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是够不上“知青”这个称谓的，因为恕与我一样都是小学毕业，而且还是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严格按照够得上“知青”标准规定的要求，必须是初中毕业的对象才算真正意义的“知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街道上公社“知青办”将“政策”全部调整了，不管你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毕业，甚至因为各种原因小学肄业的人也被称为下乡“知青”的对象，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恕的父亲是街道商店一个卖小百货的售货员，母亲是街道上茶旅馆的服务员。恕在家里占老二，他的上面有一个姐姐，在恕的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比他那个弟弟大了十五六岁。
由于家中姊妹多，父母也都是街道上的店员服务员，工资收入也比较低，因此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而，只要我到恕的家里去，都会看到恕的父亲在家里还是一天两顿都要喝酒。更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就是恕的父亲，吃饭喝酒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餐桌上享受，恕的母亲和他们全体姊妹都不允许坐上餐桌去，一直要等到恕的父亲喝完了酒之后，才可以坐到餐桌上去吃饭。
恕和我同一天下的乡，他对自己当知青没有什么多的想法，也没有想过自己怎么才能够参加工作的事。
在我的眼里，恕就是那种典型的过一天算一天，极其简单的对待自己人生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未来和人生没有任何一点规划设计的人。倒是恕的一些行为和举动，显示出恕是一个脑瓜子比较灵动的人。
有一次大队请了一个烧砖瓦窑的烧窑师傅，大队上安排人去街上割了一斤肉回来招待烧窑师傅。恕到厨房去看到后，悄悄地将挂在墙壁上的那块肉割了一块下来，给煮饭的师傅叫伍大贵说是帮他看灶头上的火，然后就把那块肉放进灶里烧好，包起来拿回宿舍里我们几个男知青吃了。
还有一次也是大队上安排下乡检查生产的公社革委会办公室的潘秘书到知青点吃饭。大队上也到街上去割了一斤猪肉拿到知青点伙食团来搞整。伍大贵师傅本来打算整一个回锅肉，整一个海椒肉丝。恕悄悄地跑去把挂在墙上的肉割了三分之一，包好后带回宿舍里。
伍大贵师傅看到肉好像少得多，最后只整了一个回锅肉，拿了一点肉来烧成肉片汤了事。待伍师傅和大队的人都走了以后，恕才把那一块肉拿出来用煤油炉子煮好吃了。
再一次是大队的养鸭小组赶着几百只鸭子住扎在知青点旁不远的一口池塘边，恕说鸭子下蛋都是在晚上，他看了一下那大队养的鸭子住扎的地方是一个斜坡，晚上鸭子下的鸭蛋会滚到池塘里去，待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从池塘边凫水过去摸鸭蛋。
大概十一点多钟，出去不久的恕果然赤裸着浑身是水的上身，端着一盆鸭蛋回到宿舍。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闷了一大瓷盆的鸭蛋，足足有七八十个，是我自己以前和后来的几十年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的一顿闷蛋。
在我离开知青点后三个月之后，那一年的部队招收新兵放宽了对政审的要求和条件，恕到了部队服役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这也大大的出乎还在知青点的那些知青的预料。
我听说之后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在之前恕连读中学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能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上一名解放军战士了！
在恕当兵离开知青点后，知青点第五个离开的知青是晓，晓是一个女知青。
晓也是我们同一天下乡到知青点的知青，其实晓也是一个被“知青”的人。晓的父母都是小学的教师，家庭成份不好，小学毕业后没有资格读初中，所以小学毕业后先是去一个条件不是很好的山上一个养路道班干临时工，那个时候晓只有十四左右。
晓没有读上初中一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晓的父亲在“文革”初期，被发现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写反动标语，然后被定型为反革命分子后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尽管晓的父亲一直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反动标语，说是黑板上前面写的字没有擦干净，后来他又接着写另外的一句话，隐隐约约让人看到两次写在黑板上面的字成了一句话，然后被有人检举揭发了的。
但是，县上的“群专队”根本不认可晓的父亲说的话。最后仍然给晓的父亲定了罪。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晓对人的防范意识和心理非常强，但凡是有人稍稍提起父亲二字，晓都会觉得是在影射她，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会冒火还击。
晓在看人的时候总是让我觉得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莫名的怀疑与猜忌，表现出来的是对谁都不信任和尊重。
晓离开知青点参加工作是在恕当兵之后快一年多的时间，才离开了知青点的，也就是七九年下半年参加工作的。
晓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街办企业，是搞印刷业务的街办工厂。说是工厂，人却只有十多个人，除了本地的几个老知青之外，还有几个当了八九年时间的与当地农民结了婚没有回到成都工作的成都知青。
说来也是巧合，晓工作的印刷厂就在我结婚后居家生活的房子对面，因此时不时地我就会看到满身但是油墨一脸都是油污的晓端着碗站在她们印刷厂的门市部吃饭。
在晓离开知青点之后的两个月，第六个离开知青点参加工作的人是女知青慧。和晓以及恕我们几个人一样，慧也是被“知青”了的人。因为慧也没有上过一天初中，甚至小学五年级都还没有读完就没有读书了。
那是因为慧在读五年级下期时，有一天心血来潮从家里把母亲的钱悄悄地拿了十元，然后就去爬上一辆货车的车箱到了成都，几天后钱用光了被成都的“群专队”派人遣送回来，遣送慧的人在慧胸面前挂了一个写着“流窜犯”的偌大纸壳牌，让慧颜面尽失，从此后慧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了。
当了知青后的慧，我认识的慧说话做事也看不出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只是偶尔说一些话让人觉得话是假的。但是，譬如知青点需要人自告奋勇地去做饭种菜什么的事时，许多人都瞻前顾后避而远之时，慧往往会自己站出来去做。
我们的知青点与大队茶场是两块牌子一套管理系统，大队茶场的领导也是我们知青的领导。
一天，茶场领导为了不再让知青点去随便砍拿茶场种的蔬菜，就划了几分地给知青点，用来自己做蔬菜地。
知青点的菜地划了之后，原来一些人在知青点没有菜地的时候，积极地争取知青点要有自己的蔬菜地的人，这时候却不想和没有去自己干活种菜吃的行动。慧却时不时地一个人默默地去种蔬菜，一干就是大半天。
人可能就是这样，说得好的人不一定就是做得好的人。
慧参加工作的单位是集体商店里的售货员，后来干了几年后，慧干脆就离开了集体商店，自己去做起了个体户经营的事。
慧参加工作半年后，成都知青松柏也离开了知青点。松柏是我们知青点当知青时间最长的一个知青。松柏当知青下乡是在一九六八的下半年十一月，与几千个下乡的知识青年坐敞篷车敲锣打鼓送到乡下来的。
最先下乡来时还没有知青点，而是一个个落到不同的生产队去，住在生产队的保管室。后来我们去了乡下去了，知青政策发生变化为便于集中管理，要求知青都集中起来在知青点生活和劳动。松柏这才来到了知青点，也是我们知青点年龄最大知青年限最久的知青。
在后来与松柏一起生活和干活儿的时间久了之后，知道和听松柏讲了他下乡后当知青的一些事情和经历。
松柏说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很自由。生产队的社员也不太关注和过分的要求他。可是到了两年后，由于没有多的其他渠道可以得到零花钱，因而松柏时不时地就把口粮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了后，割点肉买点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的口粮就不够吃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经常给生产队借粮食。
开始是一年下来大概要借两个月左右的粮食，到了第二年的粮食分了之后，又从中扣去上一年的借帐。因此就越借越多，生产队的社员慢慢的知道后，久而久之都十分讨厌他松柏了，认为知青松柏他是生产队里的一个累赘，巴不得松柏早一些离开生产队回城去。可松柏又没有办法和门路与其他关系使离开生产队，生产队的人就像嫌臭狗屎一样嫌弃松柏他这个人，到了最后口粮也不愿意借口松柏了。
之后发展到遇到生产队的哪一家人掉了东西，鸡鸭鹅被盗了之后，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他松柏，甚至还追上门来问他松柏是不是偷了他的鸡鸭鹅什么的东西。
松柏还给我说，有一年生产队的保管室发生火灾，眼看就要把生产队的老母猪和几头肥猪葬身于火灾之中，松柏奋不顾身地冲进猪圈里去把那老母猪和几头肥猪救了出来，当时还得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表扬。
可松柏说不知道为什么生产队的人还是不喜欢松柏他，还是认为他松柏这个人是生产队大家的一个累赘和多余的人。
在生产队人们的眼中松柏是这样，在大队知青们的眼里松柏的印象也不太好。因为很多知青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出工干活，而生产队为了防止松柏把口粮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就给松柏定了一个规定，在生产队干一天农活后就到保管室领回一天的口粮，没有干活就领不到口粮，所以松柏只有天天在生产队干活。
而那些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生产有时候就会警告他们如果不干活，就会采取管理松柏一样的办法来管理他们，从而引起了大队其他知青对松柏的厌恶和反感。
大概就是因为大家都离开了知青点，剩下松柏一个人在知青点上，八零年下半年的一天，松柏来到区食品站找到我，说起自己还没有得到回城工作的消息，心情很不好。
我劝他回成都去问一下，给街道知青办的人反映一下自己已经快当了十一年的知青了，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已经不能够自理生活了，恳请他们照顾一下自己回城。
松柏眼睛里噙着泪花说：“刘红，我身无分文，没有钱买车票回家！”。
于是我拿了五块钱给松柏，叫他去车站买一张车票回成都，那时候到成都的客车票是三元五角钱，松柏说他只要三元五角钱。我坚持给了他五元钱，尽管我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六元。
后来在八一年的五月，松柏也离开了知青点回成都工作了。
八二年的有一天，我去成都，在牛王庙二路公共汽车一个站上，上了一趟公交车，上车之后我一眼就看到那个公交车上的售票小哥是松柏，我俩人当时都愣住了。我掏出一毛钱出来卖两张车票，松柏满脸堆着笑容对我说：“刘红，这票你就不买了，我办招待！”。
我们两个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成都人民商场的地方，我下车后车开了好远好远，还看着松柏伸出他的头望着我不停地挥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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