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召开，昆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到处大兴土木。
世博会对昆明的影响众所周知，城市变化翻天覆地，不仅体现在留下了一座世博园、一个世博集团、一条园博路，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昆明仍旧或多或少停留在对世博会的美好追忆中。
世博会举办的半年时间里，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全国发出的世博专列不断抵达昆明，游客对世博园赞不绝口，对花团锦簇的昆明艳羡不已。在一百八十四天会展期间，有五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百一十五个外国使团和国际组织前来参观考察，累计接待游客九百五十万人次。世博会之后，昆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万方来会、游客如云，各方好评如潮的盛况。
城市漂亮了，世博会成功了，昆明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以至于后来发展缓慢，人们总是不忘拿它跟世博会期间的荣耀相比，动辄感慨：当年开世博会比这好多了……
对昔日荣光的过度留恋，反映的其实是对现实的不满。正是因为眼下昆明的发展不如人意，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对世博会的美好怀念。人们怀念世博会，是纪念一段朝气蓬勃的日子，是为眼下甘居末流的现状痛心。
法院受理了侵权官司。法院通知报社领立案通知书。作为当事人，法院要求我亲自去领“传票”。
大观路是一个黑单车集散地，这些车都是别人偷盗过来再骑到这里销赃的。日久天长，形成了固定的交易市场和产业链。卖黑车的公然在那儿叫卖，似乎也没人去管。
陆陆续续挣了一些稿费，我到大观路上的黑车交易市场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车很好，是一辆有五档的赛车。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辆“车”。
自古逢秋悲寂寥。一代代骚人墨客，游子思妇，每到此时，常不免愁绪满怀。中秋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天上下着秋雨，打在身上冷冰冰的。我骑着这辆黑车一路走一路问山西区法院往哪儿走。
报社已经和法院联系好，并开具了介绍信给我。
路上，内心惶恐不安，泪水合着雨水，悲愤交加，想想为了五十块钱的稿费把自己玩进去真是划不来。从来没有进过法院，对法院也很陌生。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官司缠身。就为了发稿率，就为了苦几十块钱的稿费，就为了追求革命理想高于天，就为了探求事件之后的本源，就为了当事人那双渴求的目光，把自己玩进去了。现在的祈愿，就是善意的揣想法院总该是庄严神圣说理的地方，总能还我于清白。
生平第一次打官司。没有任何人可以帮自己。夜幕笼罩下来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法院。法院一位姓熬的法官还在办公室等我。他说，报社已经联系好了，说我要去拿传票，要不他早下班回家了。
熬法官告诉我，好好准备应诉，法院审理案件是靠真凭实据。他传递给我正能量，打官司不丢人。他是这个侵权官司的主审法官。
从法院拿着传票出来，我才仔细看了一下马街全貌。
山西区法院位于马街。马街实在太破落。路的两旁，很多农民冒雨在地里拾掇。沿路机动车很少，牛车马车很多。人烟稀少，街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怎生一个脏、乱、差了得？路旁房屋低矮破旧，人力三轮车、马车随处乱停乱放。那不是城，而是集市。逢赶集的日子，周围村民赶着马车拉着山货上街交易。这与云南广袤国土面积上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交易没什么区别。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土地供给决定了货币供应量，用自己土地上长出的物品换取日常开销所需的货币。
阴雨连绵，细雨霏霏，黑云压城，有如我的心情。回到学校天已经黑了。
又冷又饥，但没有食欲。
八十万元？这是多大的一笔钱。垒起来有多高？八千元都没在手里数过，何况是八十万元？
第二天报社社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官司的事不要着急，好好读书，还是照常到报社实习，报社会给我作主的。可能是为了安抚我，也或许真心付出得到了回报，社长郑重地告诉我，希望毕业后选择留在民族时报社工作。
感谢我遇到的都是好人。一位师哥在供职的报社写了一篇“揭丑”文章，被村民小组以失实为名，告到法院，要求报社和他共同赔偿十八万元的损失。这家报社的老总告诉这位师哥，“自己去处理，文章是你写的。”这位记者也是一名有正义感的穷记者，又焦又急找到我，向我“取经”。我告诉他，沉着冷静，认真梳理采访始末，有录音有当事人接受采访时的证据、签名最好。退而求其次，报社是第一被告，你是第二被告，报社负主要责任，你负连带责任。果不其然，最后报社出面言和，这位年轻记者一样事情也没有。
新的学期开学，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一边在《中学生》实习，一边继续在《民族大世界》实习，坚持在《春城早报》上发表各种“豆腐块”。
这时，朱镕基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同《焦点访谈》的编导、主持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题写了十六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喉舌”的概念。由此，“喉舌论”被掀开了崭新一页，政府更加重视舆论宣传，更加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观、新闻观。
朱镕基总理的讲话，对我、对报社都是重大利好消息，对全国所有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也是群情振奋。如果换在股市的话，第二天，行情肯定大涨。
也正因为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1998年前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办得最好”的，每年批评性报道占到全年播出量的一半以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点访谈》成了全国正义的化身。各新闻媒体纷纷效仿，不同程度推出“今日特稿”“特别报道”“焦点新闻”“焦点追踪”等等醒目栏目、重点打造版面，各家新闻媒体将其视为最大的卖点，都舍得花钱去包装。被老百姓称之为“曝光”的批评性报道在这一时候扮演着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引导着社会和公众建立起一种对社会的信心，督促着政府重构新型社会秩序，结果是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害怕，让好的政策得到保护坏的规定得以修正。这对转型升级的中国是有利的，对推动学习型社会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改良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百利而无一害，有效扩大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舆论监督迎来了最好的与时代同行的步伐。与《焦点访谈》并驾齐驱的，还有《中国青年报》办的《冰点》栏目，一度成为纸媒们舆论监督的排头兵。据说在《焦点访谈》《冰点》办公楼前，每天都排着两条长龙，一条长龙是拿着钱“攻关”的“强势群体”，请求不要公开报道有话好商量；另一条长龙是上访反映问题苦大仇深的“弱势群体”，请求媒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民本温良，何以至此？
报社这段时间加强了学习，为迎接官司做了很多努力。一是为了胜诉的把握性更大，深入学习中央领导关于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二是收集全国各地类似新闻官司的案例，研究判决结果，从中受到启发；三是决定重金聘请知名律师代理本案，认真采集证据。在报社副总编辑的带领下，前往律师事务所，请当时全国十大名律师之一的马律师代理本案。
报社的副总编辑和马律师同是北大校友。马律师是法律系的，报社的副总是中文系的。两人从校友的角度拉家常，然后才切入到正题，请他担任本案的律师。
八十万的官司没有请动马律师代理。此时的马律师，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为一代烟王、玉溪卷烟厂原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案辩护。但他安排了两个最得力的助手代理本案。在马律师的关照下，按起诉标的额，给予了代理费的最大优惠，报社请了一名律师，为我又请了一名律师，总共花了两万六千元，报社统一用支票支付。
请了代理律师，我们搜集了很多证据，但最为关键的受骗学生的笔录一份也没采集到。于是，在原定开庭时间的基础上，报社请求法院延期开庭。
法院应允。
官司缠身的消息从省城传递到家乡，近三百公里。走完了高速走柏油路，再经过弯弯曲曲、颠簸不平的乡间小道，一传二二传三，我写新闻引来了八十万元侵权官司的信息在闭塞的家乡炸开了锅，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提心吊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土改、文革时的痛楚让他心惊肉跳。他实在焦急难耐，通讯又不畅，不得已给我写了一封信。
吾儿：
别家很快一年，你又增长了一岁。黄金时间真快呀，但在这里，父母给你提个建议，望你好好参考。双亲意见是望你好好读书才是出路，现在你虽然挣着一些零用钱，只是眼前的欢喜。把自己的专业混过去，将来会吃亏。听人说，你写文章到处寄，又到各地调查采访。这种情况，你要注意，有些时候会犯错误。采访和调查是两回事，我们本身是农民，只要安心干活，天塌下来有长汉撑着。现在社会很复杂，世事说不清楚，望你一心学自己的专业，把专业学到极致，把本领练到极致，明年找工作少碰钉子。
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久打算都已经包括其中，没有遗漏了。儿子，你要知道，古言有句话说，一般太平日子，你朋友我兄弟，可是只要社会有大变化，就找出头的人，这种情况，我已经走过太多了，希你好好考虑，不再多说。
收到回信。
父
1998年11月11日
接到父亲来信，官司正“黑云压城城欲摧”，呼吸显得异常沉闷。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细细一想，悟出了父亲信中所说的部分道理：调查和采访不是一回事儿。
我立马写了一封信过去。告诉他不要为儿子担心，我自有分寸。早在十月份收到一封侄女写的信，告诉我说父亲在假期里病得厉害，但为了不影响我上学，一直不让家里人告诉我。大病初愈，听说我在报社“到处写文章”，对于吃过旧社会不少苦头的父亲一听急了，担心哪一天社会又重蹈覆辙，首先遭殃的又是“知识分子”。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给与父亲年纪差不多的淳朴憨厚的中国最伟大的知识阶层多么残酷的打击啊，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社会给他们造成的心理恐惧和肉体上的伤害，以至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还用当年受过的苦来教育自己的后代。
我给父亲的回信里，告诉他别来无恙，担心他老人家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写字的时候，有意识尽量一笔一画地写，以便父亲看起来不吃力。可终究不放心，又写了一封信给侄女，叮嘱她收到信念给父亲听。
陆续挣了一些稿费，我开始陆续每个月给父亲寄一百元回去，让他们改善一下营养膳食。
我告诉他家里的几亩簿田，能不种就不要种了，该租的租，该送人的送人，只要够吃即可。父亲终归没有听我的。近七十岁的年纪，咬牙一直将家里的四五亩地种了下来。
父亲中年腿部受过重伤。随着年岁增高，腿疾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天气忽变，更让他疼痛难忍。一个淅沥的雨后，徒步走了十多里的山路，到省城读书的表妹家里，详细询问事情的经过。
山路十八弯，山势陡峭，几近垂直，地势险峻，路径狭小，丛林荆棘交替，上一个急坡会出现一个小平台，平台大小不一可以稍事休息，上到半山腰，云雾缭绕，云和天仿佛触手可及。二十集电视剧《商贾将军》、电影《七月流水》，剧中山谷实景就取材于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
父亲是伟大的，天下所有父母无一不是伟大的。他们为了儿女，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异常轻薄。父亲一辈子与土地为生，不懂得用绵延亲柔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懂得用自己的行动去表示对儿女的关爱。
淳朴、善良、厚道、博大是父亲一生做人的胸怀。
父爱无声！
大爱无言！
忙碌和恐惧中又到了年底。期末考完，报社司机开着新闻采访车带着律师和我到边境一带找受骗学生做笔录。此行还算顺利。
《民族时报》是民族宗教系统的行业报，属民宗系统的机关报，在系统内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径直到各县的民宗委，请他们按图索骥，依提供名单上的家庭住址给我们带路。没费什么力，很顺利地到各个村寨找到了学生。孩子的家长见到律师心里很紧张，做完笔录，要请孩子签名按手印时，不配合，出现了逆反。
律师费了很大的口舌，才说服这些家长，勉强同意签名按手印。
年迈的父母用尽一生经营的家，都在盼着儿子回家。回家、回家、回家……离家的人才懂得家，离家的人才会想家。饥饿、贫穷、富足，身边的激动和遥远的梦想，推着我们走，牵着我们跑，从乡村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从一家到另一个家。
无论如何我得回家过春节，去向父母详细说明八十万官司的进展，打消他们的疑虑。
取证回来，时间已经是腊月廿六日了，再过三天，中国人隆重传统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已经整整一年没回家了。
甚是牵挂家中的老父老母，就像他们牵挂着我一样。
腊月廿七日，我买了火车票，站票。在又脏又乱的火车上颠簸了一个整夜，天亮时分，到达了家乡的小县城，又经过一个白天的蹂躏，夜幕降临，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
之前，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大概回家的日子。似乎这次我回到家，他们没太多意外。临近年关，特别是第二天就是除夕，在他们的心中，在等了若干个不眠之夜后，他们坚信，腊月廿八日，我一定能平安到家。
一年没见的家是个什么样的家呀。墙壁上有钟馗捉鬼的画，挺吓人的。蜘蛛网布满了屋角四周。家里用的是电灯泡。昏黄的灯光如豆。看上去到处模糊一片，漆黑一团。我猛地感觉到鼻子一阵酸楚。
一年没见，父母苍老了很多，也瘦削了很多。
父亲和母亲佝偻着身体。父亲一米七的个头，在生活的重压下，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临界点之间，已经有了严重的钝角。
母亲裹小脚，行走困难；身体不好，她的头摇摇晃晃不能自抑，又黑又瘦地坐在低矮的板凳上，整个人看起来缩成一团。
伟大的父亲、母亲现在如此真实地坐在我的面前，我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和泪呀？！难过？悲伤？猝不及防？心理落差？无以言表。
就是这样的光景，母亲还是忙着给我洗菜做饭。
父亲则仔细端详着我。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是，家里惨淡的光景与我的期望还是大相径庭。
父亲一辈子没有说出惊天动地的话来，但他用平凡的话语表达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他说，人存活于世的方式有多种，第一种是像一株载歌载舞的蒲公英，看似幸福手舞足蹈，却飘忽不定见风使舵没有立场。第二种是像草一样吸收雨露阳光，可长不大，一生被人踩。人们不会因为你被踩了痛苦了怜悯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你。第三种是像松树一样的生长。只要有一粒种子，即使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依然不怨天尤人，顽强地吸收养分长成参天大树。
父亲用平白的话语，和我交流探讨着生活的真善美，向我传达着做人的哲理。
父亲教导我，人死不能复生，节令不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做其它工作也是一样的道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世上无难事，要学会正确的面对生活，做生活的强者。不要问结果，心中坚定对的事就勇敢去登攀。
他用淳朴的处世原则和方法，让我深刻理解和体悟到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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