照她那个生产队的每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再乘以一个月二十八九天计算，补给生产队之后，生产队就把半年和一年的口粮称给她，然后打成米拿回成都。
松柏说她代淑珍这样做最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生产队的每一个劳动日才三四角钱，算下来代淑珍每一年才给生产队交了一百八十多块钱，就拿了两百多斤米和一百斤左右的面粉回去。
代淑珍的个儿很小，大概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人长得不漂亮但也不是很难看。只是有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是她要抽烟，而且烟瘾还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得滋滋作响。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脸，看到她的时候嘴角上总是叼着一支烟。
松柏还说代淑珍之所以不干一天活，一年拿一百多块钱就称了那么多的粮食回去，原因就是代淑珍毎来一次，都要送给她们生产队队长和会计一人一条外面买不到的“大前门”的烟，还要送给大队革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每人一条也是外面买不到的“牡丹”牌的烟。松柏说要是他家有钱，也能够买到那一种好烟，他也去这样做，不干活！
我不知道松柏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只是我在知青点两年的时间里，只看到过三次代淑珍，所以印象中知青点里没有这个人一样。
听彭主任说代淑珍回成都工作的单位是一个街道上的手套厂，盖章办招工走的那一天是他开车的男人一起来的。我当时在心里想，难怪代淑珍能够有钱来买“工分”，而且还抽好烟送好烟给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原来是有一个当驾驶员师傅的男人，那个时候最“吃得开”的人就是开汽车的驾驶员，什么紧缺物资都可以买到。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那个时候我在区公所当广播干事。区上组织人员到各个乡去宣传兴办乡镇企业。我被安排到了我当知青的那个村去宣传讲解乡镇企业的优势和政策，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们知青点。
昔日曾经人来人往的大队茶场暨知青点，只剩下了几间残墙断壁，原来的茶场保管室呀会议室厨房以及养猪的地方，早已经灰飞烟灭永远的成为了过去式了。
多年以后，第一个参离开知青点加工作一直在街道上的茶旅馆上班的纺，后来与我参加工作的食品站的一个卖猪肉的师傅，也就是俗称的“刀儿匠”结了婚，到了九十年代末，街道上的茶旅馆开不下去破产变卖了后，就成了失业人员而没有了工作。
因为又干不来其他事情，纺的一家人全靠纺的丈夫找钱供养。后来纺女儿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到重庆参加了工作，结婚生了孩子两口子就到重庆去给女儿带孩子。二零零七年解决了集体所有制破产企业的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后，纺才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
第二个离开知青点的郑，考上省属中专学校读了三年的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了两年的老师。后来想到成都工作，郑与一个省运输公司汽车队的驾驶员师傅结了婚，那个人也是我们同一个公社另外一个知青点的成都知青。
婚后调到省一个职工学校去当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到一家郊县的一个编织袋包装厂去当管理人员。
而郑的丈夫这个时候却染上了赌博的这个习惯和嗜好，经常把自己运送物资的货款收过来拿去赌博。因为一次赌博的款资数额很大，还不上公司的款后而东窗事发，被以贪污罪和赌博罪给判了十五年徒刑。郑便与之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女儿，另外找了一个外省籍的丈夫。
有一次郑回来看望她的姑妈，我恰巧看到了她，我们站在街边上与她说了一会儿话，言谈中感到郑与现在的丈夫关系很微妙，因为这个现在的丈夫很顾及他原来的妻子和儿子，所以生活不是很愉快。加上郑重新结婚之后再也没有去找过工作，而是在现在的这个丈夫自己的一个小贸易公司上班，工作没有时间概念，很是松散，郑说自己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和节奏。
再后来，郑与第一个丈夫结婚生的女儿出国留学后，就没有回来而留在了美国工作，三十五六岁了依然没有结婚，说是这一辈子只想一个人过。气得郑常常暗自神伤，很不放心。
在我之后第四个离开知青点当兵到了部队的恕，当了三年的兵后退伍安排到了县城一个粮站工作，开始是买大米的售货员，后来又去学驾驶技术，然后就开了几年的车。
恕后来找到了一个街道医院的护士结了婚。本来以为就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可是因为粮食取消了供应制，粮站只有收粮保管粮食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的驾驶员了，恕也因此而下了岗。
因为恕脑瓜子很灵活，跑去开了几年的翻牌机，找了一些钱。但是却爱上了去卡啦OK厅，经不住诱惑与一个女人搞到了一起，把原来的妻子离了重新又结了婚。由于经常加班熬夜，我每一次看到恕都是一副脸青墨黑的样子。
只是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与恕一提起知青点的话题，恕说他还很喜欢原来那个无忧无虑的日子。
第五离开知青点工作的晓，开始是在街办企业印刷厂工作，后来父亲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后，办理了退休手续，晓就顶替重新安排到一个区医院当收款员。之后与一个部队的排长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晓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回来安排到县防疫站工作。两口子把女儿送进大学毕业后，自己也办理了退休手续，天天打一下小麻将，按照晓的说法，生活还是有滋有味的。
第六个离开知青点的慧，在街道商店当小百货店的售货员，干了几年后因为街道商店关门破产而去当起了个体户。生意买卖还不错，后来还卖起了成品衣服。
与乡信用社的一个人结了婚的慧，生了一个儿子。本来生活还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接近五十岁的慧，跑去与一个房地产老板搅到一起了，后来发展到竟然抛家离子与那个房地产老板一起“私奔”。搞了快一年的时间，已经渺无音信的慧又回来与家人团圆，好在是慧的丈夫很不错，原谅了慧所作的一切。
两口子退休后都到成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
第七个离开知青点的松柏，在成都二路公交车站上工作，据说后来（八十年代末）与彭县一个蔬菜队的姑娘结了婚，二零零五左右就退休了。
退休后回到彭县老婆家，生活过得很开心。就是不知道松柏后来结婚了之后，生的小孩是男还是女。只要一提起“知青”两个字，我经常都会想起松柏。
回想起来，上山下乡当知青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场当时看起来轰轰烈烈，却让不少人的忧思难忘的青春岁月，转眼就成为了往事。
两年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人生中，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永远无法忘记，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符号和故事。
知青，这个渐行渐远的名称和名词，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时代的符号和记忆。因为她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命运和生活，同时也书写与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我不知道几百年以后的历史，会怎样评价和看待那场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以及知青上山下乡给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我知道她影响和改变了我这个被“知青”了的人的生活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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