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有希望看到政策变化之后，就有回城参加工作的机会，我和知青点的知青们一样，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心奋。
特别是一九七七年春节期间，挂在知青点会议室墙上的广播喇叭和乡场上的高音喇叭反反复复地播放着《论十大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感觉到时代发生变化的气息渐渐地慢慢地向我们走来。
到了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政策上允许知青回城的口子渐渐地拉开了。知青点的知青们，有的虽然还是天天在早出晚归干活儿，可一到晚上就加班加点地复习高考的知识。有的人白天干完活，收工之后就往家里跑，一是打听政策变化的事情，二是要求父母出主意想办法把自己弄回城，再就是要父母托关系找人帮忙给自己安排工作。
大概是在四月底，第一个离开知青点找到一个工作的人是知青点的一个叫纺女知青。纺是我们知青点为数不多的两个正儿八经读了高中毕业之后，下乡当了知青的人之一。刚刚到乡下的时候，纺是我们知青点的理论政治辅导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青点的“点长”。
但是纺虽然是高中毕业的“知青”，可不知道她在学校里是如何读书学习知识的，写的“大批判”文章贴在知青点会议室的墙上之后，大家看了之后差一点把尿都笑了出来。完全是照抄照搬报纸上的话，连地点和语气一个字和标点符号都没有变化地落上自己的名字，就贴在了墙上。
有一次她解释“持之以恒”这个成语时，纺竟然说这个成语是形容一个人男盗女娼作风不好，道德品质极其的败坏的成语。
在写领袖去世的悼念文章时，纺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抄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有一天晚上站在金水桥上手握钢枪，守卫着天安门，凝视着天安门上领袖的像，眼泪淌到了金水河上，搞得知青点的我们一个二个知青都洗刷她说好羡慕她！
纺在当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的时候，红得发紫的她还提交过入党申请书，只是后来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她不是一个真正有文化水平和涵养的人，加上纺有一些说假话，所以递交的申请也就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因为纺的父亲是起义投诚人员，在战场上身体受过伤，纺得知到可以退休顶替参加工作的政策后，跑回家要求自己的父亲向组织提出自己的身体健康原因病退。组织上批准了纺的父亲办理了病退手续，纺就因此而在知青点成为了第一个参加工作的人。
只是纺的工作单位不是让人很满意，纺是安排街道上的茶旅馆工作，白天干倒茶掺水的活，晚上干经营旅店的事。唯一让人的感觉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农业户口的人，吃上了城里的口粮如此而已。
知青点第二个离开的知青也是一个女的知青，大概是在纺参加工作后的两个月后离开知青点的。只不过这个女知青是考上了省内一所省属中专学校。
这个女知青也是我们知青点里第二个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知青，因为这个女知青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然后下乡当的知青。
这个知青本来不应该下到我们知青点的，她的户口原来在另外一个县，由于她的姑姑在我们当知青的街道上工作，可能是通过做了知青办的工作同意后，才安排进了我们知青点来的。她比我们下乡的时间晚了三个月左右，一个人来到了知青点的，而我们其他知青都是同一天集体到的知青点。
这个第二个离开我们知青点的女知青，刚刚来的时候很少说话，成天板着面孔，一副很清高自傲的样子。后来大家才得知她的父亲在北京一个较有影响力和名气的国家单位工作，有的人说难怪她让人感到不好接近和说话。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知青点人都渐渐地意识到那个纺是一个没有高中毕业但是确没有任何地方的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真正的文化知识水平可能就是的一个小学毕业多一点点的人，因此大队党支部书记经过了解和比较，就把纺的知青点政治理论辅导员给免了，换给了后来的这个姓郑的女知青。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姓郑的女知青在知识上确也是比那个纺高出了不是点把点的水平。在郑当了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后，每天晚上吃了晚饭后基本上都是组织知青学习。
在接替了知青点的政治理论辅导员之后的不久，郑又被安排为大队的水稻制种技术员。这件事让知青点的知青们很是羡慕，大家并不是说她当上了水稻制种的技术员，而是觉得她干上了技术员后，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必要跟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太阳当顶的时候可以回到知青点自己的知青宿舍里去看资料，早上大家都一早起来去田间地头干活儿的时候，郑她却还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待大家干完早活回到知青点洗漱后吃早饭的时候，郑在已经吃了早饭之后才一个人慢慢腾腾的去看她负责的水稻制种基地。
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水稻制种技术不成熟和她本人没有把控掌握好授粉时间与温度的原因，那一年郑负责技术和管理的大队十七八亩水稻制种，一共收获了十多斤不到二十斤的水稻，可堆成了小山似的水稻秕壳，把知青点的整个院坝都占完了，最后拿去打成糠喂猪才算了事。
除此以外，郑还三天两头地到公社去参加理论辅导员的培训，一看到郑净干些不费力气不晒太阳不下田的轻松活，把知青点的知青特别是那个纺羡慕得呀那个心都痒了。
后来听说郑也像当初的纺一样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就在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后，有人说纺在外面造谣中伤郑作风有点儿问题，郑的入党积极分子就停止了资格，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我写一份代表知青点意见的证明材料，交到公社知青办。交上去后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有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但是，郑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事直到恢复力高考制度她考上了中专离开了知青点，都再也没有了下文。
郑离开知青点的时候，知青点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欢送和高兴的样子，一切都是清清冷冷淡淡的继续进行着，就像大家没有看到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
我是第三个离开知青点参加工作的人。
一九七八年的六月底的一天，我从黑龙滩东风渠扩建工程指挥部清水团部回到知青点，看到知青点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一点原来那种勃勃生机的感觉了，二十多间知青宿舍，到了晚上只有几间屋子里有灯光亮着。
纺回去工作了，郑参加了高考后也回去等通知了，其他的人大家的心思都在想着自己怎么能够回到城里参加工作。
那天晚上虽然天气很闷热，但是我和成都知青吴松柏两个人挤在一起，一面不停地挥舞着手驱赶嗡嗡叫着的蚊子，一面说着如何才能够回城工作。
松柏说他已经当了八年多快九年的知青了，回城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读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已经再结了婚，继母是凉山的人，父亲因此调到了凉山去工作，家里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为了帮衬他松柏，还在成都东风面粉厂去打临工。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帮助自己解决回城工作的门路和关系，只有听天由命等机会。
我听了之后劝他想开一点，好在是现在我们总有一个盼头，原来提的并且喊得震天响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喊和提了。
我还给松柏提到，七六年的十月他松柏就预见了说知青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的事情。
他笑了笑说那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不是一个好政策，既然上面的人发生了变化，那些政策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天晚上我和松柏一起一直唠叨到两三点钟才睡觉。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回到街上，母亲给我说昨天下午，区食品站的站长也是我父亲的同事刘仲成，到家里来说他已经从区供销社调到新成立的区食品站去当站长了，上面给了区食品站十八个招工指标。刘站长说他准备把我招到区食品站去，问母亲有什么想法。
母亲给我说她很感谢刘站长，说愿意到区食品站刘站长领导下工作。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高兴，左盼右盼终于盼来了招工的消息。
后来大概在七月中旬的一天，区食品站的主办会计杨时俊（也是我父亲的同事）来到我家，给我母亲说如果招工到了区食品站，他准备给刘站长建议把我安排在区食品站做统计工作。
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抑制不住她内心的激动说：“刘红呀，我们一家都遇到了好人了！你一定要把工作干好，来报答你父亲这些老朋友喔！”。
然而，就在我们一家高兴的时候，有一天刘站长又来到我家说，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国才对我招工到区食品站工作有意见。
刘站长离开的我心灰意冷的我到街上去走的时候，恰巧看到了李主任，因为他也是我父亲的同事。于是我就走上前去给李主任说，请他同意我招工到区食品站工作。
李主任板着面孔说：“刘红，你当了几年知青？”。
我回答说当了两年知青。
他说：“两年知青？！你知道别个江蛮蛮当了几年吗？她当了八年！”。
看着李国才主任那个表情和说的话，我无语地离开了。
后来还是刘仲成站长去给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国才说，如果把同意招我，那他就不在公社招一个人，把招工指标放给其他公社。
这样，公社才同意了招我到区食品站工作。
七月二十号，公社的革委会秘书潘清泉通知我母亲去领到一张招工表后，母亲打电话把我从东风渠扩建工程指挥部清水团部叫回家，第二天我拿着招工表跑回生产队盖了章后，又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那里去盖好章，马不停蹄地把招工表送到公社潘秘书那里，盖好章之后，又送到区食品站杨时俊会计那里。
隔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了招工通知书。八月五号我带着户口到区食品站报到结束了两年的知青生活参加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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